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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几经辗转踏上了明朝的国土。那么这些生活在大明王朝的外国人都做些什么？他们又是如何找到工作的？
入朝为官
明朝主要的选官制度是历代承袭的科举制，与之前唐宋等朝代类似，明朝在科举考试中也设置有宾贡制度，允许外国人参加科举，并往往予以优待。洪武三年（1370）颁布的《科举条格诏》规定高丽、安南（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等国可以自行举行乡试，中试者前往京师参加会试，不拘数额择优选取。在这一规定颁布的次年，高丽就选拔出了金涛、朴宜中、柳伯濡等三人赴南京参加会试，仅金涛一人通过。后来，金涛又考中了殿试三甲进士第五名，被任命为东昌府安丘县丞。尽管金涛以语言不通而且双亲年老为理由辞绝了明廷的任命，但仍能看出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是外国人在明朝可行的求职之道。
此外，明朝还有关于交趾乡试及其解额的规定。永乐五年（1407），明朝设立交趾承宣布政使司（明朝在安南建立），并于次年开放交趾乡试，交趾人由此获得了进入明廷为官的官方途径。至洪熙元年（1425），官方文件中还有交趾乡试解额十名的规定。宣德二年（1427）明朝战略性放弃交趾后，有不少忠于明廷的交趾当地官员请求归附明朝，在明朝统治者的许可和帮助下来到明朝境内生活定居，他们及其后裔则有机会凭借明人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从景泰五年（1454）到嘉靖二年（1523）间，共有六名籍贯交趾的考生考中进士，其中阮勤官至工部左侍郎，陈儒则做到了正二品的右都御史。
要想在明朝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这些外国人需要具备深厚的儒学知识水平，而儒家文化主要影响的是东亚、东南亚国家，尤其是高丽、安南等国。那么相对而言不熟悉儒家经典的西方人来到明朝，可以找什么样的工作呢？
从事传教和科技文化交流活动
近代以来，西方人向东方开拓的重要动力之一就是传教，来到明朝的西方人也不例外。明朝的外国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促进了中西方的科技、文化交流，其中来自意大利的罗明坚和利玛窦等人更是得到了明朝官方的支持。
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沙勿略是最早来到明朝进行传教的西方宗教人士之一，但由于他奉行针对君主的上层传教信念，未能在明朝取得实质性进展。意大利人范礼安被利玛窦称为“中国传教团的奠基人”，他于万历六年（1578）来到澳门，首次提出在华传教应当采取和平手段、适应中国本土情况，选拔能学习汉语并愿意在中国长期居住的传教士从事传教活动。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传教士逐渐提升了自身的影响力。
这些传教士主要借道澳门进入内地，首先选择在广东地区兴建教堂，选择更为明人接受的、兼容儒家文化的方式宣讲教义。罗明坚和利玛窦都在万历年间来华，万历十一年（1583）在广东肇庆建堂传教，后来又受到两广总督的邀请前往杭州传教，受到过官方支持。罗明坚向西方翻译介绍了《四书》和理学观念。利玛窦则在华传教达二十八年之久，长期定居北京，结交了徐光启等明朝士大夫，参与翻译《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著作，制作了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
通过传教士，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机械学等观念体系陆续进入中国，为中外的文化交流开辟了新的场域。
从事商业贸易
中外商业贸易是国家间互通有无的重要形式，对于双方都有好处。宋元时期是我国对外贸易的繁荣时期，尽管明朝建立后一度实行海禁政策，将朝贡贸易作为涉外商贸活动的主要形式，但由于明朝海防逐渐废弛、地方官员与豪绅的暗中支持，实际上中外民间的商业贸易并没有断绝，隆庆开关之后更是欣欣向荣。
会同馆、市舶司各港口和沿途驿站都是中外商人的贸易场所。会同馆是前来朝贡的使节与中国商人之间交易的主要场所，《明会典》中对朝贡贸易的时限、地点、规模、流程、商品种类等有着严格的规定，对朝鲜、琉球二国特殊优待。而民间贸易则主要集中在漳州月港、广州港、宁波港、潮州港等沿海口岸，有许多外国商人来此进行商贸活动。
嘉靖时期，由于海上倭患频仍，为确保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宁，明朝官方相继断绝了与日本和葡萄牙之间的朝贡贸易。随后来自日葡两国的海商为了继续与中国开展商贸活动，选择转移到闽、浙一带，并将来往贸易的基地设在了双屿港（位于今浙江省舟山市）。
隆庆开关之后，明朝规定除了日本之外，其余所有国家的船只均可在漳州月港自由停靠。这里设有专门的贸易管理机构督饷馆，外商货船上的物品都可作为商品进行自由交易，船舶税、商品进口关税、附加税等税款则由白银缴纳。缴税时外商会获得类似于贸易许可证的证明文件，缴纳过税款之后就可以进行自由贸易了。在月港进行贸易的进口商品种类繁多，既有西洋布、玻璃瓶等工艺品，又有檀香、冰片、象牙等香料和奢侈品，还有虎豹皮、孔雀尾、红铜等等。
除了官方管理下的月港，广东地区其他港口的中外贸易则更能体现民间性质。由于广东地区的对外贸易理论上只允许外商来华进行，而不允许明朝国民出海，加之税务管理也没有月港严格，外国人在这里从事商业贸易往往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回报。嘉靖二十九年（1550），葡萄牙人和中国人达成协议，在广州举办一年一度的交易会，葡萄牙人事实上取得了中日之间的贸易权。广州交易会有时长达四个月，万历八年（1580）改为一年举行两次，分别在一月和六月末。
加入军队
除了以上求职途径外，澳门地区的外国人还有机会加入明朝人组织的军队。当时葡萄牙人拥有先进的枪炮技术，并在澳门设有造炮厂，不仅出售武器，也培养了许多擅长使用这些武器的外国军事人员。
明朝政府曾数次从澳门招募以葡萄牙人为主体的外国军事人员来应对后金的进攻。明朝后期，后金于东北崛起，并逐渐南下扩张势力。明熹宗即位时，后金军队已经占领了辽阳、沈阳等东北重镇，并直接威胁到首都北京的安全。徐光启上疏建议从澳门采购先进武器并聘请葡萄牙人加入明朝军队，得到批准。明廷从澳门获得了22门英国造加农炮和23名葡萄牙炮兵，这批葡萄牙炮兵也是历史上第一批正式被古代中国王朝雇佣的欧洲军人。
崇祯二年（1629），后金军队首次进围北京，徐光启再次奉命从澳门聘请葡萄牙炮师组建中葡混合军队。这支明军炮队对后金军队展开攻击，后金军撤围退走。崇祯四年（1631），为支援辽东地区抗击后金军队的战事、防范后金渡海偷袭，明朝政府派遣一支葡萄牙雇佣军携带佛郎机大炮进驻登州（今山东蓬莱），进行协防。不久后，皇太极率领后金军队借道朝鲜，与明军展开争夺椵岛的战斗，再次被炮兵打退。
南明永历朝廷也向澳门的外国人寻求军事援助。顺治四年（1647），澳门派出了一支配备6门大炮的火枪队驻守桂林，由尼古拉·费雷拉担任统帅。这支军队为南明固守桂林，打退了清军数次进攻。
明朝末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组建过由外国人组成的亲卫队，这些人骁勇善战，擅长操作火器。郑芝龙早年曾担任澳门通事一职，其间广泛接触中外商人，通晓多种欧洲语言，掌握从事海上贸易的知识并积累了一些海商资本。在组织自己的军事力量时，郑芝龙吸收澳门葡萄牙人的先进武器技术，招募并组建了一支由非洲人和印度人为主体的外国雇佣军，配备有来福枪、滑膛枪等武器装备，在其军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这支军队的部分人员加入了郑成功麾下，在收复台湾的战役中给荷兰殖民者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当然，明朝时期外国人从事的这些活动并不是独立分离的，比如传教士有时也会从事商业贸易，明人雇佣外籍军事人员时也常常是由传教士担任翻译。这些活跃于明代历史舞台上的外国人，不仅书写了自己的人生传奇，也成为历史中的特殊角色。
参考文献：
1.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申时行等：《明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郭培贵：《明朝外国人及其华籍后裔进士考》，明太祖与凤阳会议论文，安徽，2009年10月。
4.何苗苗：《明清战争中的“外籍军团”》，《环球军事》2007年第21期。
5.王冬青：《明朝朝贡体系与十六世纪西人入华策略》，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5年。
6.李广超：《郑芝龙海洋活动研究（1621-1635）》，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18年。
7.季晨阳：《明中期海外贸易研究（1491—1572）》，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师范大学，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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