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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鼎，1993年生，
摘 要：《奔月》是处在精神困境中的鲁迅以自我疗救为目的展开的文学追忆的一种结果，具有着繁复的心理背景与文本背景。从心理背景上说，“个人情感”“职业生涯”“社会活动”三层面的危机所形成的精神困境，是推动鲁迅写作《奔月》的重要诱因。从文本背景上说，与《奔月》同时进行着的追忆之作《坟》《朝花夕拾》，也为《奔月》的写作提供了一定的文本支撑。这决定了《奔月》在个人层面上的自我疏解、自我反思的意义与在共同体层面上的民族精神解构式发扬的价值。
关键词：疗救式追忆；《奔月》；《故事新编》；《坟》；《朝花夕拾》
本文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3期。感谢作者授权转载！引用请参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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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鲁迅历史小说创作的代表，《奔月》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小说情节的本事索解，还是人物形象的内涵分析，或是美学风格的价值发掘，都有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若将之还原到1926年作者僻居厦大时期整体的文学活动中进行考察，特别是将之与此一时期出现或再现的作者作品并置对读，便会发现《奔月》仍有一定的空间来容纳新的理解。
具体说来，《奔月》文本的生成过程与自在内蕴，绝非是独立而封闭的，而是与鲁迅此期其他主要的文学行为——《坟》的编订与《朝花夕拾》的完成——共享着同一主观背景及相应的写作姿态，从而构成了在文本层面的互渗与意义层面的相互发明的关系。而在梳理相关史料和细读相应文本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做出概括：所谓“主观背景”在这里指向了1925至1926年鲁迅遭遇的精神困境；而“写作姿态”则具像化为鲁迅具有浓郁自我疗救意味的文学追忆。
换言之，正是出于疏解心理焦灼，摆脱精神困境的“自我疗救”的目的，鲁迅选择了“追忆”作为主要的写作动机与姿态，统摄着此一时期“修订”“创作”“续写”等一系列具体的文学操作。其结果，便是以《坟》为代表“个人写作史的追忆”、以《朝花夕拾》等系列散文为代表的“个人生活史的追忆”、以为《故事新编》代表的“民族神话史的追忆”三种性质风格不尽相同，但又彼此纽结的“追忆”序列，在苦闷的鲁迅手中或正式编定，或完成写作，或渐成规模。据此而言，梳理作品写作前后鲁迅的人生境遇与心理图景，自然是读解处在“故事新编”序列中的《奔月》的应有之义——相应研究也颇为充分——但以“追忆”为核心，还原引发鲁迅以自我疗救为目的的“追忆”冲动的精神困境，同时以之为线索，将《奔月》与《坟》《朝花夕拾》等系列文章串联起来，作系统性的阐释与关照，则是进一步深入理解《奔月》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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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月》创作前后鲁迅的内外交困
关于鲁迅1926年底离鹭赴穗前夕创作的《奔月》，因鲁迅于不久之后在致许广平的书信（《两地书·一一二》）中对创作缘起做了较为直接的说明，而普遍被认作是处在与高长虹冲突中的鲁迅，针对刚刚听闻的“月亮诗”流言，而和高氏“开了一些小玩笑”的作品。据此而言，这篇小说的创作无疑具有较强的偶然性和即时性。但若联系《奔月》创作前后鲁迅的外在行迹及由书信折射出来的内在心迹来看，“高鲁冲突”及由此带来的心灵冲击，虽然起到了相当主要的作用，但仍不足以概括小说创作的主观背景。换言之，《奔月》的出现在映射持续数月且逐渐激烈的“高鲁冲突”之外，更与此一时期鲁迅的总体精神困境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具体说来，鲁迅面临着的“精神困境”并不单纯，而呈现出个人情感、职业生涯、社会活动三个层面上的危机与困境互相交织的复杂样态来。（一）个人感情的纠葛
所谓“个人情感的纠葛”，在这里主要指向了陷入爱情的鲁迅喜悦与忧惧并存的复杂心理状态。其所喜悦者，乃其终于在母亲安排的旧式婚姻之外，觅得了真正的爱情。1925年10月，在“女师大”风潮的背景下愈走愈近的师生二人终于确定了爱情关系，而此时距离“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向“先生”鲁迅寄出第一封信，不过六七个月的时间，可见二人之间爱情生长之迅猛。而鲁迅因形势所迫于1926年8月26日南下时，也是与许同车离京的。二人于沪分别，各至厦门广州两处的学校任职后，函件往来更是络绎不绝，乃至此期书信成为《两地书》中体量最为旁大的一集。不同于北京时期第一封书信里“学生”“先生”间的周正拘谨，此时“害马”和“小白象”之间的私信，实在不乏情趣：“听课的学生倒多了起来，大概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邪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和HM（害马之缩写，即许广平，引者注）相见。”（鲁迅《260930致许广平》）戏谑感十足的“表忠心”所反映的，正是身处思恋中的鲁迅异常浓烈的感情。在许广平处获得爱情，着实令鲁迅欣喜，但同时，面对比自己年轻将近二十岁的爱人，已是不惑之年的鲁迅的心中很难说没有忧惧的成分。其所忧者，乃就家庭关系而言，所不能逃避的朱安与许广平二人的身份安置问题。在1926年10月4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这种矛盾即有呈现：在起笔后不久，鲁迅便谈到了许广平写作的问题“至于作文，我该怎样鼓舞引导呢？我说：大胆做来，先寄给我！不够么？好否我先看，即使是不好，现在太远，不能打手心，只得记账了，这就已可以放胆写来，无需畏缩了。”于爱人极尽鼓励，并主动揽下审稿的责任，为其写作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而在谈了自己的住所饮食及厦大情况等琐事后，突然笔锋一转，写道：“西三条有信来，都平安的，煤已买，每吨二十元。”但“西三条”一闪即没，鲁迅随后所述，又转到北平各学校的情况上去了。“西三条”正是鲁迅离京前最后的居所，此时住在那里的，正是鲁迅的母亲和朱安，而鲁迅南下厦大任教，也有改善北京家中经济状况的考虑。虽然在写给爱人的书信中，提到母亲和原配妻子的情况，更像是信中闲笔，而非必然蕴藉着强烈的情绪张力，但一句“都平安的”，至少证明了鲁迅在对许广平极尽关爱的同时，心中存有对母亲与朱安的挂念。而这份并存着的关爱与挂念的背后，正是鲁迅的心绪盘桓于旧妻新妇之间，纠结于安置二人家庭身份安置问题的写照。所谓惧者，究其实质，乃是在一份亲密关系中，衰老的生命遭遇光耀的青春时所必然产生的自我怀疑与矮化。无论怎样亲近，周许之间始终有着无法消弭的巨大年龄差距，这使得鲁迅在处理与许广平的关系时，显出了别样的谨慎与敏感。所以，当从许广平抱怨女子师范校务工作的文字中，敏感地觉察出去意时，刚刚接受了许关于“三种道路” 的开导的鲁迅立刻一面申明自己赶赴广州的决心，一面出言挽留：“……第一步我一定于年底离开此地，就中大教授职。但我既希望那一人也在同地，至少也可以常谈谈，鼓励我再做有益于人的工作。”（鲁迅《261128致许广平》）在周看来，为自己的人生规划提出建议，帮其选择了“且谋且享”道路的许广平，在相应道路上的陪伴与鼓励同样重要，所以当爱人产生了有可能影响这一规划实施的情绪变化时，鲁迅给予了谨慎而关键的回应。在1926年12月7日，许广平在信中劝解陷入人事矛盾的鲁迅时，不无激将之意地说道：“你失败在别一个人手里了么？你真太没出色了。”言语间潜藏的埋怨与轻视，显然引起了鲁迅的过敏反应：“我之失败，我现在细想，是只能承认的。不过何至于‘没出色’？天下英雄，不失败者有几人？恐怕人们以为没出色者，在他们自己正以为大有出色，失败即胜利，胜利即失败，总而言之，就是这样，莫名其妙。”（鲁迅《261212 致许广平》）可见鲁迅对于来自爱人的不满，是极为敏感的。这份敏感与谨慎的背后，无疑是自身作为两性关系中衰老一方面对年轻一方时，无可避免的忧惧。![]()
（二）职业生涯的挫折
在大费心力处理感情纠葛的同时，鲁迅的职业生涯也正处在一个极为不顺的时期，辗转于北京、厦门两地职场而均遭失败的经历，给予了鲁迅极大的精神压力。对1925年的北京教育界来说，“女师大”无疑是一处颇不宁静的所在，校方与学生之间的矛盾从年初一直持续到年末，且中间几经波折，热闹非常。而对早已被卷进“风潮”中的鲁迅而言，女师大教员、教育部官员的双重职业所造就的当局身份与自己所持的学生立场之间逐渐激烈的矛盾，使其面临着来自校方与官方的巨大压力，当外在的风潮被推演至顶端时，其所迎来的必然是职业生涯的巨大挫折：1925年8月，教育部长章士钊以“不受检制”“蔑视长上”为由下令解散“女师大”，几乎就在同时，又将支持学生的鲁迅免职。虽然在次年一月的法院诉讼中，鲁迅控告章士钊胜诉，自己的“被免职”被法院裁定为非法，但经历这一番折腾，鲁迅与女师大特别是教育部的关系已然搞僵，复职基本无望，自己的职业生涯经历了第一波挫折。当1926年8月，鲁迅为“苦海”似的北京而选择接受林语堂的邀请，南下厦门大学任教时，却未曾料想，迎接自己的将是将是另一片不很凶险却更为难捱的“泥淖”：厦大内部异常复杂的人事纠纷与派系倾轧，令鲁迅感觉到强烈的压迫感。在十月中旬给许广平的信中，在厦大开展工作不久的鲁迅便写道：“可是本校的情形实在太不见佳，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这样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鲁迅《261016致许广平》）面对通过不断引荐“自己人”进校入职培植势力的胡适门生顾颉刚和有可能前来任职的曾为《现代评论》撰稿的周鲠生，此前与胡适一派发生过论争的鲁迅，自然感到个体的“被排斥”。在此信发出后不久的10月23日，鲁迅在分别给章廷谦和许广平的信中，同时提到了对于厦大人事环境恶化的观感，并隐然有将京鹭两城之教育界并置对比之意：“至于学校，则难言之矣。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鲁迅《261023致章廷谦》）“这学校，就如一坐梁山泊，你枪我剑，好看煞人。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这里是在小岛上挤轧，地点虽异，挤轧则同。”（鲁迅《261023致许广平》）无论是“大沟污浊，小沟难净”，还是“地点虽异，倾轧相同”，相似的表述中所传达的正是鲁迅对于京鹭两地职场的普遍失望，而这样意味着，鲁迅在职业生涯方面的挫折，实际上并未因空间的转换而有所好转，长久以来的精神负担并未减轻，乃至有加重的趋势。![]()
（三）社会活动的打击
在纠结的个人情感、多舛的职业生涯之外，此一时期最为摧折鲁迅心灵，却还是社会活动的打击。一方面，1926年初的“三一八”惨案，于鲁迅而言，直接激化了其与北京政府的矛盾。惨案发生后，有鲁迅参与其间的追悼死难烈士、抗议暴行政府等相关活动及其所作《记念刘和珍君》等纪念文字，取得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但也招致了政府对鲁迅的通缉。其随即离家，辗转于北京各个外国医院避祸，并最终于八月同许广平乘车南下。就此而言，某种程度上，鲁迅之离京，也不乏在社会活动遭受打击，人身安全遭到威胁之时，被迫逃亡之意味。在安全转移到达厦大后，学校的情形固然令入职不久的鲁迅并不十分满意，但回想一下此前身在北京的状况，其自觉现今已颇可庆幸了：“其实我在此地，很有一班人当作大名士看，和在北京的提心吊胆时候一比，平安得多，只要自己的心静一静，也未尝不可暂时安住。”（鲁迅《261015致许广平》）北京的提心吊胆与厦门的差强人意之间，孰与优劣，自不必说，于鲁迅而言，前者确乎给鲁迅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而所谓“阴影”，则不单在此事最后的发展，切实地影响到了鲁迅自己的安危；更在于吞噬了不少青年生命的“三一八”，令原本就对“青年”本身怀有特殊感情的鲁迅，备受精神上的冲击与折磨。另一方面，在厦门期间，鲁迅又逐渐陷入到与高长虹等青年的论争中去，这使得他在社会活动方面遭受了另一重打击。鲁迅在厦门通信中首次向许广平提及高长虹等人的纠纷，是在十月初：“长虹和这两家店（即开明书店与北新书局，引者注），闹起来了，因为要钱的事。沉钟社和创造社也闹起来了，现已以文章口角。创造社伙计内部，也闹起来了，已将柯仲平逐走，原因我不清楚。” （鲁迅《261004致许广平》）从这里的事件排比看，此时鲁迅自己应该还未被裹入任何论争，只是向许通报自己听闻的文坛情况，其也未将注意力全然放在高处。当得知高长虹又与韦素园起了冲突，且希望身为论争双方共同师长的自己出面主持公道时，僻居鹭岛的鲁迅认为，这实是将刚刚摆脱纷乱诸事而有意休息的自己，重新拉到纷争中去的做法，其自然起了反感：“长虹和韦素园又闹起来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飙》上大骂，又登了一封给我的信，要我说几句话，他们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陪着玩了，先前也陪得够苦了，所以拟置之不理……我的生命是在为少爷们耗去了好几年，现在躲在岛上了，他们还不放。” （鲁迅《261023致许广平》）虽有不满，但打定主意不愿介入纷争的鲁迅，并未回应。这引起了高长虹的误会与敌视，在1926年下半年的文学活动中，高一面对鲁迅展开抨击，一面试图借重鲁迅扩大影响力，如此“打杀利用两不误”的机巧，在后面引起了鲁迅的愤怒与反击：（长虹）他们专想利用我，我是知道的，但不料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又有种感触，觉得现在的社会，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于他有利。（ 鲁迅《261115致许广平》）
我之所以苦恼，是因为我平生言动，即使青年来杀我，我总不愿还手，而况是常常见面的人。因为太可恶，昨天竟决定了，虽是什么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于是做一启事（即鲁迅《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引者注）……比他的长文要刻毒些。且毫不客气，刀锋正对着他们的所谓‘狂飙社’……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所以心里也舒服了。（鲁迅《261120致许广平》）
面对青年们的纸笔上的攻击，文笔老辣的鲁迅自然应付得来，《启事》一文专对狂飙社开战，写得简短而有锋芒，可在奋力反击的间隙，从上面的两段写给爱人的私信中，不难觉察出此时鲁迅心中的悲哀：被迫对自己以往“青年来杀，亦不还手”言动方针的改弦更张，于鲁迅而言，或许才是在这些来自青年的稍显稚嫩的攻击之外，真正具有杀伤力的巨大打击——这意味着鲁迅的青年观已被有力地动摇了。“死于‘三一八’惨杀”的青年，“无法吸血，便要将其杀了煮吃”的青年，分别于1926年的北京与厦门以迥然的姿态出现在鲁迅面前，给予其两种内涵不同却皆具冲击力的悲哀，而这或许也正是在社会活动层面，其所面临着的打击的一个重要方面。总的来说，1925至1926年的这一段时间，个人情感的纠葛、职业生涯之挫折、社会活动之打击，这些鲁迅在精神层面所遭遇的问题交互影响，结为心灵的泥潭，几令鲁迅疲于应付。于鲁迅而言，这一无比繁复的精神困境，或许在更早的时空下就已初现端倪；而于1925年的北京正式形成；待到自己为“休息/豫备”计，于1926年9月转至厦门后未曾成功摆脱——其依旧存在，且不断有新的因素融入，令其常存胶着之力，而致使身陷其中者无以摆脱。![]()
二、疗救式追忆的多维展开：
身处厦门陷入精神困境而无从摆脱的鲁迅，首要的感觉便是写作与思想的双重停滞。在此一时期给不同人的书信中，关于“写不出东西”的抱怨时常涌现于职业写作者鲁迅的笔端：
我竟什么也做不出。一者这学校孤立海滨，和社会隔离，一点刺激也没有；二者我因编讲义，天天看中国旧书，弄得什么思想都没有了，而且没有整段的时间。（鲁迅《261004致韦丛芜、韦素园、李霁野》）
我到此未及两个月，似乎住了一年了。文字是一点也写不出。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所以我在这里能多久，也不一定。（鲁迅《261029致李霁野》）
（此地）又无刺戟，思想都停滞了，毫无做文章之意。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所以我现在心思颇活动，想走到别处去。（鲁迅《261107致韦素园》）
但检视此期鲁迅的写作情况，发现实际情况并非鲁迅信中所言，其写作一直未曾中断，择其大要而言：第一，鲁迅为自选论文集《坟》写出了《题记》与《写在〈坟〉后面》，正式为已然经历了长久的编选校订过程的“坟”序列，完成了出版前最后的文字准备。第二，后来被归入“朝花夕拾”序列的五篇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在此时陆续完成。第三，后来纳入“故事新编”序列的《奔月》也在此时出现。言行之间的差距其实不难解释：在具有相当现实关怀，且以写作为思想方式的鲁迅看来，这些因鲜明的“回首”姿态而显得距离现实相对较远的文字，并无法有效承载主体之于社会的即时观照，实际上算不得“真正的”写作，相较而言，其更像是处在精神困境中的作者以文为鉴，揽之自顾，对自己的精神面貌开展整理时所形成的具有很强私人针对性和自我疗救意味的必然产出。换言之，在身处厦门“与绝境相抗战，奋力挣扎”的同时，鲁迅产生了逐步明确且不断强化的自我整理、自我检视的诉求：“我要想清楚，我是如何一步步走到这里来的？”而所谓自我检视与自我整理，最有效的办法，即为“以写作开展追忆”。而包含《奔月》在内的一系列厦门时期的写作，即为这种自我疗救式的追忆的结果。![]()
（一）贯穿于三种写作之中且被明确的“追忆”
审视此期鲁迅主要进行着的三个写作序列，可以发现“追忆”成为了公共的主题：《坟》将鲁迅从1907年到1925年间的代表论文依时序结集，较为直观地呈现了鲁迅写作的发展历程，可被视为作者“个人写作史的追忆”；《朝花夕拾》则直接从记忆中取材，通过典型化的处理，敷衍出作者自童年至青年的人生经历，无疑是艺术化了的“个人生活史的追忆”；至于后来被归入《故事新编》序列的《奔月》，自然也具有“民族神话史的追忆”的性质。据此而言，“追忆”的写作姿态，无疑统摄着鲁迅此期的文学活动，在如此浓重的“回忆”的心理氛围中形成的作品序列，虽具体内容不同，文体文风各异，也都不可避免地沾染着浓郁的“追怀”气息。对这一特质，鲁迅在不同时期，分属不同序列的文字中，皆有所提及：此外在我自己，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是留恋。（《坟·题记》）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朝花夕拾·小引》）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中出土了，写了十篇《朝华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故事新编·序言》）
这三段鲁迅自述写作状态的文字，分别写于1926年10月30日的厦门、1927年5月1日的广州、1935年12月26日的上海，比较着看，“追怀回忆”的心绪一直弥漫在言辞中，而脱离厦门越久，这种描述也就越脱离情绪的左右进而呈现出客观的性质来，相对地其准确性也就越高，最后，在人生的最末几年，厦门时期的写作被当事人准确表达为“不愿想到目前，而回忆在心中出土”的产物。（二）出土的《不周山》再三提及的《摩罗诗力说》及作为终点的《范爱农》
既然作者自己已用“心中回忆之出土”一语，概括此时不同性质的写作，强调此时文字共有的“追忆”气质。那么，在讨论《奔月》之时，就不能不对在《奔月》前后重现或出现的“孤篇”《不周山》与“坟”中旧文及“旧事重提”之作有所了解，换言之，在文字与其背后的本事之间的影射之外，此一时期，围绕追忆主题，各有侧重而各致其极的文本之间的对映，也是读解《奔月》所必须考虑的另一重要向度。就“故事新编”系列而言，特别是对作为系列开山之作，却长久处于“落单”状态的《不周山》来说，《奔月》的出现，在客观上无疑具有着系列“重启”之意义。当然，无法否认的是，《奔月》的出现具有很强的偶然性，甚至鲁迅在写作此文时，并未像对此时或已下笔而最终完成于广州的《眉间尺》那样，为其添加“新编的故事之一”之类的副标题，以显示其鲜明的系列写作意识。但就其“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的小说作法与最终呈现的之于历史的独特处理而言，《奔月》的确延续了《不周山》所开辟的道路。我们有理由推断，在鲁迅通过《坟》整理旧作之时，被置于《呐喊》末尾的“孤篇”《不周山》同样引起了作者注意。对鲁迅而言，此一篇小说虽因“由认真陷入油滑”而不被视为完善，但确乎是“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从这个角度上说，作为一个长久未被落实的系列的唯一成品，《不周山》或许重新提起了鲁迅的相关的念头。而当受现实的纷扰刺激的鲁迅决定作一篇小说“开一些玩笑”时，脑海中《不周山》的油滑，潜在地提示了鲁迅，令其沿其既有方向，做出一篇充满影射调笑之意味的《奔月》来。《故事新编》插图之《补天》（原名《不周山》），陆燕生绘
在与《奔月》同属“故事新编”序列的《不周山》之外，在此时因作者新添首尾——《题记》与《写在〈坟〉的后面》——得以完整的“坟”序列所达成的个人写作史追忆，特别是其中格外为“身在厦门，心在泥淖”的作者所看重，以致在新增文本中反复提及的《摩罗诗力说》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文化偏至论》这两篇旧文，也应该引起重视：（《摩罗诗力说》）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下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坟·题记》）
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别的就什么意思也没有了。倘若硬要说出好处来，那么，（《摩罗诗力说》，引者注）其中所介绍的几个诗人的事，或者还不妨一看……（《写在〈坟〉后面》）
就《坟》中诸文而言，前四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与后十九篇，因创作年代相隔之久远，写作文体区别之鲜明，而自然地呈现为两个各自独立的部分，而前四篇中分属文化概论与诗学论文的《文》《摩》二文来说，对试图在个人写作历程的向度上做出追忆的文学家鲁迅而言，无疑有着特别的意义与价值。作为探讨文化发展问题的概论性文章，《文化偏至论》指出人类之所以取得今日之成就，关键不在实业、政治、抑或武力，而在文明，其就是在“绳前时之遗迹”而“日有迁流”，“抗往代之大潮”而“不无偏至”的过程中潜在地对人类社会施加影响的。而推动文明发展的两种力量：“根旧迹而演来”“矫往事而生偏至”则相反相成，于矛盾中运动不辍，令文化样态永远处在不完善不健全的状态中，如独臂跛足之人：“缘督较量，其颇灼然，犹孑与躄焉耳。” 但如是的“不完善”又不可或缺，毕竟文化演进，就是一步步偏至而来的。换言之，相对于文化主流的传统老旧，新流虽为偏至，但也象征着未来与希望。站在20世纪之初的鲁迅大胆预测，未来20世纪文化的发展方向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其一为“非物质”，亦即在反拨庸俗唯物论的意义上强调精神的特有价值；其二为“重个人”，亦即在精神层面强调“个性的价值”“自觉的精神”“人类的尊严”。作为与《文化偏至论》处在同一逻辑谱系之中，具有介绍性质的诗学论文《摩罗诗力说》，则将论题从文化进一步聚焦至诗歌（文学）上。其在论述了诗歌“撄取人心”的独特价值的前提下，以勃兰兑斯的相关论述为基础，凭借敏锐的文学史眼光从西方诗歌发展历程中，梳理出以拜伦、雪莱及后续一系列欧洲弱小民族的诗人为代表的诗歌的摩罗传统。处在此一传统之中的诗人，具有着“贵力尚强，尊己好战，刚健不挠，抱诚守真“的品格，其创作不媚群随俗，不为易被世人悦纳的和乐之音，反而立意专在反抗与颠覆，勇于荡涤“污秽虚伪之传统”。于庸众而言，这些诗人无疑是受到了恶魔的引诱，背弃了上帝的宣喻的“摩罗”诗人；但在作者处，这无疑是“奋起与环境相抗战”的，充溢着尼采哲学光芒的“精神界的战士”，这些诗人及其作品所体现的诗歌美学所具备的野蛮生命力，自然也胜过“过熟文化”的懦弱。![]()
进而言之，在鲁迅看来，变革时代中摩罗诗人的志业，应该是充分运用其摩罗诗力，撩动民众的心弦，发伟美强力之声，破污浊之平和，以觉醒国民。而在文章的结尾，作者写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这确乎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出现自己的精神届战士的迫切期待，但也有很强烈的自我期许之意。但在近二十年之后，当身处厦门的鲁迅，再度想起这些“曾令其无比激昂，却又一度忘却”的诗人时，却早已失掉了写作《文》《摩》之时的奋激与昂扬，充斥在《题记》和《写在〈坟〉后面》当中的，是“后悔刊发旧文，但又不忍泯灭工作着的生活的痕迹”的犹豫、矛盾的心态。虽然其仍存着困顿中的战斗精神，以致于有像“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之类的言辞出没于文中，但说到底，鲁迅对于发生在自己精神上的消极变化无疑是承认的：“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就有这么多顾忌和回忆。” 在僻居鹭岛的鲁迅看来，现时的自己已然无勇气，对自我作彻底的剖白，以淋漓的血肉迎来末路；同时无决心，像《文》《摩》那般向青年发出无顾忌的文字，所有的，只是作为曾经“觉于新而发新声，知旧敌而致死命”的历史中间物的对于命运的自觉：“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也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作为“曾经工作过”的见证，同时也是一部分的生命，包含《文》《摩》在内的诸篇旧作，在此时被鲁迅置于“坟”中，这于过往的写作及其中的思想，固然是追忆与再审，但更是对自己生命的反思与整理的一种特殊方式。而当这一反思和整理蔓延至《奔月》中时，则潜在地转化为鲁迅对小说中对那些关涉着旧文字旧思想的部分的重新处理。此一时期，鲁迅也在通过写作来“旧事重提”，试图整合自己的个人生活的旧迹。而与《坟》内部诸篇分成了前后两个部分相似，《朝花夕拾》的内部诸篇也因写作时空的不同，分成了几个部分：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据此而言，《旧事重提》前后五篇，分别写于北京厦门两地，从2月21日《猫·狗·鼠》截稿，到11月18号《范爱农》完成，可以说“朝花夕拾”的活动，断断续续地贯穿了鲁迅的1926年。而比较着看，相较于于前五篇讲述时间基本停留于童年，分别围绕不同的主题展开今昔混杂之回忆的略显散漫而自由的处理方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这五篇写作于厦大的作品，呈现出其更强烈的设计感：时间上，诸篇贯通了作者并不通晓人事的童年时代，初尝冷暖之味的少年时代，以及颇经社会波折的青年时代，从而使整体具备鲜明的时序性；空间上，诸篇亦勾连了从绍兴家乡，到南京学堂，再到日本学校，其整体的空间变化也相对清晰可感。可以说，厦大图书馆楼上的带有明确追溯意识的谱系化的回忆，清晰而简要地勾勒了作者自幼年至青年的人生轨迹。![]()
处在这一谱系结尾处的《范爱农》，作为回忆的收束与休止，无疑有着特殊的“终点”意义。作者于是文中，通过追述自己在日本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片段，勾勒出了这位早亡的朋友奋力于革命，却最终怀着失望死在革命胜利初年的令人唏嘘的人生经历，表达了自己的伤悼之情。值得注意的是，就年龄而言，范周二人并不相差几岁，相对于后生近二十年的许广平、高长虹等人而言，范爱农才是鲁迅真正意义上的“同代人”；而就性情而言，文章内部种种的细节也在显示了现实鲁迅与范爱农也呈现出了性情上的相近——此二人皆是辛亥时代“白眼看鸡虫”的“畸人”。而就人生经历而言，其二人共同留学日本，回国后共同参与辛亥革命，光复前后，又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但最为关键的也令人唏嘘的不同则是，在革命后意外的困顿中，“我”辗转去了北京，挨过了低谷；可“范爱农”，却怀着深切的失望“直立着死在了水中”。作为后死者，鲁迅对与自己如此相似的，早亡的同代人“范爱农”的追怀，或许可被视作“一个衰老的我”对“另一个生命永远停留在青年时代的我”的悼念。这其中所蕴藏的对自己的青年时代的缅怀，对于正处在与青年的情感纠葛，同时遭受青年攻击的鲁迅而言，无疑别有一番寄托。当这一份关涉着“青年”的寄托投射于《奔月》时，自然构成了其中一个重要的价值向度。当《奔月》完成时，距离《范爱农》的写作不过42天，距离已是第二次在文中提及《摩罗诗力说》的《写在〈坟〉后面》的写作不过49天，而距离第一次在文中提及《摩》的《坟·题记》的写作也不过60天。结合实际文本，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先于《奔月》不久，因“追忆”而出现或再现于作者笔端的文字，此时期仍留存于鲁迅的脑际，并最终有效地影响了《奔月》的生成过程与最终样态。![]()
在了解了隐于《奔月》纸背的这些事件与文本后，再读《奔月》，或许更能清晰地理解其出现的背景。就文与事的影射而言，当鲁迅在无望于厦门的职业前景而欲转战广州职场的间隙，听到传闻说，此前青年高长虹对自己的恶毒攻击，并非全因社会活动层面的恩怨，而有牵扯其个人情感的因素时，三重精神压力叠加于一处，自然令鲁迅意图通过《奔月》的写作，达成对这些重压的疏解。就文与文的呼应而言，或于此期重现的《不周山》所提示的写作路径，特别是在此期完成的“坟”序列、“朝花夕拾”序列所达成的对个人写作史与个人生活史的追忆——包括追忆的姿态与追忆的结果——都成为了鲁迅创作《奔月》时并未完全消弭的潜在的心理遗存，自然也蔓延到《奔月》的文本中。具体说来，作为与《坟》《朝花夕拾》性质相似的自我疗救式追忆的一种具体落实，《奔月》的追忆，不仅呈现于相对微观的文本细部，而且弥漫于相对宏观的文本整体。而其所完成的，作家对自我情绪的疏解及其对自我人生的反思与对民族神话精神解构式发扬，也凝结成了文本在个人与共同体两个层面上重要的价值。《故事新编》插图之《奔月》，陆燕生绘
（一）奔月中的追忆
就微观层面而言，《奔月》所述，不过是神话时代落幕后，逐渐被人生之屑——大宅门前的垃圾堆和一年到头无休止的乌鸦炸酱面——吞没的英雄后羿的故事，显出其被生活染了灰色的灵魂与其苍老委顿的生命。作为小说核心人物，后羿虽为英雄，但却已是面对外界压力辛苦招架，而自己又留困于记忆之中的失败者了。追忆之于他自己而言，有很强烈的自我安慰的意味，但当其也试图用过往，亦即“自己逝去的生命的一部分”来解决现今的问题时，却发现旁人对往事或不关心，或已忘却，甚至有些人的记忆已在流传中被篡改。当记忆形同独享时，所谓的追忆也因绝对的私人化失去了在社会存在的意义，化作只对自我有效的“一种欺骗”。据此而言，在这个“后英雄时代”，英雄后羿所遭遇的，正是日常生活磨蚀下内外的双重溃败。所谓“招架于外界压力”，主要表现为后羿在应对年轻的妻子与学生时，无可掩饰的乏力感。与现实中作者个人情感关系相似，小说中的后羿与嫦娥，也呈现出巨大的年龄差距。这使得后羿在家庭中，特别是在妻子面前，成为了一个时时赔小心、时时有愧意，总是唯唯诺诺的老夫。在小说第一节末尾，妻子对丈夫不很丰盛的猎获和已然吃了整年的乌鸦炸酱面大发抱怨的当夜，晚睡的后羿看着“慢慢躺下，合上眼睛”的嫦娥面上的残妆，心中五味杂陈：
残膏的灯火照着残妆，粉有些褪了，眼圈显得微黄，眉毛的黛色也仿佛两边不一样。但嘴唇依然红得如火；虽然并不笑，颊上也还有浅浅的酒窝。
“唉唉，这样的人，我就整年地只给她吃乌鸦的炸酱面……。”羿想着，觉得惭愧，两颊连耳根都热起来。
在这里，鲁迅少见地没有运用白描，而是细致地摹写了嫦娥美丽的面容，而面对这般美丽，后羿却生出惭愧，这自然是苍老的生命面对青春时的无地自容。
这样的心理，决定着后羿在两人关系中始终处在弱势的一方。例如，后羿打猎出发前，对仆人再三地嘱咐，一定要为可能的晚归，替他向嫦娥转达歉意：“看太太醒后，用过早点心，有些高兴的时候，你便去禀告，说晚饭请她等一等，对不起得很。记得么？你说：对不起得很。”而打猎归来时，心中还在想着如何讨好妻子而不至于被厌：
“嫦娥一定生气了，你看今天多么晚。”他想。“说不定要装怎样的脸给我看哩。但幸而有这一只小母鸡，可以引她高兴。我只要说：太太，这是我来回跑了二百里路才找来的。不，不好，这话似乎太逞能。”
当后羿为如何安慰少妻而精心措辞时，殊不知嫦娥已然偷得仙药，飞升奔月了。而当后羿抱着愤怒射月失败后，思绪却又围绕着“衰老”展开自我反思，并为嫦娥的离去开脱：
“唉，”羿坐下，叹一口气，“那么，你们的太太就永远一个人快乐了。她竟忍心撇了我独自飞升？莫非看得我老起来了？但她上月还说：并不算老，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
“这一定不是的。”女乙说，“有人说老爷还是一个战士。”
“有时看去简直好像艺术家。”女辛说。
“放屁！——不过乌老鸦的炸酱面确也不好吃，难怪她忍不住……。”
结合现实中作者的个人情感状况，则可以说，小说中嫦娥奔月而去的变故以及后羿对衰老的自我质疑，其实也是作者恐惧于对年轻的爱人离去的可能性而做出的变相疏解——通过让这种一直悬置着的可能性在小说中变为现实性，来达到释放压力的效果。
《故事新编》插图之《奔月》，陆燕生绘
现实中作者与高长虹等学生辈青年间的矛盾，也更为直接地反映到小说当中，且因出于调笑而化用的文字，而集中指向后羿与逢蒙这对师生处。在这一关系里，后羿无疑是一个以作为历史中间物的自觉，为青年们尽心尽力，然被青年当作为自身谋名利的牺牲来利用煮杀，光荣的作为也被其有意篡夺，最终依靠“留一手”的压箱底功夫，死里逃生的可悲的先生。在打猎归家途中，后羿偶遇逢蒙，对方当即痛下杀手，后羿通过绝技假死逃过一劫，并对他好言规劝：“你真是白来了一百多回。”他吐出箭，笑着说，“难道连我的‘啮镞法’都没有知道么？这怎么行。你闹这些小玩艺儿是不行的，偷去的拳头打不死本人，要自己练练才好。”“哈哈哈！”他一面大笑，一面站了起来，“又是引经据典。但这些话你只可以哄哄老婆子，本人面前捣什么鬼？俺向来就只是打猎，没有弄过你似的剪径的玩艺儿……。”“真不料有这样没出息。青青年纪，倒学会了诅咒，怪不得那老婆子会那么相信他。”羿想着，不觉在马上绝望地摇了摇头。面对来自青年的利用和打击，后羿固然始终保持着骄傲坦然的姿态，但正如文中被置于逢蒙身上的“胜者”一词所暗示的一样，先生后羿迎来他真正的失败——后羿，或者说作者，作为此前以摩罗诗人、精神界战士自期的先生，以原先引以为傲的摩罗诗力，化育出这样善用阴谋和诅咒的腐旧的青年，难道不是失败么？据此而言，后羿的失败中，不无作者对先前自我的质疑与反思。从另一角度来看，“青年”本身，也成为了其所质疑反思的对象。作为一个不久前刚刚追忆了因早亡而成为“永远的青年”的同辈的“已然老去的”青年，鲁迅在小说中提到青年，也不免有将两代青年作纵向比较之意。对后羿来说，从年轻到衰老，向来只是打猎的自己，固然更称得上“纯粹的战士”，但从青年起就一路奋战的结果，却是当下青年从诅咒中折射出的恶毒——用心的险恶与手段的下作——这自然不免令人绝望。于鲁迅而言，最可绝望者，或许在于新一代的青年未能真正走出腐朽黑暗，未能摆脱残忍的利己主义，虽然其比自己“这一代”晚生了近二十年，却未能呈现出真正的“新”来。所谓“留困于内在记忆”则表现后羿将追忆过往的荣光，作为自我排遣的方式，也试图将之作为当下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小说开头，在面对妻子的抱怨时，后羿想起来过去自己亲手射杀的巨兽来：只有羿呆呆地留在堂屋里，靠壁坐下，听着厨房里柴草爆炸的声音。他回忆当年的封豕是多么大，远远望去就像一坐小土冈，如果那时不去射杀它，留到现在，足可以吃半年，又何用天天愁饭菜。还有长蛇，也可以做羹喝……实际上，作为敌对双方的英雄与巨兽存在着共生关系：英雄因巨兽的存在而被世界需要，其自身价值也由此而来。所以巨兽的死灭消失，固然可被视为与之奋战的英雄的功绩，但反向言之，也是神话走向终结、英雄开始陨落的象征。据此而言，英雄回忆巨兽，也是在回忆自己。后羿想起封豕长蛇，何尝不是在追忆猎杀这些巨兽的光辉的自己。![]()
此后反复出现的后羿凝视武器陈列的细节描写：“女乙来点灯了，对面墙上挂着的彤弓，彤矢，卢弓，卢矢，弩机，长剑，短剑，便都在昏暗的灯光中出现。羿看了一眼，就低了头，叹一口气……”，自然也是后羿在追忆中自思自叹，自我慰藉的表现。于此同时，后羿也尝试通过分享过去的生活，缓和与妻子的矛盾，但是作为过往辉煌的物证的豹皮，早已陈旧脱毛：到二更时，她似乎和气一些了，默坐在床沿上喝水。羿就坐在旁边的木榻上，手摩着脱毛的旧豹皮。“唉，”他和蔼地说，“这西山的文豹，还是我们结婚以前射得的，那时多么好看，全体黄金光。”他于是回想当年的食物，熊是只吃四个掌，驼留峰，其余的就都赏给使女和家将们。后来大动物射完了，就吃野猪兔山鸡；射法又高强，要多少有多少。“唉，”他不觉叹息，“我的箭法掌太巧妙了，竟射得遍地精光。那时谁料到只剩下乌鸦做菜……”而且，这有关猎物与射猎行为本身的记忆似乎只有后羿本人清晰地拥有，作为妻子的嫦娥已不大记得了：“今天总还要算运气的，”羿也高兴起来，“居然猎到一只麻雀。这是远绕了三十里路才找到的。” “对。太太。我也这样想。明天我想起得早些。倘若你醒得早，那就叫醒我。我准备再远走五十里，看看可有些獐子兔子。……但是，怕也难。当我射封豕长蛇的时候，野兽是那么多。你还该记得罢，丈母的门前就常有黑熊走过，叫我去射了好几回……。”换言之，在家庭范围内，自己的追忆依然无法有效地引起爱人的共鸣，这象征着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正在无可挽回地流逝。记忆所遭遇的危机，不止被遗忘，还包括了被篡改。在第二次出猎，误杀村妇家禽，为解决纠纷而下马的瞬间，仍可看出后羿对自己的“夷羿”之名的爱惜——当确认自己陷入纠纷时，下意识中不愿让对方知道自己就是“夷羿”而说得不太响亮。可接下来在对话中，后羿想凭借自己的知名度，解决纠纷，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功绩，早被学生冒领了去，在村妇所象征的民众那里，相关的记忆也已被篡改了：“我就是夷羿。”他说着，看看自己所射的箭，是正贯了母鸡的心，当然死了，末后的两个字便说得不大响亮；一面从马上跨下来。“有些人是一听就知道的。尧爷的时候，我曾经射死过几匹野猪，几条蛇……。”“哈哈，骗子！那是逢蒙老爷和别人合伙射死的。也许有你在内罢；但你倒说是你自己了，好不识羞！”“阿阿，老太太。逢蒙那人，不过近几年时常到我那里来走走，我并没有和他合伙，全不相干的。”当英雄在民众中失掉了自己的传说，民众记忆的变形便意味着英雄的社会性死亡。真正掌握着“传说中的真实”的，或许还有逢蒙，但他也是最有可能篡改民众记忆的人，从这个角度说，他巴不得在大众的记忆层面，将老师取而代之以获得私利，于他自己自然不愿提及这真相。![]()
英雄赖以存在的传说，亦即记忆，被遗忘，被篡改，被刻意隐瞒的过程，正是追忆的私人性不断上升的过程。当这份记忆萎缩到只为一人拥有的程度而再无他人共享时，英雄才迎来自己真正的末路。后羿生命的灰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断扩散开来的。对鲁迅来说，这样一个英雄的彻底的陨落，所导向的，正是长久以来积压的且在写作完成时仍在持续的个人精神压力的疏解，同时也导向了对自我经历的反思。将鲁迅的《奔月》写作行为本身作整体关照，《奔月》实际上是糅合了后羿射日、嫦娥奔月、逢蒙杀羿等神话传说，而将之重新编排的一种处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新编”的行为，本就是借助神话题材的小说创作，对民族起源历史，进行的文学追忆。这其中显现了鲁迅对民族史及由此生发的民族精神独特的理解与阐扬方式。历史地看，包括《奔月》在内的《故事新编》所蕴含着的鲁迅对待以“神话故事”为具象凝结的传统时以质疑为主要姿态的特殊立场，实际上渊源有自——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便形成了“以反抗为继承，以质疑为发扬”的独特逻辑。结合《故事新编》来看，鲁迅相信，相对于通过机械地复述其中已被经典化的故事来追怀于民族有起源意义的神话时代，针对其进行不无“偏至”的解构性的质疑，方是真正推动民族精神发展流传的关键。当这种逻辑具体到《奔月》中，首先便表现为鲁迅在其中“开启了时间”。在前作《不周山》中，鲁迅对时间处理是极为含糊不清的：“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伊并不理会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于文中反复出现的天空中日与月奇异的并置，以及女娲对象征着时间的“日月上下”的不关心，都暗示着时间的存在感的薄弱。固然造出的小东西在文中繁衍了数代，可在女娲处不过一阵瞌睡的工夫，极致的差异意味着时间的模糊。这种没有被计量化的尚未被明确的特质，决定了《不周山》的时间是一种尚未开始的绝对的时间，而其中也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取向。但在《奔月》中，鲁迅则略去了对与“女娲造人补天”性质相似的“后羿射日”事件本身的直接描写，小说开始时，真正的神话时代就已结束，时间的绝对性被相对性所取代，在故事发展的同时，“二更”“今天”“明天”“一年”“四十五岁”等被明确标示的且可计量的时间充斥着文本的缝隙，它象征着故事所处的正是相对的时间，此时的价值已然消灭，“时间正式开始了”。鲁迅将这种细密化同时也是琐屑化了的时间，带入历来被正统描述为理想统治以致有“三代之治”的说法的帝尧时代，无疑是在解构后羿英雄形象的同时，试图消解处在民族神话谱系中的“上古治世”的特有光晕。早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便点出了传统政治理想“复三代之治”的虚妄：吾中国爱智之士，独不与西方同，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或迳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谓其时万祸不作，人安其天，不如斯世之恶浊阽危，无以生活。其说照之人类进化史实，事正背驰。盖古民曼衍播迁，其为争抗劬劳，纵不厉于今，而视今必无所减；特历时既永，史乘无存，汗迹血腥，泯灭都尽，则追而思之，似其时为至足乐耳。傥使置身当时，与古民同其忧患，则颓唐镑傺，复远念盘古未生，斧凿未经之世，又事之所必有者已。故作此念者，为无希望，为无上征，为无努力，较以西方思理，犹水火然；非自杀以从古人，将终其身更无可希冀经营，致人我于所仪之主的，束手浩叹，神质同隳焉而已。且更为忖度其言，又将见古之思士，决不以华土为可乐，如今人所张皇；惟自知良懦无可为，乃独图脱屣尘埃，惝恍古国，任人群堕于虫兽，而已身以隐逸终。思士如是，社会善之，咸谓之高蹈之人，而自云我虫兽我虫兽也。
鲁迅认为，传统中国的思想者普遍倾向于将现在视为过去的堕落，却不将现在当成未来的雏形，这无疑是一种消极的思想方式。鲁迅在这里通过中西对比建立起来的批驳，显然忽视了西方传统中关于时代变迁亦有类似“从黄金时代到黑铁时代”的堕落表述，但取其大端而言，鲁迅所强调的，正是对这种只知“束手浩叹”于现实“无希望、无努力、无上征”的消极处世方式的强有力的反拨。
当这种“破除支持着消极思维的神话想象”的意图，投射到《奔月》中时，便聚集在后羿的生活上。《奔月》中后羿所处的时代，距离帝尧不很远，仍处在“三代”的范围内，可猎物既然经历了从庞然巨兽到野兔山鸡再到麻雀乌鸦的堕落，生活已经显出了它的琐屑来。作为帝尧时代曾经射日，并猎杀封豕长蛇的英雄，也只能在经历逐渐无物可猎的衰落中，在不断恶化的生活中，怀念着过去。从这个角度上说，时间早已开始，所谓“上古三代之治”或许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罢了。
可鲁迅逻辑并不止于消解“上古三代之治”的光晕，而是希望——通过对神话的别样追忆，考索出它光晕背后的虚妄，也要提拔出掩藏在虚妄下真正的真实。而这所谓的真实，即为以后羿为代表的先民，那作为战士的抗争奋斗的雄姿，而这也是真正民族精神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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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篇小说都蒙着灰色的后羿，在小说末尾也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女辛用手一指，他跟着看去时，只见那边是一轮雪白的圆月，挂在空中，其中还隐约现出楼台，树木；当他还是孩子时候祖母讲给他听的月宫中的美景，他依稀记得起来了。他对着浮游在碧海里似的月亮，觉得自己的身子非常沉重。他忽然愤怒了。从愤怒里又发了杀机，圆睁着眼睛，大声向使女们叱咤道——“拿我的射日弓来！和三枝箭！”女乙和女庚从堂屋中央取下那强大的弓，拂去尘埃，并三枝长箭都交在他手里。他一手拈弓，一手捏着三枝箭，都搭上去，拉了一个满弓，正对着月亮。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这一瞬息，使人仿佛想见他当年射日的雄姿。飕的一声，——只一声，已经连发了三枝箭，刚发便搭，一搭又发，眼睛不及看清那手法，耳朵也不及分别那声音。本来对面是虽然受了三枝箭，应该都聚在一处的，因为箭箭相衔，不差丝发。但他为必中起见，这时却将手微微一动，使箭到时分成三点，有三个伤。使女们发一声喊，大家都看见月亮只一抖，以为要掉下来了，——但却还是安然地悬着，发出和悦的更大的光辉，似乎毫无伤损。“呔！”羿仰天大喝一声，看了片刻；然而月亮不理他。他前进三步，月亮便退了三步；他退三步，月亮却又照数前进了。终于，面对背弃自己离去的嫦娥，愤怒的力量，使后羿迎来了回光返照，在他为报复而搭弓射月的瞬间，仿佛令人窥见当年射日的雄姿。但最终射月还是失败了，月光那和悦的光辉，令人气恼但又无可奈何，英雄又重新落入生活的灰色中。虽然英雄的失败仍无可扭转，但对后羿因愤怒而短暂复活的作为射日英雄的雄姿，亦即其野蛮生命力的瞬间爆发，鲁迅则不吝赞美之辞。说到底，鲁迅对精神界的战士及其摩罗诗力，仍有偏爱而不忍心将之全然否决。如同其不忍心将《摩》等旧文从《坟》中删去一样。也正如《坟·题记》所说“一般是埋葬，一般是留恋”，在鲁迅埋葬掉美好的上古时代，并尽数将灰色赋予后羿的同时，却也留恋一时复现的真正能跨越历史的射日雄姿。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但对它的追悼，是消解后英雄时代的后羿形象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对曾经民族生命力的真实呼唤。就此而言，《奔月》对民族神话精神的解构式发扬，是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的思想基础上，依据反向继承的独特文化思路，通过消解上古时代以及个中英雄的光晕的方式，达成了对充溢着原始生命力的民族精神的追悼与呼唤。而这也是鲁迅在此篇小说中所完成的一种极具现实观照的民族神话史的追忆。![]()
综之，作为鲁迅厦门时期的重要创作，《奔月》是鲁迅深陷精神困境之中时以自我疗救为目的展开文学追忆的一种具体结果。在它的生成过程中，作者所面临着的多重精神压力，以及同时期作者所展开的其他以追忆为主题的文学活动，这些隐于《奔月》纸背的繁复的人事与文字，织成了小说写作的潜在的背景，并共同发挥了影响。这使得“出现”本身就充满偶然性的《奔月》，也具备了较为深广的意义空间，可以容纳研究者多维度多层面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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