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因为我的心中还有个林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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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1932年1月23日—1968年4月29日）

“因为我心中还有个林昭”

——访林昭挚友/难友甘粹

时间：2013年11月28日、30日、12月1日

地点：北京甘粹先生住所

访问人：艾晓明

甘粹先生接受采访，2013年11月28日。

作者与甘粹先生合影，2013年12月1日。

林昭与甘粹的合影（甘粹先生在照片反面写道：林昭与我摄于北京景山公园。）

谨以此文，纪念林昭和她同时代的思想者，并向他们致敬。

前篇：

艾晓明：“因为我的心中还有个林昭”（1）
艾晓明：“因为我的心中还有个林昭”（2）
艾晓明：“因为我的心中还有个林昭”（3）

八、队里的苦日子
 
1、越辩越倒霉
 
问：那您当时没有站起来申辩？
 
答：你还辩什么辩啊真是！没有辩的，不可能辩。你越要申辩，越遭到批斗啊。
 
问：有人辩过吗？
 
答：没有，越辩越倒霉。再说申辩，后来我在兵团二十几年，年年申辩。当时情况是这样，在农场，每年的五一、国庆节、元旦、春节，只有这几个节日放假。每次放假在三天以上的情况下，我才能得到一天真正的休息。农场如果放两天假他至少叫你干一天的活，这一天活不是大田干活，是叫你挖三十公斤甘草，打六十公斤柴火。有这个定额任务，而且要过秤。你完不成就没有饭吃。

平常放假，我们是十天算一个礼拜，叫大礼拜。过大礼拜也要安排挖三十公斤甘草，在沙漠里头你自己去找去挖，或者打六十公斤柴火。你就是个强劳动力，也要得半天才能完成，何况我不是。
 
所以说我逢那几个长假时间，才有一天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而每一次这种假日，我都不休息；我就写信，给中央、组织部申辩：我这个右派是冤枉的。但是都没有回信，石沉大海。那二十几年，年年这样的假期我都要写一封信，我心里是不服的。到后来就不写了，没办法。
 
2、苦日子

在我们队里，什么人都有。兵团开发时主要的基础是国民党的部队，今天宣布起义明天就是解放军了。用这些人来管我们。另外全国各地，各个省市县的，十五年以上的，全部都送来给兵团。兵团就集中开垦荒地。还有我没有经历过，但是听说过，有的去开矿，那也是灭绝人性的。什么矿呀？是制原子弹的铀矿，叫挖绿宝石矿石。到那里去活不到三年，最后过不了五年都病死；就是因为矿石的辐射。

但是我没有到那里去，我们队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大地主，还有我说过的峨眉山的和尚。还有一个人跟华国锋还是同学，他跟我们讲华国锋在大学跟他同班的故事。有一个年轻的中学生，在四川因为吃不饱闹，给抓起来判刑送来了。这个人说话有点神颠颠的，他姓赵，叫赵四横。我们都不叫他赵四横，给他取个名字叫赵科学。

在队里不讲理，你只要不听管教的话，戴脚镣，戴手铐，那是家常便饭。林昭不是写戴反铐戴了多少天嘛。戴脚镣，戴了铁的脚镣还要你劳动，还要挑土。有一次我跟我们的班长吵起来了，那班长跟管教一说，结果我就受处罚了。晚上我被反铐起来，铐了一个礼拜才给我把铐子去掉。
 
问：反铐是怎么个铐法？
 
答：这样铐着（演示）。
 
问：那怎么睡觉？翻身怎么办？
 
答：这个不管你的，没有法律的。我刚才说的赵科学，他跟我岁数差不多大。他也就是个高中文化。有一次，师部师长下来视察，大家都站一排，请师长讲话。这个赵科学他说：报告政府，我有话说！没有办法就让他说，他就说盐碱地开荒是违反科学的。他去讲这些名堂，师长听听也就哈哈一笑就走了。从此他就得了个名字，大家就叫他赵科学。

他已经期满了，但是兵团那里对他这种人不让走；就是给你工资。队里大家都没有工资，每个月国家按人头发每人28块钱；钱由队里掌握，给你伙食费。另外规定夏天三套单衣，冬天是两年一套棉衣棉裤。每个人发5毛钱，即所谓零用钱。

我们当右派的在那里不同，每个月还有32块钱生活费。这32块钱每个月发到我手上，我再拿这32块钱在食堂买饭票买菜票。一般人是不发他手上，由政府掌握。结果那个赵科学，他后来逃跑了。但在那个戈壁滩，没有办法生活。在外面的荒漠，他自己挖一个地窝子，上头搭一个棚子，再从我们队里偷一些粮食，在那里开伙。 

队里就最怕你逃跑，你有什么冤屈，你要纸他就给你，你写我给你转。他就给你讲，判你的不是我们；是外面哪个县哪个市，我们只是接收你这个人在这里改造。跑了说明他管教不严，对他的成绩有影响。

结果，赵科学跑了，他们就找。找到最后，队上的一个警卫，还有卫生员，在荒野里头把他找着要抓他回来。他反抗不回，因为知道回来更没有好处。结果警卫就一枪把他打死了，那个人命啊，跟死了条狗一样。
 
后来时间等长了也就绝望了，大概是这样。“文化大革命”闹得厉害的时候，大概是1967年还是68年，就是这里头，我是3月17号跑的，逃跑时做了准备。首先，我不是还有点钱嘛，我那时每个月32块钱，去掉吃饭，能剩个几块钱吧。这样攒了一百多块钱，在队长指导员手里。我不知道用个什么借口，把钱要回来了。然后我买了一斤伊拉克蜜枣、一斤饼干，我说的是公斤。
 
3、大饥荒怎么过
 
问：六十年代您在队里，大饥荒怎么过的？
 
答：那时不是有个定量吗？原来我们干体力劳动的时候，像挖排渠体力活重，每天就定量两斤粮食。也就是说，每个月有五十多斤到六十斤定量。国家给的定量有那么多，平常一般的定量是每个月三十几斤。但是大饥荒时，定量就变成了十八斤，这十八斤根据人头来给。

队里头有个事务长，由他管这些事，还有个炊事班，粮食由他根据定量到农场团场场部的面粉加工厂，在那里加工出来领粮食领面粉。每人每月定量十八斤，但是我们吃不到。为什么？这炊事班的炊事员有十几个他不定量，敞开肚子吃。另外连队队长、指导员、会计、统计他们也是在厨房里头，随便吃。他们多吃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的，所以说我们定量虽然是十八斤，但实际上吃不到那么多。
 
那个时候发明了“高产饭”，就是把苞谷面打成糊糊上笼蒸，很薄很软，一个人也就巴掌那么大一片，像手那么厚，叫发糕，那怎么吃得饱啊？吃不饱，饿，也是饿。饿到什么程度呢？我后来不是给你讲过，我就给我哥哥妹妹写信，让他们寄饼干水果糖猪油。还有把毛衣这些都脱掉，给当地人换肉吃。那里有维族人放牧，放羊放牛的维族老乡，拿衣服给他换肉换羊吃。
 
到最严重的时候，也不上工了，也不像过去天不亮就把你赶起来到地里去劳动，就放任了。每天早上起来也没事，就拿个缸子，带上锄头，就出去了。大家分散各走各路，到外面找野菜。找了野菜放在缸子里头，找点水这么煮一煮就吃。

我有时候偷麦子，春天麦子要播种了，麦子是撒了农药的；拿来先洗，洗上好几遍，再跑戈壁滩荒漠上，把那些树枝挖一个坑，烧一堆大火。等树枝烧完了成了火炭，再拿报纸把偷来的麦子包上，丢到坑里头。先用烧的热沙把它埋上，过一段时候再扒开。吃那个麦子、麦粒，就这么过来的。
 
我说没有饿死，主要靠哥哥妹妹每两三个月给我寄一个月的粮票。那时候饿啊，有的一个队全饿死，没办法。饿就是人开始发肿，从脚开始肿，一直肿，肿上过了腰，就没救了。那时医生卫生员，你生病了，没有药，也就是给你发一点黄豆，叫救命豆，也就这样。
 
4、逃跑被抓回之后
 
问：你逃跑被抓回去没有挨整吗？
 
没有整我，但是给我讲，你得在大会上作一个狠狠的检讨。要我检讨，说党的法网是铜墙铁壁，像甘粹这样能干的人，也抓到了。队里的人都知道，甘粹很有本事，除了不会生小孩，别的都会。把我说到这个程度。
 
我检讨说“碰得头破血流”，被抓回来。他们的目的就是教育大家不要跑，跑在外头没出路，起这个作用。我就根据他的意图做了检讨报告，就放了我一马，没有别的处分。
 
问：您被抓回去，一直到“文革”结束右派改正，那几年怎么过的呢？
 
答：就改造。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带上扁担就去地里劳动。我后来想一想总结了一下，逃跑在外面的日子很自由，但是也不自由。经济压力太大，因为你每天要生活，要吃饭。在外头当流浪汉时，一天得有十块钱才过得去。两块钱住旅店那个大通铺，另外再一天三顿饭。我还要花一毛多钱买烟，那时候我还抽烟。这一天十块钱我不会偷也不会抢，就靠照相挣钱。

后来我也累了，干脆就在队里头劳动，求个稳定。在队里，有坏处也有好处，坏处是每天劳动确实太累，好处是“文化大革命”斗啊斗地我们都免了。在队里他还斗你什么呀，所以说“文化大革命”那些我都没有经历，等于在队里又是个保护伞。

要说在队里，每天都是那个场景。千篇一律地反复，没有很多特色，不到日出就要出工，日落了回来。
 
5、猫与罐头
 
问：您那时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
 
答：我想起来，那时天不亮就出去劳动，太阳落山了天黑了才回来。我们住一个大房子，二三十个人都是通铺。有些人回来发现，他吃的东西给偷了。什么东西来偷的呢？有猫！有一只黑的花猫，偷吃了他的饭。这个人也狠，抓住猫狠狠地打。在房子外面想摔死它，摔了他就走了。我看了心里不忍，去把猫捡回来。
 
猫摔断了一条后腿，我就护理这个猫。给它断腿外头找两根棍子夹着，然后缠起来，我也只能做到这个。缠起来以后，我就喂它，为了它我还专门跑去买鱼罐头、鸭子罐头来喂。喂了半个多月快一个月，它好了，腿这两块骨头大概接上了，反正我是不懂。

以后这个猫就跟着我，它就在我床上守着。早上我走了，晚上我回来吃，也给它吃一点。喂了一段时候，小花猫怀孕了。怀孕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就把它抱到麦场。那个地方老鼠多，麻雀多，我把它放在那里，那儿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两三里路呢；我说对不起，我没法再养你了。

这个猫就记住我了，每天晚上它从麦场跑到我睡觉的地方，从窗子跳进来，跳到我床上，对我闻一闻。又过了一段时候，它又带着小猫，是它生的，来看我。你说这个怪不怪？

后来，我走了，去水库，割苇子，就再没见着它。

就这一只猫，通人性，它知道我是它的救命恩人。

说到这里我给你讲个事情，我不是买鸭子罐头来喂它吗？那一箱罐头是24个。买罐头我不可能买一箱，礼拜天我去场部赶场买东西，大家就叫，老甘，你给我带一个！这个带一个那个带一个，就凑够一箱。我就去买了背回来。但有一次背回来一箱24个罐头少一个。第二个礼拜我再去找那个商店，他就不承认了、他们说罐头都没有开箱，怎么会少一个？但是我就遇见了。现在我要买什么东西，都要当面打开点一下。
 
问：罐头多少钱一个？
 
答：一块多将近两块钱一个，我一次也只有买一个罐头的钱，没有多的钱。这样，我吃了一次亏。又花了钱又出了力，结果有一个是空的。有个队员就悄悄对我说：老甘，你真傻，以后你就不要给他们带东西。他们叫你买东西你都答应，把钱收了。结果你说合作社关门，回来再把钱退给他们。
 
兵团里头什么右派都有，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一个右派，现在还在上海。我跟他在32团塔里木农场认识，现在还联系。上个月我到上海，还去他家拜访他。他也是从塔里木农场跑回上海，跑回上海这么多年，刚开始自己打工，拉板车过生活。现在还在上海住着，比我小十岁。

还有一个在上海化工学院叫许天道，他是厦门的。原来是厦门鼓浪屿多少号，现在没有联系，忘掉了。还有个上海交通大学的胡启华，也是右派。

这些都是人才，兵团收去干什么？劳动！......像我们这些右派，你可以利用啊，都不用。像中学里缺老师，我可以教书吧，不用的！（插话：您还是教过一段时间？）我教过一年两年。
 
6、摘掉右派帽，再戴右派帽
 
问：您教过书，是什么时候？
 
答：1958年打成右派嘛，1959年给我分配到兵团。在兵团大概过了两三年，1961年还是1962年，全国右派摘了一些人的帽子。中央下的文件，就第一批右派摘帽子，把我的摘掉了。我们队不同意，说甘粹这个人劳动不好，磨洋工。但是农场里头政法股长说不行，根据政策该给他摘帽子，就把我帽子摘了。

但是环境没有变，我就去团部找他们。我说我现在不是右派了，你们又不用我每天挖大土挑大土，你们就缺挑大土的吗？这样就给我安排到中学教语文，教了两年三年，就碰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我揪出来斗，又戴上右派帽子。
 
问：“文化大革命”在学校里挨斗？在中学里挨斗？

 “文化大革命”斗我，又宣布戴上帽子，把我送到劳改队。我想不通，我就偷偷地写了封信寄给师部，就问我到底判了几年刑；我说，如果没有判刑，把我放到劳改队不合适。结果这封信起作用了，师里头把我的信批了一下，转回来，这样就把我从劳改队——还在劳改队里头——但是不再跟劳改员一起，带到另一个地方监督劳动改造。就是在那里过了段时候，我就逃跑了。

问：这时的监督劳动改造与之前有区别吗？
 
答：干活没有区别，拿钱有区别。劳改员的28块钱是国家发给劳改队，劳改队来掌握；我是所谓有工资的，每月32块钱生活费。这32块钱每月是发给你自己，你用这个钱去买饭票菜票。
 
问：当时那么多人，女性又很少，那这些年轻人成家怎么办？要是不能成家他怎么过日子呢？
 
答：劳改员嘛，还成什么家？除非你刑满了，所谓叫刑满就业人员，但也不放你走，还在那里。就是所谓你有公民权了，可以让你回家或者在当地找老婆成家。
 
问：那时有没有家里人给您想办法介绍对象？成家这个事怎么考虑呢？
 
答：没有考虑。后来给我摘掉帽子，我在学校当老师教了两年书；那时校长给我介绍对象，我看了一看，不满意，我不要。因为我心里头还有个林昭，我在兵团二十年，没有结过婚。
 
问：那时候林昭也没办法联系。
 
答：联系不上，后来我知道，林昭病重住院了。
 
问：您估计就是住监了。
 
答：关起来了。
 
问：那您一直从1970年到1979年都在那里？
 
答：一直到1979年2月份。

 
九、右派改正，再回北京
 
1、找人民大学，找工作
 
那时北京这个同学叫陈敏，给我写了封信，说中央有个55号文件，右派一律改正，你回北京来吧。我接到他的信，就正式打报告请假，我说要到北京去，我是右派不是劳改员。后来得到批准，我就从兵团跑到北京。在北京站下了火车，坐蹦蹦车，不是出租车，是蹦蹦车，到我同学家去。
 
我同学她丈夫是以前《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后来是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到她家里一去，我同学基本上不认识我了。那个时候很狼狈，同学叫我吃饭，留我在她家里睡，她叫我跟她老头子睡一个床。我说不行，我身上全长的是虱子。她说你赶快洗个澡，又把她丈夫的衣服给我换上，把我的衣服全扔了。我就睡她儿子的小房间。
 
然后她就替我去找人民大学，我自己也到人民大学去，它那时有个右派落实政策办公室。人民大学有招待所，就给我安排在那里住。但有时候我不住，晚上还是回到我同学这里，在三里屯。那时，我同学她丈夫官复原职，通过他找到当时人民大学副校长张腾孝，说我这个事情。校长就找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那时右派改正根据政策，我应该是安排工作。先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工资级别。
 
那时北京市公安局也落实政策，给了中国人民大学二十个户口名额；不管你给谁，都是这样。通过我同学丈夫的关系，就把这二十个户口名额中的一个拨了给我，我这样才回到北京。

人民大学开头答应我回新闻系去工作，结果一想，我这个学生右派又调回北京又在那里安排工作，怕别人知道了影响不好。就对我说，你自找工作吧，户口给你办回北京了。
 
我就自己找工作，当然我这个同学钟沛璋也想了办法。我还到杭州去了一趟，找了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党委书记接见了我，看了信以后也是推脱。说我们是工科大学，不是文科大学，你学文的，我们不好安排。

后来我同学知道了又写封信，说你到浙江义乌去，义乌地委宣传部部长跟她以前是同事。结果我没有去，我去了在那里干啥？说可以安排到义乌剧团当编剧，但义乌剧我都没有看过都不懂，当什么编剧啊？就没有去。
 
我再回北京，没有工作；我这个同学的丈夫就找到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叫李岩，后来是中宣部副部长。就找了他，他把我安排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因为我是学新闻的嘛，他说你在宣传部办院报吧。

办了一年半院报，反正也就是个闲人。又叫我到中央党校去学半年，回来叫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党校；学员都是司局级和处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这样，办党校认识了王光美，这样一个来龙去脉。
 
2、重回体制内
 
问：经过了这二十多年的苦难，您重新回到体制内工作。1979年回来右派改正了，有没有给您改正的文件？
 
答：恢复党籍，文件大概没有什么文件吧，我也记不住了。
 
问：恢复党籍有没有文件呢？
 
答：也没有文件。文件肯定有，不一定给。
 
问：您的党籍恢复了，关系落到哪儿呢？
 
答：我的关系在社科院。
 
问：您的关系先进到人民大学。
 
答：人民大学又把户口迁到社科院。
 
问：您有了党籍，恢复了工作；有没有赔工资？
 
答：不赔的。
 
问：不是有一些人都赔了工资吗？
 
答：没有赔的，右派不赔的。“文化大革命”挨整的老干部，全部赔工资。但是右派不赔，右派叫改正，不叫平反。一个钱都不给。所以说现在右派不服气，要求补二十年工资。现在我也不想补，补也补不了几个钱。二十年前几十块钱一个月，补不了多少钱。
 
问：您回到体制内，当时你被打成右派时心里很反叛的。这个心理状态怎么调整过来？怎么能够适应呢?
 
答：调整不过来呀，我怎么调整得过来!
 
问：但是您当时还在党校讲课？
 
答：我没办法，那是任务。党校又学马列主义，又学党史，又学政治经济学，我在人民大学都学透了。现在我讲马列主义，我可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我能给你讲得头头是道。
 
3、假如一生可以重来
 
问：您觉得一九五七年反右政治运动，作为亲历者，您希望后人记住什么样的教训？
 
答：后人能记住什么教训我不管，反正现在这个社会......一句话，千辛万苦就挣人民币。认钱，别的都不认了。你说我们这些事情，他也不感兴趣。就像你们现在搞林昭这些东西，我不反对也支持，但我说没有用。因为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听得进去？那正义的、热血的青年已经没有了。

社会也没办法，年轻人现在好，不搞运动了，不整人不害人；但是现在的职业竞争很激烈。你要生存，要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有房子有吃有住有汽车，你就必须兢兢业业地工作。或者你必须有后台有关系，否则你再有本事，你考得再好，狗屁没有用。
 
问：如果您的一生可以重新来过，还是这样的社会和制度，哪些事您会做，哪些事您不会做？
 
答：如果叫我重新来过，我就赶快下海，自己去奋斗，去游泳......我不会参军了，我想一想自己走错了，因为1949年的时候，我应该跟着我大哥走。我大哥他在中国保险公司，就靠我父亲活着时的那点资本。我父亲原来是中国银行汉口分行的襄理，所以说我们等于是公子哥儿。我大哥哥是大少爷，二哥是二少爷，我是三少爷，我妹妹是四小姐。我就不会搞这些，不会了。我会想办法在49年跟我哥哥走一条路。

我哥哥也犹豫了，没有走。他有这个条件，他是上海保险公司总经理的秘书，跟着他的总经理，可以到美国纽约去。要是走不了我就接着继续读书工作，走自己的路，不信这一套。
 
十、1980年代末的记录与回忆（略）

后记：

80年代末，甘粹先生以新闻工作者的敏感每日做出逐日记录。日后，他写下《北大魂》一书，其中的最后一句话是——

人有魂，国有魂，民族有魂……英勇献身的林昭，历史将宣判你无罪。

该书于2010年出版，一位曾经迫不得已采取“装死狗”的策略而求生的人，历经磨难，保留了他不屈的灵魂，在这部书中昂头站了出来。

甘粹先生去世十年了，愿他的灵魂安息，并与他一生挚爱的林昭在天国团聚！
 
2014年3月25日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2024年4月29日更新，再删再改
 
备忘：

感谢huanghuang协助记录采访录音稿，感谢J.W做整理校对。我最后对校订稿作了压缩和整理。为阅读方便，对内容作了时序调整，例如将谈反右的集中在一起，将XJ的叙述调整到一起，未完全按照录音时间顺序。

（全篇完）

【作者简介】艾晓明：学者。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已退休。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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