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师：死的困扰与生的执着

摄影：郭老师

一枚写在前面：

昨日，与郭老师聊起琼瑶的离开，分享给她我连夜写的这篇：《琼瑶翩然离世，我没有太惊讶》。

郭老师看完后对我说： 写得好，很认同。早年和近年都关注过安宁疗护和临终关怀，博士论文写的就是《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

我听后，大喜。郭老师在2022年退休前，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她对生死议题的研究是专业级别的，我盼望拜读。

郭老师给我发来她论文的电子版，打开目录就吸引了我：

在绪论中，郭老师写道：

死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永恒主题。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 厚葬隆丧几乎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与此同时，与如此注重死后的礼遇和安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回避死亡的心态。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死亡意识似乎总是受到抑制的。人们的日常交谈很难引起关于死亡的话题。我们不会与孩子谈死，对于幼小的儿童甚至向他们掩饰死亡的事实。与青年人、中年人交换这方面看法的机会也很少，因为生活的事还多得想不过来，死的事当然无暇顾及。至于对上了年纪，或死期不远的老人，就更少有人去和他们探讨什么死亡问题，在中国人看来，那样做即便不是大逆不道也是自讨没趣。如果哪个老人谈到自己的身后之事，孝顺的后辈们一定会对他说“您老可别说这种话，您老能活一百岁”之类的吉言。

中国人的死亡避讳不仅表现为自古缺少对于死亡的哲学的、科学的探究，不仅表现为日常生活中死亡从来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话题， 还表现为对死和与死相关事物的多种语言避讳。对于死亡和与死相关的事物，人们通常不直言称道，而是采取种种委婉的说法...... 对死亡和与死相关事物的各种讳称虽然包含着不同的观念、 信仰因素，但其反映的回避死亡的心态却是不难见到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似乎成了一种禁忌，古代哲人对其取存而不论的态度， 现代人在谈及死亡时也宁可改变话题。人们宁愿尽早尽善地从物质上为死做准备，而在心理上却尽可能把它推得远一点，甚至推出意识领域之外。

对待死亡正面相向或者转过脸去，是不同民族精神气质的体现， 从中不难体察到不同民族在对待生命与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反差与心理距离。 就我们民族对于死亡的回避与务实态度而言， 传统文化中的死亡意识似乎尚未进入成年阶段。

在关于死亡的巨大疑问面前闭上眼睛，或者转过脸去， 全身心地投入实在的现世人生， 都不能消除死的困扰。我们知道，人类的死亡焦虑可以说是人类一切活动，包括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活动的根本驱动力。

这样一种绵续久远的文化传统迫人思索其生命力何在，它对于人生与社会有何意义，在其中占据什么位置。探讨这样的问题既关涉一定的政治、 文化因素和社会结构特性，还必然牵涉到传统的死亡观念，即人们到底如何看待死亡，对生与死作何种思考与解释。回答这些问题，是理解传统更是面向现实与未来的需要。 一个民族关于生与死、存在与寂灭、物质实存与精神超越的思考通常是其宇宙论和哲学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 生与死的观念不仅有自身直接的行为表现，而且渗透于人们的心理、气质， 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品格的铸就发生着重要和久远的影响。 因而一个民族关于生与死的心态常常鲜明地体现着该民族的文化特性。

既然不同的民族对待死亡有着不同的观念与行为， 那么研究这些行为和观念就必然成为探讨民族性格和文化模式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角度。不幸的是，在我们的传统学术中这还是一个未受重视， 或许还是一个有所禁忌的区域。 传统的回避态度与务实精神在这方面留下了重大的空缺。

我们知道，人类在以自己的智慧认识自然与社会的同时，也试图探求自身精神世界的奥秘，追求对自身存在的理解，而回避死亡就等于放弃这种追求。忽略对人们关于死亡的行为与意识的探讨，任何文化研究、民族性研究也都不可能是全面和深刻的。

以上仅仅是我从郭老师三十多年前的博士论文的绪论中摘抄的部分段落。整部书稿有273页，我也还在阅读中，希望以后有机会摘录更多分享给一枚园地的读者们。与此同时，郭老师发了我她去年在“清华中原论坛”上的发言整理稿，在此一并分享给读者们。

死的困扰与生的执着

（2023年8月27日发言稿摘录）

中国有句尽人皆知的俗话：“好死不如赖活着”。何为好死？何为赖活？

先看看好活，所谓好活是指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具体而言是对自我、对家人、对他人、对社会有所担当。“好死”：我想是指死得有尊严，平静、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对比之下可知“赖活”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就是苟活，近乎苟且偷生，为生存放弃一切尊严。书中“生的执著”是指对活着的追求，而不是对有意义的生活的追求；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执念。

有一句流传颇久网络金句：

生活不止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对此也有不少网友的神回复：

生活不仅是眼前的苟且，也有以前的苟且和明天的苟且；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一般的苟且和远方的苟且;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看不懂的诗和到不了的远方;

不难理解这是人们对所处之境的无奈调侃和自嘲式幽默，也是当代人对物质与精神追求、对生与死的思考和忧虑。

回到死亡观念亦即生命观念的话题。生与死，是一个亘古长存的命题。死亡，从根本上讲是人的生物性终结，而人是无法在生物意义上战胜死亡的；人又是唯一能够意识到自身将会死亡的生物，而人无论从本能上还是从精神上都有着追求永恒的意向。如此，人就陷入了终结与存续、有限与无限的纠结，在其中苦苦挣扎，这正是死亡带来的困惑。在靠人类个体的体力、智力、经验无力解释和控制的事项上，在面对生与死的巨大困扰时，于是有文化来助人渡过人生的难关，摆脱生存的困境。

中国传统生死观的内核是潜存于人们内心的一种二元对立、却又相互沟通、循环往复的文化意义结构。儒、释、道等各成体系的信仰亦是在本土原始文化基础上的继承、汲取和发展的产物，它们在“生生不已”的传统生命观、宇宙观和社会观中完全可以达到认同与和谐，并能找到各自立足的位置和发生影响的角度；共同指向“生生不已”、无穷循环的主题。

这一主题极大地影响着民族精神的铸就和国民性格的塑造。苟且混世，向下一代推卸责任，求全保身、逆来顺受、知命乐天、安时处顺的民族心态，培植了自私、巧滑又麻木的劣根性。

对待生与死的态度构成人生观的重要内容，而所谓三观不同造成社会中不同人群之间的巨大张力甚至裂痕。

不难理解，三观特别是人生观决定了个体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选择与生活方式。

生死观念的现代转化是我们今天探讨的重要主题。传统生死观在现代社会中的转化是一个文明化的过程，我们需要逐渐走向开明：不避讳谈死；直面人生的结局；让生命更有意义。正可谓未知死，焉知生。

谈及传统生死观的转化，有两类不同的情境：一是迫于环境，一是顺应环境？一为被动放弃，一为主动变革。

前者是无奈地屈从于结构，如人格的萎缩、弱化、植物化，如逃避自由，逃避责任等。这里可以了解社会生态与社会心态之间的关系：例如按此年流行的“丧文化”，“佛系”，“躺平”等青年文化现象，恐怕都不只缘于传统观念，更不能简单地指责年轻人不思进取、不努力奋斗。如果二代现象持续存在，人们如何能不丧？如果仅仅为了生存就拼尽了全力，人们又如何不佛系？如果“内卷”已然卷不动了，年轻人又怎能不躺平？这些与许多陷入某种恶性循环的人们类似，都是结构性困境所致。与其一味批评指责，不如尽力推动社会生态的良性发展。

顺应环境的观念转变是主动的文明化过程，如鲁迅所言：“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明白这事，便从幼到壮到老到死，都欢欢喜喜的过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过祖先的新人。”

观念转变意味着我们应文明地科学地乃至审美地对待死亡。文明相对于野蛮而言，科学相对于蒙昧而言，而审美则是更高层次的追求，对生命的热爱不是一味追求生命的延长，而是提升生命的质量；当死亡来临时，尽可能减少痛苦，从容而有尊严地离去。

清华长庚医院安宁疗护团队以及各地相关同仁和机构多年来的探索、实践，正是朝向文明化科学化审美化对待死亡的努力，这些实践与思考值得我们所有人庆幸和感谢。

【作者简介】郭老师：学者，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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