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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景初二年（238），司马懿率领曹魏大军长途奔袭，一举荡平割据辽东半个世纪的公孙氏家族。在曹魏政权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同时，辽东战役中展现卓越指挥能力的司马懿，也在军界声望达到新高峰。所以，辽东战役后，司马懿能够成为魏明帝曹叡临终托孤的两位大臣之一，带领家族站上曹魏政权的最高舞台，这不仅凭靠杰出的军事才能，更是仰仗高超的政治水平，以及运气之神的眷顾。
选帅：曹叡的心计
曹魏政权对公孙氏家族在辽东地区搞名义臣服、实际割据的把戏，历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魏明帝曹叡起初也是这么延续政策的。魏太和二年（228），公孙渊逼夺叔父公孙恭的辽东之主之位，曹叡认可并安抚，拜公孙渊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公孙渊却没有见好就收，反而频繁挑衅，不敬曹魏使者、与东吴勾搭不断，渐渐让曹叡失去耐心。
蜀建兴十二年（234），随着诸葛亮的逝世，蜀汉北伐攻势骤停，曹魏西线压力减轻很多，曹叡对公孙渊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决定由抚改剿。魏景初元年（237），曹叡派毌丘俭率军讨伐公孙渊，不料天降大雨、辽水大涨，不利再战，只得下诏撤军。曹魏征讨辽东的失败，使得公孙渊更加猖狂，干脆自称“燕王”，并设置百官，彻底与曹魏决裂。
首战不利，骑虎难下的曹叡不得已起用了战功卓著的司马懿。《晋书·宣帝纪》记载，曹叡见到征调来到洛阳的司马懿，开门见山地表示：“征讨辽东的事，本不应该劳烦你，但为一击必胜，只好辛苦你去一趟了。”
曹叡说得很实在，因为随着曹休、曹真、张郃等名将过世，年轻一代又没涌现出能征善战的接班人，当时有把握打赢辽东战役的人，也只能是在平定孟达叛乱、对抗诸葛亮北伐中表现优异的司马懿。
然而，重大战役的选帅，历来是既看能力，更看忠诚，曹叡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司马懿征讨辽东，显然不是质疑他的能力，而是在考量忠诚与否、关系亲密程度，以及是否应该扶持培养年轻将领等。
另外，曹叡一直不太信任司马懿，很可能也是受到曹操的影响。《晋书·宣帝纪》记载，曹操曾对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当时司马懿担任太子中庶子，在曹丕夺嫡之争中“每与大谋，辄有奇策”，是曹丕倚重的左膀右臂。所以，曹丕没把曹操的警示当回事儿，还经常美言袒护司马懿。
曹丕没听进去，不妨碍曹叡听进去。尽管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曹操对曹叡说起司马懿，但《三国志·明帝纪》记载：
“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
《魏书》也记载：
“帝生数岁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异之，曰：‘我基于尔三世矣。’每朝宴会同，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
也就是说，曹叡从小便被曹操带在身边，列席朝会，增长见闻，所以，关于有些人应该怎么用，不排除曹操曾对曹叡耳提面命。
退一步说，即便没有曹操的指点教诲，曹叡也不会轻易信任曹丕留下的托孤大臣，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曹叡登基不久，便趁着东吴进犯襄阳，把司马懿支走，让他“督诸军讨权”。走了就更不要回来，曹叡以褒扬的态度下诏书，又让司马懿“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表面上，司马懿成为手握兵权、风光无限的一方大员，实际上是被踢出了中央决策圈。
曹叡对司马懿的军事权力一直保持警惕，特别是在曹真、曹休等曹氏宗亲将领去世后，他的戒心更是加重。在司马懿率军对抗诸葛亮的第四次北伐时，曹叡就很“贴心”地安置了一位资历极深的副手——征西车骑将军张郃。也正因为张郃的存在，才导致曹魏将领不顾主帅司马懿的“不肯战”策略，出现“诸将咸请战”的情况，乃至更有将领公然嘲笑司马懿：“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由于张郃等将领的掣肘，司马懿打了平生罕见的败仗。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张郃已过世，不过曹叡仍有对策，《晋书·宣帝纪》记载：
“天子（曹叡）忧之，遣征蜀护军秦朗督步骑二万，受帝（司马懿）节度。”
表面看，秦朗是带兵来增援，而且受司马懿的调度指挥。但实际上呢？《魏略》记载：
“每车驾出入，郎常随从每顾问之，多呼其小字阿蘇，数家赏赐，为起大第於京城中。”
就是说，秦朗经常陪伴曹叡出行，曹叡询问和召见秦朗时，大多亲切地叫他小名“阿蘇”，至于钱财赏赐和建造豪宅更不用说。以秦朗与曹叡如此亲密无间的关系，司马懿也只能是名义上的指挥。而秦朗率军来到前线，与其说是增援对付诸葛亮，不如说是来盯着司马懿有无异动。
征讨辽东，自然也不会例外。《魏名臣奏》记载，散骑常侍何曾从先王法律、既往历史、路途遥远以及司马懿年事已高等情况，建议曹叡“诚宜有副”。当然，核心原因是要约束司马懿。何曾表示，由于“今北边诸将及懿所督，皆为僚属，名位不殊，素无定分，卒有变急，不相震慑”，所以必须“军主有储，则无患矣”。
何曾的建议正合曹叡之意，根据《毌丘俭志记》的说法：“时以俭为宣王副也。”值得一提的是，毌丘俭也如秦朗一样，是曹叡的铁杆亲信，《三国志·毌丘俭传》记载：“以东宫之旧，甚见亲待。”在曹叡登基前，曾因事被废为平原侯，毌丘俭正是此时来到曹叡身边担任平原侯文学，也算是陪伴他度过了人生低谷时期的艰难日子。
总的来说，曹叡自登基以来，在重要的军政事务上，无不对司马懿充满猜忌和防范。这次征讨辽东，若不是曹魏名将凋零，又无后起之秀，以及亲信毌丘俭未能得手，曹叡恐怕怎么也不会让司马懿统帅征讨辽东的大军。
暗战：司马懿的城府
对于曹叡的心思，司马懿心知肚明。
故而，当曹叡问征讨辽东需要多少时间，司马懿明白，这不是关心，而是暗含着超过约定时限就会启动处置权。
为争取更充足的时间，司马懿巧妙地表示：
“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司马懿肯定希望时间长一些，但如果没有理由支撑，直接说需要一年，曹叡未必认可。不过经过司马懿的一番拆解，登时就感觉不一样了，不仅让听者觉得战斗时间不长，还在话里话外感到此番征战路途遥远，辛苦得很。
所以，六十日的休息时间，听来也就不违和。而且，“还百日”更是虚占用兵时间的说辞。只要能取得辽东战役的胜利，谁会计算大军凯旋的回程时间？老道的司马懿，看似简洁，实则字字算计。
除了对征讨辽东时限进行约束，曹叡对如何取得胜利也很关心。《晋书·宣帝纪》记载如下——
“君度其行何计？”
（司马懿）对曰：“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以距大军，次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
天子曰：“其计将安出？”
对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豫有所弃，此非其所及也。今悬军远征，将谓不能持久，必先距辽水而后守，此中下计也。”
从公孙渊的应对策略，以及辽东战役的过程看，司马懿在军事层面的预判堪称完美。但值得深思的是，上计真的是司马懿认为的上计吗？弃城而走至多是纯理论层面的上计，实际执行起来，很可能比下计还下计。
公孙氏家族经营辽东半个世纪，襄平是其不可替代的政治中心，若不战而弃，士气如何保障？辽水险要不据、襄平坚城不守，跑到“苦寒之地”周旋？后勤如何保障？况且最麻烦的问题是，弃城而走带不带城内官兵的老幼家眷？带着家眷，如何能与曹魏大军周旋？不带家眷，则更要命，如若家眷都落入曹魏大军之手，弃城而走的部队还会有战斗力吗？
所以，司马懿把根本不具备执行性的计策，说成上策，不仅有军事上的需要，更有政治上的考虑。曹叡问策时，不排除毌丘俭等高级将领也在场，可能还有其他近臣。如果司马懿说实话，会不会有人与公孙渊暗通，或只是单纯想让司马懿失败，所以故意把消息泄露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抛出一个听上去很棒的上计，才无疑真的是上计。
另外，司马懿不说实话的方式，也是他的惯用伎俩。比如在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司马懿就曾对担心战事不利的曹魏将领说：
“诸葛亮如果抢占武功山扎营，长安很危险。如果在西边的五丈原扎营，那没什么可怕。”
不久，蜀汉大军屯驻五丈原的消息传来，曹魏将士群情振奋。而司马懿很清楚，以诸葛亮用兵方略和补给情况，不可能冒险抢占武功山。
同理，司马懿明白弃城而走没有可执行性，公孙渊不会选择。但当战事开启，曹叡发现公孙渊先据辽水抵抗，而后又死守襄平，一切皆如司马懿所料，自然会有很好的心理暗示作用。乃至于辽东再次连续天降大雨，曹叡也保持得很镇定，没有像毌丘俭那次，下诏退兵，而是非常自信地表示：“司马公临危制变，计日擒之矣。”
平心而论，在辽东战役中，公孙渊表现得还可以，据辽水险要抵抗曹魏大军，也算是好选择。至于公孙渊的失败，主要是其与属下将领的军事素养不足——先被司马懿声东击西迷惑，导致曹魏大军突破辽水，而后又没有果断退守襄平，却与曹魏精锐在野外交战，直到连战连败，士气非常低落才退入襄平困守。虽然后来连续天降大雨，靠天时侥幸多撑一段日子，但雨过天晴，失败也不可避免地到来。
面对曹叡的问询，司马懿既谈军事，又讲政治，在不动声色中，不仅争取到尽量多的出征时间，又没有暴露真正的上中下策，还顺便放些假情报出来，尽管没有忽悠到公孙渊，但至少鼓舞了曹叡以及出征将领的信心。除了直面曹叡时的妥当应对，司马懿领兵出征后，也没有放飞自我，而是更加谨慎。
《晋书·宣帝纪》记载：
“车驾送出西明门。诏弟孚、子师送过温，赐以谷帛牛酒，敕郡守典农以下皆往会焉。”
就是说，曹叡亲自给司马懿送行，还下诏让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儿子司马师陪送司马懿到老家温县，并且赏赐谷物、布匹、牛肉和美酒，命令郡守和典农以下的官员都要参加司马懿的送行宴。
帝王的恩宠，既是荣耀，更是危险。司马懿见到乡亲和老朋友，畅饮几天，喝个痛快，但并没有忘记表明心志：
“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
司马懿在歌颂曹魏的同时，谦卑地表示：自己一定会好好工作，不辜负皇帝的期待，大功告成之后，就让我退职归家，在舞阳侯的封地上养老吧。
而辽东战役胜利后，司马懿就更谨慎了。《晋书·宣帝纪》记载：“时有兵士寒冻，乞襦，帝弗之与。”由于返程时的天气已寒，士兵希望发放棉衣，而且军中有旧棉衣可以赏赐，但司马懿表示，棉衣是朝廷的，作为臣子不能私自施与他人。攻下襄平后大开杀戒的司马懿，也没说请示一下曹叡，如今发不发棉衣却做不了主。这就是司马懿政治水平的高超——赏赐军士的恩德必须留给皇帝，滥杀无辜的恶名直接自行背上。
自曹叡登基以来，对司马懿又用又防，司马懿则通过一系列出色表现，不断减轻曹叡的猜忌心。特别是在曹叡生命末期的辽东战役中，司马懿不仅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还彰显了对曹魏的忠诚，从而彻底消除了曹叡的疑虑。最终，司马懿成为曹叡临终前的两位托孤大臣之一，成为左右曹魏政权走向的重要人物。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不是另一位托孤大臣曹爽的步步紧逼，受曹魏两代帝王托孤重任、年近七旬的司马懿，还会不会处心积虑地反戈一击、独霸朝纲？
历史不容假设，但后人或许也不宜站在已知历史结果的情况下，倒推出司马懿在辽东之战后便生出改朝换代之心，甚至是在更早的曹丕或曹操时代，便处心积虑地准备篡逆。
应该说，截止到曹叡临终托孤时，司马懿仍然是曹魏忠臣，曹叡也没有所托非人。
参考文献：
《三国志》
《晋书》
《青梅煮酒：三国群星闪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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