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一个前所未有的强烈信号出现了：结婚登记的数量出现了急剧下降，呈现出一种“悬崖式”的下滑。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共有474.7万对新人完成了结婚登记手续，这一数字不仅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而且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6.6%，降幅甚至超过了上半年的12.7%。这样速度的下滑，仅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出现过。如果我们将时间轴拉回到2014年，会发现仅仅十年的时间内，中国的结婚人数竟然减少了超过一半！实际上，根据目前的趋势预测，2024年的结婚人数很可能会创下自1980年以来的新低，这标志着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正在形成。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它对未来二十年中国的生育情况、就业市场、养老服务以及国内消费需求等多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一份重要文件，旨在推动建设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明确提出了加速建立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目标。文件中特别指出，各地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应当亲自负责，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由此可见，结婚与生育问题已经被提到了国家治理的最高层面，达到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即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求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尽管近年来房地产价格持续走低，但这并未能够扭转结婚率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国家一方面降低了结婚的门槛，另一方面又提高了离婚的难度，即便如此，许多年轻人仍然选择推迟或放弃结婚。为什么像《再见爱人》这样的综艺节目会变得如此受欢迎，观众们对于展现婚姻和离婚情节的内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呢？这些现象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阶段，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结婚人数的连续下滑，已经成为一个亟需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高昂的房价是导致年轻人不愿结婚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当我们审视2024年的实际情况时，会发现即使房价已降至与2016年相近的水平，结婚人数却依然呈现出了“腰斩”的态势，并没有任何回升迹象。回顾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的结婚人数经历了先增后减的过程，其高峰期出现在2011年至2014年间，每年都有超过1300万对夫妻喜结连理；而到了2022年，这一数字则锐减至不足700万对。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结婚对数与离婚对数比例”也从2000年的7.0下降到现在的大约2.0左右，在2020年更是达到了历史最低点1.9，意味着大约每2对新人结婚的同时就有1对夫妻离婚，这一现象引人深思。
进入2024年后，结婚人数继续创下新低的原因复杂多样。首先，当前经济形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今年被认为是一个就业形势较为严峻的年份，频繁传出裁员和薪资削减的消息，经济增长放缓，企业经营面临挑战，这与2020年的状况有着一定的相似性。截至九月份，全国城镇地区的调查失业率达到了5.1%，特别是对于那些年龄介于25至29岁之间、尚未毕业的年轻人而言，他们的失业率更是高达6.7%。其次，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婴儿潮，但现在这些人群正逐渐迈入老年阶段，最后一次婴儿潮的最后一批孩子也已超过了27岁，这意味着未来适婚年龄群体的数量将会大幅减少，从而导致结婚人数和新生儿数量同步下降，预计未来的结婚率和新生儿数量将继续呈现下降趋势。此外，还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结婚意愿，2024年因为“闰二月”的缘故而缺失了传统的“立春节气”，这使得部分封建迷信的人将这一年视为不适合结婚的“无春年”或“寡妇年”。尽管这种说法缺乏科学依据，但它还是成为了某些人推迟结婚计划的一个理由。除此之外，性别比例失衡、教育背景差异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人们对于结婚的积极性。
不久前，#30至44岁未婚女性比例大幅提高#的话题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据统计，从2000年至2020年间，30至44岁未婚女性的比例由最初的0.8%攀升至5.6%，增幅达到了惊人的七倍之多；同样年龄段的未婚男性比例也从5.5%增加到了12.7%。这其中存在着大量难以匹配的男女，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从中长期角度来看，结婚人数的减少似乎已成为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咱们国家要采取怎样的策略来应对呢？对此，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婚育环境，力求取得实质性进展。例如，山西省吕梁市民政局近日宣布了一项新的激励措施：自2025年1月1日起，凡是在本市首次登记结婚且女方年龄不超过35岁的夫妻，均可获得1500元人民币的现金奖励，该款项将在婚姻登记处直接发放给符合条件的新人。此外，吕梁市还将从2025年起对按照国家政策生育第一胎、第二胎及第三胎并且孩子户籍落户本地的家庭提供不同额度的财政补贴，分别为2000元、5000元以及8000元。这项政策旨在通过经济激励手段促进结婚和生育，山西此举被视为开创了一个良好开端，并有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以响应国家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号召。而在江西省，则是通过提倡“低彩礼”甚至“零彩礼”的方式来推进风俗习惯的改革，力求打破高额彩礼对年轻人结婚造成的障碍。比如，江西全南县在全县97个村（居）设立了“喜事管家”，由村党支部书记、妇联主席以及有威望的人士组成，负责制定本村的嫁娶礼金、宴席桌数、庆祝天数、宾客邀请范围及仪式流程等具体标准，并将其纳入村规民约之中。一旦发现存在“高价彩礼”或过度铺张浪费的行为，相关人员就会介入进行劝阻。据统计，自从推行了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来，全南县内选择“低彩礼”或“零彩礼”的家庭数量明显增多，占比达到了73%，平均每场婚礼的成本节省了约2.8万元人民币；其中瑶族村落的低（零）彩礼比例更是高达90%。
为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婚姻殿堂，国家可谓是费尽了心思。就在今年8月，一份名为《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文件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其中提到今后无论是进行结婚还是离婚登记都不再需要携带户口本，并取消了以往对登记地点的地域限制。这是继2017年全面取消9元婚姻登记工本费之后，对婚姻登记规定的又一次重大调整。从此以后，结婚变得越来越便捷，电视剧剧本中再也无需出现“偷偷拿走户口簿去结婚”这样的情节了。此外，一些省份还推出了额外的结婚福利来吸引更多人步入婚姻，如浙江省规定合法登记结婚的员工有权享受为期十三天的婚假，这还不包括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周末休息日。这意味着未来浙江居民的婚假长度将从现有的三天大幅延长至十三天，实现了质的飞跃。如此贴心的举措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值得注意的是，在结婚变得更加便捷的同时，离婚过程却变得更加繁琐。最近有两条新闻同时引起了广泛关注，一条是“结婚登记无需出示户口簿”，另一条则是关于“离婚冷静期”的规定。这两条信息放在一起，不禁让人感叹：国家既担心人们在决定结婚时过于理性，又害怕他们在提出离婚时过于冲动，整个情景颇具讽刺意味。然而，“离婚冷静期”政策自实施以来确实有效地抑制了离婚率的快速增长。根据人口学家何亚福的研究发现，从1978年至2019年，中国离婚数量总体上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1986年首次突破50万对，1995年达到100万对，2007年跃升至200万对，2012年超过300万对，2016年更是逼近400万对，直到2019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470.1万对。但自从2021年《民法典》引入了允许任何一方在提交离婚申请后的三十天内撤销申请的规定后，即所谓的“离婚冷静期”之后，离婚数量显著下降，到2023年时已经回落至259.3万对，仅为2019年离婚数量的一半多一点。2024年，离婚数量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不得不说，这一政策的设计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减少了因一时冲动而导致的离婚。
当然，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既然结婚需要双方共同同意才能完成，那么离婚时只要有一方不同意就应当允许立即解除婚姻关系。设置冷静期的做法可能对某些当事人不公平，特别是在涉及家庭暴力的情况下，这样的安排可能会给受害者带来更大的风险。显而易见，国家还需不断完善相关政策，使其更加贴合新时代下的婚姻状况，并妥善处理由此引发的各种新问题。婚姻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大议题。提高结婚率、生育率以及降低离婚率对于增进全体国民的幸福感至关重要。从根本上讲，我们需要真正站在年轻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当生育问题上升到“各地要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层面时，说明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
我们期待各级领导能够集思广益，探索出更多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当然，为了让婚姻回归其本质意义，使年轻人能够在爱情与家庭生活中找到更多的满足感，除了国家的努力之外，还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毕竟，这是一项关乎国家未来发展和全民福祉的重大事业。对于中产阶级来说，调整对于房产市场的期望值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无论是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国际关系的变化还是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