卵巢恶性肿瘤患者诊治中的抗凝问题

健康   2024-12-16 00:01   广东  

转自中国使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本文刊登于《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24,40(11):1061-1065

DOI:10.19538/j.fk2024110102

【引用本文】邢一春,吴妙芳,林仲秋.卵巢恶性肿瘤患者诊治中的抗凝问题[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24,40(11):1061-1065.




作者:邢一春,吴妙芳,林仲秋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2403264);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2024A1515013004;2023A1515012647);广州市临床重大技术项目(2023P-ZD12)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妇科肿瘤专科,广东 广州 510120

通信作者:林仲秋,电子信箱:lin-zhongqiu@163.com

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是一种常见的血管疾病,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in thrombosis,DVT)和肺血栓栓塞症(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PE)。肿瘤相关静脉血栓栓塞症(tumor-associated venous thromboembolism,TAVTE)指恶性肿瘤患者合并VTE,发病率约4%~20%,占首次发现VTE病例的20%~30%。恶性肿瘤患者是VTE的高发人群,VTE的发生率比非肿瘤患者高4~7倍。TAVTE不仅是恶性肿瘤的严重并发症之一,也是导致恶性肿瘤患者死亡的常见原因。卵巢癌是VTE的高危人群,有数据显示卵巢癌手术患者VTE发生率高达39%,PE发生率约6.8%[1]。接受化疗的卵巢癌患者VTE的发生率约13.3%~27.0% [2-3]。研究表明,VTE与卵巢癌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4],如何在卵巢癌诊治过程中使用评估工具进行筛查VTE并尽早进行预防和治疗,是降低其发病率和危害的重要手段,也可改善卵巢癌患者的生存预后。

1 VTE发生的时机


40%~60%的VTE发生在住院期间或住院后3个月内。接受手术治疗的妇科恶性肿瘤患者中,超过75%的VTE发生在术后7 d以上[5]。VTE可在术后24~72 h内开始出现,但通常直到6~15 d后才出现明显临床表现。接受卵巢癌细胞减灭手术的患者,发生VTE的风险可能持续到手术后4周以上[6]。

2  VTE的高危因素


Peedicayil等[5]研究提示,卵巢癌、住院时间超过5 d或既往有VTE病史的患者发生临床VTE的风险最高。Ebina等[7]认为,D-二聚体升高和透明细胞癌是预测卵巢癌患者发生DVT的独立因素。使用贝伐珠单抗和顺铂是增加VTE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8]。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癌症相关静脉血栓栓塞疾病指南将恶性肿瘤患者发生VTE的高危因素分为3大类[9],总结如下。见表1。


3  VTE风险评估工具


目前临床可用的VTE风险评估模型有许多,常用的有Caprini评分[10]、G-Caprini评分[11]和Khorana评分[12]。其中Caprini评分适用于接受手术的患者,G-Caprini评分是目前惟一一个适用于妇科肿瘤手术患者VTE风险评估的模型,而Khorana评分是根据临床和实验室指标预测恶性肿瘤化疗患者发生VTE风险的模型。


3.1  Caprini评分  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是评估VTE风险最常用的工具之一,将多种临床情况根据表2赋值0~5分,计算出总分,0~1分为低危,2分为中危,3~4分为高危,5~7分为极高危。缺点在于非手术患者不适用,以及对于高危患者,无法区分PE风险和DVT风险[13]。

3.2  G-Caprini评分  根据Caprini评分,妇科恶性肿瘤腹腔镜手术患者多数为VTE高危和极高危(恶性肿瘤2分,腹腔镜手术2分,中心静脉置管2分)。然而一项多中心研究表明,子宫内膜癌和子宫颈癌的微创手术后VTE的发生率仅为0.5%[14]。提示对于妇科手术患者,Caprini评分系统存在一定偏差。由我国学者提出的妇科手术患者专用的G-Caprini风险评估系统(表3),评分0分为低危,1分为中危,2分为高危,≥3分为极高危。从分值表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接受手术治疗的卵巢癌患者至少为中至极高危。

3.3  Khorana评分  由Khorana等2008年提出,是肿瘤化疗病人适用的评分系统。见表4。评分0分为低危,1~2分为中危,≥3分为高危。评分≥3分时阴性预测值为98.5%,阳性预测值为6.7%。


建议所有入院患者常规行VTE评分。恶性肿瘤患者常规筛查D-二聚体和行下肢血管加压超声检查,手术患者特别是卵巢癌在术后第1天常规行D-二聚体检查。术后数值超过5mg/L者,推荐复查下肢血管加压超声。D-二聚体是纤维蛋白复合物溶解时的降解产物,具有敏感度高的特点,可用于急性VTE的筛查。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具有较高的敏感度、特异度和临床可及性,是临床最常用的诊断和筛查工具。我国专家共识[15]推荐使用简化版Wells评分标准≥2分(表5)或简化版Geneva评分标准≥3分(表6)提示可能PE。



上皮性卵巢癌好发年龄为50~70岁,根据表5和表6评分标准,多数接受手术治疗的上皮性卵巢癌患者可评为可能PE,但是数据显示卵巢癌术后PE发生率仅约6.8%[16]。当出现不明原因的气促、心动过速、动脉血氧饱和度下降时,应注意排除肺动脉栓塞,及时行CT肺动脉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pulmonary angiography,CTPA)[17]。笔者单位常规对于妇科恶性肿瘤手术患者,特别是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后出现动脉血氧饱和度低于0.90,即使无D-二聚体明显升高和双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也会首选CTPA排除肺动脉栓塞。

4  VTE分层管理


根据检查结果是否有VTE以及模型评分风险等级,对患者进行分层管理。


4.1  无VTE的高危患者  对于预测模型评分为高危的患者采取预防措施,可降低50%~70%的VTE发生率[18]。国内外指南均将药物性血栓预防列为首选推荐方案: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ASCO)[19]和NCCN[9]推荐除了出血高风险患者之外的所有癌症患者从入院后至手术前10~12 h可使用肝素(unfractionated heparin,UH)或低分子肝素(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LMWH)预防VTE,术后6~12 h排除术区出血后应用7~10 d,高危患者延长至术后28 d。肿瘤相关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与治疗指南(2019版)[17]对于出血风险较高的肿瘤患者推荐使用低分子肝素,口服Xa因子抑制剂如利伐沙班是可替换方案。有药物禁忌的患者,NCCN指南、妇科肿瘤患者围手术期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的专家共识[15, 20-21]等推荐使用机械性预防。机械性预防首选间歇充气加压仪(intermittent pneumatic compression,IPC),IPC不可及或不能接受时选用梯度压力袜(graduated compression socks,GCS)。国内外指南和共识推荐汇总见表7。

4.2  出现VTE的治疗  PE和DVT的危害程度不同,治疗也需区别对待。卵巢癌细胞减灭手术范围大、出血风险高,术中多数行深静脉穿刺置管。术后辅助化疗的患者,为减少抗肿瘤药物外溢风险,需行输液港或经外周静脉中心导管植入术(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PICC)。中心静脉导管(CVC)的应用增加,也导致了导管相关血栓的发生率上升[22],其中,PICC相比输液港和CVC更容易导致VTE发生[23]。

4.2.1  PE的治疗  对于确诊PE的患者,应根据PE的严重程度进行相应处理。多数PE发生在术后,抗凝治疗的选择应注意出血风险,建议由血管外科或呼吸内科主导临床处理,根据病人出血风险和有无抗凝禁忌选择抗凝治疗、溶栓、栓子切除术或下腔静脉滤网置入术[17,24]。妇科肿瘤专科医生应掌握PE的严重指数(表8),识别高风险患者,特别是吸氧无法纠正的低氧血症,甚至是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高危PE,及时启动PE治疗,这对于避免PE导致的死亡事件、改善患者预后有重要的意义。建议对于CTPA提示小分支肺动脉栓塞、生命体征稳定的患者,在排除抗凝禁忌后首选LMWH治疗量抗凝,同时请血管外科指导调整用药。而对于低氧血症、生命体征不稳定的PE患者,开通绿色通道请血管外科和重症监护科紧急床边多学科会诊制定治疗方案。

4.2.2  不合并PE的DVT治疗  因UH剂量个体差异较大,使用时必须监测凝血功能,UH可引起血小板减少症(hepatic induced thrombocytopenia,HIT)[25]。维生素K拮抗剂(如华法林)需根据监测凝血的国际标准化比值调整给药剂量,治疗剂量范围窄,且药效易受多种药物和食物的影响,多作为长期抗凝治疗的主要口服药物。而LMWH出血不良反应少,HIT发生率低于UH,使用时多数不需要监测凝血,安全性更高[24]。因此,对于术后的卵巢癌患者,推荐首选LMWH用于治疗不合并PE的DVT。当需要院外用药时,由于LMWH需注射,便利性欠佳,特定的口服直接Xa因子抑制剂,如利伐沙班可作为替代方案。用法用量总结见表9。

4.2.3  导管相关性血栓的治疗  确诊存在导管相关性血栓者,不建议常规对病人采取制动措施,若无抗凝禁忌,建议按表7方案抗凝至少3个月或与放置CVC(包括输液港和PICC)时间相同。因为这部分患者抗凝时间较长,且中心静脉导管血栓多数为化疗期间发现,推荐首选口服直接Xa因子抑制剂如利伐沙班。在导管相关血栓治疗的过程中,导管移除不是必需的,当考虑导管相关性感染、功能障碍或不再需要导管时可考虑移除导管,应避免在血栓急性期拔除导管(以降低血栓脱落引起肺栓塞)。部分抗凝无效的患者可考虑导管接触性药物或机械溶栓[26]。


卵巢癌患者是VTE的高危人群,手术时间长、术后卧床、化疗等因素会增加其VTE发生风险。“成大业若烹小鲜,做大事必重细节”,倘若顺利经历数小时肿瘤细胞减灭手术的病人,最后倒在VTE特别是PE这一隐形的“拦路虎”下,功亏一篑,势必令人扼腕叹息。调查数据显示,只有50%的肿瘤外科医生和5%的肿瘤内科医生在癌症患者临床诊疗中常规使用VTE预防[27]。妇科肿瘤医护人员均应充分认识卵巢癌相关TAVTE的高危因素,在卵巢癌诊治的过程中重视筛查和预防,及早发现和处理DVT和轻症PE。早发现高危PE、及早启动多学科抢救,对于改善卵巢癌患者预后具有临床意义。(参考文献略)


编辑:李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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