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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史上，翻译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中国文明而言，特别是自近世“西学东渐”以来，巨量西方学术思想论著的译介传入，深度参与并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之演进。近十数年，“中华文化走出去”复受到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文史哲》国际版（英文版）于2014年应运而生。值此国际版创刊十周年之际，编辑部举办主题为“翻译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第十二次“《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暨“《文史哲》国际版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本公众号将陆续推发嘉宾发言，呈现学界、刊界的精彩认知。
本期推出过彭春凌教授的论坛发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彭春凌教授着眼于近代全球思想史地图，她的发言围绕新著《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展开，兼及绘制近代全球思想史地图的方法。
她认为全球史不是一个现在的建构，而是当时人实在的感受和体验。当运用新的宇宙和人的观念解析某一文明时，就出现了利益攸关各方对主导权的争夺，如导致清末国学家与海外汉学家的交往里出现激烈对峙。她特别提及，《文史哲》杂志主编杜泽逊教授整理的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就是该领域非常重要的文献。
彭春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近代中国思想史、全球思想史，以及近代中英日三种语言圈之思想文化交流。出版有专著《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中心（1898~1927）》《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研究、重译及校注》，并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海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历史观念的横向层累：兼论绘制近代全球思想史地图的方法
非常感谢《文史哲》杂志，这是我第二次来杂志参会，非常荣幸。谢谢杜主编、刘培老师还有杨曦的邀请。我新出版的专著引用了杜老师点校的书，岛田翰的《古文旧书考》。这是清末国学与海外汉学的交往里非常重要的一本书。见到您本人，向您致敬。![]()
岛田翰撰，杜泽逊、王晓娟校：《古文旧书考》
我今天讲的是《历史观念的横向层累：兼论绘制近代全球思想史地图的方法》。我刚刚出版了一本专著《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我今天要讲的是这本书的一个方法论问题。书名叫“原道”，用这个书名我要特别做出澄清，历来有很多大家用这个名字，比如刘勰、韩愈、章学诚，我的意思跟他们不太一样。这里的“原”是动词，推究的意思，“道”则指向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9世纪的生物进化学说所奠定的新的宇宙与人的观念。今天这两场讲古代讲得多，我这个是比较晚近的。科学革命之后的三个世纪人类的宇宙观和人的观念得到了更新，出现了新的轴心时代，建立了我们今天对宇宙和人的认知基础。由于宇宙和人的观念的新旧变迁，又引动了包括宗教、伦理、美学、社会政治学说等诸领域的思想振荡、观念协商和革命。![]()
彭春凌：《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
这本书以近代中国的大思想家、国学大师章太炎之思想经历为轴心，来辐射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跨越大西洋、太平洋的英语、日语、中文三个文化圈，涉及英、美、日、中四国，围绕革新中的宇宙与人的观念所牵动的宗教、伦理、社会政治学说、美学诸领域之思潮跌宕和交互影响。我认为这是一部流动的人类精神的史诗。在寰球的同一段时空中，因各个国别固有的文化特征不同、当前之社会命题有别、内部的派别分歧深刻，而使得整体上步伐相同的观念革新，又面临理解要点之参差错落、逻辑理路之递演流变。恰恰是在这么一个复调喧哗的格局中，才能以章太炎为切入点，来把握中国近代思想的某种全球史脉动。这是本书印在封底的导言，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涉及了1851年到1911年，六十年一个甲子的寰球时空。六十年放在古代可能很短，但因为近代史料太纷繁，这个时段已经非常长了。我以章太炎之思想经历为轴心，梳理了从斯宾塞进化哲学出发，跨越两洋、三语、四国的思想连锁演变的图景。当时维多利亚时代的英美知识人、明治日本的知识群体和清末的知识精英其实已经强烈感受到、并各自展望着两大洋汇通的激烈与豪迈。我举个例子。郭嵩焘是清代派去英法的第一任使臣，他有一句诗叫“万国梯航成创局”。第一代出洋的使节意识到了全球航路的开通。下面是著名的维多利亚诗人Alfred Tennyson的诗，“让大世界沿着隆隆作响的变化之辙永远旋转下去”，这个“隆隆作响的变化之辙”就是铁路，工业革命之后铁道、轮船将人类的空间缩短了，为想象一个全球的连通提供了可能。![]()
古代也有全球化，但一般是“物”的全球流动。经济的全球史是物的流动，如鸦片、棉花、糖等早就是全球流动的了。还有生态的全球史，比如大象的退却与气候变迁，疾病的全球扩散等。到近代才有思想即时的全球流动。思想流动一定要有人，要有媒介，没有近代的媒介，没有近代的通讯这一套，就谈不上思想的全球即时流动。近代的变化，其复杂性从一开始就以加速度的方式提升。19世纪中叶地质学、自然地理学等地球科学的迅猛发展，让维多利亚时代的斯宾塞拥有足够丰富的地理、气象知识来畅想剧烈的地壳变动所制造的地球奇观。这是一个19世纪中期的知识分子所想的东西，之前的人可能不会这么想，因为他们地理学知识不够、气象学知识不够。斯宾塞这时候有了足够的地理、气象学知识，他设想的变化区域在两大洋的交汇处，就是中美洲。如果中美洲瞬时沉陷会有什么效果呢，“地壳变动的即时结果，其自身将会非常复杂。除了无数的地层异位、火山物质的喷发、地震波传播到千里之外、大爆炸的巨响、气体泄漏以外，还将会有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激流来填充空间，紧接着巨浪海啸穿过两个大洋、在海岸制造出无穷的变化，相伴而来的气浪被每个火山口周围的气流弄得更加复杂，这样的扰动还伴随着电闪雷鸣。……数千英里的气象学条件在所有方面都将或多或少地被更革。”我从这里联想到我儿子看的科普类节目，恐龙怎么灭绝的。行星撞击地球之后发生连锁反应，云层笼罩地球，没有阳光，光合作用基本上消失，恐龙灭绝。斯宾塞的这些想象，在今天看来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那个时代，这是第一代人这么想。19世纪是科学的新时代，他们体会到这种变化，畅想全球变化的可能，两大洋变化的可能。跨越两洋的思想连锁演变，如同发生在地球板块交汇处的大地震一样，变化的复杂性从一开始就以加速度的方式在提升。跨洋交流、语言和国家，这三个层面构成了衍生其复杂性的主要因素。我这里截取绪论中的一个篇章，尝试通过分析这部著作采用的方法论，谈一谈如何从横向层累的历史观念出发，来绘制近代全球思想史地图。我们以前说沿着洋流能“无界限”流通的，是蒸汽动力学、光学、化学、商政、兵法、造船、制器，这种近代化的“物”。实际上，通过传教士、政治流亡者、外国人教师学生、商旅使节等人群的跨洋活动，以及新兴印刷媒体和教育机构的传播，新的对宇宙和人认知在19世纪中期之后也在全球流动。我讲的是新的认识的流动。构成律动差异的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语言的异同、远近。一般来说，语言的异同、远近彰显着文化、宗教或种群之亲疏。文化、宗教或种群，又恰恰构成观念革新过程中律动差异的首要缘由。因此，语言的异同、远近，就成为观察各地新旧观念变迁之殊别的第一层瞭望台。首先是大西洋世界和英美文化的关系。最初提出“大西洋世界”这一概念，是因为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在南、北美洲的殖民活动，建立起了大西洋东西两岸之间文化、宗教、种群的勾连。独立战争后，美国虽然摆脱了英帝国的统治，英美两国在文化上仍旧保持了高频率的互动与交流。英、美两大帝国先后的扩张、在物质文明上取得了显著优势，让他们更增添因“强大的英格兰血统”所带来的种群自豪感和傲慢心，也自认肩载着教化原始民族的所谓“白种人的负担”。同质的语言文化，使斯宾塞的进化哲学在美国的影响深刻而广泛。有思想史家认为，从美国内战到一战之间，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能够超过斯宾塞。特别是他的进化论思想，挑战了基督教的特创论（creationism），牵涉到复杂的宗教和伦理问题。而1870年代以降对自由放任理念的反思，在英美往往引发相似的应对。但也正因语言文化上的同质性以及宗教上的复杂渊源，美国虔诚的基督教福音派信徒也更难接受斯宾塞的“不可知”观念；而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的泛滥和恶劣影响，继热烈追捧之后，斯宾塞在美国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大西洋及沿岸地图
中日之间的语言文化相似而不相同。汉字是两国共有的表记符号，儒教和佛教（大家不要忽略佛教）在漫长的历史中不同程度地参与塑造了两国的文化。所以，近代观念在两国的传播，一方面是一个同创共享新语汇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很复杂，我简单地说。从16世纪中后期到1880年代前后，主要是中文翻译的西籍和英华字典等影响了日本的近代化过程。而到1880年代中后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日本初步建构出从自然科学到社会人文学的全套近代学术词汇体系，日制汉字新词、译词逐渐开始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甚至，受日译西籍的影响，清末民初整个“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都从日本而来（关于社会主义的话语源自于日本可以参考陈力卫老师的研究）。由于新、旧汉字语汇在两国的意义可能都有较大差别，而日语中只凭借汉字其实难以判定句子的意义。于是，挪移借用过程中，偷工减料、添枝加叶者或有之，望文生义、张冠李戴、浑水摸鱼者亦或有之，所以，中日之间的语汇传播情况非常复杂。陈力卫：《东来东往：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
另一方面，进化观念提供了对宇宙和人的一整套完整解释。破除天的神性，这个中国人很好接受，中国以儒教文化为基础的社会来接受进化论，不像基督教因为有特创论而受到巨大震动，但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伦理。儒家认为五伦的伦理结构是人的本质，人生下来就是伦理社会的一员。进化论告诉我们，人的社会性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人是动物进化而来的，意味着社会的存在晚于人的存在，那么人开始的存在状态不是社会性的人。特别是斯宾塞的进化论，尤其强调这个。这是对儒家社会巨大的挑战。既然五伦这个基础不是人的本质，那么人的本质是什么？进化论破除了儒家对于伦理的价值认定。中日两国都面临这个问题。第二个挑战是人的本质由大脑的结构所决定这等物质主义的新观念。佛教讲求“治心”，它面临着界域和美学的重整。宗教、伦理和社会政治思想上中日两国面临相似的冲击和应对。但是，儒佛两教在两国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脉络和去取上其实差异非常大，所以这一过程中的异质感也分外凸显，近代的碰撞就变得非常有意思。同中之异所带来的异质感，往往更加坚硬。这是第一层。第二个层面是国家利益诉求的差异，这构成观念律动差异的另一个缘由。国家之间力量的大小，地缘政治、经济利害的纠葛所形成的权力关系，牵动着不同国家国民情感与利益的畛域。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全球范围内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两种思潮和势力的勃兴、压制与反抗的对垒，反复形塑着与思想表达切切相关的情热心绪。被压迫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想法，和一个帝国知识分子想法的差别是很大的，这是利益和情感的问题，是观察各地新旧观念变迁之殊别的第二层瞭望台。丁尼生在1842年时畅想未来：“看到天空里贸易不断，神异玄妙的航队来往频频”，同时，“天上充满了呐喊，而交战各国的空中舰队，/在蓝天的中央厮杀”，“在雷电的轰鸣声中，各个民族的军旗只顾往前冲”。1915年胡适读到这个诗歌，他说：“在当时句句皆梦想也，而七十年来，前数句皆成真境”，是指全球化的贸易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变成现实。这是地球历史70年的发展状况。这就涉及到英美日的帝国扩张和海洋势力的勃兴。19世纪末，英帝国已经开始没落了，但是帝国势力犹在，时人感叹它的殖民地犬牙交错，“英人睥睨地球，如囊中物”，当时英国占据了世界上约四分之一的土地，控制了大概四分之一的人口。美西战争后，帝国主义美国兴起，在太平洋上将势力伸向东亚。日本的兴起晚于美国。日俄战争胜利，合并朝鲜之后，日本跃升为帝国主义的强国。《东京经济杂志》1896年曾刊文展望跨越太平洋的电缆，其中蕴含着环球体验和想象，这是非常新的体验和想象。我们知道1851年，英法之间的海底电缆开通，1866年是大西洋的电缆， 1902年则是太平洋电缆。物质改变了我们的观念和交往的方式，全球化信息传播瞬间成为可能。《东京经济杂志》说：“假使地球为活物，则电线似为其脑气筋。而汽车及轮船，如循环血液之血脉也”。文章敏锐地指出，近代文明的中心从地中海、大西洋到太平洋地域迁移，“间尝思古往今来世运之消长，昔时最擅荣华者莫如地中海滨诸岛”，就是古希腊这一带。“沿至今日，寒烟衰草，无复从前景象。即大西洋全盛之运，亦将渐倾”，以前是大西洋沿岸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现在文明进一步西迁，“而富强之气运，且将移于滨太平洋诸国”，他想说的是移到日本。这个时候，中国的趋新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的感觉。全球文明盛衰论，是非常新的体验。梁启超和章太炎戊戌时期模仿这篇文章，来描绘环球文明发展史、大变局，将中国定位在日本之后的强盛之地。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根据五德终始之学和康有为所言的“气运”，对环球文明的繁兴进行了更加复杂详尽的勾勒。他将中国西北的昆仑山视作地运的起始点，地运经印度、波斯、巴比伦、埃及等古老文明之后，“渡地中海而兴希腊”、罗马、意大利，“循大西洋海岸”而兴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英吉利，千年之内，地运洋溢欧土全洲。而近百年来，大地之运分为东西两股，“一入波罗的海迤东以兴俄，一渡大西洋迤西以兴美”。而“三十年来，西行之运，循地球一转，渡大东洋以兴日本”，因“日本与中国接壤，运率甚速，当渡黄海、渤海兴中国”，“东行之运，经西伯利亚达中国”。梁启超总结说，“十年以后，两运并交，于是中国之盛强，将甲于天下”。这在今天有点梦想成真的感觉。章太炎《东方盛衰》则声称依据“堪舆之言”，即风水相地之说，“亚洲之衰，西𡚤于欧洲；欧洲盈，西溢于美；美洲摦，西被于日本。古者太平洋之盛，由长安而东；今者太平洋之盛，由英吉利而西。自日本西被，非支那则谁与”，下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全球史不是一个现在的建构，而是当时人实在的感受和体验。之前的知识分子不会这么思考问题，现在的知识分子也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这个问题。如从个人来看，当时这几个国家都有兼通数种语言，皈依异域宗教文化的思想人物，中国也有皈依基督教的，其他国家也有皈依异域思想的。他们游走在不同语言文化、国家疆域的内外，传递着异文明的信息。如以思潮而言，近代的无政府主义、大同主义频频召唤打破各式人为的上层建筑、思想意识之壁垒，建立世界一家、谈笑晏晏的乌托邦家园。乌托邦主义在近代兴起，无政府主义也好，大同主义也好，都希望打破国家的壁垒。虽然如此，正如日本《东京经济杂志》的作者，清末的梁启超、章太炎一样，近代各国大多数的知识人一方面都强烈意识到两大洋汇通的全球文明流动乃是观察本国文明之未来的必要元素；另一方面，万国竞争的时代，“惟国权能御敌国”，在贫弱受侮的国家中，各主流的思想和政治派别尤其将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作为切实的奋斗目标。虽然他们受到大同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最终还是皈依到民族主义，近代思潮还是以民族主义为主流。当运用这套新的宇宙和人的观念来解析某一个文明的时候，就出现了利益攸关各方对主导权的争夺。这就导致了章太炎在国学领域和日本汉学家出现激烈的对峙，比如刚才提到的《古文旧书考》的作者岛田翰。《古文旧书考》民友社聚珍版内封，明治甲辰（三十七年，1904）
第二，如何在全球史的脉动下，勾勒经两洋、三语、四国的流通管道或壁垒所塑造的思想连锁演变呢？本书主张由横向层累的历史观念出发来重绘思想地图。“层累说”大家都非常清楚了，顾颉刚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乃是古史辨运动的理论假设。这里，造成古史的“层累”主要指向纵向的时间维度。随着时代的演进，经过不断的书写与口传，本无或模糊的人物事迹被制造出来，或被改写、踵事增华。而在近代全球的思想流动中，造成历史观念“层累”的因素，却主要是横向的空间维度。进化中的宇宙和人的新观念，在跨越不同语言文化的滋生过程中，呈现出某种基于内在关联性持续叠加增殖的系谱。通过解剖历史观念跨越不同语言横向层累的过程，我们重绘思想的地图。这个目的，不在单纯勾勒思想流通的路途或阻隔，如同在地球仪上画出各种交汇的实线与悬置的虚线那样。重绘思想地图的目标，是对建构了历史观念关键空间层累的意义元素予以深描（thick description）。沿着那些内在意涵高度关联、被表现和理解的样态却疏落参差的历史观念，我们进入各个文明的机体，从而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释放出各国社会明暗斑驳的政治文化生态，各个思想人物所遭逢的艰难时世、坚硬生活，各自的骄傲自负、不平之鸣和意欲诉求。在凭借观念走进自国历史的同时，也试图去接近那些无穷的远方、无限联系与延展的他者，他们的世界是怎样的，他们的观念是怎样形成的。我书里面有很多例子，比如社会学跨洋流动。社会学是近代新兴的学问，社会学的奠基者是孔德和斯宾塞。19世纪的生物和社会进化学说，伴随形成连锁影响关系的“社会学”这一载体，在英、美、日、中各国流动。不同知识分子各有侧重地再生产社会学所涉及的人与秩序的思想，结构类似于古史辨派“层累说”，思想观念的滋生呈现为一个基于内在关联不断叠加增殖的谱系。然而，造成此观念“层累”的是横向的空间维度。比如说，我国第一本《社会学》是章太炎翻译的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由广智书局出版。岸本的社会学主要借鉴斯宾塞社会学和美国的第一代社会学家沃德的《动态社会学》。他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斯宾塞社会有机体（social organism）学说倾向于个人主义的本来意旨。当时在日本社会已经不太流行个人主义了，但岸本书中传达的斯宾塞社会学的个人主义思想吸引了章太炎。对于像斯宾塞和沃德这样的英美社会学家来说，人类有承袭自原人阶段、寻求扩张个人行动范围的“反社会”（anti-social）的趋向，意即人除了有社会性的趋向外，还有反社会的趋向。这支持了他们的自由理念。但是将“反社会”作为人的本质属性，是儒家社会完全不能接受的。怎么能反社会呢？肯定是有问题的人或罪犯，才会反社会。岸本巧妙地用汉字“非社会性”对译anti-social。非社会性的英文是unsocial，强调消极地不去社交，不跟人打交道，和反社会的差别是很大的。这个翻译松弛了个人主义带给东亚儒家社会的紧张感，让人更容易接受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说。《绍介新著：社会学》，载《新民丛报》，1902年
而章太炎领悟到，岸本提供的“非社会性”、“消极”等论说，进一步使儒学观念中不甚光彩的“废”、“隐”等逃群举动，获得了价值正当性。太炎更从中升华出以不作为为作为的抵抗政治，呼吁社会大众消极抵抗清政府的政策。这是一个跨洋交流的例子，翻译的差异，能够改变一个社会对某一学说的观感，同时作用于真正的革命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时间演进的不可逆，共时层面上空间边界的不稳定性和相互之间的可流动性，使历史观念横向层累的前缘构成往往较为繁复。恰如张东荪咏怀特海（A. N. Whitehead，1861-1947）哲学所言，“万缘周遍如波起”。在印刷工业兴起、跨国思想流动和交汇极为频密的情况下，更难以存在个体与个体间思想单向度的封闭传递——你传递给我，我传递给他，不存在这样的单线传播。现在都是多媒体的，接受的渠道非常多。比如，岸本接受或反驳斯宾塞学说的知识渠道，既包括“间接阅读”沃德作品，又包括直接浏览斯宾塞原著。同时，他还接触了英语圈、日语圈各种各样的作品。而章太炎在翻译《社会学》之前，还译介过《斯宾塞尔文集》，读过严复的论著，有意无意间涉猎了大量日本的其他论著。在斯宾塞—沃德—岸本—章太炎的思想连锁“事变”（event）中，——包括上文提及的周边所有“事变”，又都从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此一“事变”中的各个环节。贺麟评述怀特海哲学，“正如把几块石子一齐投到水里去，波纹互相涵融渗透”，这是近代思想交流的情况，并非单向的思想传播。曾广铨、章炳麟译《斯宾塞尔文集卷之一》，载《昌言报》，1898年
尽管如此，不同国别的知识人，其各自的核心关切还是相对明晰的。社会学家沃德思索的是通过人为的干预亦即扩大政府职能，来纠正美国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弊端。上帝一位论派的信徒岸本能武太聚焦于凭借个人主义，来抵制日本膨胀的国家主义对精神生活的干涉。革命者章太炎则倾心于为清末的政治抵抗行动寻求心理和伦理的依据。他们各自的关切是不一样的。他们将随波振荡、涵融渗透的社会学思想，特别是生物、社会进化学说所支持的人的本初属性，作为权威的科学原理，有序地整合进自身对秩序的意欲诉求之中。而这种意欲诉求所反映出的、各国社会政治症候，正是建构历史观念横向上每一个层累的关键质素。我这本书从以下四个方面、分四章来重绘思想地图。一个是进化中的宇宙与种群的观念。在我看来，这是近代观念和古代观念最大的区别，是一个真正的断裂。第二个是人的再定位。近代的人是什么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这就导致人和群体的关系、人和动物的差别究竟何在等一系列的问题的思考。第三个是对进化的反思。进化的物质宇宙观对佛教的思想家、对儒教的思想家都有巨大冲击，所以他们重新整合德国形而上学建立一套新的理论。这里主要处理章太炎与东京哲学圈的关系。最后我会讲这些新的观念造成的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如何促成转轨中的清末国学和明治汉学发生纠葛。![]()
排版：李越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