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普通一天，一名考古工作者一铲落下，意外发现了一座北周高等级墓葬，其规模之宏大、气势之磅礴，瞬间让在场的所有人屏息凝神。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一个惊人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这竟是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孝陵！
北周武帝宇文邕，如果活得足够长久，其功业很可能会超过堪称南朝一帝的刘裕，完成统一南北朝的历史重任。可惜，他在36岁的壮年突然离世。而他的死因，也如同被迷雾笼罩，众说纷纭，留给后世无尽的猜测。
直到此次发掘，宇文邕的死因之谜被正式揭开。据考古人员实验分析，宇文邕遗骸骨骼中的砷、硼、锑含量明显高于同时期人体的平均水平。由此来看，宇文邕很有可能死于砷等元素含量超标导致的中毒。
可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宇文邕的体内为什么会有这些有毒元素？难道是有人故意下毒吗？
炼丹就算了，为啥非用有毒物质做？
这一切，恐怕还要从魏晋时期人们喜好的炼丹服食说起。追求永生不死，几乎存在于世界上的每一个文明之中。“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尚书·洪范》在追述先民的故事时曾谈到“五福”，即“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将长寿置于五福之首，地位高于财富、康宁、美德、善终。春秋战国时期，“寿”也是金文中最流行的嘏（gǔ）辞（即负责主持祭祀的人代受祭祀的人向祭祀的主人说的祝福语，可简单理解为吉语），可见时人对长寿的追求。在先秦时期，关东地区逐渐萌生了神仙思想。如屈原在《远游》中就描绘了赤松子、傅说、韩众等神仙形象，体现出屈原希望飞升为仙以求不死的意趣。神仙思想与追求长生结合，就产生了“求仙”的思潮，期望成为神仙以摆脱死亡成为彼时人们的追求。
那时的人们普遍相信，成为神仙一定要服用某种不死神药。比如《山海经》中记载：
“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寙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神话学家袁珂先生认为，文中记载的 “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六名巫师，是在神的指引下，用不死之药救活了“窫寙（yà yǔ）”这种神兽，并进而推断此时的不死之药掌握在神仙的手中，需要求取才可获得。战国至秦汉时代，向神仙求取神药成了一时之热。据《史记·封禅书》描述，早在齐威王、宣王之际，就有人开始替君王赴海中仙山求取神药，只是终究没有成功。
《史记·封禅书》记载：
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
随着秦始皇、汉武帝等帝王求取神药的失败，人们不再一味依赖神仙降福赐予仙药，转而自己炼制丹药以求长生。同样是《史记·封禅书》的记载，汉武帝身边的李少君曾向汉武帝进献炼制的金丹，并且认为“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即将黄金之类的物质作为炼丹的原料，才能将这些物质中不坏的特质转移到人身上，从而让人也能永生不死。
至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时，围绕着“由金而丹”“由丹而仙”的炼丹活动，日臻成熟。成书于此时的《黄帝九鼎神丹经》中假托黄帝，叙述了这一套理论（原书已散佚，相关内容保存在《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中）：
黄帝受还丹至道于玄女。玄女者，天女也。黄帝合而服之，遂以登仙。玄女告黄帝曰： 凡欲长生，而不得神丹金液，徒自苦耳。虽呼吸导引，吐故纳新，及服草木之药，可得延年， 不免于死也，服神丹令人神仙度世……俗人惜财，不合丹药，及信草木之药。且草木药埋之即朽，煮之即烂，烧之即焦，不能自生，焉能生人。可以疗病益气，又不免死也。还丹至道之要，非凡所闻。
认为草木之类因其容易腐烂，不适合作为炼制丹药的原料，只有用各类矿物质，才能炼制出令人满意的丹药。关于这一点，两晋时期的葛洪也说：
“凡草木烧之即烬，而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神仙独见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缅邈之无限乎？”
认为丹砂水银这类矿物质能让人长生。
魏晋时期为啥格外流行？
东汉灭亡后，华夏大地进入了战乱纷繁的魏晋时期。在充斥着战乱动荡与流离失所的时代下，个体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像神仙一样超脱于战乱的现实之外，成为此时很多人的精神追求。由此，炼制并服用丹药又更加盛行。
魏晋之际，士族当道，有所谓“皇帝垂拱，士族当权”之说。东晋哀帝司马丕即位后，权臣桓温当政，使得哀帝形同傀儡。哀帝无可奈何，不得已寄托于神仙之道。《晋书·哀帝纪》记载：
“帝雅好黄老，断谷，饵长生药，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崇德太后复临朝摄政。”
可见司马丕喜好神仙长生之术，甚至还因为服食丹药而中毒，以至于不能治理朝政。东晋简文帝司马昱自年少时就“尤善玄言”，在做会稽王时就已是炼丹制药的忠实拥趸。
如果说，皇帝等上层人物喜好炼丹制药、神仙之术是因为当时门阀士族当政，皇权不彰，不得不在神仙方术中寻得内心的安宁，有一种精神解脱的意味，那么中上层士族更多则是为了延年益寿以永固权力。
士族之中，王羲之就是比较知名的炼丹制药爱好者。史书记载：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
作为南北朝时期首屈一指的琅琊王氏成员，他笃信神仙之术，甚至还说过“我卒当以乐死”之类的话。他的几个儿子也都笃信此道。《晋书》记载，他的次子会稽内史王凝之尤其信奉神仙之术，甚至在孙恩、卢循的军队进攻时，仍然妄图以神仙之术退敌，终致被害。
与南方相比，同时期的北方豪门在信奉神仙之术方面也不遑多让。出身清河崔氏的知名政治家、史学家崔浩，也十分喜欢服食养性之术。在北魏时期知名道士寇谦之上书给太武帝拓跋焘时，只有崔浩能够赏识他的观点，并与他交往，甚至还向寇谦之学习神仙方术。
与中上层相比，普通的百姓自然是很难接触到丹药，但这并未对信仰神仙方术造成阻碍。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灾疫流行、流民遍地、朝不保夕，普通百姓希望摆脱，但现实的环境又让人们感到无力。于是，神仙方术大行其道。
可见，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庙堂之上的皇帝士族，还是江湖之远的普通百姓，都十分相信神仙方术，其中有的人甚至亲身实践。这也成为生活在魏晋时期的宇文邕服食丹药的背景。
壮年暴卒，事与愿违
北周宣政元年（578）五月，宇文邕在总戎北伐时突然“不豫”，翌月驾崩。结合本文开头所述，宇文邕应该是砷中毒而亡。但在此之前，宇文邕已经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建德三年（574）七月，北周曾发生过一场未遂的兵变。《周书·武帝纪上》云：
“秋七月庚申，行幸云阳宫。乙酉，卫王直在京师举兵反，欲突入肃章门。司武尉迟运等拒守。直败，率百余骑遁走……八月辛卯，擒直于荆州，免为庶人。”
当时，卫王宇文直突然举兵造反，旋即被平定。《周书·齐炀王宪传》记载：
“（建德三年）其秋，高祖幸云阳宫，遂寝疾。卫王直于京师举兵反。”
复旦大学韩昇教授认为卫王直一直在同齐王宪争权，听说武帝宇文邕在云阳宫病危，唯恐大权落入随行的齐王宪之手，遂于京师起兵夺权。而在考索史料后可发现，自建德三年（574）至宣政元年（578）的短短四年之内，宇文邕三度病危，每次都发病于夏秋之间，病症都是“疹疾”。《资治通鉴》“陈宣帝太建八年（576）九月”条作“疾疢”，在中医中指温热疫病。武帝在不发病时精神亢奋，“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建德五年（576）伐齐时，他亲自督战，首先突进并州，十分英勇，但发病时“口不能言；睑垂覆目，不复瞻视；一足短缩，又不得行”，驾崩时“疠气内蒸，身疮外发”“身生癞疮，恶疾而死”，正符合砷中毒后感觉迟钝、四肢麻木，乃至失去知觉、行动困难、运动失调，皮肤溃烂感染的症状表现。
同时，据史料记载，宇文邕礼敬焦旷、王延师徒。据韩昇教授考证，王延属于楼观道。宇文邕听闻其名后，遣使召其入宫中予以请教。和王延一同进入宇文邕宫廷的，还有同属楼观道的严达。
楼观道兴起于北朝后期，在北周境内颇为流行。其派别精于炼制丹药。其祖师相传为现身于晋永兴二年（305）的尹轨，他“入荆山，架小屋，于炉火中销铅，以所带药如米大，投铅中搅之，乃成好银”，以炼丹闻名。
在楼观道之外，宇文邕还网罗其他派别方士，如在华山炼丹的韦节。结合之前关于宇文邕的种种记载，以及上文所述魏晋之际浓厚的信奉神仙方术、服食丹药的风气，也就不难推测出宇文邕体内的砷来自服用的丹药，而他也大概率是因此而中毒发病，乃至壮年暴卒。
其实在中国古代，服食丹药的又何止北周武帝宇文邕一人？从秦皇汉武以来，不胜枚举，因此而中毒者甚多。有学者推测，唐太宗李世民和清世宗胤禛也可能是因丹药中毒而亡，这真是印证了那句谚语“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这大概也是服用丹药的君王所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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