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幕府为防止基督教等不利于幕府统治的西方教义的传入，不仅采取锁国政策，还采取禁书政策，凡是西方书籍一律不准流入日本。德川幕府仅开放长崎港，允许中国船只停靠并与日本进行贸易活动，同时也允许汉文书籍进入日本，当时汉文书籍被称为“汉籍”，在今天，“汉籍”成为史学家所钟爱的研究史料。江户时代，对中国书籍的渴望不仅存在于知识阶层，也存在于统治阶层。特别是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更是积极寻求汉书，整备书库。比如吉宗曾命令萨摩藩主搜集清朝关于法律方面的书籍，后来被推荐《六谕衍义》一书。该书为清顺治帝向满洲八旗及全国各省颁发的教育敕书，以孝敬父母、尊敬长者、和睦邻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等六项教谕人民。吉宗得到此书后，认为是德育之良书，应该成为普及民众教育的经典书籍，于是立即命人翻译并出版发行。这种对于中国书籍自上而下的渴望正是魏源的《海国图志》流入日本并给予日本社会极大冲击的重要背景。
《海国图志》写于1842年，第二年出版时仅印刷了五十部。该书的编写缘起于林则徐的嘱托，林则徐在广州查办鸦片与英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感国人对世界知之甚少，他在与魏源交往的过程中，看到魏源的才华，于是在自己被奸臣陷害遭流放时，就请求魏源务必编写一部开阔国人眼界、了解世界的书籍，并将自己收集的资料交给了魏源，魏源在此基础上又继续收集大量资料，最终写成《海国图志》。1843年初版时由五十卷组成，后来又增加至六十卷、一百卷，成为一部约88万字的巨著，它的内容涵盖世界各国的历史、政治、军事、风俗，并附有大量地图、武器构造的图片，可谓一部百科全书。魏源在书中首次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尽管这一主张在后来的洋务运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在当时这部书并未引起国人的注意，反而在流传至日本后成为上至天皇、幕府将军下至维新志士的必读书。
不过在江户幕府禁书政策下，《海国图志》最初传入日本时也经历了一波三折。虽然中国书籍允许进入日本，但是涉及基督教内容的书籍仍然被列入禁书。1851年中国贸易船亥二号到达长崎时，其交易品中包括三部六十卷本的《海国图志》，据当时海关报告书记载，因该书内含有违禁文字，经上级指示，全部没收。所谓违禁文字即关于基督教等的记述。但这三部并未被束之高阁，而是分别被政府机构“御文库御用”、“学问所御用”以及幕府首臣牧野忠雄拿去收藏。
第二年的1852年又有中国商船二番船装载一部到来，但仍被当作违禁品被长崎会所收去保存。1854年中国船寅一番上一乘客携带十二部、另一乘客携带三部共十五部来到长崎，最终七部被扣留，八部被允许流入市面售卖，由此可以推测，被扣留的七部应该是政府相关部门已经预先订购。《海国图志》1851年第一次进入日本时定价为一百三十日元，而1853年涨至一百八十日元，到了1859年售价达到了四百三十六日元，由此可见，在日本，《海国图志》已经成了竞相追逐的宝书。
长崎的海关人员把《海国图志》当作禁书，而当江户幕府的官员读到它的时候，立刻认识到了它的价值，并下令全面解禁。此后，该书开始在大阪、京都、江户等地传播，它先是在上流贵族社会流传，后来又在武士、学者之间被广泛阅读。
《海国图志》对近代日本影响深远，对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深以为然。江户末期的儒学家岩谷宕阴（1809-1867）视《海国图志》为“武经大典”，认为日本应该参考书中的海防理论作为日本的对外政策，对于该书没有受到中国人的重视，他感叹道“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于他邦，吾不独为默深（魏源之字）悲焉，而并为清主悲之“。日本当代作家井上靖（1907-1991）肯定《海国图志》的作用，认为幕府末期日本人之所以开始倾向变革、开国，其契机正是读了《海国图志》。
近代世界之大变局中，《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令人深思。
作者简介：劉 紅，山东人，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日语专业，日本上智大学国际关系论博士，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日关系史。发表论文有《驻美大使胡适—知识人的对美外交》等多篇，翻译书籍有《中国漫游记》等多部。日语版合著有《地域世界史2 神奈川的关东大地震——100年后的视点》。现为法政大学外籍教师。
（来源：阳光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