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开泰
图片：邓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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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公权;图片来源于网络
萧公权其人：
萧公权，江西泰和县人，1897年11月29日出生于南安县。一月丧母，由两位姑姑带养。六岁随经商的大伯、叔叔到四川崇庆，两年后搬到重庆巴县，12岁丧父。少时读《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声律启蒙》、《千家诗》，习经史，学作诗，在国学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学英文、日文。
1915年他到上海进入青年会中学就读，英文更加精进，三年后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三年级，于1922年赴美留学，进入密苏里新闻学院。他除修新闻学外，对哲学、政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2年在哲学系本科毕业，因成绩优异，被选入全国性荣誉学会。继续修硕士课程中，他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二万多字的《多元国家的理论》（The Pluralistic Theory of the State）1923年6月获得硕士学位，继而入康乃尔大学攻读博士，更进一步研究政治多元论，以《政治多元论》的论文，1926年荣获博士学位。
1927年，该论文经在康大任教的凯特林推荐，著名的伦敦奇干保禄书局出版，被列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丛书”，与80多种名著并列，立即佳评四起。不久英国牛津大学又将此书列为“近代名著学程”必读书之一。《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说：“深佩此书才力与魅力均巨”。著名政治学者拉斯基也力推此书，认为是五年来论述政治思想的最佳著作。此时不到30岁的萧先生，能与世界学林名宿并列，自是声誉鹊起。
学成回国后，他始终以治学、教书为国育才为己任，他认为：中国文化当中固然有不合时、不合理的成分，但也有若干观念仍有现代的意义。今后要利用留美所受到的一点训练，所得的一点知识，去从长研究中国文化。我在美国曾研究西洋政治思想，我回国后的主要工作当是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
1928年秋，他回国后执教于南开、东北大学。1930年秋应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徐淑希的邀请到燕大教书。第一年授“政治学概论”和“西洋政治思想”课，第二年除授“政治学概论”外，还授“中国政治思想”课。
他在燕大授课的感受是：“燕京学生的程度与南开不相上下，他们的英文程度则优于南开学生，中文程度则有逊色”。这当然有例外，也有出色的高材生，如中文系的高才生顾随。他称顾随“颇有才华，尤工填词”。说他最欣赏顾随在《燕京周刊》上发表的抒发燕园情怀的《采桑子》，“赤栏桥畔携纤手，头上春星，脚下春英。隔水楼台上下灯。栏杆倚到无言处，细味人生，事事无凭。月底西山似梦青。”
1932年夏，他去清华执教。1937年全民抗战爆发，清华迁长沙，萧先生应聘到四川大学任教，开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两门课。1938年9月到光华大学任教，在郊外成都光华大学附近西郊铁门坎农舍房居住，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写作，于1940年夏脱稿。
1941年迁入光华村六三别墅第10和11号两所小型住宅。1942年，燕大在成都复校，梅贻宝先生代理校长，吴其玉先生任政治系主任兼法学院院长，应邀再度回燕大，在政治系开中西政治思想两门课。1944年10月燕大新闻专论发表了他的《诸子配孔议》。
川大迁峨眉，燕大在南门华西坝上课，继续兼课，直到战争结束。1945年秋燕大迁回北平，应华西大学的聘，讲授中西政治思想，川大返迁后亦在校任教，同时三校兼课，每周上18学时，奔走于光华村（西）、华西坝（南）、望江楼（东）。
国立、私立、教会大学学生的背景和程度，不尽相同。力求所讲的教材适合每校学生的需要。例如川大学生比较富于“国故”的修养，但比较短少西洋历史知识，燕京和华西的学生与此几乎相反。他讲课深受学生欢迎，来听他讲课的，可容二百人的礼堂座无虚席。先生声若洪钟，讲解入微，学生莫不钦仰其学识之博大精深。
授课之余他也欣赏“锦官城”的景物，领略成都人的风趣。他说：最显著的一点是有“书卷气”，旧书店、书摊、古玩铺、裱背铺之多几乎赶上北平。成都的餐馆和小吃多而且好，也令人想到北平。荣乐园、姑姑筵、不醉不归等的烹调，大可与丰泽园、正阳楼、东兴楼、玉华台等并驾齐驱，虽然成都的烤鸭比北平确有逊色。小吃赖汤元的“元宵”，酥软香滑，龙抄手的馄饨，细润清鲜，不但北平没有，在全国也当推独步。更妙的是这些食品物美又价廉，腰缠不丰的教书先生随时可以入座饱餐。
城外有几处名胜古迹值得游览凭吊。南门外的武侯祠、万里桥、北门外的柏林寺，东门外的望江楼、薛涛井，西门外的草堂寺、青羊宫、百花潭等，是人所共知的。这些地方，我也曾去游览，并且不止一次。
成都的趣事他也记得。四川省主席刘湘逝世，成都著名的“幽默大师”刘师亮作了一首奇特的挽联：“刘主席千古，中华民国万岁。”有人问他，“千古”对“万岁”，虽然平仄推敲，字义和字数总算相称，“刘主席”三个字怎好对“中华民国”四个字呢？他说“是呀，刘主席对不住中华民国。”
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和齐鲁大学南迁到成都，借华西大学的校舍上课。金陵男女大学的学生多半来自江浙沿海各省，是成都人所谓的“下江人”。齐鲁大学的学生多半是北方人，相形之下，不免有些“土包子”的气味。同时成都市第一小学疏散到北门外乡间上课，市立第二小学疏散到南门外乡间。于是这位刘先生撰了一对联：
这些诚然有弄小聪明的玩意儿，不登大雅，但也妙语解颐，未可厚非。
他任教以来，一直开有中国政治思想之课程，这是他开拓的教学与研究的新领域。当时有些学者认为政治思想是西学的概念，用之于中学则不免捕风捉影，大言欺人。他不以此为然。他以清晰的观念，明锐的眼力，钩沉发微，将散在我国古籍中的有关政治思想的素材细加搜导梳理在清华授课时已陆续编印成讲义，题名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
在抗战期，教学之余，运用政治学观点，历史学方法，于1940年夏写成《中国政治思想史》，论述了自晚周二千五百年间中国政治思想的大概，并就发展的趋势分为创造（自孔子降生至秦皇统一，为时约300年）、因袭（自秦至宋元，为时约1600年）、转变（自明至清末，为时约500年）与成熟（自三民主义之成立以迄于今）四个时期。经教育部审定为部定大学用书，于1945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巨著的基本贡献在于展现中国政治思想及其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演变，有力地回应了轻视中国政治思想及其价值的议论。
他学贯中西，当然也明察到中西政治思想有不同之处，认为中国尚实践，欧西重思辨，因而有致知和致用之异，中国政治思想多讲政术而缺乏西方发达的政治哲理。但不能以此殊异而言价值的高低。另外，此巨著不但多有对臆说的驳议，而且创见迭出，如指秦代所行法家政治绝非现代所崇尚的“法治”和对宋代功利思想的发挥，等等。此著问世以后，中外学人均奉为政治学之经典之著，1979年，由萧先生的弟子牟复礼、美国汉学家特将它译成英文，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
抗战胜利后，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仍留在成都继续执教。1947年夏，离开成都。在成都十年，因朱自清、吴雨僧、潘伯鹰、卢天白等师友的敦促、唱酬，学诗写诗更加努力，作了500多首诗，而此前后不过200多首。
处国家多难时代，他立志不做“官”，不“入党”。
1939年张群等邀他到国防委员会任参事，被他谢绝了。1943年陈布雷劝他入党，也被他谢绝了。但对于国家的前途并非漠不关心，而是对当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加以考虑，写出了不少的时论，是亦为政。
从1932到1948年多次发表时论，谈实行宪政民主。立言的宗旨在促进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认定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政治现代化的最高原则。军阀余毒是民主宪政的魔障，必须极力反对、扫除。强调“民主的精义在以民决政。宪政之精义在以法治国。”中国正待实施的宪政必须求实而不可求全。
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迫害爱国学生他也不满，成都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张富培1946年夏未随校复返北平，而在成都由先生指导写毕业论文，那年12月，他从国民党省党部上层人士得知张富培已被列入准备逮捕的黑名单内，便立即让张富培迅速离开成都到北平，他是爱护学生的。
由于长期在大学任教，关注教育也是他“是亦为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高等教育发表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粗浅的实用主义”是中国教育停滞的一个主因。教育家和学生往往不能认清大学教育的真正功用在于培养青年人的求知欲，在坚定他们为学问而学问的志趣，换言之，在使他们对致知求理的工作抱着古人所谓的“敬业”的诚挚态度，不把毕业文凭看成敲门砖或踏脚石。
他认为：急功近利的心理流行于“最高学府”之中，许多青年人企求速成，不肯埋头读书。他们既没有实在的常识，便不易成为真正的有用人才。凭着“科学救国”的口号，限制文法名额的政策，而不积极地鼓励笃实的好学风气，我们的高等教育不但难于产生优秀的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现代国家应有的人才，甚至也未必能够产生卓越的科学家。
他特别强调：我们无论做任何工作，应当对这工作的本身有真实的兴趣，把全副精力放在这工作的上面。这可以说是“敬事”“敬业”，也可以说是“为工作而工作”。我们不应当把工作当作本身并无价值，而只是达到工作以外某项目标（无论这目标是如何重大）的手段。
在论教育政策中，他强调：教育文化是一种前进的努力。愈是自由，愈能发展。政府诚然应当酌量监督，然而不适当的干涉会使文教的生机枯萎。“讲学自由”只能在学校师生自动自择条件之下存在。因此政府对于文教机关的监督应当避免干涉课程的内容，教员的思想，以及师生的一切学术活动。国家把教育的责任交给学校，交给老师，而向他们责取应有的成绩，这才是合理的监督。
培养优良的品德是教育功能之一，这也不是政府管制所能达到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以身作则，潜移默化。部长厅长们应当有教育家的风范和尊重学术的诚心，以为全国和全省师生的表率。师道果能尊严，学术果能见重，多数的师生自然潜心向学。学术独立不是学术与社会隔离，与生活脱节。“独立”的意思是：治学者或求学者在治学求学的时候，专心致志去治学求学，而不“胸怀异志”，别有企图。学术、政治间的界限必须划清。学优则仕，仕优则学，都是正当的行径。然而借老师的身份玩政治，想在学府、政府中做两栖动物，却是不妥当的行径。
1949年受聘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携家去美，晚年侨居美国，继续治学教书。教书之余，他广泛搜集资料，详加考证，完成了35万字的《中国乡村》一书，正文24万字，附录3篇1.6万字，注脚为2180多条，约8.7万字。一出版，名声大噪。有人认为是韦伯论中国宗教社会以来最重要的著作，更有人主张应列为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及亚洲研究各系课程的必读书籍。此后还有《康有为思想研究》，诗词有《迹园诗稿》与《昼梦词》等重要著作，他又为培养华裔学者、中西学术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1960年美国极有声望的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向他颁发了第三届“人文学术卓著成就奖金”，该会是由全国30个人文和社会学团体组成，同时是国际学院联会的成员。受奖者仅10人，语言学家、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学家各一人，史学家——包括思想史、文学史、政治史、美国史——6 人，此乃东方学者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主席在颁奖词中称他能“融合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菁华”，他早期的著作表现了“创造性的灼见”，显示了“自辟蹊径的史识”，称他不仅是学者，“是诗人、作家和哲学家”，平生教学无论在中国和美国，都羸得学生“经久的爱戴”。会长的通知书里称：“这项奖金赠给你，是为了承认你的崇高学人地位，并且为了承认你在人文学术上的卓越贡献。”他所在的华盛顿大学盛宴款待他，全体宾客起立向他致敬。他的成就和贡献得到了社会的公认与荣誉。
1968年按规定年满70岁必须退休，5月31日授完最后一堂课，结束了42年的教学生涯，接受了学生起立，鼓掌致意。其后虽然也有相应的一些学术活动，但终究以退休养老为主。1969年完成了自传体的《问学谏往录》，总结了自己的一生。1981年11月，逝于西雅图寓所，享年85岁。
引述资料：
燕京大学人物志：丁 石：萧公权；汪荣祖：传世诗文尽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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