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和组织创造，推动着人类情感表达方式和表达能力的改进，最大的改进莫过于文字的发明和创造。从人类历史实践和考古学家的实证研究来看，可考的最早文字，是从 6 000~7 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发掘出来的苏美尔楔形文字。这些文字书写在无数的泥板上，不仅记载着当时的生活方式，而且记载着当时人们对神祇的敬畏与崇拜，对神祇祭祀的仪式与情感等。
除此之外，在埃及冲积平原挖掘出来的4 000~5 000 年前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表达了金字塔的建造和人们对人间神法老权力的敬拜。在中国河南挖掘出来的殷商时代（3 000~4 000 年前）的甲骨文，主要记载了社会上层祭司们占卜（预测未来吉凶）的故事。东非埃塞俄比亚3 000 年前的象形文字记录了最早的《希伯来圣经》故事。4 000 年前的希伯来文、印度文和稍后的古希腊文及拉丁文，开辟了人类用字母作为元素，构建文字以表意的抽象性文字历史。但无论哪一种文字的发明，都没有达到1 万年的历史记录，而以动物驯养和植物驯化为核心的农耕技术和游牧技术，则从8 万年前就开始了。这说明人类在这一时期对农耕和游牧文明的孕育和涵养，耗费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在学习用文字表意的持续性创新上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浸润。
文字的发明创造是人类的巅峰之作，人类因此跟地球上的其他物种进行了最后也是最本质的切割。这是因为文字的创造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情感表达方式，为诗歌、神话、童话故事、戏剧、吟诵、表演等文学艺术创造奠定了基石，从而大大提升了人类喜、怒、哀、乐、忧、惧、爱的表达与表现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使人类个体自由意志发挥的创造性，得以通过文字记录和互激来实现人类独有的群体性“积累”，这种人类独有的群体性“积累”，反过来又为个人自由意志的发挥与发明创造奠基。因此，这种互为基础的激发机制，是人类独有的建立在文字基础上的社群生活积累机制，它有独特的“学习—创新—反思—学习—创新”的积累效应且具加速能力。而人的“个体性”与“公共性”协同与冲突，则始终是人类群体性积累机制形成并升级的内在动力。
以动物驯养、植物驯化技术和家庭组织为基础的农耕文明进化，进一步涵养了人对宇宙的解说能力。人对宇宙的这种解说能力，部分来自生命的经验与感受，部分来自人的自由意志想象与推理。从既有的考古发现和文字记载来推理，神话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社群生活，农耕文明则进一步开发了人类的神话想象。后来的哲学家们把这一漫长文字孕育期的宇宙观，概括为万物有灵论。
人对万物有灵的想象部分，来自对未知世界的集体性神秘渴望，部分来自人类对人之有限性和偶然性，进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群体性深度不安的释放，部分还来自生命脆弱与冲突的群体性安全期盼。神话是人心中这种渴望、不安与期盼的解决方案，神话赋予人活下去并将社群生活进行到底的群体性勇气与信心。因此，每一个社群都由那些具有想象能力和言说能力的人，口口相传专属这个社群的独特神话，而这些神话对宇宙的解说充满逻辑与想象，同时也充满激情与力量，还暗含着对人的行为的劝导与期盼，激励着一代代的社群传承者以加倍的信心与勇气、独特的个性与公共精神，将他们独特的社群生活进行下去。在文字发明之后，这些神话进入人类文明社群史的记载，并成为人类社群生活的神圣宝典。
显然，以动物驯养和植物驯化为基础特征的农耕技术与游牧技术，消解了人类狩猎文明面对自然灾害与季节变化带来的或然性风险，并通过家庭这种组织的创新，使人的个体在血脉的连接中得以扩张，从而降低了非大规模群体动员情况下的生存风险，使人的数量得到了有效扩张。而文字的发明创造和宇宙的神话解说，则置换了狩猎文明对个体连接的大规模动员，使家庭组织形式下的社群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激情与力量。于是人类在这种社群连接方式下迅速繁衍，并将人的个体存活纳入不同范式的家庭组织中。
第一种范式即农业耕作方式，即在具有肥沃土地与浇灌用水这两大要素的地理位置上抓地生根并开花结果，譬如近东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冲积平原、埃及尼罗河冲积平原、印度恒河冲积平原、中国黄河与长江冲积平原，还有无数河流的冲积平原，它们都因为具备肥沃的土地和水资源这两大优势，而成为农耕文明技术孕育的发祥地，成为人类解决“人的能够”问题的孵化器或摇篮。
第二种范式即游牧生活方式，因为有辽阔的草原和基本的水资源，家庭可以选择水草丰茂之地搭帐篷而居，驯养牛羊并牧饲，以形成稳定的食物资源，当一地草资源被适当消耗，这些家庭就会即移居另外一片草原。
第三种范式即手工业生活方式，这些家庭杂居在农耕家庭和游牧家庭之中，发展自己的特殊技能，如制陶、冶铜、制铁、冶金、木匠、织匠、皮匠、石匠、饰匠、房屋帐篷建造师等等，以满足农耕家庭和游牧家庭的用品需求。这些家庭创造了日益深化的劳动分工与手工制作技艺。
第四种范式是商人家庭，商人家庭杂居并川流在上述各种家庭之中，将这些家庭在空间和时间上多余的物品买进，并在另一些空间和时间上卖给那些有需求的家庭。商人家庭创造了“公平交换”“贸易契约”等完全不同于狩猎文明的个体之间的连接方式，从而为现代社会复杂的人际连接方式与问题解决奠基。同时商人家庭还创造了“储藏”和“运输”这样的行为模式，来解决人的需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与不均衡问题，并由此推动了人类文明对时间的再定义和空间的再定义，从而为现代社会的储藏、运输、交通、通信、贴现等现代产业，埋下了最原初的种子。
在上述这四种以农耕技术与游牧技术发育为肇始的文明范式中，“家庭”因为有其组织内在更紧密的血缘联系，更明确的责任与权利关系，更易组织和稳定等优势，成功地取代了“氏族”组织形式，成为人类私人组织的新范型。似乎一种小型、亲密、有效且牧歌式的血缘家庭生活，将向我们展现出解决“人的能够”问题的无限辉煌前景。
摘自《人的应当——三千年人类思想简史》第二章第三节(二)
作者簡介：
何道峰先生來自道·安基金會，他曾是一位中國中央政府農村改革政策研究員和起草者，後來下海經商成為一位成功的投資人和企業家，同時也是一位全球扶貧領域知名慈善家。他的每一次經驗都踩在中國社會翻天覆地變化的鼓點上。但更重要的是，他在他的生命旅程中突破了無神論灌輸的框架，成為了一位決心維護普世價值觀的保守根源的基督徒。現在，他也是一位試圖將自己的人生經歷和反思貢獻給年輕一代的作家。
（来源：阳光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