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海瑞传》列举了中国古代的三大刚劲直谏之臣：汉代汲黯、宋代包拯、明代海瑞。后二人由于演义小说和戏曲影视的渲染而广为人知，汲黯在当今社会的知名度则“黯然失色”。如果细究他们在历史上的影响，应该说汲黯更为人所推重。
汲黯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是黄老思想的实践者，更是敢于直谏的名臣。汉武帝固然是位事功显赫的名君，但其刚愎自用的性格也是尽人皆知。在他面前敢于直谏的人为数不多，汲黯就是这样凤毛麟角的人物之一。我们只需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汲黯进谏是如何不为皇帝“留面子”。当时，汉武帝正在大力征召儒师，为了标榜自己推行儒家“王道政治”的诚心，而时常在群臣面前声言准备做“仁义”之事。汲黯深知汉武帝的为人，就在朝堂之上嘲讽他：“陛下内心充斥着欲望而表面上硬说要施行仁义，怎么可能真正仿效唐尧虞舜的治国之道！”搞得汉武帝勃然大怒，退朝之后，还余怒未消地对身边人说：“太过分了，哪有像汲黯这般戆直的！”同僚中有人“开导”汲黯要懂得人情世故，说话要给皇帝预留台阶，汲黯却不肯“领情”，依然坚持自己的仕宦原则：“天子设置公卿辅弼之类的大臣，难道是为了让我们阿谀逢迎君主的意旨，而陷君主于不义吗？况且我已经身在官位，纵然我有爱惜身家性命的念头，也不能做出污辱朝廷的事情来！”
汲黯对以阿谀逢迎而得到汉武帝赏识的人嗤之以鼻。齐人公孙弘，由儒师而贵为丞相，成为尊崇儒术的标志性人物。他保官有术，在朝廷议事时从来不肯发表与皇帝不同的看法。有时，他对皇帝的某些决断本来也有异议，并且私下与汲黯等大臣约定要共同向皇帝诉说真实的想法，但是只要到了汉武帝面前，公孙弘就改变了态度，背离了事先的预约，改为完全顺从皇帝的意旨，与汲黯等人唱起了反调。汲黯为此大为恼恨，他当场批评公孙弘说：“齐人多巧诈，令人无法理解他究竟在想什么！开始他与臣等共同商定的议事主见，现在说的话却是完全背离了当初的约定。这是为臣不忠。”与汲黯的直言快语相比较，其实汉武帝更欣赏公孙弘一心维护皇帝权威的事君之道，对后者越发礼遇。廷尉张汤也被汉武帝视为左右手，他修订和施行律令从来只知按照皇帝的意旨行事。汲黯时常与张汤争论律令的改变是否恰当，张汤能言善辩，把周纳苛刻的法律条文说得天衣无缝。汲黯一时无法驳倒他，盛怒之下大骂：“天下人说刀笔吏不可担任公卿大臣，果然！让国家法律繁苛到令天下人重足而立、仄目而视的程度，也就是张汤这个家伙做得出！”后来，汲黯进一步揭露担任御史大夫的张汤“智足以距谏，诈足以饰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可见汲黯对张汤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其曲法以阿谀君主的事君之道上。
汲黯毫不顾忌地公开批评公孙弘、张汤之类炙手可热的重臣，自然招致他们的嫉恨，包括汉武帝也对汲黯心怀不满。丞相公孙弘等人多次寻找借口加害汲黯。汉朝出动大兵攻伐大宛，夺得千里马，汉武帝兴高采烈地作了一首《天马歌》，准备在宗庙活动中演奏。汲黯却兜头泼起了凉水：“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耶？”汉武帝默然不悦。公孙弘借机陷害：“汲黯这是诽谤皇帝的御制文献，应该判处灭族重罪。”好在汉武帝还算大度，不愿因非议自己的一首诗歌而杀害大臣，否则汲黯就有生命之忧。其实，汉武帝对汲黯的态度比较矛盾。一方面，汉武帝敬重汲黯的正直和忠诚，曾经称赞汲黯有“社稷之臣”的风范。大将军卫青屡立战功，汉武帝在宫中却视其为奴仆一般，以至于“踞厕视之”。丞相公孙弘在闲暇时进见，汉武帝往往衣冠不整就和他对谈，根本不顾忌如此对待大臣是否有失礼之处。唯独对待汲黯，汉武帝如果冠冕未曾齐备就不与他相见。有一天，汉武帝坐于武帐，恰遇汲黯前来奏事，武帝当时未曾戴冠，望见汲黯入内，立即避身于帷帐之中，令人传话同意汲黯的奏请。可见汉武帝对其敬重之情。另一方面，汉武帝又对汲黯的犯颜直谏很感不快，因此汲黯也就无法在汉武帝身边久居亲近官职，多次被外放到地方任职，还曾经因小小的过失而被免官，归隐田园多年。
汲黯不仅敢于直言进谏，而且遇到问题勇于负责，绝没有一般官员的犹豫和观望之态。河内郡失火，烧毁千余家，汉武帝派遣汲黯前往了解火灾情况。汲黯发现火灾的损失其实有限，倒是当地的水旱灾害涉及万余家，严重到“父子相食”的程度。敢作敢为的汲黯当即决定，以所持皇帝发给的“节”为凭据，代传皇帝旨意命令河内郡的官员打开官仓分发粮食以赈济贫民。汲黯的做法，救了一方百姓，却犯了“矫制”的重罪。他一回到朝廷立即“自劾”，提出愿意为“矫制”行为负责。汉武帝鉴于他为国为民的一片诚心，下令免于究办。汲黯还是一位务实、能干而有个性的官员。他按照黄老学派的政治学说行事，“治官民好清静”，“责大指而已，不细苛”，在所任地方官职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政绩。
名臣的政治品格与个人魅力，是可以被传诵、被升华、被神化的。汉代人甚至于相信，淮南王刘安图谋造反之时，对于满朝文武官员视若无物，唯独忌惮汲黯一人，据说刘安曾感叹：“（汲）黯好直谏，守节死义；至说公孙弘等，如发蒙耳。”敢于正直进谏的大臣能否产生这样的威慑力量，后世的人们不妨见仁见智，而汉代人对此是津津乐道的。西汉后期的名臣李寻就有这样的一段议论：“闻往者淮南王作谋之时，其所难者，独有汲黯，以为公孙弘等不足言也。”其余西汉名臣黄霸、谷永、贾捐之也把汲黯尊为官吏的楷模。当时舆论把他视为诤谏之臣的代表，不再称呼他的本名，干脆爱称为“汲直”。后世许多敢于直谏的名臣都从汲黯身上找到了力量的源泉。这位“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传奇人物、伟岸丈夫，也因此而千古留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