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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哪怕是现代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仍饱受牙疼及口腔疾病的困扰,更别说古代人了……
中国人常见的口腔疾病有龋齿、牙石、牙菌斑、牙龈出血、牙本质敏感、牙齿不洁白、口气等等,古人也不例外。我们从考古挖掘与古代流传下来的诗文里,都能看见牙痛的影子。其中尤以这几位唐代大文豪留下的诗文,最能令人感同身受。提到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人们往往会感受到作者对兄嫂及侄儿深切的怀念和痛惜。这种真情实感比起千篇一律的溢美之词更能够直达心扉,令人感动。因此,韩愈笔下的墓志铭超越前人,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与形式,展现了突破传统写法的撰文特点。然而,人们关注韩愈的真切情感之余,往往忽视了文中一个重要信息:公元803年,写下此篇的韩愈仅有35周岁,就已经出现牙齿松动的迹象,而这还不是他第一次在文章中提到牙齿的问题。公元802年左右,韩愈所著《与崔群书》中也反映了自己牙齿脱落:“近者尤衰惫,左车第二牙无故动摇脱去。”而韩愈的口腔疾病问题还不止于此,他的许多诗篇中都提到了牙齿松落一事,而《落齿》一诗尤其明显。韩愈从自身牙齿掉落的过程中,不仅体会到了牙齿掉落是不可避免之事,而且展现了他的心性从紧张到旷达、从忧衰惧死到乐天知命的过程。诗的结尾更是精妙,将落齿之事上升到了人生态度与人生哲学之中。不过,当韩愈牙齿掉落越来越多,仅剩的牙齿摇摇欲坠,看着友人刘师服大快朵颐时,他也终于不禁哀叹:从这首《赠刘师服》中可以看出,这时候的韩愈只能吃稀饭,连栗子和梨子都咬不动了。公元819年,韩愈在《谢上表》中说:“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这一年,韩愈五十二岁,他的牙齿脱落得越来越多,而到了第二年,他的牙齿已经全部脱落了,并在《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中写道:而和韩愈同一年代的白居易也饱受牙疼之苦。他在《病中赠南邻觅酒》一诗中写道:从诗中可以发现,白居易牙疼如此严重以至于需要卧床三天,仍然想着饮酒。这当然可以解读为白居易嗜酒的习惯,但是酒精的麻醉作用对他的牙疼有所缓解也未尝不是一个解释。
宋代大文豪陆游也有一件牙疼轶事。南宋嘉泰三年(1203),金华有一座名寺叫智者寺,此时的方丈仲玘正在主持重修工作。仲玘邀请著名诗人陆游为智者寺撰写《重修智者广福禅寺记》,今天的智者寺还有陆游手迹的碑刻。《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渭南文集》中有陆游写给仲玘的八封信,即《与僧仲玘八札》,里面记述了一件陆游牙疼的趣事:
“游顿首。启智者禅师老友。即日春寒,伏惟法候万福。寺记本是老夫自欲书丹,意为不过数日可了。不料忽得齿疾,沉绵岁月,又值改岁,一番应接,遂失初约,留滞净人。昨法云忽过,良以为愧。”
这件事极为有趣,让我们窥见了南宋时期的陆游的牙疼往事。原来宋朝的陆游也曾以牙疼为理由拖欠稿子,这和现代人拖稿倒也算异曲同工。但考虑到此时陆游已有78岁,牙疼之病倒也显得极为正常。虽然牙疼之事并不稀奇,但这一记载因智者寺传承至今,也颇是一件趣事了。
唐宋之后,要说写牙疼诗最为精妙的当属明代吴俨的《齿落》。正德年间,吴俨召修《孝宗实录》,因得罪刘瑾被弹劾罢官。待刘瑾伏诛,吴俨得以恢复官职,担任礼部左侍郎,后升南京礼部尚书。他在61岁写下的《齿落》一诗语言平实,可谓韩愈之后又一描写牙齿掉落与牙痛的 “纪实”名篇了。
“我年六十一,已落第三齿。若更活数年,所存知有几……齿落竟何悲,不落亦何喜。但愿不肿痛,叫号动邻里……”
如此说来,古人对于牙疼的苦痛,又想了哪些方法来治疗呢?
早在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就记载了补牙的方法:“以雄黄、葶苈,上二味,末之,取腊日猪脂溶,以槐枝绵裹头四五枚,点药烙之。”这个方法就是将雄黄与葶苈两种药研成粉末,再用猪油拌好,然后用槐树枝蘸上药放火上烤,再点到牙洞里。是不是看起来不太对劲,因为今天我们知道,雄黄必须置于干燥处保存,并密闭存放,尤其注意不能遇热。由于雄黄加热到一定温度后,在空气中被氧化会形成剧毒三氧化二砷,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砒霜。当人们雄黄中毒后,会表现出口腔咽喉干痛、烧灼感、剧烈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等症状,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心力衰竭、呼吸衰竭而亡。而长期接触雄黄也会引起皮肤过敏,出现丘疹、疱疹、痤疮样皮疹等等。因此,雄黄补牙可谓以毒攻毒。虽然口腔内的细菌或许会被雄黄及其产物砒霜杀灭,但患者会变成什么样子就难说了。汉代距今过久,我们难以找到患者接受牙齿治疗的记录,直到晋代,史书里才记录了一位因牙疼拔牙而死之人的事迹。《晋书·卷六十七》中记载了东晋名臣温峤拔牙的故事:“峤先有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未旬而卒,时年四十二。”我们不难想到,古时的拔牙术本就简陋,医师也没有消毒与无菌的概念,更没有科学手段能让患者止血。因此,温峤在拔完牙后,很有可能由于创面感染诱发中风而去世。唐代官方机构太医署设有医学和药学两部。医学部之下又设有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四科。《新唐书·志第三十八》百官三中记载:“医博士一人,正八品上;助教一人,从九品上。掌教授诸生以《本草》《甲乙》《脉经》,分而为业:一曰体疗,二曰疮肿,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齿,五曰角法。”这说明了耳目口齿科,即五官科分科制度已形成,为医学人才培养奠定了良好基础。根据宋代文献引述,唐代药典的《新修本草》中已经记述了用汞合金充填牙齿的内容。文献记载称“补牙齿缺落”,能获得“凝硬如银”,这是最早的汞合金补牙剂,当时被称为“银膏”。至唐朝,口腔专科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温峤因拔牙而死的类似“医疗事故”事件,口腔疾病的治疗水平也提高了不少。至北宋时期,太医署开始分设眼、口齿、咽喉三个独立科目,相比过去更加细化精准。而宋代补牙的技术也比之前先进了不少,陆游《岁晚幽兴》一诗中描述了“染须种齿笑人痴”的现象,注中补充“近闻有医以补种堕齿为业者”,可见陆游所处的南宋时代已经流行了种牙的技术。元代以后,补牙、镶牙技术更加精进,江浙一带的百姓喜欢用金银箔包裹着修补过的牙齿,反映了镶牙补牙的普及程度。明朝,薛己所撰写的《口齿类要》阐述了茧唇、口疮、齿痛、舌症、喉痹、喉间杂症等12类口齿科疾病的辩证治疗,并附上了验案与方剂,对口腔疾病的治疗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治疗方法来看,除了上述拔牙、补牙、镶牙的方法,古人还常用艾灸治疗牙痛,古代中医常认为牙痛由感染引起,所以运用艾灸提高人体自身免疫来对抗感染。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清宫物品并出版《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学者从资料中考证得出:清朝宫廷治疗口腔疾病所用诊疗器械多来自西方。除了医疗器械之外,还有许多用于口腔美容的设备,例如镶牙用的各类义齿存放在坤宁宫寿药房等地,也偶见于寿康宫等地,而熏牙银器被整理存于养心殿中。由此可见,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许多先进的医疗器械与治疗方法,这也为清代宫廷的医生治疗口腔疾病提供了新的选择。
相比现代多种多样的口腔护理方法,古人的选择极为有限。南北朝时,梁《类苑》中载有“口齿乌髭”配方,将皂角、生姜、升麻、地黄、早莲草、槐角、细辛、荷叶、青盐等研为细末,用来漱口洁齿。唐代医学家王焘《外台秘要》书中则称,当时的人们选用柔软的杨柳枝条,将其一端压扁制为刷状,每日早起后用它刷牙,牙齿就能“香而光洁”。也有人咀嚼杨柳嫩枝,来清除口腔异味,或用手指蘸取茶叶或者盐水清理口腔。1985年,成都出土了一把唐代骨刷,研究者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较早的牙刷。辽代的一座古墓里也曾出土过一种类似于现代牙刷的工具。宋朝时,“牙刷”多用木头和竹子制作而成,其形状已经非常类似现在我们所使用的牙刷。古人治疗牙病、保护牙齿的方法之多远超我们想象,展现了中国古代医学发展的脉络,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留下的宝贵财富。1、周蜜、李永宁:《丹江库区龙口墓群出土人骨的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10年第1期。2、刘婕:《牙痛的古代艾灸治疗特点分析》,《上海针灸杂志》,2010 年第10 期。3、傅维康:《中国古代的“口香糖”》,《中华医史杂志》,2013年第1期。4、张宇:《中国医政史研究》,《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5、张净秋等:《清代宫廷口腔疾病诊疗研究回顾与前景展望》,《口腔医学研究》,2022年第9期。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