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即政府官员在任内的工作成绩。这是时下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因为它与干部的升迁荣辱紧密相连。
其实，细究起来，此古已有之，不绝史册。“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战国策》留下的这番话，就是讲的政绩。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商鞅法行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这也是讲的政绩。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岳阳楼记》此语还是讲的政绩。
相比较起来，窃以为司马迁的“政绩观”似更值得借鉴，也更能给我们以启发。
“民大悦”，是司马迁“政绩观”的第一个标准。司马迁把“民大悦”而不是“官大悦”、“上大悦”当做政绩首要标准，在当时那个社会十分难能可贵。就是在今天，也不是每个官员都能做到的。因为政绩历来就是五花八门，时而真假难分，缺乏一个科学合理的衡量标准。旧日且不论，就说时下，政绩的花样就不少。比如修什么什么大棚，建什么什么一条街，构筑某某大世界，上马某某亮丽工程，搞这种那种达标，建这个那个城的，诸如此类，到底算不算政绩，由谁来判定？在不少地方都成了一笔糊涂账，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被装进政绩的口袋，甚至于涉嫌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的事也都成了政绩，让老百姓一听政绩二字就害怕。实际上要按司马迁的“政绩观”来衡量，问题也很简单，判定政绩的真假良莠，关键在于是否给老百姓带来实惠，是否使“民大悦”，否则，不论搞得声势多大，再有轰动效应，领导再满意，只要人民不满意，这种政绩就只能打入假冒伪劣之列。
“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是司马迁“政绩观”的又一个标准。“道不拾遗”，是指良好的社会风气，“山无盗贼”，则是指安定的社会治安环境，这实际上讲的就是精神文明建设。古人司马迁都懂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个道理，知道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可如今我们有些领导往往片面地把政绩等同于上项目，终日只知道跑贷款，醉心于搞工程建工厂，眼睛只盯着产值排名，而对精神文明建设却不重视，甚至任其一些丑恶现象、违法行为放任自流，不管不问，结果使得当地社会治安混乱，风气败坏，黄赌毒猖獗，人民群众没有安全感。这样的干部，真可谓连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都不如。
“家给人足”，是司马迁“政绩观”的第三个标准。这是讲的物质文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说到底，首先要让属下百姓吃饱肚子，穿暖衣服，住上房子。对于今日之官员而言，就是使群众由脱贫而温饱，由温饱而小康，由小康而发达。只有这样，搞民意测验时，老百姓才会举双手拥护你，投给你满意一票。可惜，现在我们有些官员，只关心自己的仕途，乃至为了升官发财，不惜牺牲群众的利益，搞一些劳民伤财的所谓“政绩工程”。也有一些官员，在他们为官一任的地方，一些困难群众甚至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自己却坐着豪华轿车，住着高档房子，他们“家给人足”了，一些百姓却“家贫人困”，说来令人气愤。
司马迁的“政绩观”，倘若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既讲物质文明，又讲精神文明，还把“民大悦”即“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放在头等重要位置。这等真知灼见，出自一位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古人，实在让人敬佩不已。难怪后人对《史记》有“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评价。看来，当年太史公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自诩，还真不是吹着玩的。
窃以为，司马迁的“政绩观”作为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时至今日，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继承发扬。如果我们的官员，都能做出司马迁所讲的那样的政绩来，就实在是老百姓的福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