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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国立足东南，“三代五王”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佛教得以长足发展，有“东南佛国”之誉。而作为后周、北宋首都的汴京，由于五代战乱、后周世宗的灭佛政策，佛教文化凋零。宋代初年，为确立东亚文化盟主的地位，国家亟须复兴佛教文化。吴越国纳土归宋，将佛宝和大批僧人、工匠也带到了汴京，对宋朝初年的佛教文化复兴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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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来峰造像
吴越国对宋代佛教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佛教信仰形式的输入，而阿育王塔入汴京正是代表例证。据《阿育王传》等史料的记载，印度阿育王得到佛舍利，在世界各地建造了84000座塔供奉佛骨，而“神州”有19座，其中就包括宁波的阿育王塔，信仰自南北朝至隋唐，传承不绝。
至吴越时期，钱镠、钱俶对阿育王塔信仰都非常重视。据志磐《佛祖统纪》记载，916年，钱镠派遣其弟钱铧与僧人清外、鸿泽等去宁波迎阿育王塔到杭州，并举行盛大的佛事活动。次年，钱镠专门修造九层木塔供奉这座舍利宝塔。后来，木塔为火所焚，阿育王塔被迎于龙华寺。至963年，钱俶再造木塔，从此阿育王塔和舍利便留在了杭州。
978年，钱氏纳土归宋，阿育王塔也随钱俶一同到了汴京。《佛祖统纪》记载：“太平兴国三年（978），敕供奉官赵镕，往吴越迎明州阿育王佛舍利塔。吴越王俶奉版图归朝，令僧统赞宁奉释迦舍利塔入见于滋福殿。”可见当时阿育王塔随钱纳土归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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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银阿育王塔（现存于浙江博物馆）
护送阿育王塔入汴京的赞宁更加详细地记载了此事：“我圣上践祚之四载，两浙进阿育王盛释迦佛舍利塔，初于滋福殿供养，后迎入内道场，屡现奇瑞。八年二月望诏于开宝寺树木浮屠仅登千尺。先藏是塔于深甃中，此日放神光亘烛天壤。时黑白众中有炼顶指者，有然香炷者，宣赐物有差。”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赵光义于汴京开宝寺建立宏伟的木塔，供养阿育王塔，显然是仿照了吴越国的做法。同时，与阿育王塔一起入汴京的还有杭州工匠。据《佛祖统纪》记载：“开宝寺建宝塔成，八隅十一层，三十六丈。上安千佛万菩萨，塔下作天宫奉安阿育王佛舍利塔，皆杭州塔工喻浩所造。”开宝寺所造木塔，甚为壮丽，工艺可能也极为考究。而这样的工艺水平，当时的汴京可能并不具备，故有杭州塔工喻浩入京建造之事，而喻浩也正是吴越杭州木浮屠的建造者。由此可见，吴越国高超的佛教建筑工艺，也深深影响了汴京。在宋初佛教文化建设中，吴越僧人，特别是护送阿育王塔入汴的赞宁发挥了重要作用。赞宁，俗姓高氏，吴兴郡德清县人，10岁时于杭州龙兴寺出家，21岁时于天台山受具足戒，后成为吴越国一代高僧。赞宁以律学著名，又长于外学，善著文章，曾得北宋名臣王禹偁激赏。太平兴国三年（978），60岁的赞宁随钱俶护送阿育王塔入汴京。太平兴国七年（982）十月，宋太宗敕旨赞宁编撰《大宋高僧传》。考虑到这一年太宗下诏于汴京设立译经院一事，可以推知，编撰僧传也是宋太宗佛教文化建设总体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重任就落在了吴越僧人赞宁的身上。六年之后的端拱元年（988），赞宁派弟子显忠进呈《大宋高僧传》。此书记载了自唐高宗至北宋初300余年中600余位高僧的生平事迹，成为继慧皎《高僧传》、道宣《续高僧传》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僧史。![]()
▲赞宁所撰《大宋高僧传》
在编纂《大宋高僧传》时，赞宁还完成了另一部著作《大宋僧史略》。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典制体史书，共分16门，详细记载了佛教入华之后各种重要史实、制度的起源与沿革。赞宁还参与了宋代初年其他大型书籍的编纂。宋太宗曾命翰林承旨苏易简编纂《三教圣贤录》，分撰儒、释、道三家名人传记。道教由道士韩德纯主持，而与佛教相关圣贤传记则由时年72岁的赞宁总领其事，赞宁后撰成《鹫岭圣贤录》50卷进献。赞宁随钱氏归宋之后，72岁任东京左街讲经首座，73岁充史馆编修、知西京教门事，76岁任东京右街僧录，78岁掌洛京教门事，80岁任东京左街僧录，执掌全国佛教事务，对宋代佛教文化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据《释氏稽古略》载：“汴京自周朝毁寺，太祖建隆间复兴。两街止是南山律部、慈恩、贤首疏钞义学而已。士大夫聪明超轶者，皆厌闻名相因果。而天台止观、达摩禅宗未行也。”由此可知，宋代初年，由于周世宗的灭法政策，汴京佛教衰落，特别是禅宗一系，传承殆绝。北宋兴复以来，汴京仅有律宗、唯识、华严，而没有禅宗、天台宗等宗派。吴越国纳土归宋，也将流行于吴越的法眼一系禅宗带入了汴京。![]()
▲表忠观碑
法眼宗的创始人法眼文益，俗姓鲁，余杭人。20岁时于越州开元寺受具足戒，后参罗汉桂琛得法，出世于抚州崇寿院。南唐国主李景闻其名，请文益至金陵。法眼文益弟子中最为知名者为天台德韶，德韶得到钱氏一族支持，将法眼宗弘传至吴越国。德韶，俗姓陈，处州龙泉人，于抚州崇寿院参文益得法，后回天台山建院传法。钱俶担任台州刺史时，与德韶常有交往。后钱俶即位，尊德韶为国师。经过天台德韶的弘扬，法眼宗成为吴越国最有影响的禅宗宗派。天台德韶的弟子中，以普门希辩、光庆遇安、永安道原最为有名。普门希辩随钱俶入汴京，至端拱元年（988）间才回到杭州，在汴京居留了十年之久。德韶的另外一位弟子光庆遇安，也随钱俶入京，居汴京长达13年。在希辩、遇安返回杭州后不久，另一位进入汴京弘扬法眼宗者为永安道原。道原与宋初士人杨亿、李维、王曙等人皆有交游，他将法眼宗旨传入汴京的士大夫群体中，推动了宋代佛教的文化复兴。综上所述，钱俶纳土归宋，将吴越国的佛教建筑、佛教宗派带入汴京。而随行的吴越僧人居留汴京，担任僧官，为宋代初年佛教文化复兴提供了契机与资源。在朝代变迁之际，由于未受战争侵扰以及北宋统治者相对宽容的态度，佛教从南方走向了全国，发挥了重要的承继与过渡作用，而杭州佛教在整体上基本延续了吴越国的发展状态，并未出现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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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首个吴越国史专题博物馆——吴越文化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到杭州足球学院在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挂牌，从“国之重器”杭州超重力场项目即将进入第一阶段试运行到第二届“良渚论坛”在杭州开幕，近期的杭州动作频频，按下了发展“加速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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