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令国家与隋唐文明
[日] 大津透 著
刘可维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9月
“唐朝文化影响了日本历史，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影响。”
何为日本古代的立国之基？
以律令制度为切入口，
重新审视大化改新、遣唐使来华、鉴真赴日、唐招提寺等唐风浸润下日本国家与社会文化的变迁。
内容介绍
律令国家与隋唐文明
白村江战败后的日本正处于政治交替状态，社会动荡不安，于是取法唐朝，吸收了以律令法典为代表的一整套典章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在日本历史上也被称为“律令制时代”，可以说律令制构成了日本古代的立国之基，也是理解日本古代社会历史的关键线索。
本书以律令制度为切入口，涉及大化改新、遣唐使来华、鉴真赴日、唐招提寺等唐风浸润下日本国家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及唐日交流的诸多方面，不仅是研究日本古代社会的重要线索，同时也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唐朝法制史和古代中日交流史。
作者介绍
律令国家与隋唐文明
大津透
生于1960年，现任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专攻日本古代史，是日本律令制研究的代表性学者，著有《律令国家支配構造の研究》（岩波书店1993年版）、《古代の天皇制》（岩波书店1999年版）、《道長と宮廷社会》（讲谈社2001年版）、《日唐律令制の財政構造》（岩波书店2006年版）、《日本古代史を学ぶ》（岩波书店2009年版）等。
译者介绍
律令国家与隋唐文明
刘可维
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获学士、硕士学位。后赴日本九州大学人文科学府留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汉唐间历史学与考古学、中日交流史等方向的研究。目前已发表中、日、英语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丝路的最东端——从倭国到日本国》（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译著川本芳昭著《中国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李凭著《北魏平城時代》（汉译日，与小尾孝夫、小野响合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21年版）等。
目 录
律令国家与隋唐文明
精彩片段
律令国家与隋唐文明
汉译版序
岩波新书《律令国家与隋唐文明》（2020）得以翻译为汉语，在中国出版，对于笔者而言是非常荣幸之事。
笔者一直以日本古代史，特别是律令制即日本古代国家的法制、古代天皇制作为研究中心。正如本书后记所述，自1999年在中国宁波发现北宋天圣令写本以来，日唐律令制的比较研究步入了新的阶段。日本学界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古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的天圣令研究者间加强了交流。由东方学会组织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曾数次举办以律令制比较研究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这一背景下，旨在探讨日本古代律令国家的形成，以及对于中国文明吸收的本书能获得中国友人的阅读，实属望外之喜。
随着隋唐帝国的成立，东亚国际形势剧变。7世纪中叶以降，倭国在与唐、新罗的对抗中，加速建设中央集权国家。由于倭国是通过吸收律令整备自身的国制，因此被称作律令国家。本书主要基于与中国的比较，分析8世纪日本编纂的大宝、养老律令，并阐明其特色。尽管相关律令源于隋唐的国制，但同时又与隋唐制度存在较大差异。随着研究的深入，日本的特色愈发显现。其中可见7世纪以前日本自身的特征。通过编纂律令而形成的第一阶段的律令制并未建成如隋唐那样的国家制度。基于律令所确立的制度化的天皇依然保存着其固有形态。并且，制度化天皇的成立可追溯至相较律令制更早的7世纪初。“スメラミコト”（译者：即指天皇）是独特的日语君主号，日本创造了与之对应的具有宗教、神话内涵的天皇号。
进入8世纪，倭国将国号改为“日本”，并顺利派遣遣唐使。其中包含着大宝遣唐使粟田真人付出的努力。在此背景下，从8世纪中叶至9世纪，日本开始吸收作为中国社会规范的“礼”，愈发效仿隋唐的国制。尽管此时日本并未编纂律令，但笔者认为律令制依然获得发展，是日本律令制的第二阶段。上述认识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吉备真备曾从唐朝带回以“礼”为中心的儒家典籍。由此为开端，在佛教方面日本邀请鉴真赴日，藤原仲麻吕进而开始推行唐风化政策。与此相应，随着对“礼”的吸收，天皇的相关制度也随之发生转变。这一阶段，日本整备了有关天皇的衣服、礼拜方式等方面的礼仪，甚至在整备工作尚未完成之际还尝试祭祀昊天上帝。通过诸如此类的事例，本书论述了日本国制的唐风化过程。
在唐代法律中，作为刑法的唐律以《唐律疏议》的形式得到基本完整的保存。而与此相对，作为行政法的唐令已经散佚，未能流传。日本方面，仁井田陞、池田温等学者推动了唐令条文的复原研究（《唐令拾遗》《唐令拾遗补》）。由于天圣令的发现，相关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在此过程中，中国学界重新高度评价了日本的唐令复原研究。唐令的复原研究，不仅需要利用《令义解》《令集解》等基本史料，对于日本古代律令制的理解同样不可或缺。不过，中国学界尚难以做到这一点。本书如能有助于日本古代律令国家形态的研究，促进隋唐史研究者进一步认识唐朝的律令法，推动日中历史学界间的学术交流，笔者将不胜荣幸。
本书的译者刘可维（南京师范大学）留学于九州大学，并取得学位，曾在《史学杂志》上发表过有关唐狱官令的日语论文，是一位四十余岁的优秀研究者。在翻译本书之际，刘氏认真地检查了原文，指出多处笔误。对于这样优秀的译者，笔者欣喜之余深表感谢。本书在日本出版恰逢新冠疫情暴发前的2020年2月。虽然目前疫情尚未完全结束，但已基本得到控制。
本书在此时翻译出版，笔者深怀感慨！
大津透
2024年1月
在鬼之城发现日本
从冈山站乘吉备线内燃机车约30分钟将到达不设车站管理员的服部站。在这里坐出租车，走上难以双向行驶的山道约20分钟后，便到达鬼城山游客服务中心。由此处的鬼之城入口沿登山步道步行10分钟左右，映入眼帘的是复原完好的西门，以及与此相连的高石墙与夯土台基，非常震撼。沿着由夯土台基、石墙构建的城墙，至南门、东门、北门一周，已修建起完备的观光路线。参观一圈，耗时近两个小时。鬼城山标高约400米，此处不仅能瞭望总社平原，还可远眺儿岛半岛，甚至对岸的四国，是一处绝景之地。城墙在位于接近钵状的鬼城山山顶处围成一圈，全长2.8公里，城内面积达30公顷之广。
鬼之城的石墙
现在鬼之城是一座知名的古代山城，不过当笔者刚开始学习古代史之际，甚至不知该城的存在。在冈山的古代传说中，鬼神“温罗”曾居住于此，并衍生出桃太郎驱鬼的故事，鬼之城由此得名。而该城实际应是一座中古时期的山城。20世纪70年代在此发现有列石、水门等遗迹，1994年开始调查发掘，确定了整体面貌。从2004年起，对于西门进行复原。由于遗址位于山上，没有经过后代开发，遗迹状态保存良好。基于调查发掘，以及修筑石墙等工作，不仅重建了城门，作为珍贵的古代遗迹，山城整体已获得复原。通过对鬼之城的发掘，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古代山城的结构。最近，在四国高松又发现有屋岛城的石墙和城门，同样也进行了复原。
即使是现在复原古城，也不得不感叹搬运石材至山顶，以及建造城门等工程的艰难，而古代又为何建造这样的山城呢？
663年白村江之战中战败的倭国，为防备唐、新罗攻击，筑造了所谓的古代山城。《日本书纪》天智四年（665）八月条（天智九年二月条亦收录有同样的简略记事）：
遣达率答春初，筑城于长门国。遣达率忆礼福留、达率四比福夫，于筑紫国筑大野及椽二城。
由于采用的是百济流亡贵族带来的兵法、技术等建造的城，因此其被称为朝鲜式山城。此外，二年后的天智六年十一月条亦载：
是月，筑倭国高安城、赞吉国山田郡屋岛城、对马国金田城。
这里记载的同样是采用朝鲜半岛技术筑造的城。其中所见大野城（福冈县太宰府市、大野城市糟屋郡宇美町）、基肄（椽）城（福冈县筑紫野市、佐贺县基山町）、金田城（长崎县对马市）是著名的朝鲜式山城，均被选定为“特别史迹”此外，以九州北部为中心，还存在多座被称为“神笼石”的列石遗迹。其同样属于山城遗迹，被视作神笼石系山城。
此前一般将史书记载的城称作朝鲜式山城［除前述事例外，《续日本纪》还可见有关修理鞠智城（熊本县山鹿市、菊池市），以及废弃备后的茨城、常城（具体地点不明）的记事］，而将未见于史书记载的城视为神笼石系山城。因此，失载于史书的鬼之城自然被认为属于神笼石系山城。不过，实际并非如此。在鬼之城西门侧面复原了被称作“雉城”的角楼，即建在石城上具有战术功能的转角建筑。这种角楼常见于朝鲜半岛山城。鬼之城与《日本书纪》所载屋岛城的建筑技法相同，属于天智朝建造的朝鲜式山城之一。鬼之城源自名为温罗的鬼曾居住于此的传说。这一传说可能基于承担营造任务的百济贵族是本地人并不熟悉且言语不通的外族，由此被认为是鬼。
鬼之城复原后的西门
规模如此宏大的鬼之城却未见于史书记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日本书纪·天智纪》在编纂上存在较多重出、错乱之处（这是由壬申之乱，近江朝廷文书的遗失造成的）。因此，《日本书纪》未记述鬼之城，可能源于相关记载的脱漏。那么，天智朝为何在白村江之战后建造这座山城呢？
从天智朝至天武朝，可见到被称作“大宰”“总领”的管辖广大地区的行政官。大化改新之际，朝廷曾向东部派遣了“东国国司”“东国总领”的官员。除这些稍早的事例外，还存在筑紫大宰、周防总领、伊予总领、吉备大宰（总领）的记事。这些行政官被设置在从北九州至濑户内海沿岸地区，用以管辖相较此后基于令制设立的“国”更为广阔的地域。其设置的地点与朝鲜式山城的分布一致。正如九州的大野城、基肄城扼守着大宰府的北部和南部那样，古代山城应与大宰、总领间存在某种联系。
总之，鬼之城的建造与吉备大宰的设置有关，其发挥着如朝鲜半岛上防御性山城的功能。在吉备大宰的管辖范围内，还有大回小回、播磨城山，以及备后的茨城、常城。正如狩野久氏指出的那样，鬼之城应为吉备大宰（总领）府所在（周防总领府位于石城山，伊予总领府位于赞岐城山）。与面海而建用于直接防御的长门城、屋岛城不同，鬼之城等被设在用于控制内陆主要道路的位置，是与大宰、总领这样管辖广阔地域的行政官身份相符的城。由于未经发掘，尚不清楚8世纪后备中国国府的准确地点。不过，在服部站稍南的地方，相传为备中国府的旧址。其具体地点无疑当位于鬼之城以南的平原上。
在考察吉备大宰的性质时，可参考《日本书纪》所载672年壬申之乱时的相关记事。在听闻大海人皇子进入东国的消息后，近江朝廷准备兴兵，派遣佐伯男赴筑紫、樟磐手赴吉备国，下令“其筑紫大宰栗隈王与吉备国守（即大宰）当摩公广岛二人，元有隶大皇弟（即大海人），疑有反欤？若有不服色，即杀之”。最终，作为使者的樟磐手赴吉备，除掉了当摩公广岛。此外，佐伯男到达筑紫后，栗隈王面对近江朝廷的命令，作如下答复，即“筑紫国者，元戍边贼之难也。其峻城深隍临海守者，岂为内贼耶？今畏命而发军，则国空矣。若不意之外有仓卒之事（指外敌来袭），顿社稷倾之。然后虽百杀臣，何益焉？岂敢背德耶？辄不动兵者其是缘也”。栗隈王由此坚持拒绝了朝廷的命令，佐伯男空手而归。以上正是壬申之乱中，近江朝廷未能从西国调兵，大海人皇子最终取得胜利的一段插曲。调兵之所以失败，可能正是由于栗隈王与当摩公广岛原本就属于大海人一方。不过，栗隈王所述也的确具有一定道理，展示出设置筑紫大宰乃至吉备大宰的原因。
吉备大宰不仅是管辖着广袤地域的行政官，其还担负着防御新罗、唐朝的任务，是握有征兵权的军事长官。鬼之城遗迹明确地表明吉备大宰的这一职能。在大宰府设置有水城、大野城，以及对马的金田城等规模更大的山城。这些遗迹处在面对中国、朝鲜的最前线，是天智朝对外军事紧张的物证。在吉备平原北侧，距离海岸较远的内陆设置鬼之城这样一座军事设施，也正说明当时天智朝的紧张程度。狩野氏认为在濑户内海沿岸地区设立“国”之前，曾设有作为军政区的“道”（即吉备道），该道在天武朝被划分为备前、备中、备后诸国。
本书希望探讨的是作为律令国家的隋唐帝国及其文明所产生的影响。日本的律令国家正是在不知何时将遭到唐与新罗联军进攻这种军事上极度紧张的背景下形成的。
笔者最初希望关注6世纪末隋统一后，隋唐帝国对倭国造成了何种压力，以及倭国在怎样的东亚局势、外交交涉背景下进行的国家改革。这也是高句丽、百济、新罗共同面对的课题，最终导致百济与高句丽的相继覆灭。
倭国在白村江为唐与新罗联军所败，为生存而巩固防御，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强化王权。其所采用的方法是从中国导入律令制，缔造所谓的律令国家。凭借8世纪初编纂的《大宝律令》，以及此后的《养老律令》建设而成的律令国家，是此前日本列岛政权所无法比拟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日本模仿了律令这种中国的法律形式，甚至律令采用中国式的条文，但其实质却未必完全相同。本书希望探讨的是日本在吸收律令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哪些中国式的，或独立的非中国式的国家制度。
日本最后一次编纂律令法是757年的《养老律令》，此后再未编纂新法。不过，贯穿整个奈良时代，日本通过派遣遣唐使等方式，输入唐朝文化。这些唐朝文化最终被日本的国家制度与天皇制所吸收。一般认为，日本的律令制于8世纪以降崩溃。不过，与其将律令制视为中国制度、文明化的标志，不如说日本持续地吸收律令制，其已逐渐渗透于日本社会之中，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本书将致力于揭示从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初期，日本在诸多方面对于隋唐文明的吸收，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
文章来源：四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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