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作为晚清史上著名的“顽固派”“反动派”为公众所知，而这种印象在公众视野的形成，主要来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后进行的一系列政治宣传，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康有为“杜撰”出的一场与荣禄的辩论。

康有为晚年自编年谱，名曰《我史》，其中记载胶州湾事件后，经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引荐，他得以进入总理衙门与众高官们谈话，据说他尚未发言，荣禄便称“祖宗之法不可变”，康有为则称，总理衙门便并非祖制，众大臣则诺诺而已。这段掌故在晚清流传极广，与袁世凯告密等传说一起，形成了荣禄在戊戌变法中的“反派”形象。

这种“守旧-维新相对立”的历史叙事影响极大。但事实上，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已经发现康梁的记述多有不实，如康有为与荣禄的辩论，翁同龢称康当日“狂甚”，但并未提及荣、康二人有过冲突，同日被召见的张元济，也只是称荣禄“架子十足”，对康所言“唯唯诺诺，不置可否”。

那么，甲午战后权倾朝野的荣禄，到底是不是死守“祖宗之法”的刻板大臣呢？

虽然荣禄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在甲午战争之后，但早在光绪四年（1878），荣禄便已跻身从一品，身兼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尽管没有进入军机处，也已成为一时无双的政坛新贵。当时荣禄不过四十出头，这固然因为其善于钻营，又具备相当工作能力，但也建立在其满门为清廷战死的出身之上。

荣禄祖父在新疆平定叛匪而战死，父亲、伯父又同死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咸丰帝因而称其家族为“忠贞世笃”，这样的家庭出身，使其在同光之际的政坛中一往无前，但光绪四年（1878）起，荣禄开始碰壁，最终在光绪五年（1879）被开缺降级，这既与军机大臣沈桂芬与李鸿藻之间的政治斗争相关，也受荣禄与“宫中”的矛盾影响，《清史稿》记载，荣禄是因为在选用太监问题上，与慈禧产生矛盾。同时，荣禄生活奢靡，时人称，荣禄每日更换朝服，“岁不相复”，其冬季所着貂皮，可以三个月不重复。这样的生活作风，自然容易招致打击。

直到六年后的光绪十三年（1887）二月，荣禄才被再授镶蓝旗蒙古都统，这是由于甲申易枢后醇王的当权，荣禄在同治初年便入职醇王掌握的神机营，与醇王交往甚密。在醇王推动下，荣禄又开始参与皇家事务，十七年（1891），被外放西安将军。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溃败。之后，恭亲王奕訢重出江湖，掌管军机，甲申易枢后形成的政治局势逐渐崩溃，荣禄在此时迎来了新的机遇。

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清廷此时已经开展了包括矿业、铁路在内的大量实政改革，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光绪帝下罪己诏，提出日后朝廷应在练兵、筹饷两事上尽心钻研，不能再墨守成规，相当程度上成为朝野共识。

甲午年九月，荣禄重返京师，管理步军统领衙门，兼总理衙门大臣。后又进入新成立的督办军务处，补为正白旗汉军都统，回归京官编制。督办军务处，本来是统筹军事的战时机构，但战争结束后并未被撤销，分割了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部分职能，依托这一平台，虽未入军机，但荣禄的权势迅速扩张，并开始主导战后的军事改革。

荣禄将湘、淮、毅三军分别裁汰精简，并决定以西法编练新军，其中最突出的成就，便是促成了袁世凯编练新式陆军。袁在天津编练新军，行事专横，引起当地士绅不满，而荣禄竭力保全之，其中颇为戏剧性的，有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御史胡景桂奏参袁世凯练兵克扣军饷一案，后荣禄被派往天津查办此事，调查后，荣禄对袁的练兵成果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袁世凯“于将领中洵为不可多得之员”，又附片称新建陆军为“中国切己自强之至计”，如今“强邻逼处，事急势迫”，若再不变法，则“后患何可设想”。荣禄不仅没有惩处袁，反对其编练新军的成果大加赞赏。

光绪二十三年（1897），戊戌变法的前夕，荣禄又提出一整套为应对外来侵略而设计的军事改革设想，以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等军为主体，组建新陆军，又提出各省设武备学堂教授新学，开武备特科从中选拔军事人才，并逐步裁撤旧武科。因为戊戌变法的发生，武备特科未能实行，但在当时，荣禄已经属于廷臣之中首提变法之人，应该说，其对清朝新式陆军的编练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明定国事诏，开始戊戌新政，与此同时，荣禄升为大学士，管理户部，随即又外放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这应是出于加强北洋防务考虑。但京城政局的迅速变化，则把荣禄卷入了一场漩涡之中。

甲午战争后，德国、沙俄又分别强占胶州湾、旅大，这带给光绪帝极大的刺激，开始表现出强烈的西化倾向。自这年正月起，思想趋新的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对光绪帝的影响力不断加强，在张荫桓的推荐下，其同乡康有为开始进入光绪帝视野，康此前虽然在士林颇有影响，但此时才得以参与高层政治。

四月，光绪帝下诏开始新政。新政在当时固然有其先进性，但光绪帝的手段极为激进，很快引起了朝臣的反对，如七月十四日，一日间裁撤詹事府、通政司等六个京内衙门和粤、鄂、滇三省巡抚，朝野震惊。七月十九日，又一怒之下罢免礼部六位尚书、侍郎，次日便任命谭嗣同、杨锐等四人为军机章京，即所谓“军机四卿”。皇帝的急功近利，可以说是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此时朝中的形势波诡云谲，光绪大刀阔斧地改革，得不到响应，而涉事官员，已经开始对太后出手翘首以盼。

荣禄在此期间正在不遗余力地筹备天津阅兵，准备展示编练新军的成果，对新政持观望态度。礼部六堂官事件发生后，京官们开始纷纷赶赴天津拜访荣禄，据说其中不乏怀塔布、立山等高官来商议对策，其中也可能有慈禧的授意。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面见慈禧，被严斥，这或许是太后决定垂帘的直接导火索。至此，百日维新的命运已经大抵可见，荣禄也将面临抉择。

此时的小皇帝，内心极为焦虑，次日便召见杨锐，给其一份密诏，其中主旨为，令杨联络林旭、谭嗣同等人商议办法，如何能既“不致有拂圣意”，又将旧法全变。这份密诏，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八月初一，光绪帝召见袁世凯，褒奖其练兵成就，给予其奏事权，这未必是光绪帝掌握军权的手段，但如《清史稿》称，这可能引起了荣禄的不安。次日，光绪召见林旭，发现杨锐并未将密诏传递给其他维新派——这主要是因为，所谓维新派其实来自不同派系，彼此存在间隙。于是光绪又命林旭召集其他人商议对策。

光绪帝此举极不得体，尤其密诏中如果变法处理不当，“恐朕位不保”的说法，极易产生歧义。但未待康有为等人有所动作，八月初三日御史杨崇伊上折请慈禧训政，在上折前，杨亦曾拜访荣禄，多方材料称，这是太后训政前的重要环节。最终，荣禄与庆亲王奕劻合力，协助太后再次垂帘。初六日，慈禧宣布训政，戊戌政变发生。

如果政变到此为止，未必会有诛杀“六君子”的惨剧。但在此期间，有意外发生。初三日清晨，康有为等人见到密诏，康竟铤而走险，利用密诏假借皇帝名义，派谭嗣同游说正来京的袁世凯发动武装政变，“围园捕后”。然而袁世凯并未听信其一面之词，于初五日回津，当晚面见了荣禄。学界推测，当晚，荣禄应将太后即将归政之事告知袁世凯，袁亦将康党的密谋全盘托出。

因此，袁世凯告密并不是导致太后归政的原因，却使事态异常激化。八月初六，太后训政，同日便下令捉拿康有为，初八日开始，张荫桓、徐致靖、杨锐等相关人员相继被捕。初十日，上谕命荣禄来京，直隶总督由袁世凯护理。此时清廷面临的难题，转为如何处理密诏问题，减小事件影响。经过审问林旭等人，涉事官员应该了解光绪并没有背叛之心，但密诏已经发下，影响实在太坏，如果公之于众，不仅两宫的关系难以维持，恐怕光绪亦难以保全。

荣禄回京后，十三日被召见，并被命进入军机，同日“六君子”便被“不审而诛”。以荣禄对政变的参与来看，这一决定应该亦有其作用。实际上，“六君子”并不都赞成康“围园杀后”的阴谋，但此时荣禄等人为减小影响，只能将涉事人等应杀尽杀。后来公布康党罪行的上谕中，称其“前日竟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也并未提及密诏，显然也是不愿此事扩大化。

八月十四日，荣禄被命管理兵部事务并节制北洋各军，此时荣禄以枢臣节制兵权，在清代属于异数，与辛酉政变后的恭亲王奕䜣类似，足见其在政变中的表现，取得了慈禧太后的高度肯定。而政变发生后，趋新势力遭受了很大的打击，极端守旧派在此后两年中迅速崛起，荣禄本不属于顽固守旧者，在此期间保护了一批受变法牵连的新派官员，又在与刚毅、徐桐等顽固派的对峙中编练了武卫军。

康党的活动，引起太后与守旧大臣的极端厌恶，以至于翁同龢、张荫桓、李端棻、徐致靖、陈宝箴等一批大员均受牵连，京师官场、士林与康党有交际者更是人心惶惶，荣禄则对此类人物均加以回护。在这些人物当中，张荫桓与康关系最密，也最先下狱，徐桐等守旧派必欲杀之而后快，但在荣禄及外国公使的影响下，张荫桓被遣戍新疆。

湖南巡抚陈宝箴作为力行新政的督抚，亦为人所仇视，于八月二十一日被革职，永不续用，陈寅恪后来称，这是荣禄保全的结果，否则陈很可能亦被遣戍。荣禄则在二十三日因曾经保举陈宝箴，自请处分，被交部议。同日有御史王鹏运奏请对康党应“除恶务尽”，荣禄此举，可能有以身入局，扬汤止沸之意。

翁同龢在政变前便被开缺，此时又被指“荐康”而被革职，永不续用，据说这样的处理，已是荣禄苦劝的结果。而康梁此前在京城开保国会，更牵扯到更多下层京官与举子，荣禄则力图减少影响。据《申报》称，当时京中有数百人因与保国会有瓜葛，人人自危，如今“风浪胥平，皆中堂保全善类之力”。

政变后，新政悉数被废，只有京师大学堂被荣禄尽力保留。与此同时，荣禄开始重整北洋防务，编练武卫军。八月二十六日，被命以钦差大臣节制北洋各军。两个月后，提出以宋庆毅军为左军、董福祥甘军为后军、聂士成武毅军为前军、袁世凯新建陆军为右军，又单独成立武卫中军，各军分驻北洋各处，组成武卫军。武卫军以统一规格装备新式枪炮，在清廷财政颇为困难的情况下草创成军，编成后又有数次扩军，在义和团运动发生前，已发展到江淮地区，成为甲午后军事改革的最大成果。

戊戌变法，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关键事件，但应当指出的是，变法的大背景，是甲午战后清廷上下对变法图强的强烈呼吁，不同于传统说法认为甲午战争已经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甲午战后，所谓“洋务新政”其实更加深入地开展。清政府主导的“实政改革”与康梁领衔的“维新运动”，构成了陈寅恪后来提出的“变法之二源”。

荣禄正是这一时期清政府实政改革的重要领导者，其在战后主持军事改革，编练新式陆军，虽然是戊戌政变的主谋之一，却又在政变后庇护趋新官员，推动部分新政继续进行，与康梁的叙述大不相同。但从这一时期荣禄的活动也可以看出，忠于太后，是其行事的根本原则，这也意味着，确如时人所言，作为最有权势之人，荣禄对大事难有匡正。随后的两年中，清政府昏招频出，终于酿成庚子事变，荣禄不能消弭大患，取得的些许成绩，很快又被毁于一旦。

参考资料：

1.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2.马忠文：《光绪皇帝与戊戌政变——“密诏”问题再辨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9期。

3.王刚：《荣禄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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