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解决问题这么简单，国家何苦硬撑？

文化 2024-09-20 21:49 北京

今天本打算写写保险行业利差损冲击的，晚上7点多老婆转来一段视频，说这视频今天火了。视频内容是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对话桥水基金，谈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以下是聊天的截图）

小镇开着倍速看完了，首先这视频数据略有些奇怪，点赞2.7万，转发竟然高达8.8万，诡异的是留言只有5条，留言内容高度一致、IP地址高度集中，而且评论的点赞最高也只有900多。显然是买量了，而且还是最便宜的流量，下次注意多花几百块，效果会更好。

但这段视频的内容还是很不错的，体现了不同视角的对撞。这段视频的焦点是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去杠杆化的过程中，从过往经验看，及时行动才能阻止通缩预期的自我实现，避免陷入经济困难。这也是从去年开始一直很火热的话题，疑惑中国政府抉择跟市场观点之间的偏差。

国内外机构、媒体、研究机构、专家等很多疑惑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像过去那样采取积极措施，以应对经济形势的恶化，而是选择硬撑：一方面要求银行继续给一些亏损的企业提供资金，导致违约发生率也就是去杠杆化、债务出清等非常缓慢，另一方面中央财政完全能够承受更大的债务，但是却没有这么做，更加谨慎的采取经济刺激政策。

所谓的“积极措施”在对话中桥水基金的代表也提到了，那就是负债货币化、债务出清，直白的说就是通过量化宽松、大规模刺激政策稀释债务，同时加速亏损企业、过剩产能出清，该破产的破产、该重组的重组，迅速完成风险和危机的出清，从而轻装上阵，进入下一轮经济繁荣阶段。

这段对话双方从各自的观点去思考为什么中国政府选择硬撑，也有助于理解外资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投资机会。比如桥水的代表认为由于没有采取及时干预措施，导致风险没有出清，以外资投资标准来看，中国目前的风险溢价极高，所以要把未来盈利的负增长考虑在内，也就进一步压低了对中国资产的定价，反之美国等则计价了未来更好的盈利增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几年出现了中国与美国等国家之间资本市场的差异。

注意：小镇并非认同以上观点，仅概括外资视角的看法。

而另一方，应该是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代表，则补充一点，她认为政府有不同的考虑，要考虑政权和社会稳定、金融市场稳定、国家安全、经济增长等等，需要进行非常艰难的平衡。

总的来说，这段对话确实不错，非常值得思考，而且需要特别注意不同立场、身份的人对同一件事的看法差异很大。

最首要的，要搞清楚“金融”和“经济”不是一回事。

各行业中，金融是最特殊的，言必称宏观经济。比如最近某券商首席经济学家，就在某财经论坛上大谈中国宏观经济，但实际上还是聊去年的老话题“资产负债表衰退”，当然因为“资产负债表衰退”已经被说烂了，所以这位首席在演讲中没有提这几个字，而是掰碎了拆开说，具体观点小镇不想多提了，因为有两个基本的错误。

第一：逻辑矛盾。

这位首席开头强调中国经济不仅仅是信心问题，他说不要太关注美联储降息，就算降息了外部资金也不会进来，因为外部资金进来的前提是希望以后更贵，如果以后更便宜了，外部资金也不愿意进来，注意这个观点跟开头视频提到的“中国风险溢价极高”是一致的，看来这是国内外资金机构共同的视角。

中国资产以后更贵还是更便宜，这个另说，但是如果预期中国资产未来会更便宜，这显然是不看好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这当然是信心问题，那么为什么这位首席却强调当前问题不仅仅是信心问题？

这是极为明显的逻辑矛盾。任何经济体都会有短期的波动，但是金融投资的就是预期，如果真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心，那么当看到未来资产价格变得更便宜了，从金融角度反而更应该买入，又怎么可能因为未来更便宜就不愿意买入？

所以，因为当前便宜、未来可能更便宜，所以选择不买入，这显然是信心不足的表现。当然如果脑子里想的只是短期的金融投机而不是投资，那还说得过去。

第二：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宏观经济。

这位首席反复强调不谈资本市场、只谈中国宏观经济，然后说了一些当前的负面问题，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但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虽然只是券商首席，但不应该搞不清楚内在逻辑。

比如债券收益率持续下降，这位首席直接跟全社会投资回报率不足挂钩，但是小镇之前也谈了几次央行反复警示疯抢长债的风险，强调疯抢长债并不符合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可能会导致出现严重风险，而且这几年，中国一大批符合先进制造、高质量发展的行业实现了极为快速的增长，企业回报率并不低，低的是进入出清阶段的房地产等行业。

然而荒诞的是，这位券商首席强调全社会投资回报率不足的问题，但一方面对于产能升级、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行业，这位首席避而不谈，仅表态自己不会去投，因为觉得虽然先进，但是生产的太多了；另一方面却把重心放在国家应该投入多大力度去为房地产、资本市场托底，那他到底怎么想的？

至于他在演讲中，以宏观经济为名，但更多谈微观问题，这倒没什么奇怪的。

多花了些笔墨谈了下一段视频、一个演讲，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看到一个人说话，一定要结合他的身份、立场、利益，搞清楚他为什么说这句话，他说这句话背后的逻辑是怎样的。

任何人说话，一定代表某种利益，一般是个人利益先于行业利益，最后才是国家利益，而作为行业的代表人物，个人利益与行业利益密切关联，一般就会优先强调行业利益，而基本不会去谈个人利益。这没啥可指责的，任何行业都一样，都要强调自身的价值，只是金融更有话语权罢了。

所以，金融行业的人谈经济，本质仍然是谈金融、谈投资，在意的首先一定是本行业的利益。这就是开头短视频中，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代表与桥水基金代表观点不太一致的地方，因为二者代表的行业不同，新加坡的代表会专门强调政府需要考虑金融投资以外的更多因素。

投资者（金融投资者）和政府决策者看问题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存在差异，自然给出的药方也就不一样。

这背后核心是：金融叙事跟实体经济思维之间的根本冲突。

美国是金融叙事的典型，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强调股东利益至上，从那之后，越是实体经济占比高的企业，越不受美国金融投资者的待见，因为从金融的角度，交易的是预期，这跟实体经济思维不一样。

比如有一家造汽车的公司，每年都能稳定卖出去至少300万辆车，利润率超过行业平均，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获得了越来越大的领先优势，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已经惠及几十万家庭。

从实体经济思维的角度，这样的公司太好了。简直就是国之支柱，当然希望这家公司继续坚持科技创新、卖出去更多车、创造更多的就业。

但是从金融的角度，这样的公司太差了。因为增长太慢，成本太重，除非这家公司停止研发投入，降低售后服务，把更多制造环节外包出去，甚至进一步降低零部件质量，大规模裁员，于是公司利润大增，推高市值后想办法找其他资本接盘，股东获得更厚的回报套现退出，这样的公司才是金融眼中的好公司。

这家公司叫比亚迪，老板王传福2009年仿照国外汽车搞F3的时候，成为中国首富；然而当比亚迪真正成为中国汽车的代表的时候，他的身价排名反而跌了，而比亚迪的市值在过去三年也基本没涨，当然在A股普遍大跌的情况下，基本不涨已经很厉害了，但是跟这几年美股暴涨的企业比比呢？

这就是底层逻辑的不同。

结合前面两个例子，从金融投资者的角度，他关注的重心当然是投资收益，而且是金融投资而非产业投资，更在意经济指标的变化，因为指标就是预期，看到经济指标出现问题，就会提出量化宽松、债务货币化、风险出清等等主张，基本就这几招，没啥大变化。

他们不会关注普通的尤其中底层民众的生活，他们只会质疑为什么政府手里头有工具却不及时去用，结果导致问题越来越大。但是这种问题越来越大，是从金融投资甚至是金融投机者的角度，但站在政府的视角，反而认为当前经济形势总体稳定，部分寄予厚望的领域正在发生蝶变，未来可期。

而政府之所以不愿意采取债务货币化、量化宽松、风险加速出清等等工具，反而要求银行继续向亏损企业输血，更根本的原因就是考虑更多数普通民众的生活，而不是仅占总人口不到千分之一的金融从业者、不到万分之一的金融圈人士的利益。

注意区分金融行业从业者和金融圈。

当然也有人质疑，说中国有2亿股民、6亿基民，国家应该想办法让股市涨起来，让股民基民赚到钱，然后股民基民才会去消费。

这种说法逻辑问题很大，大放水的后果已经不用多说了，房地产不就是大放水搞起来的，结果导致问题更加严重。如果继续大放水，让问题越来越大，几年后股市照样不行，而问题反而更加严重，到时候恐怕就不是担心股市问题了。

金融从业者尤其是其中拿走绝大多数利益的少数“金融圈人士”，已经完全不理解现实大众生活。

还是前面提到的这位券商首席，他在强调房地产危机导致财富效应衰退进而影响消费时举了个例子，说这几年一些中产因为房价下跌导致消费下降，40元一杯的咖啡都不敢喝了，所以出现了消费降级。

房地产危机带来的资产价值重估，这确实是非常严肃的话题，小镇在《经济到底怎么了？何时才能走出低谷？》也进行了分析，认为房地产危机、产能过剩这两个危机得到明显改善、筑底向上后，中国经济才会开始好转。

但是什么时候40元一杯的咖啡已经成为中产的标配？

就算是金融行业，中国800万从业者，大多数也不过跟其他行业收入差不多，像银行柜员、保险中介等这才是金融行业从业的主体，金融行业拿走的巨大财富主要是被少数金融圈人士拿走，这个圈子入门的最低标准也得是年薪百万。

或许这位首席眼中，年入百万已经很低了，才是中产的标准。

目前什么是中产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的标准也有差异。

按照福布斯的标准，在中国个人年收入在6万以上已经算中产了；按照胡润研究院的定义，年基本生活开销小于等于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就算中产家庭；而按照国家统计局标准，家庭年收入在10万以上就是中产家庭。

上述三个标准，无论哪一个，都远低于年薪百万的级别。

这种认知错位也出现在舆论战中。著名的小作文社昨天刚发了一篇报道，主题是认为中国目前对金融行业进行整顿、反腐以及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干预政策，导致数百万金融行业高薪工作者陷入危机。

内容非常有流量价值，但是具体内容没法看。这篇报道认为的危机，指的是发愁降薪后如何筹集6岁孩子上国际小学的60万学费，认为花几十万上国际学校是中国中产阶级生活的标志；还说政府干预金融机构的薪资，要求降薪，于是一些机构不得不执行290万工资的上限，于是导致高新工作者陷入危机。

文中还列举了陷入危机的一些典型代表：不能再商务舱旅行，减少购买奢侈品，自己做饭来减少吃饭支出，卖掉了保时捷、宝马等等，这已经是他们能够想象的最惨状态了。

但就算是美国、欧洲的中产，就能把保时捷、商务舱、奢侈品当成标配吗？

文章的最后回应开头，被降薪后发愁孩子上国际学校的60万学费的吴先生，卖掉了宝马开始骑自行车上下班，为了省钱干脆让孩子退学了，结尾以吴先生的口吻再次强调“垃圾时间”，说在垃圾时间能做的就是假装努力工作，避免失业。

（“历史垃圾时间论”在今年6、7月大会召开前大肆流传，小镇在《外怂内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已经谈了）

实在搞不懂弄出这样一篇报道，到底是反对整顿金融，还是为进一步整顿金融提供支持？或许仅仅是离地太久，已经忘了普罗大众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

就好像正在热播的《凡人歌》，年薪百万也只是痛苦的凡人，说实话，北京的生活成本还真没到这地步。

对于真正的凡人，看到好听的话，多想想是不是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真的像这些人说的解决问题这么简单，只要债务货币化、量化宽松、风险出清三板斧就解决了，那国家为什么选择硬撑呢？

他们说的解决问题，指的到底是自己的，还是大众的？

所谓的垃圾时间，又是谁的垃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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