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黄炎培、毛泽东“窑洞对”说起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两千一百多年间，许多王朝此亡彼兴，此兴彼亡，就像走马灯一样转换。总的印象是，王朝的兴亡似乎有一个循环的周期，这种历史的循环论早在西汉就出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三王(夏商周)之道若循环。”其根据就是战国以来阴阳家传下来的所谓“五德终始说”。宇宙间有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相生相剋，把它附会到王朝命运的兴替上。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在窑洞里与毛泽东谈话(毛泽东、黄炎培的这番谈话，人称“窑洞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这大概是第一次提出王朝兴亡周期率问题。历史上那些享国时期长一些、版图大一些、国力强一些的王朝，数得出来的有十几个，像西汉、东汉、北宋、南宋各近200年或200年以上，唐、明、清更长一些，近300年。
这些王朝都有着相似的历程，即兴盛――停滞――衰亡，而由新的王朝所取代。各个王朝面临的问题也有相似之处，借用黄炎培的话，称之为王朝兴亡周期率。那些时间短促的王朝，如秦朝、隋朝，其兴也骤，其亡也速，在很短的时间内其矛盾迅速激化、爆发，似乎是更明显地说明了王朝兴亡周期率的作用。
二、新王朝取代旧王朝，有三种途径
一个新王朝取代旧王朝，不外三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靠战争，所谓“以马上得天下”。这里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旧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直接推翻了旧王朝，新王朝在战乱中乘时而起，其中有的是起义领袖蜕化为新的封建帝王，像秦末的刘邦，元末的朱元璋；有的是在农民大起义失败后，贵族军阀在群雄混战中建立起新朝，像新莽末年的刘秀。另一种情况是农民大起义没有直接推翻旧王朝，但给了它致命的一击，使它瓦解，新王朝在起义后的混战中降生。像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之代隋、唐末的黄巢等。
在这两种情况中，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在旧王朝的覆亡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管农民起义的结局如何，政权最后还是落到了新的封建王朝手里，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下来。
第二种途径是王朝的更代采取了非暴力的手段，新兴统治集团操控了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威逼旧王朝统治者交出政权，美其名曰效法尧舜的“禅让”，其实就是篡位。像王莽的代西汉、曹丕的代东汉、司马炎的代曹魏、杨坚的代北周、赵匡胤借“陈桥兵变”取代后周，都是借用了“禅让”的名义。
“禅让”里最具有戏剧性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他本来是军队将领，他要篡后周的皇位，后来周世宗打仗病死了，七岁的小皇帝即位，赵匡胤控制了兵权，就使阴谋先制造舆论说后周的皇帝干不长，要换人，然后就得到一个谎报的军情，说北方的辽国进攻。于是，他马上带兵出征，走到开封附近的陈桥驿，他停下来喝酒，半夜里发生兵变，部下闹起来，把赵匡胤从睡梦中叫醒，糊里糊涂穿上皇帝的黄袍，即位当皇帝。然后就急忙回到汴京开封，改朝换代。“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中国历史上和平篡位最有戏剧性的一场。
第三种途径就是崛起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借中原旧王朝战乱的机会起兵南下，征服半个乃至全部中国。像五代后期契丹族建立的辽，北宋末女真族所建的金，南宋后期蒙古族所建的蒙古汗国和元(这是北方民族第一次征服了整个中国)，明末满族所建的清(这是北方民族第二次征服了整个中国)。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由于其社会发展程度落后，带有浓厚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色彩，给中原民众带来的苦难是很深重的。
三、为什么王朝兴亡跟农民起义有关系？关系是什么？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历代王朝的兴替多数都与农民起义有关。比如西汉是秦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建立的，东汉是王莽末年农民大起义以后建立的，唐朝是隋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建立的，明朝是元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建立的，清朝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建立的，这些王朝时间都比较长一些，或者将近三百年，或者将近两百年。可见农民起义对旧王朝的打击可能很厉害，打得狠一些，新王朝就维持的长一些，可能有这种关系。
为什么王朝兴替、兴亡跟农民大起义有关系？关系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古代中国是农业国，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老百姓主要是农民。农民有一个特点，既是个体所有者，又是小生产者，这样的农民是分散的，也是很脆弱的，维持生活主要是守着自己的或租于地主的一小块土地，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破产，家里有病人或死了人，或有天灾，或有兵祸打仗，甚至封建政府的剥削重了，他就受不了。就像重负的骆驼已达到极限，再加上一根草，就把它压倒了。农民活不下去了，起义就开始爆发，一路打过去，很多贫苦的老百姓跟着跑，参加起义军。历史上的暴动，无论是哪个朝代、哪个阶级，包括红军起义暴动，都是一走就带一大批人走。
这跟封建王朝末期的政治很有关系。王朝末期，为政总是很苛暴，赋税刑罚很重。比如秦朝末年“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泰半之赋”就是农民三分之二的收入都被掠夺。征发兵役和徭役时，村里分闾左和闾右，闾左地位低一些，闾右地位高一点，首先征发闾右，后征发闾左，征到闾左，劳动力就都给调光了。秦朝末年刑法也很苛暴，所谓“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赭衣”是土黄色衣服，罪犯穿的，街上都是罪犯；“囹圄”是牢、监狱，关犯人的地方，监狱也像市集一样，人满为患。秦始皇残暴地剥削，还要征发百姓修长城、戍五岭、修驰道，还有建阿房宫、骊山墓即秦始皇陵。其中阿房宫和秦始皇墓，抓的劳动力各有七十万。此外，河套防匈奴，到南面、广东、广西一带的移民也有几十万人。秦朝当时的全国人口大约是三千多万，男的占一半，一千七百多万，老少去掉，也就剩下千把万人，来回征发调度，全国劳动力有很大损耗，结果农民受不了，就引发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隋朝隋文帝篡位建国，搞的还不错。隋炀帝靠着阴谋上台后，修宫室，修东都洛阳城，开运河，修长城，修路，大举巡游，还要打仗，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全国每年征发的徭役几百万人。老百姓受不了，爆发小股起义，很快变成大起义，隋朝垮台，隋炀帝最后被隋朝军队兵变杀了，隋朝也就亡了。明朝末年苛征三饷――剿饷、辽饷、练饷，辽饷是对付清朝，打仗要征调军费，剿饷对付农民起义，练饷是练地方武装。民不聊生，死亡枕藉，流民四散。最后李自成势如破竹，攻下北京，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吊死在煤山，即现在景山，明朝灭亡。
四、怎样看待改朝换代的三种途径
前面说过，农民起义推翻或打击旧王朝，是导致改朝换代的一种重要方式。历史研究中关于农民起义的评价很不一样。以前，人们认为农民起义都是好的，都是英雄，包括李自成、包括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都是英雄。后来就开始有不同的看法。农民战争是一种规模很大的战争，战争本身很残酷，杀人也很多，对经济破坏也很严重，以至于现在有些论者比较过度地渲染夸大农民战争的破坏作用，认为战争不仅破坏经济，损害人民、损害生命，而且还导致经济倒退。有一种论点认为太平天国时候对江南破坏太厉害，以致中国近代化受到很大影响，发展不起来民族工业，发展不起来资本主义，因而太平天国只有破坏作用。
这种论点不能算是公正的。第一，农民如果还能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就不会造反，只有实在受不了才会起来造反。农民起义规模很大，是一个群众性运动，不完全是少数人挑起来的，实际上是王朝末期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如果追究战争责任，与其说农民负主要责任，不如说剥削者、统治者负主要责任。
第二，农民战争是很残酷，但是打仗是双方面的，镇压起义的统治者并不比起义者更“仁慈”，其残酷更有过之。明末战乱中有所谓“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之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曾有“曾剃头”的外号。
第三，原来的旧王朝已经腐朽到无可救药，而且并无愿望与能力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农民大起义的冲击，才有可能改变旧的黑暗的统治，给新兴的势力扫清道路，创造条件。这里正体现了农民起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当然，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新的势力，也并不能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只能在战争中和战争后被野心家利用了去作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尽管旧的封建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但继之而起的还是新的封建王朝，这是农民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必然。
至于其他两个改朝换代的途径，“禅让”掩耳盗铃，新朝也不可能大力打击那些腐朽黑暗的旧势力，为政多是“率由旧章”，少有兴革，并未注入多少新的血液和活力。而北方民族入主，取代旧王朝，他们凭借强大的武力恣行压制，很难持久(清朝可能例外，它的统治似乎更有章法)。
五、有三个矛盾，如果新王朝处理得很好，就可能出现兴旺发达的盛世；否则就可能引起社会大震荡，乃至王朝的迅速覆亡
新王朝建立之始，一般来说要面对三个重要矛盾。统治者如果善为处置，就会出现盛世，否则就会引起大震荡，乃至王朝的迅速覆亡。章士钊《柳文指要》中的《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柏杨《中国人史纲》中的《瓶颈危机》一节都指明了这一点。比如，柏杨指出:
“夏王朝和商王朝建立的初期，都曾爆发过致命的政治灾难。夏王朝第四第五任君主，和商王朝第三任君主时，也就是，当夏王朝开国后四十年左右，和商王朝开国后也是四十年左右时。夏王朝政权接连被后羿和寒浞夺取，商王朝政权也落到伊尹之手。结果虽然传统的当权人的后裔取得胜利，但已经杀人千万，血流成河，而这些后裔并不一定十拿九稳的可以得到胜利。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政权，都有这种类型的场面。这使我们发现一项历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的五十年左右，或者它传到第二代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所谓若干年和若干代，只是为了加强印象而设，当然不会有人机械地去解释。在进入瓶颈的狭道时，除非统治阶层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们无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们前功尽弃，也就是足以使他们国破家亡的瓶颈危机。历史显示，能够通过这个瓶颈，即可获得一个较长期的稳定，不能够通过或一直胶着在这个瓶颈之中，它必然瓦解。”
那么，怎样才能通过这个“瓶颈”呢？我们从新王朝面临的三个矛盾说起。
第一个矛盾是农民同新王朝，农民同地主间的矛盾。原来农民与旧王朝、与地主尖锐激烈的对抗，这时趋于松弛和缓和，新王朝统治者如果接受教训，采取一系列缓和矛盾的政策，如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招辑流亡、减省刑罚、整饬吏治、实行节约等，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出现生产恢复，经济繁荣，户口繁衍，社会安定的良好局面。有名的西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等，就是这样来的。
但一旦新王朝不采取这个办法，而采取倒行逆施的办法，横征暴敛，到处花钱，到处浪费，到处奢侈，问题就来了，老百姓到时候抵不住、维持不住，就开始造反，原来的王朝很快就灭亡了。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很重要的王朝，一个是秦朝，一个是隋朝，开局都不错，但灭亡很快，到第二代皇帝就完了。“其兴也速，其亡也忽”，这是他们横征暴敛、大肆兴作、严刑酷法、大肆奢靡带来的恶劣后果。
第二个矛盾来自统治阶级内部。新朝建立，尚未稳固，人心尚未完全认同，统治阶级之间矛盾尖锐，不仅地方势力反抗新朝，中央内部也有各种势力对抗。
这里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宋朝，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是借“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的皇帝，按照习惯，他应该传位给他儿子，可是他的弟弟赵匡义有野心，趁着宋太祖生病的机会逼迫赵匡胤，两人吵起来。吵些什么，外边人不知道，躲在外边远远地看，只看见蜡烛影子摇摇晃晃，有人影来回动，听有斧头把儿着地的声音，这就是有名的“烛影斧声”。没多久，宋太宗宣布宋太祖死了，临终嘱托由宋太宗即位，“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破解，大概是赵匡义搞了一个阴谋，事先有所布置。
明朝“靖难之役”也是皇位继承问题，明太祖有二十五个儿子，太子死了，只有把皇位传给孙子，这就是建文皇帝。当时他的儿子有很多不服，其中明成祖燕王朱棣在北京起兵，双方打了三年，最后南京被攻破，建文皇帝失踪了。另一说法是，建文皇帝当时跑掉，当了和尚，明成祖后来到处追建文皇帝。一个传闻说跟武当山有关，武侠小说里有武当派，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掩护建文皇帝到处逃跑，所以明成祖拼命秘密地去抓张三丰和建文皇帝，这是一个说法。再一个说法是，建文皇帝跑到国外，明成祖到处探访建文皇帝的下落，甚至派郑和七下西洋密访，结果还是没有下落。现在经过历史学家的研究，认为建文皇帝确实没有跑掉，多半死于乱军之中，这当中的细节跟“烛影斧声”一样，是一个谜。
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也可以是一个瓶颈，一个狭窄的通道，过得去就好，过不去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整个王朝也被颠覆。像西晋没多久就出现“八王之乱”，打来打去，最后出现农民起义，出现五胡十六国，西晋就灭亡了。
第三个矛盾是新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矛盾。当新旧王朝更替之际，原先被压制的北方游牧民族骤然趁势而起，南下侵迫新朝，这时新朝视其国力条件而采取不同的对策。比如，西汉初年，国力还不行，比较弱一点，统治还不稳固，所以对付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是妥协和亲，直到七十年后的汉武帝，国力充盈，才大举进攻匈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唐太宗初即位，对兵临城下的东突厥也是先行谋和，待三年后准备充分了，再全力进攻。明成祖对蒙古则挟常胜之师，大举征讨，五次出塞。但是新朝这些对策必须正确，不然会有亡国之虞。像五代的后晋石重贵率尔抗拒契丹，结果亡国。北宋初年两次攻辽都大败而还，最后订立“澶渊之盟”，奉送大批岁币，摆脱不了屈辱局面。
面对这些矛盾，如果拒绝接受历史经验，采取不妥当的办法，将会带来恶果。北宋为了限制和防范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和农民的反抗，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渲染重文轻武、重内轻外，大量养兵养官，出现“冗官冗兵冗费”的痼疾，造成“积贫积弱”的局面。南宋偏安江左，对南下的金兵一再屈辱求和，统治者仍一味歌舞升平，甚至粉饰太平，无所作为，最后亡于蒙古，以致两宋成为历史上最羸弱的王朝。
六、历来王朝中期都会出现危机，也都有针对危机的改革，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没有活路的农民起来造反，这是为什么
一个王朝到了中期，统治时间长了，开国时新鲜的劲头失去了，惰性出现了，对国家的治理渐渐弛缓了，各种矛盾开始孕育，土地兼并激烈起来，赋税逐渐苛繁，贫富分化开始严重，吏治走向败坏，腐败现象滋生，统治者奢靡浪费开始成风，对外战争迁延不决，农民小股起义出现了。这时一些有见识的统治者开始指陈时弊、倡言改革。改革针对国计民生，更重要的在经济方面，希望能够减轻一些农民负担，减轻一些经济危机、财政危机。
西汉汉武帝时候，任用张汤、桑弘羊改币制，统一用五铢钱，另外还有一些办法如均输平准，简单地说就是国家控制贸易，控制商业，也限制大商人的实力膨胀，改善一些财政经济状况，改善一些人民的生活。
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财政非常乱，收入很少，就重用刘晏改盐法，把盐改为专卖，收盐税。盐税是一种间接税，交税以后，盐价涨，消费者买的是高价盐，实际上就交了税，现代国家的税法大部分都是这一类。杨炎行两税法，把税制整顿清理集中，主要收一个土地税和户税，收税由收实物改为原则上收钱，这办法起过一些作用。
北宋王安石进行税制经济方面的改革。明朝张居正行“一条鞭法”，把很多苛捐杂税、各种正税杂税统一征收，来减轻人民负担。到清朝康熙时候，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候实行“摊丁入亩”，丁税取消，改成田税，收税标准看土地多少而不是看人口多少，土地税与人头税脱钩，此后人口增加就没有关系了。
所以，历来王朝中期都有危机出现，都有针对危机的改革，这类改革往往收到一定的效用，然而行之不久，或因遭反对而废罢，或者因种种原因而走了样。这样，王朝危机还是延续下去，原来的矛盾继续激化。到了王朝的末世，终于引发了严重的危机，横征暴敛，吏治败坏，贿赂公行，人民困苦，尽管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求改革，然而整个王朝就像滋生了毒瘤，已经无可救药，其中最黑暗的东汉、唐后期和明这三朝还来了个最腐朽的宦官专权。国家机器像一辆重载的破车，顺着下坡一直往前开，速度越来越大，最后只有一个办法，掉到悬崖底下，翻车摔了。那时候改也不行，不改更不行，最后只有一个办法，各种矛盾来了个总爆发，没有活路的农民起来造反，旧王朝也就在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毁灭了。
七、两千年王朝兴亡史的启示
从两千年王朝兴亡史中，可以认识到:
第一，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农业是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统治者如何对待农民，成为一个王朝成败的关键。王朝之兴，原因往往在于比较正确地对待农民；王朝之亡，必然是不正确地、错误地对待农民。
一个新王朝在农民大起义之后崛起，痛定思痛，往往很注意吸取农民起义的教训、旧王朝灭亡的教训。西汉初年一些人经常注意的就是不要蹈亡秦的覆辙，唐太宗也是不断以隋为戒，注意隋朝覆亡的教训。明清之初也是如此。新王朝统治者们注重历史的经验教训，采取正确的措施，这是那些新王朝的统治者们在初期取得成就的最大原因。
第二，古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农业社会，也是一个阶级社会，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也是剥削者，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可以接受农民战争的教训，可以接受前代王朝破灭的教训，但也可以不接受。尤其是羽毛丰满，势力强大后，就忘乎所以，不再自我控制。另外，各级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吏治为历来统治者所重视，王朝兴起时往往很注意整饬吏治，像西汉、唐朝甚至包括明朝都是这样。一个王朝之所以衰亡，很大的原因就是吏治的腐败，怎么治也治不过来，它就完了。
历代统治者对待农民，对待吏治，所崇奉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民本”思想，“民为邦本”，国家基础在于老百姓。“民为邦本”很重要，但各级官吏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是父母官，对待人民要“牧民”，让他们吃饭吃好，不要打架，像放牧牛羊一样。“牧民”这种态度在古代是一种很进步的思想，但是现在看就不够了，局限也在这里。
跟“民本”相对应的是“民主”思想。我感觉中国历史上对“民主”好像不大讲究，好官清官讲究的是“为民做主”，所以有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话有一段时间脍炙人口，我看这个还是差一点。各级官员应该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光是为民做主，还是用上下级的关系、还用统治被统治的关系看待官民关系。唐太宗很强调皇帝和老百姓是船和水的关系，“水能覆舟，亦能载舟”，处理好，坐起船来很方便，处理不好，就掀起风浪，把船翻了。这里主体还是统治者，老百姓是被统治者，是一个只是受动的客体。中国历史上一再讲到“为民做主”，讲到“亲民”、“为民父母”、“爱民如子”、“民为邦本”，好像跟今天理解的民主思想总还要差一点。
第三，历代王朝兴亡，乍看起来不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但并非单纯的回归。不是像一个不倒翁一样，一推一歪再一摇，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它应该像螺旋形一样，在不断地循环之中，不断上升，不断发展，但是这种上升发展的势头到宋朝以后受到了阻碍，不如欧洲。
欧洲从十字军东征，十一世纪以后，商品经济和城市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出现，像意大利这些地方，早期资本主义因素就出现了。大概十三世纪以后，伟大的文艺复兴出现，十五世纪航海地理大发现，打通印度航路，发现美洲，环游世界。随着资本主义发展，随着文艺复兴，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后出现西方一些国家疯狂掠夺分割殖民地，种种矛盾出来以后，欧洲引发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末期由于生产力发展进一步要求，出现产业革命，欧洲开始现代化，历经发展到了今天的现代社会。
中国宋代以后，历史发展虽然看起来是在回旋，可是发展停滞，以致到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欧洲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化也受到阻碍。几经周折到现在一百多年，中国现在还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还不能说是一个发达国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本世纪中期以后进入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距离很发达国家还差一步。
回到六十年以前延安窑洞里，当时黄炎培讲到王朝兴亡周期率的时候，不无忧虑地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当时和他对话的毛泽东就很乐观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听了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十分高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毛泽东所说的这条民主新路，正是从孙中山领导推翻清朝专制封建统治开始，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盼望实现的那条民主道路。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谈话，已经过去了70多年。我们几经艰难踬蹶，至今仍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努力前进，也至今仍在体制上和机制上为实现民主、实现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而努力。我想这就是王朝兴亡周期率给我们的最大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