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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协合大学经济系，其1940年前为华大文学院历史社会系之经济组，于1940年秋始，因客观环境之需要而独立成系，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历27-41级，为国家培养了近500名各类经济人才。
在改开后的1984年，文宝瑛老师领头成立原华大经济系“同学之家”，从1995年开始，以内部通讯的方式编印《系友飞鸿》，每年一期，以沟通信息、传达系友们之间的现状。
现今，寻宽觅窄因与华大经济系有渊源，收藏有10多期《系友飞鸿》，也在寻找未有之《系友飞鸿》。为了纪念华大经济系、感悟华西坝精神，现在寻宽觅窄公众号上将分期发表《系友飞鸿》，以延伸介绍华大经济系系友的人生经历与成就、告慰华大经济系前辈们的在天之灵。
本篇节选《系友飞鸿》第四期的建言献智的“议案专家”，若华大经济系前辈本人或其亲朋好友看到这篇文，愿意为寻宽觅窄提供更多华西协合大学的资料信息，欢迎与我们联系。
1997年3月，正是全国“两会”召开之时，《光明日报》3月2日登载了《八十一岁高龄的“议案专家”》一文，在人代会上反响很大。文中介绍的“议案专家”就是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民建武汉市委主委，武汉市政协副主席，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崇淮教授。李崇淮是我国一位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是我国民主党派中一位旗帜性的人物，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是我国理论界及参与国家大政方针讨论的积极建言者。他以国是为已任，每年领衔会签的议案都在10件以上，最多的一年有17件，在京开会的湖北代表团内，人们称其为“议案专家”，是一位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的诤友。李崇淮 1916年出生于江苏淮阴一个教育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熏陶。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4年后转入成都华西大学，先后攻读英国文学和经济。1943年赴美留学并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回国任交通银行汉口分行襄理，1947年应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张培刚的邀请，开始在该系受聘为特约讲师。1949年初，全国解放前夕，不少国民党要员和部分上层人士纷纷举家南迁，随时准备赴台、港，李崇淮姐夫赵棣华时任交通银行总经理，欲将他调广西梧州任交行经理，以便局势紧张时离开大陆。在这关键时刻，地下党员赵忍安、陈啸原(公开身份是和成银行经理和农民银行职员)与他多次谈心，给他看油印文件，讲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给李崇淮指明了方向，这时张培刚也从香港回到武汉，更加坚定了李崇淮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的决心。1949年4月，李崇淮决定脱离交通银行，受聘武汉大学专任经济系教授，举家搬迁珞珈山。武汉解放不久，民盟武汉市负责人戴今生、吴传启到武大发展盟员，李崇淮征求赵忍安的意见后，加入民盟，全国解放后，华煜卿和赵忍安找李崇淮谈话动员他参加民建，并介绍民建是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民主党派，由于李崇淮熟悉金融业务，比在民盟可发挥更大的作用,又在华煜卿、赵忍安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组织。从此，李崇淮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道路。武汉解放初期，李崇淮就积极参加武汉大学的接管工作，军管会负责人谭政、陶铸曾征求李崇淮等人关于稳定市场物价、安定金融方面的意见，时常参加关于金融问题讨论。在从事经济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李崇淮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并参加民建、人大、政协的一些活动，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也翻译和参加翻译一些外文书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象一股扑面的春风给祖国带来生机，在解放思想鼓舞下，我国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道路。在党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前提下，李崇淮思如泉涌，出版了大量论著，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建议。据初步统计，十几年来，由他编著和担任主编的著作共有8本，译校的著作一本，先后发表了有影响的各种论文有60多篇(其中大部分收录在《李崇淮文选)中)，多次获得各种科研奖项。为了促进武汉市的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使武汉迅速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市政府于1983年5月成立了咨询委员会，讨论武汉市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市政府先后召开了八次咨询研究会，来自全市的各方建议高达200条，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李崇淮纵观全国改革开放步伐，由于国家采取了先从沿海开放的战略，大大促进了沿海经济的发展，而沿江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都相对落后，为了使武汉这个沿江和内陆城市的经济能迅速走上改革开放的轨道上来，李崇淮认准武汉地理位置素有“九省通衢”的优势，商业基础好，工业和科技教育等方面力量还位居全国前列，武汉完全有条件发挥内陆中心城市的作用，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发展交通和流通。于是李崇淮提出了“两通起飞”的经济发展战略,迅速地获得社会的共识并被武汉市委、市政府接纳为全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突破口。“两通”(广义的交通包括交通、运输、邮电，广义的流通包括物质流通、商品流通、货币流通、信息流通等)为翼，以二业为主体，凭借“两通”起飞，把武汉建成“内联华中、外通海洋”的多功能经济中心。这一观点的提出，犹如一石击起千层浪，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作为一个掌握了系统、宏观的经济科学理论，具有较敏锐洞察分析判断能力的社会经济科学工作者，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以武汉经济发展、全市人民的期盼为已任，又反复撰写论文论证“两通起飞”的可行性，一论、二论、三论、四论，篇篇论据充分，论点明确，论证严谨，在学术界和广大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与此同时，李崇淮还提出了实现发展战略的若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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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飞鸿原件
1984年春武汉市委、市政府在充分听取了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制定了以“两通”为突破口的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方案。6月，国务院批准实施，敞开武汉三镇，面向全国，欢迎全国的客商来汉设厂办店，角逐武汉大市场，从而拉开了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帷幕。从此，武汉打破了过去地区封锁的局面，拓宽了流通渠道，带动了交通发展。由于这重大贡献，党和人民给予李崇淮很高的荣誉，1985年市政府颁发第一号嘉奖令对他进行嘉奖，并赠送一只景泰蓝大花瓶作为永久的纪念。关于“两通”起飞的一组论文被评为武汉大学84年度优秀科学成果一等奖和省社科优秀成果荣誉奖，同年10月，李崇淮被邀请出席全国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为四化服务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表彰大会。1985年，李崇淮与其它同志提出“中心开花战略”，争取武汉率先成为内地开放城市的建议。1987年，他又提出“沿江开花”战略，对武汉和其它沿江城市的开放，起了促进作用。在1993年纪念“两通”起飞十周年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术研讨会上，赵宝江市长说：“武汉改革开放的十年，是‘两通’突破战略生根开花结果的十年。”对李崇淮的“两通”起飞战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李崇淮在提出“两通”起飞时就认为，发展流通，就是从改革流通体制着手；发展交通，则要从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着手。随着武汉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日益繁忙，人流和物流的道路、设施仅凭武汉长江大桥(一桥)远远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武汉市在1985年就将长江二桥列入“七·五”基建重点项目前期工作计划。为了促成这一计划早日实现，李崇淮于1987年春上书姚依林副总理，提出尽快修建长江二桥的建议。其后又在全国人大六届五次会议上联合31名代表提出这一建议案。他深深体会到，经济越发展，其交通矛盾就会越来越突出，江河阻隔，交通不畅，已成为影响武汉投资环境,制约武汉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姚依林副总理非常重视李崇淮等人的建议，立即批示国家计委研办。国家计委经过研究于1987年5月14日以“对武汉大学李崇淮同志建议修建武汉长江公路桥问题的复函”致武汉市人民政府，待投资落实后，即可审批设计任务书。武汉市有关部门抓住这一契机，共同努力作出了全桥建设基金安排，于1991年5月3日批准正式动工。1995年6月，经过建设者的四年艰苦奋斗，武汉长江二桥终于建成通车。李崇淮在建桥时和通车时都被邀请参加，为人民作出贡献的人，人们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当武汉市民在通车之前走上长江二桥时，那十万市民在大桥上熙熙攘攘的情景至今令人难以忘怀。在李崇淮担任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期间，除在小组会上对国家大政方针和立法监督积极提出意见外，还就重大问题作了15次大会专题发言。如“对当前经济的几点意见”、“改善高校办学条件”、“加强党政廉政建设”等，李崇淮熟知人大、政协议事规程，加上自己是经济学专家，因此所写的议案和建议案不仅选题准，而且具有操作性。1988年，面对银行资金短缺，而乡镇企业和事业单位拥有大量现金的情况，李崇淮提出发行保值公债，把社会资金集中于国家，用于重点建设。他的这一建议引起国务院的重视，发行保值公债的举措随之实施。招标投标工作在我国推行后，一直存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问题，为此，李崇淮连年写了几次议案。据悉，即将出台的《招标法》有许多方面吸收了他的建议。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肯定了股份制。早在1984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展，李崇淮率先提出运用股份制。他认为，从股份制经济本性看，有两重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嫁给资本主义，可以姓“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嫁给社会主义，应该姓“社”，并在当年7月4日的《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应组织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股份公司》一文，阐明自己的观点。同年12月，由李崇淮主编的《股票基本知识与实践》一书出版，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关于招股集资方面的第一本专著，省委副书记钱运录赞誉为“是将理论研究同现实理论的探索相结合的一个尝试。”1986年6月，李崇淮又主编了一本《股票基础知识》，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这些书籍的出版适应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为了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作用，应该搞好调查研究，真正做到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991年民建中央根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针对长江上游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的现状，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组成了以李崇淮为首的民建中央长江上游水土保持考察组，李崇淮一行不顾高龄，行程二十多天，深入到4个县进行实地考察，最后形成《民建中央关于综合治理长江上游水土流失的建议》，上报给中共中央、国务院，李崇淮还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上作了发言，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在七届全国人大最后一次常委会讨论宪法修改内容时，李崇淮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几条建议》的大会发言，着重指出了应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人宪法。早在1989年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时，他就曾提出过这个建议，只是当时时机尚不成熟。1993年初,党中央提出了宪法修改的八条意见，向各地代表征求意见。李崇淮趁在京开会期间拜访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与他交换了发言内容，认为修改宪法是多年不遇的大事，如果这次能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写入宪法，其意义更加深远。他们认为政党体制是现代各国政治制度的基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写入宪法，不仅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学派一往无前、合作共事的信心和决心。回到武汉后，李崇淮又写了一封信给江泽民同志，并附上了这次会议的发言稿。与此同时，民建中央也慎重地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经中共中央责成中央统战部和有关人员慎重研究，宪法起草小组把这条建议加了进去，并提交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获得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制度终于以法律的形式得到确认,李崇淮为实现这多年的愿望而感到分外的高兴。李崇淮在履行参政议政职能时其建议案的涉及面十分广泛，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促进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等方面，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党和人民的敬重和表彰，李崇淮也以自己几十年的亲身体验凝聚成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人民。李崇淮十分赞成陈云同志的话：“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因此，他的每件议案都是亲自调查研究后的结晶，由于他突出的贡献和国内外的影响，他的传记除了被列入国内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录》和其它名人传记外，还被英国剑桥名人传记中心列入1995年出版的《国际有成就的名人录》，选为“1994-1995年度国际名人”，并列入1997年出版的《国际有成就的领导人名录》中。他为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 22届人文科学国际会议准备的论文《武汉向国际性城市迈进》，在1995年举行的“首届武汉对外传播基金”颁奖会上评为“交行杯”中国武汉对外宣传佳作一等奖。全国很多新闻媒体如《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专栏，《瞭望》杂志及省、市新闻单位，都为这位毕生为祖国、为武汉的改革开放出谋献策的专家、学者及党派负责人进行过采访和宣传。李崇淮现已步入耄耋之年，由于年事已高，他不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副主席、市民建主委职务，但他那一颗以国是为已任、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发展的心没有变，为多党合作建言献策的心没有变，他仍是一个真正与中共肝胆相照的铮友，他仍是一个始终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学者！1、李崇淮系友系我系首届毕业生，现任我系友会名誉理事长。2、武汉长江二桥位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汉港区范围内，与武汉长江大桥，汉水大桥组成武汉市区中心交通内环线。距上游武汉长江大桥6.8千米，距下游的天兴洲公铁长江大桥约9.5千米；北起汉口黄埔路，经解放大道、沿江大道等道路后，横跨长江水道至武昌区，经临江大道、武北火车站及和平大道，汇接武汉二环线。线路全长3971.408米，主桥全长1876.1米；桥面为双向六车道城市快速路，设计速度60千米/小时；项目总投资额14.5亿人民币。武汉长江二桥于1991年5月动工兴建；于1995年4月13日完成主桥合龙工程；于1995年6月9日通车运营；于2018年1月1日取消ETC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