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孩子需要更多冒险:Nature科学揭示野外自由玩耍的益处

文摘   2025-01-09 09:00   浙江  
为何孩子需要更多冒险:科学揭示野外自由玩耍的益处
研究揭示了冒险式玩耍如何有益于儿童发展,但鼓励孩子进行这类玩耍对家长而言可能是个挑战。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附近一处温暖、阳光明媚的海滩上,阿莱西亚·杰里宾看着自己的两个女儿在一堆礁石上攀爬。“她们能行吗?”她为10岁和13岁的女儿担心着。那些礁石布满裂缝,而且十分陡峭,让杰里宾都感到眩晕。出于本能,她想叫她们停下来。
与此同时,她也知道自己这种焦虑的痛苦与自己的研究是相悖的。她的孩子们正在进行的是一种“冒险式玩耍”——活动范围从攀爬、从高处跳下,到仅仅是离开大人的视线。杰里宾是墨尔本迪肯大学的一名公共卫生和心理学研究者,她研究冒险式玩耍的诸多益处。不过,她也和许多家长及监护人一样,难以摆脱那种要保护孩子免受一切可能伤害的压力。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有研究表明,冒险式玩耍的机会对儿童健康的身体、心理以及情感发展至关重要。孩子们需要这些机会来培养空间意识、协调能力、对不确定性的耐受性以及自信心
尽管如此,由于对风险存在误解以及普遍低估了其益处,在许多国家,冒险式玩耍如今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限制。研究显示,孩子们对自身能力的了解比成年人想象的要多,而且一些为冒险式玩耍设计的环境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如今,科学家们正在运用包括虚拟现实在内的创新方法,来探究冒险式玩耍的益处以及如何推动它的开展。
就连安全倡导者也支持冒险式玩耍。“大多数人会以为我会反对冒险式玩耍,”帕梅拉·富塞利说,她是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名为“降落伞”的预防伤害非营利组织的主席。“但从社会、身体、心理发展以及心理健康等方面来看,它的益处非常广泛,我认为我们不能低估它的价值。”
令人兴奋刺激
冒险式玩耍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96年,当时挪威通过了一项操场安全规定,要求在游乐区添加诸如扶手、圆角以及能将摔倒受伤风险降至最低的设备等设施。几年后,心理学家埃伦·桑塞特注意到,由于这项法规,操场上的一些设备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几乎没什么冒险机会的设施。她对此感到担忧。她的研究表明,那些寻求积极刺激(比如登山)机会较少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去冒消极的风险,比如入店行窃。于是,在挪威特隆赫姆的莫德王后大学幼儿教育学院工作的桑塞特,开始研究3至5岁儿童的寻求风险和寻求刺激行为。由于当时在文献中找不到冒险式玩耍的定义,她通过长时间观察以及与幼儿就他们认为哪些活动可怕、有风险或令人兴奋进行访谈,自行构建了一个定义。 
她对冒险式玩耍的定义至今仍被广泛使用:令人兴奋刺激、包含不确定性以及存在身体受伤或迷路风险(无论是实际风险还是可察觉风险)的玩耍。    
一群孩子在操场上玩旋转木马。人们认为冒险式玩耍有助于培养风险管理技能,这些技能可以迁移到其他情境中。图源:托马斯·巴威克/盖蒂图片社
重要的是,风险和危险是不同的概念。危险是指孩子没有能力察觉或应对的情况。例如,对于4岁的孩子来说,光脚在碎玻璃周围走动或者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横穿车流量大的马路,这属于危险行为,而非冒险行为。风险会随着年龄变化,而且并不总是包含那些在成年人看来有风险的事。对于一个从未走过路的1岁孩子来说,迈出一步可能就已经足够冒险了。
支持冒险式玩耍的人表示,倡导冒险式玩耍的目的不是要把谨慎的孩子变成寻求刺激的人,而仅仅是让他们能够按照自己选择的节奏,逐步去冒险。“对一个孩子来说的冒险式玩耍,和对另一个孩子而言的冒险式玩耍可能完全不同,”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儿童心理学家海伦·多德说。
而且,对于生性谨慎的孩子和那些天生胆大的孩子来说,获得冒险的机会同样重要。“所有孩子都需要能够突破自己的极限,而且所有孩子都想这样做,”桑塞特说。
风险管理 
根据桑塞特等人的研究,冒险式玩耍与更强的适应力、自信心、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诸如合作、协商和同理心等社交技能相关联。在比利时鲁汶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在为期三个月的时间里,每周给4岁和6岁的孩子提供两个小时的冒险式玩耍机会,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的孩子相比,他们的风险评估技能有所提高。在这项研究中,冒险式玩耍是在学校的体育课和教室里进行的。
户外冒险式玩耍可能还有额外的益处。它与较低水平的压力和焦虑有关。多德推测,冒险式玩耍通过让孩子了解生理唤醒(伴随焦虑和兴奋产生的肾上腺素以及心跳加速),从而降低他们患焦虑症的风险。她的理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孩子们有机会反复经历挑战、唤醒和应对的循环过程时,这有助于他们学会管理焦虑,并明白生理压力并非灾难,而且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多德开展了一项观察性研究来验证这一理论。该研究始于2020年4月初,收集了英国新冠疫情封锁第一个月的数据。多德发现,根据家长的报告,那些花更多时间进行冒险式玩耍的孩子,相较于花较少时间的孩子,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的迹象更少有更多冒险机会的孩子似乎更快乐。在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中,冒险式玩耍作为一种预防心理健康问题的保护因素,这种模式比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更为明显。
多德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家长应该让孩子去冒更多风险,因为那样并不能带来积极的学习效果。“玩耍应该始终由孩子主导,由孩子决定想做什么,”她说。成年人的角色是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然后不要过多干涉——或者最多只是温和地鼓励一下。这就使得通过实验来研究冒险式玩耍变得很困难。“一旦成年人告诉孩子去做某件事,那它就不再是玩耍了,”多德说。    
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维妮”冒险游乐场为冒险式玩耍提供了机会。图源:“维妮”
众人拾柴火焰高
布鲁索尼也在深入思考如何将自己的研究切实应用起来,消除冒险式玩耍面临的障碍。她开发了在线培训工具,以帮助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了解冒险式玩耍的益处。但她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冒险式玩耍研究成为家长的又一负担。“这不该成为家长又一件做错了的事,不该让我们去告诉他们哪里做错了,”她说。
倡导者们表示,尽管家长的态度很重要,但还需要很多其他方面的改变,从城镇的布局方式到学校政策以及操场设计等都需要改变。杰里宾说,要重视冒险式玩耍,就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对教育工作者和学校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以及教育系统中关于办学目的的目标和理念。
不同国家和文化所需的调整程度会有所不同。桑塞特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风险方面比大多数国家更为开明,她认为这部分是因为这些国家有全民医保,能确保意外受伤后得到治疗。“最保守的挪威家长和最宽松的加拿大家长处于同一水平,”她说。日本有一种让学龄前儿童独自跑腿办事的文化,甚至还有一档与之相关的热门真人秀节目叫《我可以!》。在英国,多德发现“冒险”这个词对家长来说太有排斥性了,所以她改用“冒险式”来替代。
无论相关讨论有多复杂,改变文化态度的过程感觉有多缓慢,对参与其中的研究者来说,这样做的回报似乎是值得的,甚至是鼓舞人心的。桑塞特常常想起她儿子四五岁的时候,想爬上家里小屋旁的一棵大松树,但又太害怕不敢爬到树顶。“他为此努力了三年,”她回忆道,“直到有一天,他站在了树顶,为自己感到无比骄傲。”
桑塞特说,很多成年人已经不再做能让自己有这种感觉的事了。也许倡导冒险式玩耍可以提醒成年人,他们也可以拥有这种感觉。“我采访孩子们的时候,他们把这种感觉称为‘又吓人又好玩’。那种带着害怕的快乐,”桑塞特说,“那种感觉多么美妙啊。”
《自然》637卷,266 - 268页(2025年)
doi: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4-04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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