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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七年（1627）八月，明熹宗朱由校驾崩，崇祯皇帝朱由检接下了大明的船舵。时年恰逢后金与大明辽东战局的焦灼时刻，后金汗皇太极初登大位，一边忙于处理内部诸贝勒的掣肘，另一方面因宁锦大战的失利而困顿于大明的关宁锦防线之下。
此时的崇祯帝在陆上拥有袁崇焕与孙承宗共同打造的关宁强军，在海洋则拥有登莱巡抚麾下的山东水师以及开镇东江（朝鲜皮岛）毛文龙所部三万余海岛劲旅，以关宁-登莱-东江三地互成掎角之势，开创了对抗后金的新局面。其中以毛文龙领衔的东江兵所部立足朝鲜、大明与后金的三方交界缓冲地带，以海军陆战队的作战形式进行离岛登陆海上作战，对后金侧翼造成极大威胁。而从历史的结局来看，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的结局已然注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崇祯皇帝的海上奇兵战略烟消云散呢？
东江镇基本盘的削弱
辽东汉人与朝鲜王朝日渐冷漠
毛文龙在辽东的基本盘就是以流散辽民为主的人口资源。采取“收辽人以复辽土”的策略，广泛招揽附近海岛和后金统治地区流离失所的辽民。规定凡来归的辽民“每月给粮三斗”，在东江开镇的三年中“辽民襁负而至者前后数十万”，从而让毛文龙拥有了雄踞辽东的基本条件——充足的人口。这些逃难至皮岛的辽民大都是因努尔哈赤“杀辽民富户”“杀无谷之辽民”的惨烈政策而逃归毛文龙。有了充足的人口自然就有了兵源，辽人源自辽东，本身就有守卫家乡的征战之意。毛文龙将岛中丁壮编为行伍，练得骁勇五六万人（一说四万），又在军队中设亲兵队伍（家丁）为军队的骨干。
进入崇祯年间后，形势一变，同样刚刚上任的皇太极实行了与努尔哈赤完全不同的治辽政策，熟悉儒学的皇太极对雄踞天下有了更大的野心，深谙与明朝争锋必须将汉民纳入自己的军政体系。以此促进战力提升。于是皇太极屡下谕旨，主要政策有：强调宽待辽东汉人，“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强调满汉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这样的政策之下，辽东地区建州女真与汉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得到缓解，作为毛文龙所部历次作战中依靠辽民“处处扑杀虏级……响应奔赴，不可胜计”的局面日益稀少。以实际情况来看，毛文龙所部在对抗建州女真的战斗中总体败多胜少，其经过“修饰”的战报中斩首献酋数目也大多为数十或数百人，并不能造成对建州女真的实质性打击，其战略意义主要在于从侧翼袭扰与牵制，一旦辽民反抗的热情丧失，东江镇的战争潜力与作战效果便会锐减。
除了人口资源，毛文龙在皮岛从容指挥对后金作战的大环境就是从朝鲜王国处获得“毛饷”接济，同时享有在朝鲜北部地区自由的军事通行权以及来自朝鲜的情报共享与军事协作。
然而这一稳定的盟友与外部环境却在崇祯皇帝登基的当年（1627）发生了巨大动摇。当年正月，皇太极命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讬（tuō）、硕讬诸贝勒统兵出征朝鲜，数万建州铁骑一路击破朝鲜义州、安州，十五日之内占领平壤，同时顺道击破了毛文龙在朝鲜的重要基地铁岛，逼得朝鲜仁宗远走江华岛，最终朝鲜战败签订平壤之盟，迫与后金结为兄弟之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在义州开放互市，遣返辽东逃人。这次战败不仅让毛文龙丧失了在朝鲜自由军事通行的便利，更丧失了朝鲜的信任。朝鲜人在战后给明朝的奏报中表示，“毛镇驻扎岛中，势未及出海而相援”，以致他们迫不得已缔结屈辱盟约。
此战之后，毛文龙所在的东江镇与朝鲜的战略同盟关系彻底终结，朝鲜仁祖甚至直言毛文龙“与禽兽无异”。此战之后所谓毛文龙捣巢覆穴种种虚说，亦悉归于无踪，所谓的东江牵制也基本走向末路，毛文龙曾经稳定的同盟也消弭于无形，只得在皮岛辽海上孤军奋战。朝鲜文人沈光世的诗歌反映了当时朝鲜人对毛文龙的心态的变化：
毛将昔来此，义气能感人。东人皆爱慕，欲使其志伸。自从名位高，诚意渐不纯。后房拥爱妾，府藏堆金银。入保不出陆，畏死却逡巡。所为既如此，何日清胡尘？以是我天朝，终困于女真。
人心与钱粮
东江辽民与海上贸易的危机异变
东江镇属下能征善战的主力军就是投奔毛文龙的辽人军民，这曾经也是毛文龙东江军纵横海上的核心所在。当时辽人这一特殊身份让这批桀骜的军人从一开始就与明朝中央政府存在隔阂。
当时辽东境内的高丽、蒙古、女真等族由于长期与汉族长期通婚杂居而逐渐汉化，辽东汉人在民族聚居与军事化中形成了豪爽、粗犷、“性悍善骑射”，兼有塞外生活特色的“边民”。明代关内汉族人以“辽人”称呼辽东汉人，显然是将山海关内、外之汉族人区别开来，暗含了一定的地域偏见。而17世纪初，以太监高准两次祸乱辽东激起民变为代表，辽人对居于内地的明王朝同样有“四大恨”之说：
军兴以来，援卒之欺凌诟谇，残辽无宁宇，辽人为一恨。
军夫之破产卖儿，贻累车牛，辽人为再恨 。
至逐娼妓而并及张、刘 、田三大族，拔二百年难动之室家，辽人为益恨。
至收降夷而杂处民庐，令其淫污妻女，侵夺饮食，辽人为愈恨。
辽人内心的怨恨与明朝关内军民对辽人的偏见让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并在崇祯年间达到顶峰。在随后的吴桥兵变（崇祯四年，1631）之中，随毛文龙攻占镇江（今辽宁丹东）的勇将孔有德（毛文龙养孙，赐名毛永诗）与“骁勇喜战”的耿仲明（毛文龙养孙，赐名毛有杰）也在辽人与山东军民的矛盾中全面反叛。先是吴桥县（当时隶属山东）在孔有德军队沿途闭门罢市，后又因士兵偷吃当地大户一只鸡而引发流血冲突，导致孔有德等人反叛。而当登莱巡抚孙元化想要利用同为辽人的耿仲明招抚孔有德等人时，山东登莱当地的民众竟然“以尚有辽人在城中者，绅民必欲搜戮辽人”，从而迫使耿仲明勾连叛军开城，导致登莱亦全部沦陷，最终携带大量军民投降后金。辽人的处境和心态决定了这支海陆兼备的强军很难全心全力为崇祯的海上战略效力。
东江军能够支撑其在广大海域海陆作战能力的重点，除了人口、外交环境以及军队战力外，还充分发挥海上商贸的优势，与淮安的徽商开展海上贸易以补充军用，通过商业财富来平衡军饷，而进入崇祯朝后，东江镇的海上商业贸易则没落为军人争权的工具，不复为抵抗后金之用途。
明天启年间平均每年拨给东江镇 175162 两， 155763 石，据估算这些银两只够维持一万余士兵服役，而明廷提供的粮食只够分配给二万名士兵食用，到崇祯年间则更少，这也就迫使东江镇对海上贸易的需求更为迫切。当时东江镇的贸易途径便是：
“登、津商货往来如织，货至彼，一从帅府挂号，平价咨（朝）鲜易粮，以充军实。”
即充当“二道贩子”用登莱的货来买朝鲜的粮食，同时也包括在朝鲜与大明之间“鬻参贩布”，以至于“商贾等深藏不市，以索高价，而潜相贸卖椴岛”。
毛文龙早期在皮岛开东江镇时，东江镇的经商多以换取粮食补给为主。到了崇祯时期，包括晋商与徽商在内的内地商人向朝鲜半岛输出的商品有硝黄、布帛、生丝、绸缎甚至军需品，而朝鲜商人输出的货物是貂皮、人参，这种贸易之中的商业利润逐渐超越了战争的敌对，部分东江商人甚至将大量后金急缺的战略物资私自直接或间接（经过朝鲜走私）传递给后金，从而牟取暴利，“以违禁物与敌为市，敌乃大得其助”。早期以海上贸易辅助抵抗建州女真的初心已然变味，这也是商业贸易环境下不可避免的。
毛文龙在殒命之前对袁崇焕反应最为强烈的同样是其“严海禁”政策，袁崇焕奏疏中写道：
“议仍登莱之海禁，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起运，至觉华岛登舟，即津运粮料，俱由静海、泺乐以及觉华岛，必经臣衙门挂号，始许往东。”
这一举措相当于彻底截断了东江集团的财路，因而让东江集团不能接受。明朝官方层面，袁崇焕蓟辽督师与纨绔岛帅毛文龙在政治上的博弈最终演变成在经济政策上的一刀切，最终造成了“东江续命之膏绝矣”，毛文龙的身死也代表着明朝官方对东江海上贸易政策的彻底性否决。
崇祯君臣希望通过让毛文龙消失而将东江镇变成单纯军镇的想法，并没有让后毛文龙时代的东江镇趋于稳定，反倒加剧了代表朝廷利益的军人与东江旧部在海上贸易问题上的更大矛盾。据朝鲜《李朝实录》崇祯二年（1629）七月载：
“（毛文龙之后的东江副总兵）陈继盛禁我国私市。”
代表袁崇焕的陈继盛禁止朝鲜商人赴皮岛贸易损害了皮岛商民的利益，站到了东江势力多数人的对立面，从而被东江旧将刘兴治斩杀导致内乱。而后代表朝廷为东江总兵的黄龙又因为抓获东江官李梅通洋贩卖黄蟒、湖丝造成耿仲裕（耿仲明之弟）等支持海上贸易的东江军官发生兵变，迫使黄龙移镇旅顺。此次事件也在侧面上加剧了后来吴桥之变的影响，导致了分别以孔有德、黄龙为首的两股东江势力的火拼，最终也让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金声桓这些曾经东江军的重要战将先后降清。
大势难挡
文龙之后再无文龙
其实崇祯帝与袁崇焕对东江镇的钳制和侧翼威胁作用并非一无所知，这两位明朝君臣的海上战略构想中，毛文龙的东江镇应当是一个完全服从朝廷号令的地方将领形象。但作为一个由二百人左右的小股部队迅速壮大为数万人势力的领袖，毛文龙自然以为可以专权一方，虚报战功（诸如赫图阿拉牛毛寨之战，鞍山驿站之役、辽阳之役多有虚构之嫌）、兵马钱粮不受查核都是自然拥有的特权，但这种信任感并不会因为皇帝的更迭而被继承，也就与崇祯海上战略的初衷产生了本质性冲突。
对于自己的结局，毛文龙早在年前就有预感，他在给杭州妻子写的信中说：
“外有强敌而内有公卿，必死不久。”
毛文龙的身死自然有军阀习气的原因，也跟崇祯朝廷对于东江兵的纠结心态有关，即无法正确度量和评价东江兵在战争中能发挥的作用，一方面谴责东江兵无法在建州腹地取得令人满意的战果，另一方面又会因为对建州的作战失利而埋怨东江兵牵制不力。明代军事作家茅元仪将这种心态描述得十分准确：
“龙来请饷，每以直捣奴穴为己任，牵制奴不东为己功。中朝惑其言，以为即未能捣奴，而奴之不来，实文龙之力，不知文龙实不能制奴也。”
毛文龙死后仅半年，东江兵衰微的势头便已显现，没有了侧翼威胁的皇太极亲领10万大军征明，于12月上旬借科尔沁部道，抵达长城，分三路由龙井关、大安口、洪山口攻入。后金军一路奔袭，势如破竹，突然出现在北京城下，使得明朝君臣惊慌失措。明廷王在晋言：“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而此时明朝君臣已然悔之晚矣，崇祯帝也只能以“谋款斩帅”为由斩杀袁崇焕以掩饰自己的失察。
毛文龙死后十年里，东江内部叛乱连年不止，毛文龙纵横辽海获得的家底在内乱中耗尽，曾在毛文龙手下矢志不渝收复辽东的猛将们，最终不是命丧同袍之手，就是投降于他们口中的后金仇寇中，或死于不白之冤，或背上万世骂名。历史的轨迹总是如此造化弄人，让人读之慨然而叹。
时间来到崇祯十五年（1642），洪承畴主导的松锦大战致“关外精锐尽丧”，此时的崇祯皇帝终于发觉那个消逝已久的东江镇是如此可贵，于是下令：
“调粤将郑芝龙闽兵一万，船三百号，一切炮器船只务整备足用。”
同时准备在长山岛、觉华岛、隍城岛、庙岛再兴当年屯兵之举。面对崇祯帝的要求，福建巡抚只得高呼：
“（闽水师）必驻箚皮岛，再事屯田，毋论东南水兵与东北风气不一，而沧海岛屿之中一切牛具、籽种从何措办？且丽既从奴，商断人稀，我关外哪有数十万人民可以分屯各岛？”
此言一出，崇祯默然，而当年毛文龙与他那五万东江兵纵横辽海的骁勇身影却再也无法重现于此时的海上长风中。
参考文献：
1.高志超：《试论崇祯后期的 “用海御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3期。
2.柏红：《东江镇的存亡与明清东北战局的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赵亚军：《“用海”复辽: 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军事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
4.赵世瑜：《重观东江: 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
5.（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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