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关于骑手过度跑单强制下线的通知”引发关注。支持者认为该规则使订单和权益分配更公平；反对者表示平台阻止他们多劳多得。本期微评就来讲讲灵活就业群体“外卖骑手”该何去何从。
国外有骑手吗？我们先来看其他国家的外卖员，网络资料显示，新加坡外卖员配送工具多，骑自行车、坐轮椅，推折叠车，步行都有，没有超时一说，长时间等待是常态。再如美国外卖员开车送外卖，如因塞车等原因造成时薪未达标，平台有补贴，每月工作时长达到一定小时数，平台会默认为全职工作，为外卖员购买医保。
中国外卖骑手是在“互联网＋餐饮”时代背景下诞生的新兴职业，主打送餐快，延误要赔偿。跟外卖骑手相关的元素有：外卖店铺、外卖平台、消费者。按理说，这是一条经济闭环，带动小店经济发展，促进居民消费，为多类群体提供就业岗位。
话说回来，该经济线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专门经营外卖的店铺空间小，卫生情况需加强监管；外卖骑手以快为抓手，导致诸如超速、逆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引发交通事故，正如电影《逆行人生》展现的真实镜头，看着让人揪心。外卖骑手素质参差不齐，职业素养有待提升，以兼职为主，流动率高，队伍管理存在难度；外卖平台有超时惩罚举措，但奖励机制有待完善。
骑手群体数量大，数据显示，外卖骑手数量已达到1300万人，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整体的15%。骑手组成多样化，外卖骑手有临时失业人员，注重多劳多得的打工人，带孩子的父母，部分残障人群。据了解，某外卖平台在职残障骑手人数超8000人，其中听障骑手占比79%，平台加设“听障关怀功能”用于增进理解。
说实话，如果有上班时间限制，骑手就像劳动密集型工厂的计件工，以数量取胜。某外卖平台推出“跑单超12小时强制下线”的行为就是设置上班时长，表面看有其合理性，因为骑手接到信号会主动调整工作方式，从而保障休息时间，达到缓解行业内卷的效果。
但细看，一方面是以平台利益出发，毕竟鼓励骑手休息的方式有多种，比如提高派送价，奖励好评骑手，并非只有强制下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市场就业岗位有待增加，如有更多机会，骑手不会只盯着跑单，通过拼命提高派送量来获得收入。
平台要转化思路，扩大跟收入挂钩的选项。比如交通事故发生率跟奖励成反比，休息时长符合要求给予奖励；多平台打通数据共享骑手信息，防止其在多平台交替接单造成疲劳；给每月工作时长接近全日制的员工购买基本保险。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比如组建外卖配送行业协会，听取外卖员需求并提供帮助；设立外卖骑手工会，协助外卖员争取公平对待的权利和应有的福利。
当然，政府相关部门要出台政策，完善外卖骑手保险制度，保障其基本权益。还可以提供更多小哥休息站，数据显示，越来越多城市开始为外卖骑手设立生活便利点，比如上海有248个“小哥驿站”，北京有200家“小哥加油站”，杭州外卖小哥服务站有120个。经济越发达的城市，服务站配套也越多。
此外，外卖平台可以通过多维度举措激发骑手职业热情。比如设立骑士学院，对骑手进行职业培训，提升配送技能；加强骑手思想教育，树立正确价值观和职业道德；给予免费体检，关注骑手健康。
不管是从新闻媒体感知，还是日常点餐接触，我们都能感受到，骑手是一群有温度的人，是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心中有大爱，送餐路上伸援手，比如杭州见义勇为骑手彭清林，深圳“网红”外卖小哥佘友春获聘“交通安全信息员”，帮助上百名走失者回家的快递小哥洪成木。他们以实际行动成为基层治理中的“新”力量。
社区可以釆取“激励与便利”思路，将提供暖心服务与促进外卖骑手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相结合，将小区中从事外卖配送的居民与社区网格员结对。经社区、物业、业委会、外卖骑手四方协商，共议社区外卖骑手出入小区事宜，为向社区报到的外卖骑手提供配送便利。
此外，平台也可加设最后一公里骑手选项，这些骑手获得社区通行证后，将外卖从小区、写字楼等地的智能柜取出，送到消费者手中。智能数字化平台展示外卖地址和时间，骑手就近接单或者系统择优派送，每个环节完成后拍照存档，以便处理订单售后问题。
当然，还要支持他们加入“先锋骑士”志愿服务队，竞聘兼职网格员，激发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内生动力，做好宣传政策法规、收集社情民意、服务困难群众等社区治理工作。平台可以提供多种类骑手任务，比如社区有需要帮忙的事也可在平台发布，呼叫骑手帮忙，骑手完成任务也能收获奖励。
扩大到社会，比如交通线上，杭州组建了“平安青骑”志愿服务队，让骑手成为交通安全示范员、宣传员、劝导员、督察员和信息员。食品线上，兰州网友建议外卖员变身“食品安全监督员”，鼓励外卖骑手以“随手拍”等方式对餐饮店进行监督，通过便捷的举报渠道，向市场监管局等政府相关部门反映，经核查属实的，政府和外卖平台分别给予奖励，激发其参与监督的热情，形成良性监督激励机制。
总之，强制休息问题的根本，应该是对收入模式的调整与优化。逐步完善骑手防疲劳机制，并赋予骑手更多的社会角色，实现他们对城市的“双向奔赴”，或许是当下应该考虑的新模式。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方颖，感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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