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有声

一 、喜倌和年倌

母亲一九二七年出生在浙江平湖。我外公属于工商业主，家境还算优渥。母亲出生前，外公就给她取了一个小名：喜倌。这个小名取得好，喜倌顺利平安来到了这个世界，一路健康成长。外公的生意也日渐兴隆，在商业街上又添置了好些间铺面，宅子有了前、中、后院，家境蒸蒸日上。

喜倌十五六岁时，我外婆和我大舅都吸上了鸦片烟。那时，大舅经济上还不能独立，膝下有六个子女，一家人都住在大宅门里。外公在外拼命挣钱，让喜倌在家里保管鸦片烟，每天定时给那几个“烟鬼”发放。外婆半夜鸦片瘾发作时，会爬到喜倌的床上来，在她的身上乱摸乱搜，吓得喜倌半死。大舅开始将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出去当。

那是抗战时期，面对国破家将亡，外公忧心如焚。在冬日的一天，他穿着棉袍径直走进东湖，被闻讯赶来的妻儿在大哭中连拉带拖地弄回了家。喜倌惶惶不安，很想协助外公托住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听说到庙子去咬下一块肉来供菩萨，就可以改变家境。她就进庙了，在自己的手臂上咬下了“贡品”。后来，伤口感染恶化，导致她卧床不起，十三天都没有进食，每天只喝一些水。外婆吓到了，这是她最喜欢的女儿，害怕失去，便开始强行戒鸦片烟。天助喜倌，让她渡劫上岸，渐渐康复，步入了她日久月深的一个个明天。外公的生意也再次风生水起，兴旺起来。

父亲与母亲同乡，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小名叫年倌。在他年少时，家道中落，一家人颠沛流离......抗战爆发时，年倌在嘉兴中学念书。随着嘉兴的沦陷，他便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我的大姑是嫁给我大舅的，喜倌经常听到大嫂念叨她的兄弟年倌，十分牵挂他的下落。

一日，大姑在家里的前厅，读着一张写在草纸上的便条，大哭大笑起来：我的兄弟年倌还活着......这张皱巴巴的便条，是由几位抗日游击队员转辗带回来的。喜倌和兄弟姐妹争先恐后的阅读，便条内容：嘉兴沦陷后，大部分同学被家长接回家了。留下无家可归的学生，在校长张印通先生的带领下，奔赴浙南丽水碧湖县，就读战时成立的浙江联合高中。当时交通已经中断，我们各自背一个小包，徒步两个多月，每到一个地方向当地政府请愿，解决食宿。政府忙于抗日，也顾及不到我们。我们一路走走歇歇，住过庙堂、路边，吃过山芋、野菜，披星戴月、食不果腹......读到此时，喜倌心生悲悯，那时喜倌家婢仆成群，一日三餐大鱼大肉。

抗战快要结束时，大姑又收到了年倌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丽水在受到日军飞机轰炸后，学校全面停课。我们十几个同学组成了流亡学生小组，从浙江出发，历时一年多时间，转辗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等地，最后抵达了重庆。现在我已考上了国立中央大学。这封信里还附了一张年倌穿白衬衣，面目清癯的照片。喜倌看后照片，把年倌想象成是一个白净高挑的秀才。此后，她有意无意开始关注年倌的消息，并跟我大姑一样，希望年倌在假期能回一趟家乡。

喜倌二十岁

一九四六初夏的一天，喜倌外出回家时，听说年倌来了，她兴奋羞怯，不敢直接去后厅看年倌。在二楼的闺房里，透过玻璃窗，她看见了坐在红木椅里的年倌。年倌看上去像个还没有长大的少年，皮肤黑黢黢的，与喜倌以为的秀才相去甚远。

那晚，喜倌家开了两桌饭。北厅是喜倌一家人，南厅是年倌家人，这是两家结亲以来，最热闹的一次相聚。日后，年倌三兄弟和他们的母亲都在喜倌家住了下来。

在那十几天里，大家都喜欢围着年倌，听他高谈阔论时事新闻，分析局势；听他娓娓道来世界名著里的好听故事；听他妙趣横生地笑谈校园生活。年倌与周围的人不同，他博学多才、见多识广、风趣幽默、活力十足......喜倌十分佩服他，是不是高挑白净的秀才似乎也不重要了。

假期结束后，年倌一家人都离开了，喜倌感到有种莫名的怅然......那个时期，喜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说亲的媒人络绎不绝，其中县上首富也托人上门为其公子说亲。但喜倌都找各种理由拒绝，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

一晃，春假到了，年倌回到平湖，又在喜倌家住了下来。他仍一如既往地给兄弟姐妹聊外面精彩的世界，还带着喜倌和兄弟姐妹去参加他们假期的回乡同学会，听他们演讲，看他们排练话剧。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喜倌好奇兴奋，天天都想跟到年倌，混迹在那帮大学生中。不知不觉，喜倌放下以往的清高矜持，在年倌高谈阔论时，她会给他端茶送水，还把家里好吃的点心，换着花样端上来给他吃。年倌心喜，私约喜倌去郊外田间游玩......

江南的四月，菜花开了，鹅黄色的大地，点缀着桃花、梨花、梅子，正是春水一城花，暗香飘千家的景象。那时，年倌还买不起照相机，他比起端着相机的姿势，咔嚓咔嚓给喜倌假装拍照。喜倌身着深蓝底白碎花旗袍，春心荡漾，游走在鸡犬相闻的阡陌中......逛累了，喜倌就到农舍去买几个鸡蛋，请农妇煮了，两人竟然坐在坟堆上你一个，我一个的吃。几个顽童在田埂上嬉戏，冲着他们高声唱道：菜籽花花非黄，大姑娘发狂......喜倌一脸红霞，恨不得一头钻进附近的草垛里......

在柳眉花艳中，他们相爱了。

春假结束了，在南门汽车站，喜倌不敢看车窗里的年倌，汽车还没有启动，她就一个劲地抹泪，直到车后扬起的尘烟模糊了视线，喜倌才悲悲戚戚地回家。年倌返校后，几乎每一、两天就会给喜倌写信。信里要么是当期的报纸，让喜倌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天下事；要么就是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之类的情话，使喜倌沉浸在炙热的爱情中，天天盼着邮差叫喊她的名字。

喜倌和年倌订婚照

一九四七年秋，他俩订婚了。那天，年倌一身黑色毛料西服，白衬衣，蓝领带，带了十几个大学及高中同学，在平湖举办了隆重的订婚仪式。当天，平湖的一份报纸头条刊登了他们的订婚启示，朋友们的贺联占了四分之一的版面。年倌是他们同学中第一个有未婚妻的，同学们羡慕不已。那晚，来宾们酩酊大醉，闹了一场没有进洞房的婚礼 。那以后，喜倌家与年倌家成了亲上亲。

二、向命运俯首称臣

一九四九年，父亲大学毕业后，参加西南服务团，南下去了四川。一九五0年，参与修建成渝铁路。次年，母亲乘车船转辗去四川隆昌与父亲团聚。

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母亲十分向往能与父亲厮守在一起的生活。但要离开故乡及亲人，母亲还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家里老佣四叔一路送行母亲至重庆，在朝天门码头上岸后，母亲回头找四叔，听说他留在回程的船上， 竟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想必那一刻，四叔就是家乡，一松手、一转身，母亲便终其一生在异乡为异客。

水乡江南与巴蜀修建铁路的工地有着天壤之别。平湖的东湖水域面积27公顷，由九条河流汇聚而成，浩淼壮观。小娘子在河边洗个衣服、淘个菜，都是一幅水墨风景画。修建铁路的工地，坐落在苍莽的丘陵。筑路工人及家属都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没有河流，更没有自来水，洗菜洗衣甚至是洗屎片子都在一个浑水凼凼里，这令初来乍到的母亲惊得一愣一愣的。母亲离开家乡时，家里的厨子和婢仆还在，基本过着饭来张口，衣食无忧的小姐生活。现在她失去了原生家庭的庇佑，要与其他筑路工人的家属一样，在简易的工棚里生火煮饭，去那个浑水凼凼洗菜洗衣......

新的环境还没有适应，母亲就怀孕了，妊娠反应很大，整天翻肠倒肚......在她最需要我父亲呵护时，全国上下开展了“三反”运动。父亲因单位需要凑够指标，被运动了，罪名贪污犯。父亲未经历过大风大浪，尊严被践踏丧尽后，就想加入自杀的人群，一了百了。这几乎要击垮母亲。有天，母亲挺着大肚子出现在关押“坏人”的工棚前，挨着每扇门，一边走一边呼喊父亲的名字。当有间房里爆发出一阵惨叫声时，她以为是我父亲，全然不顾看守的阻拦，歇斯底里般地冲进了那间工棚......那个凄厉的人，不是我父亲，但可能与父亲一样，蒙冤至悲痛欲绝，万念俱灰。在这次运动中，父亲的大兄弟没能扛住，自杀了。

那天母亲没有见到父亲，她孤身伫立在无雪的工棚外，在凛冽中颤栗。

父亲的问题交代不清楚，有人就来找我母亲要求配合。解放后不久，我外公的资产被洗白了，他们每月的生活费是靠父亲寄回去。那么贪污的款就有可能因此流向到我外公那里。母亲对这胡乱说法坚决否定，后果是她一次次被叫去，在群众大小会上要求坦白交代。

有时苦难到达某个极限时，人会有种豁出去的无畏。母亲在一夜间或者是九夜间，迅速成长，从一个弱女子很快接近了“刘胡兰”。她挺着大肚子在逆风中，台子上，面对广大的人们群众，一副宁死不屈的模样。

后来，组织上派我母亲去关押我父亲的地方，动员他坦白从宽。一周后，母亲使父亲放弃了轻生的念头。戴上贪污犯帽子的父亲，一年后得以平反。是母亲，让我们家有了明天。

五十年代初，在筑路大军的家属里，母亲担任了扫盲班的老师。后来她又在一所民办小学教书。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她被招进铁路系统某机关工会工作，成为了国营企业的一名正式职工。这是她一生中的高光时候，她十分珍爱这份国家职工的身份，每天八小时工作后，还要在机关图书室义务工作两小时。

一九六一年，企业开始精减人员。母亲等一拨人被辞退了，组织上对他们说，今后一旦建设需要时，第一时间招回你们。

有“男女平权”思想的母亲，不能接受靠父亲一人在外工作，自己作为一个家属的存在。她开始在成都新二村一所小学任教。

后来铁路大上马了，但组织上选择性的忘记了当年对精减职工的承诺。他们多次上访要求复职，均无给他们任何复职的机会。母亲认为是自己的能力还不够，需要再学习。我父亲是土木工程师，竟然当上了母亲的会计老师。不久，母亲凭着会计的技能在成都市西城区服务公司工作，担任了多家茶铺的会计。

那时，成都坐茶铺的人一般不是闲人雅士，基本上是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他们在茶铺里娱乐、休闲、社交、交易。茶铺的工作人员基本是社会下层，文化水平偏低的同志们。母亲上班的第一天，遇到一个同事大妈上来就在她脸上桄了一把，用烟锅巴嗓子大声说：这就是新来的会计嗦？母亲懵了，像是被人扇了一个耳光，这样的见面礼让母亲无比尴尬甚至恐惧。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母亲能坚持多久？

不到一年的时间，母亲融入了这个别无选择的工作环境。作为会计，她发现自己是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尊敬。她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经常有同事梭进来，向她倾诉遇到的烦心事。不论是工作上的，还是家庭问题，母亲都会认真倾听，并诚恳开导对方，或给出可行的建议。同事中有了矛盾纠纷，也要到母亲那里去“断是非”。甚至有人给家里的孩子取名，也要找到她。有趣的是他们同事中，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不怎么雅的绰号，如：偷油婆、跟屁虫、大耳贼、座山雕等。同事们之间不在乎用绰号互称。有年单位新来了两个年轻的女服务员，大家要母亲给她倆取绰号。母亲打量了一下她倆，给胸脯过于丰满的那个取名为“晒台”。另一个有腰翘，长腿的叫“高臀”。由于大家一致把“臀”读成“殿”，所以那个人就叫“高殿”了。母亲还给区店的周书记取了一个绰号，叫“周五形式”。周书记不论在大小会上，开场白的次序永远都是先讲国际形势、接着讲我国形势、我省形势、我市形势、我服务公司的形势。有时，五个大好形势讲完后，就散会了。

日复一日，母亲发现那些看上去粗俗的同事们，人性深处有着质朴善良 。茶社的重活、脏活、杂活从不让她参与，经常还有人来帮忙打扫她的办公室。我们家遇到重活，比如移动家具之类的事，会有母亲的同事来帮忙。文革中凭号票限购肉时，茶铺隔壁食堂有青椒炒肉丝时，总有同事会不惜打破脑袋，也要帮他们的会计抢到一份。日常中还有些让人暖心的点点滴滴，都使母亲感到慰籍。

有一次，母亲去一家茶铺做账的途中，看见“座山雕”和“跟屁虫”拉着装有煤炭的板板车，很吃力的在上桥。母亲立马冲过去，拼命帮着推板板车。不知道母亲当时听见咔嚓一声没有？那个从她腰部发出的声音宣告她骨折了。腰部的剧痛，使母亲不能直立。几家医生诊断母亲是坐骨神经的毛病。就这样，母亲卧床近七个月，把治疗坐骨神经的药吃了个遍。直到三十几年后的一次CT检查，才知道母亲腰部有陈旧性骨折。

在家养伤的过程中，母亲坚持给四家茶铺做账。由于只能在床上办公，每月都是“晒台”和“高殿”轮流送报表之类的财务资料到家里来。母亲总能按时完成她的工作，几乎没有差错，也有为了几分钱对不拢账时，熬到三更半夜。

“偷油婆”等女同事们也经常到家里来，大声武气给母亲聊天。聊的内容几乎都是茶馆里的见闻，成都的茶铺是市井生活的一扇窗户，茶客的龙门阵里有着众生的喜怒哀乐，那些个盖碗茶里也浸泡着一个个生命的故事......据说成都的茶馆有上百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与这座城里的草根族一样，顽强又旺盛。

一九六六年，红色风暴席卷全国，有运动后遗症的母亲，创伤性记忆被唤醒，整日惶恐不安，焦虑成疾，严重失眠，导致精神有些恍惚。她十分害怕人群，恐惧开会，听到高音喇叭的口号就惊慌。有天，她拎个人造革包包，里面装着“黑材料”走进月黑风高里，鬼鬼祟祟兜了一大圈，又回到家里，在厨房蜂窝煤炉旁把“黑材料”全部烧毁了。那些“黑材料”是民国时期母亲的照片，包括曾经在上海“毕肖楼”相馆橱窗里摆放过让全家人得意的那张照片。

那时，在西南建设总指挥部工作的父亲很忙，无暇关照母亲，又担心母亲身心出问题，于是安排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妹回了一趟家乡，平湖。母亲离开家乡有十八年了，期间从未有机会回去过。当我们踏上家乡的土地时，外公外婆都已相继作古了。母亲在他们的坟前流泪默语......家乡的原野，春风又绿江南岸，水淼淼，草如烟......物是人非，欲语泪先流。

父亲和母亲是家族里唯一远走高飞，去外省营生的人。母亲带着我们回乡，亲眷们非常稀罕，整天簇拥着我们，全程接待无微不至，温暖得我们一塌糊涂。母亲的“恐运症”也在家乡的暖洋中得以治愈。

回到成都后，形势仍然是一惊一乍的。父母还算幸运，他们成功穿越了那场风暴。期间，特别是父亲帮助了周边甚至远方一些需要“拉兄弟一把”的人们，在他们处于绝境时，伸出了援手。为一些蒙冤人士写申诉材料；去某医院的一个病床前，接受一份临终嘱托；为赴京要求平反需要盘缠者，慷慨解囊；我们家的户口增添了两个和我们无血缘关系的男孩的名字，他们的父母一个“右派”被流放，另一个在大山里修铁路，两个孩子想在成都读书，需要落户。

“善有善报”这是真的吗？我发觉现实中一些善人并未长存于世，他们总是被上帝急急召唤去温暖天堂，留下这个世界越发的薄凉。

一九八二年四月的一天，父亲因脑溢血突然离世。母亲与我们遭遇了生命中最严酷的重击，那撕心裂肺的悲痛场景，这里就省略，节哀吧。

在处理父亲丧事时，组织上问我们家属有什么要求，母亲提出：希望自己能复职，成为国营企业的职工。这时离母亲被精减已有二十一年了，原来母亲对那个“第一时间被招回”依然深情向往，只是深藏于心底。组织上明确表态，这个要求是不可能满足的。

二十一年前，组织上许下的就是一座空中楼阁。当真相抵达时，幻灭带来的绝望，让母亲顿感走进了大雪纷飞。

父亲走后，家里的经济收入，一落千丈。参加工作不久的我，每月工资是二十四元。那时我才知道，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母亲，工资只比我多八元。每天吃饭时，母亲要关上房门，害怕邻居看见我家下了档次的伙食。爱美的母亲也几乎不再添置衣服，节衣缩食。物质上的落差还能慢慢适应，必究那时还没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有一些人家的日子需要缝缝补补。

我们的重创，主要是在精神上。父亲曾经像空气般自然的存在，我们呼吸着，理所当然的以为这会是天长地久的事。不料在某一刻，在我们猝不及防时，他突然玩消失。我们一次次寻找，结果总是“月冷空房不见人”。没有了他的家，像一个难于呼吸的冰窖，谁也温暖不了谁。领悟死亡，痛得让人失声。

母亲开始写日记：

一九八二年 . 七月二十六日 . 中午 . 大雨滂沱

年倌，这本纪念册是一九五九年全国群英会奖励给你的。为留作纪念，保留了二十三年，不舍得用。凡是你用辛勤劳动换来的奖章奖品，我为你珍藏着，等待老年时，我们一起来欣赏......可是，今天我独自看着这本纪念册，年倌，你却去了何方？

母亲打开尘封的记忆，从十几岁听她大嫂说起我父亲开始书写......日复一日，母亲与父亲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复活在了她的笔下：三月的江南，“东风夜放花千树......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他们开始恋爱了。在新政如火如荼的建设中，他们巴山夜雨，共剪西窗烛，结婚育子。日月星辰，他们乘风破浪，奔赴白头偕老的明天。不料刚跨出中年，他们的明天就戛然而止了。

书写使母亲疼痛找到了出口，她渐渐接受了生命的无常。不久，她辞去了会计工作，说没有力气再动脑筋了，想做一份简单的工作。领导给她分配到旅馆去做登记工作，她欣然接受。

殊不知，登记工作并不是单纯的只做登记，还要协助烧“老虎灶”，每天要保证十几个水壶的开水随时能供应房客们的需要。母亲开始学习添煤，钩碳，晚上封火。此外，还要学习上下铺面门板。服务员打扫卫生忙不过来时，特别是遇到卫生大检查时，登记员是必须顶上去，协助突击做卫生 。有一次，突击做卫生时，母亲不小心顺着二楼的楼梯滚落到一楼。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和皮肉划伤，脸和手脚上到处都包扎着纱布，像是从战场归来的伤兵。我们十分心疼母亲，让她多休息一段时间再去上班。母亲休息三天后，硬撑着又去上班。她对我们说：你们爸在时，我这份工作可做可不做，但我一直坚持在做。现在我别无选择，必须做，我得养活自己，不能给你们添负担。

命运与岁月同样惊心，仿佛只是一个转身的时间，那个少女喜倌、那个小学老师、那个工会干事、那个茶馆会计，那个旅馆登记员在命运坑坑洼洼的道路上，一路向西......在劲风掠过的山谷，母亲竭尽全力，还是把江南的一枝花，活成了西南的一株草。

三、回到自己的世界

母亲退休时，我们三兄妹相继结婚生子。在她应该享受天伦之乐之际，她选择独居，不与任何一个子女同住。她认为人与人的生活方式及习惯不同，保持一定的距离相处是最好的生活模式。我们每次看望她离开时，她都会站在家门外的路上，一直见不到我们身影，才会回家。即便如此不舍，她也不肯把我们居住的距离拉近到同一个屋檐下。

母亲居住房屋是五十年初修建的，红砖三层楼房，苏式风格，叫铁路新村。当年那些风光得瑟的铁路歪克们，居住在这个城中城里，被视为“有钱的人，大不相同，身上穿的是灯草绒，手一捞，金手表，脚一提，华达尼....."。然而，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那些“有钱人”逐渐消失在这个城中城。后来小区内的房子大都逐渐出租给打工族或城市低收入人群。再后来，铁路新村被人们戏称为成都的“阿富汗”地区。

母亲居住的那个单元的老邻居们，到两千年末，几乎都搬走了。那时我们三姊妹的居住条件都比母亲好，我们也一再向她表示接她来一起住。但母亲只会在生病时，选择到姐或我家住上三四个月，病一好就背包拿伞地赶回她的家。二00八年，汶川大地震时，我把母亲接到我家住，考虑到余震时有发生，让她多住几个月。可是她住了一个多月，认为安全了，估捣要回自己的家。我强行夺下她的拎包，她生气地在小区里冲起冲起地一路狂走。我上前拉住她的胳膊，她奋力挥手摔脱我的手，在没有狂风的花园里，她头发凌乱，焦急地辨识着她家的方向。我知道扭不过她，只好开车送她回家。一路上，我一直叩问自己，究竟自己哪点做的不好？母亲要这么决绝的离开？

我姐上下班会路过母亲的家，几乎每天下班，她都会到母亲那里去嘘寒问暖。母亲曾对姐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你们的房子再好，吃得再好，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不需要这些了。我需要有人交流讲话。住你们那，白天你们出门上班，晚上回来累了，一头钻进自己的房间，话也跟我说不上几句。邻居也都没有往来，时间一长，就像坐监狱一样。

那时，母亲的家附近有家叫易初莲花的大超市。母亲经常会去逛，看见打折需要的物品就买。即使不买任何东西，看看琳琅满目的商品，也赏心悦目。遇到三朋四友里的那个谁了，她们就在商场里的椅子上一座，开始东南西北的聊天。母亲喜欢这家超市，在这里和她的老朋友们度过了好些美妙的时光。另外，母亲小区里有打麻将的麻友，那时还没有固定的麻将馆，他们就轮流在麻友家里打。母亲说打麻将能有效抵抗衰老。

阅读是母亲终身的嗜好

平时，母亲白天只要不出门，几乎都不关家里的门。邻居李老三，下岗后就一直找不到活路做，呆在家里。每当母亲厨房灶台冒青烟时，李老三总会跳起跳起的跑来，帮忙先把天然气关掉，再评估锅里烧焦的食物还能不能吃？有时他会给我母亲说：奶奶，锅烧了一个窟窿，不要了哈？母亲出门也常忘记带钥匙，焦急万分时，李老三总有办法把门给她打开。母亲多年的糖尿病，在接受胰岛素治疗期间，发生过几次低血糖晕倒的情况。每次都是李老三最先来救场，他先给母亲喝下糖水，然后把他扶上椅子或床上，再打电话通知我们。事后，李老三最多接受母亲给他的小东小西，有时也接受我们感谢他的一些生活用品。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要他下岗呢？

除了李老三外，还有王大妈及众麻友们，他们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气场，把母亲包裹着，让她十分依赖，并无力突围这个对母亲而言的舒适区。

一九九六年，母亲六十九岁，还从未坐过飞机。我带她去泰国旅游，一下飞机她就享受到美女给她献花的礼遇；在金碧辉煌的大皇宫里溜达，她说自己沾了一身的贵气；看人妖表演时被惊艳到炫目，她也要和人妖合个影；乘船出海看日落，她想到了当年的喜倌，在海边嬉戏时的情景；吃红毛丹龙眼等热带水果，她新奇地大赞口感好极了；住在比她工作过的小旅馆高级多了的宾馆里，她惬意地兜来兜去，不断感叹道：要是你爸在，该有多好啊。

这次泰国游对于母亲来说，算是开了眼界了。回来后她捧着给她整理好的影集百看不厌，遇到她的三朋四友，她总会津津有味地显摆她的泰国见闻，感觉很洋盘。这让我想起，我在上全托幼儿园时，有一次母亲来接我时，带来一双粉红色的小皮鞋，还没有穿上它，就感觉自己是白雪公主了，洋盘得昏天黑地，找不到方向。上小学时，母亲分别给姐和我，打了一款全国独一无二的毛衣，胸前的绣花十分别致，是她自己设计制作的。我们在路上总会遇见一些阿姨，让我们留步，琢磨一下毛衣的设计及织法，这时的我们会使劲挺着小胸脯，得意忘形......母亲的艺术感觉一直不错，喜欢绘画，我姐小时候，经常要珍藏母亲的随笔画。母亲还爱美，八十八岁前坚持烫发染发，即使是老太太了，也要洋盘到底。

那年，姐和姐夫将母亲的老房子简装了，她感觉好极了，日子过得越来越自洽。她追电视剧，听流行歌曲，特别喜欢满文军的《懂你》，沙宝亮唱的《暗香》，还喜欢看年轻人跳的街舞。肯德基刚上市时，她去吃了几次，就在家里自己做，做得像模像样的，是她三个孙子的最爱。她还做些家乡菜，熏鱼、酱肉，嘉兴粽子等，总是用饭盒装好，分别让我们带回家。平时母亲省吃俭用，过节给孙子们的红包时从不吝啬。那个时期的母亲，与过往已握手言和，不再对命运抱有任何期许，日子也就自在起来了。

作为子女的我们，对母亲居住的环境，仍然心有不安。在我们居住的小区或附近的小区一直在给她看房，想把她从“阿富汗”地区拎出来。每当我们看见适合她居住的房子时，就带她去看。可是母亲并不配合，看房时，她总是摆出从“富人区”出来的模样，无比挑剔，居高临下地指责这、那的。我曾气恼地对她说：你硬是要让众人来谴责你的子女都是不孝顺的白眼狼，你才舒服哇？母亲盯着我，并没有表现出领情或服软的表情，而是一副视老宅为“牢”，就是要把“牢底”坐它个穿的架势。

母亲八十岁了

二0一四年，来了一个誓死要开发母亲居住的小区的房地产开发商。那年母亲已八十六岁，面对她的老窝要被人抄了的局面，乱了方寸......我们抓住这个时机，在拆迁动员开始时，就给母亲买下了一个一套二的高层电梯房。这套房子三年新，房子装修得很现代，格调符合母亲骨子里的小资情调。好巧的是这个小区正好建在母亲曾经工作过十几年的旅馆（被拆迁后）的地皮之上，离母亲的老宅只有公交车一站路的距离。那一带的环境母亲太熟悉了，让她有极大的亲切和安全感。

就这样，母亲在时光的褶皱里，安然步入了她生命最后的幸福时光。在她开始不按时间吃饭时，终于接受了钟点工的帮助。在她记不得服药也不会炒菜时，又接受了住家保姆的照顾。但她还是坚持不在子女家居住，她要享受在自己家里的唯我独尊，她说了算的感觉。当时给她购房时，有朋友建议我们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房屋名字就办到子女的名下，可以节约以后过户产生的税。我们商量后，还是决定办到母亲名下，老房子拆迁时都还是父亲的名字。母亲辛劳了一辈子，应该有套自己的房子。这也蛮符合母亲的心意，我不止三次推开母亲卧室门时，发现她斜靠床头，拿着放大镜在看她的房产证，每一次都像第一次那样，确认户主就是她本人时，欣慰堆满了脸庞......她外出碰见熟人朋友，总是邀请他们到她新家来坐坐，她还多次邀请她的亲家到她的新家来住几天，强调有独立的卫生间，洗澡方便。那时，我们住在有独立卫生间的房里，已有二十好几年了，而母亲住在老宅时，一直和隔壁邻居李老三他们一家人合用一个老式厕所。

陪伴母亲入深秋

就在母亲感到幸福满满时，命运按下了暂停键。那年，母亲九十岁，患糖尿病已有四十多年的她遭遇了“高渗性昏迷”。仅一天的时间，母亲就出现了心衰、肾衰、呼衰、休克......当时我正在国外，得知母亲病危后，当天买了机票，赶回故里，希望能再见上母亲一面。抵达母亲病床前时，已是她入院的第三天了。医生说母亲已处于弥留之际。这就是说，我随时都有彻底失去叫妈妈的机会了，于是，我就不断地大声叫喊：妈妈、妈妈，我回来了，我是你的幺女......奇迹出现了，母亲的眼睛竟然微微张开了。这不是回光返照，而是母亲真真切切活了回来，我们喜出望外。

无疑，母亲经历了一场殊死的战斗，甚至不惜壮士断腕。她身体的多个功能作为代价牺牲在了惨烈的博弈中。她不能坐立、不能翻身，几乎完全失能，靠食管、尿管、吸氧来支撑她复活的灵魂。这对常人来说是苦不堪言的折磨，但母亲能承受，只要活着，哪怕是赖活，她愿意。

一周后，她开始笑了，对着我们，对着窗外的阳光，对着来看她的朋友，对着打成液体的食物，对着医生护士护工，对着又能延续的明天。

被母亲夺回来的余生，需要在医生护士护工的帮助下度过。姐和我跑了十几家医院和养老院，最后将母亲安置一家医养结合的慢性病医院。这家医院新建了一栋大楼，硬件设施不错，软件也有别于常规的医院。母亲成为了该医院A病房的第一任病人，我和姐轮流住在她的邻床陪护了她一段时间，让她尽快熟悉这个“新家”。在入院的一周内我们使用朋友推荐的民间土方法，将母亲插的食管和尿管成功撤除。母亲生命的功能又被拿了些回来。

母亲能自主进食后，食量大增，见啥吃啥，来者不拒。体重突飞猛进，两个月内，增加了十几斤。生命未尽，就要百折不饶地活下去，管她有好胖哦。

父亲从发病到离世，三十七小时。在这么仓促的时间里告别，年轻的我根本无法接受。在那段时间，我和母亲暂时同床。有一次，我半夜突然大叫一声，翻身坐起，被惊醒的母亲也坐了起来，打开灯问我怎么了？我问母亲：到底哪个是梦？是现在的你我？还是刚才有人说父亲的死是一个误会，其实他只是去出一趟差？没有答复，片刻清醒后，我和母亲都哭了......父亲走了四十一年了，在我渐渐依稀的梦里，还会遇见他，而他的死亡总是一场误会，多么美丽又揪心的误会啊......

母亲与父亲不同，她选择了一个漫长的告别。

九十二岁的母亲

医生告诉我们，母亲多样病种里还有帕金森氏综合症，已出现全身强直的情况。照顾母亲的护工马姐，敦实泼辣，不识字，有高血压。她与母亲一样喜欢阳光和花朵。在母亲住院的五年多日子里，她每天给母亲擦洗身体后，只要有条件离开病房下楼，她都会喊着“嘿嘿嘿” 的号子，将强直得像大理石般的母亲，从病床上搬到轮椅里，用束腹带将母亲固定好，带上水、点心、水果去医院的花园呆上几个小时。二0二二年，马姐已满了七十岁了， 她对我们说：再坚持一下，照顾完你妈后，我就彻底不干了。

母亲与马姐一样，也在坚持，她在坚持延迟告别。医院的花园里，经常会看见一个老护工推着轮椅里的“老神仙”，几乎不会缺席每一道阳光。有时，马姐会在母亲秋霜浸染的头发上别一朵小鲜花，游走在众人的视线里......我用手机对着她们拍照，母亲会立即调整状态，进入配合模式。照片上的母亲，笑与哭似乎都一样，不忍凝视，“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生命本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

有人说：许多人的生命最后一程，都是一场血雨腥风。母亲也不能幸免，医生说像母亲这样卧床五年多，没有生褥疮，还白胖健在的老人已经稀有了。是的，尽管母亲一直在尽力留住，但那也只能是阶段性的。三年的疫情期间，医院严格的管控，母亲不能像过去那样，每两天就能见到我们。于是她一路狂奔着衰老枯竭，被医保机构认定为失能的最高级别。她的身体朝着婴儿卷曲在母亲子宫里的模样发展，又需要插胃管、尿管、吸氧了......期间母亲承受的辛苦和痛苦，就不具体叙述了，那是在受虐。我曾不止一次给姐说：我希望她能尽快解脱苦海，天堂一定比她现况好。姐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只能独自去面对完成。

母亲终于精疲力尽，走到了告别的终点......疫情还在风控阶段，医院特许我们陪伴在母亲的身旁。我们轮流不断的抚摸她的脸颊，给她说：我们爱你，妈妈，会一直陪伴在你身边......我们把手机放在她耳边的枕头上，单循环着《暗香》和《懂你》。母亲最后一次睁开眼睛与我们对视时，满文军正在深情的歌唱：花静静地绽放，在我忽然想你的夜里，多想告诉你，其实你一直都是我的奇迹......

二0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图文编辑：秋小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