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北朝时期，陆凯从江南给长安的范晔寄了一枝梅花，并用一句“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感动无数人后，“寄梅”便成了文人心中极风雅之事。
秦观有“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汪元亮有“一从别后各天涯。欲寄梅花，莫寄梅花”，俱是妙笔佳句。
不过，在《宋词三百首》中，化用这个典故的词中，最经典的当属另一首《虞美人·寄公度》：
“公度”是谁，我们已不得而知，反正不是黄公度，因为黄公度出生时，舒亶早已经去世。
词的上半阕主要写景，写登楼所见，景中含情，通过萧瑟的秋景，分飞的双燕引出词人这个倚栏怅望的失意者。楼下池塘荷花早已凋落，尽显衰败，抬眼远远望去，一片苍茫，水天相接。此时正值黄昏，萧瑟秋风起，吹动水面波浪翻涌，带来丝丝寒意。我独上小楼，久久地倚靠着东边的栏杆，看分飞的双燕各自东西，远远向寒云飞去，引起我一怀愁绪。
词的下阕抒情，直抒词人孤独难耐念远怀友之情。
“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人的一生呀，有太多难以消逝的烦恼，尊前之欢，更是少得可怜，不如抛弃浮华，你我尽情享受每一次饮酒之乐。只是如今风雪相隔，奈何不能同醉。
这里“雪满长安道”一则喻仕途充满险阻，二是表明与好友风雪隔绝，难通音信。
词的最后一句，贴切的运用南北朝陆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折梅题诗以寄范晔的典故，表达友人也会登上高台想我念我，为我折下江南早发之梅，寄给我江南的一抹春色的温暖深情。
明明是我在长安登楼想你，却从对方着笔，说对方想我，这种写法也就是所谓的“对写”，在古诗词经常用到。
比如杜甫的《月夜》中的“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等等。
舒亶这首词虽然心境是比较凄凉的，但借景寓情，情感真挚深厚，语言清婉雅丽，营造的意境也一流，也受到后世文人的好评，并且也入选了《宋词三百首》。
然而，后人提起这首词的作者舒亶（dǎn），却往往多加鄙薄，将他钉在“一手炮制乌台诗案”、陷害诬告苏轼的耻辱柱上，对他的品行大加批判，甚至给他扣上了个“奸臣”的帽子。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个人觉得，要全面地说一说舒亶这个人，还真的离不开《虞美人·寄公度》这首词。
因为，它见证了一个刚勇无畏的少年英才，一个激流猛进的铁血御史，在沉寂数年后重回朝政中心的苍凉。
舒亶，出生于鱼米之乡的浙江慈溪，才华出众，24岁那年试礼部第一，高中状元，之后出任临海县尉。
有状元背景初入仕途的他，却因为看不惯属下不孝，就愤怒地将下属下令处死，自己也留下“一锋不断奸凶首，千古焉知将相材”的诗句辞职还乡，断送大好前途。
舒亶被重新启用后，接受了一项非常的任命，就是出使西夏。
当时宋和西夏刚刚打完仗，虽然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但这种任务要想出色的完成，还是很考验官员的能力的。
舒亶接到任务后丝毫不惧，谢绝了军方派遣的护卫好意，一人单骑匹马独闯虎穴龙潭。
舒亶在西夏君臣咄咄逼人，甚至把刀架在他脖子上的情况下，仍然不卑不亢、神色自若，不为所惧，最终圆满完成任务。
完命归朝后，舒亶功升奉礼郎。熙宁八年（1075年），召为权监察御史里行，有弹劾百官之责。
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王安石升任宰相，主持变法事宜。
坚定地支持和推行变法的政治群体被称为新党，包括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而极力反对守旧派大臣们被称作旧党，包括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等。
新旧党争持续了五十多年，两党更迭执政，新政时行时废，令臣民无所适从，对北宋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舒亶进入北宋朝堂时，新旧党变法之争已趋激烈，他难免会陷入党争的漩涡。
从政见上来看，舒亶是一位坚定的新法拥护者，然而从势力抱团来看，他并不属于新党中人。
舒亶在御史部门工作时，确实做了很多打击旧党的事情。
王安石的门生郑侠和弟弟王安国，都是反对新法、否定新党的，舒亶对他们的案子都从严处理。
当然，最大也是最为人所知的，还是元丰二年（1079）的“乌台诗案”。
此时的王安石已经被贬两年，主持变法的是宋神宗本人，然而朝堂上新旧两党的斗争依然不曾结束。
四月，外放数年的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在给皇帝的《湖州谢上表》中他写道：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文中的“其”代指苏轼本人，“新进”代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
苏轼公开地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也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激怒了神宗皇帝，也引发了新党的不满。
御史台的首领李定等人纷纷上章弹劾苏轼，舒亶更是翻阅了许多苏轼的诗集，并从《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精选出了几首作品，认为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
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苏轼从湖州押解至京城，在严苛的审问下，陆续承认了其中部分作品确实是讽刺青苗法、盐法、水利、新兴律等内容。
但御史台众人并不肯善罢甘休，又从四面八方抄获了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牵连进了一大批官员，如司马光、黄庭坚等人。
这是北宋最大的文字狱，这个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
由于御史台官署内遍植柏树，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被称为“乌台”，故而此案也被称作“乌台诗案”。
苏轼被关押在狱中100多天，虽在多方营救下，最终免了杀身之祸，但也被流放到了偏远的黄州，名义上给了个“团练副使”的微末官职，实则是交由当地官府看管。
由于舒亶在乌台诗案中，对苏轼的文章与诗词“上纲上线”，有悖“君子之道”，受到了后世的鄙视和唾弃。
然而，若说“炮制乌台诗案”，又岂是凭舒亶一己之力能成的？
而且，如果站在他的个人立场上来看，他在其中并没有掺杂太多的私人恩怨。
苏轼自请外放数年，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为官，看到了许多新法执行过程中的弊病，所以才会在诗词文章中进行批评和讽谏。
舒亶却不同，一来他是坚定的新法拥护者，二来他也是坚定的保皇派，三来他的性格在勇猛之外也有偏激执拗的一面。
所以在他看来，苏轼名高天下，却靠着自己的声名去反对变法、诋毁皇帝，这就是罪无可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