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病故在寒冬腊月，天奇冷，沿途冰凌遍地，想着家里一定清冷再加上哀伤，我的心里更加地酸涩。按老家的风俗，闺女应在进村口时就要放声大哭到家，对此，我心里一点儿没有底，不是说不伤心，实在是不能像村里其他妇女一样号啕大哭，且哭得如泣如诉,一唱三叠。如果哭不出，村里人就要说闲话的，越想我心里越紧张，越紧张越对自己能否大声地哭出声来没有自信。
村口那个高高的杨槐树已经能看见了，正如我想的那样，已经有人穿着一身孝服站在那儿迎我了。一看见她腕上的孝服我更感到紧张，于是一句完整的话更说不出了。站的人是我二妈的女儿、我的小学同学巧玲，住我们家隔壁。她一见我就把孝衣给我穿上，然后把孝布顶到我头上，留巴掌大的布盖在了眼前。接着把一条麻绳系在我腰上。我有些紧张地说我可能不会大声地哭。
她理解地点点头，说，你放心，有我呢，这盖在眼前的布就可以给你挡挡，这样别人就不会发现你有没有眼泪了。你尽管放心，我能帮你。我感激地望了望她，她又说你们城里人，不兴这个，你对大爹尽了孝心，寄了那么多钱回家，还让住了好几趟省城的大医院，真的，孝心尽到了。当然不哭村里人要骂的，所以我就先来了。你听我安排，你跟着我哭，就行了。咱们合在一起哭，人就听不出来。你不能光哭，你得说话，你得运气，还有想着你的伤心事，眼泪就哗里哗啦地流出来了。
我听着，点着头，虽然心里还是没着没落。
一想到爹说没就没了，眼泪又开始往下流。
现在还不用哭，这几家都是新庄子，没有住人，到了纸厂那儿再哭。
我仍然止不住眼泪，就只好由着它了。
你是城里人了，生活挺好的，我从你脸上就能看出来，你们几个哥哥，都给大爹长脸了，这次后事一定要办得有规格。咱们是同学对不对，从小一起长大的，要是有好机会，肯定跟你一样也是城里人了，你知道我学习挺好。她说得没错，那时她的数学特别是口算都在班里是第一名。
你可能还不知道，我生活得很不好，我丈夫伤（去世）了，儿子已经十九了，我七求八请，总算使他有了门杀猪的手艺，也挣了些钱，可一分钱都不给我。给你说这些没啥意思，咱不说了，你知道我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大爹办后事，肯定要纸货，你准备买哪家的？
什么纸货？我不懂。离开家乡二十年了，农村里的许多讲究我都不知道。
大爹虽然有两个闺女，可我知道你姐工资低，纸货肯定是你买的，纸货就是送给老人在那边用的用纸做的东西。过去老人没时，你肯定知道，轿子上插的是鹅，是白色的拉花 。现在人富了，活人有什么，给没了的人也要送什么，手机、冰箱、电视，还有沙发，衣柜，这是不可少的。还有一些贵的，像马、汽车、别墅、摇钱树、聚宝盆、金库，有钱人家一定要有的。大爹腿不好，汽车肯定要有，还要马，也要有，大爹坐着小车、骑着骏马到阴间所有的小鬼都不敢欺侮他，还像在阳世一样，受到尊敬。
我说行，纸货我买，一定要买，要买好的。
要是要全套，就得一千多块钱呢。妹我认识纸货店的人，给你便宜些，咱们不全要，挑些实用的，比如我说的上面的就不能少。至于什么金童玉女、微波炉、洗衣机，大爹也用不上，一个大男人哪能折腾这些。
我说我全听你的。
今年冬天冷，老人走得多，你是不是交点定金，让人家赶紧把货做好。你一回去肯定忙不过来了，整天要守灵。我给你去办这事，奠的那天我准时把纸货送到。
我说一百块钱作定金够不够？
按说不够，不过，是熟人，妹子你就放心吧。她接过一百块钱，拿到头顶望了半天，又不放心地用手指头敲打了几下，然后才装到了口袋里。说，你做好准备，一到纸厂咱们就哭，你跟着我哭，趁没有人，咱们大声哭，让左邻右舍知道你回来，效果就达到了。
纸厂越来越近，我脚却越来越迈不开步。正在想的时候，她扯了扯我的衣服，我脑子一片混乱。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她就哭开了，边哭还边说着一些我听得不太清的话。但有一点，她是以我的口气哭着说的，而且是学着我普通话与家乡话混杂在一起的声音哭诉的，在她的哭诉中，我眼前浮现出了七十多岁的爹还跪在地里割麦；八十岁的爹在病床上不能睡也不能坐，只好与母亲背靠背地坐一夜等天亮；还有父亲的那四声大哭，听得我柔肠寸断。那是四哥要上班了，父亲叫住了他，四哥坐到他身边，父亲却说不出话来。手机的红灯不停地闪烁，四哥含着眼泪走出门时，父亲放声大哭了四声，摆摆手让哥走了。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兄妹六人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守在身边。于是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可是流眼泪跟哭毕竟不是一码事，我的哭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她太会哭了。她叫一声爹呀，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脸微微上仰，腰也灵巧地弯曲下来。身子跟着哭诉而尽情地变化。而不像我像个木头一样，村子里一下子跑出很多人。这时候我哭不出了，我甚至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巧玲扶着我，不停地说别哭了，别哭了，你哭的时候还多着呢。说着给我不停地擦着眼泪，村里人也不停地说别哭了，你爹是享福去了。我脸红心虚地望了望她，巴望着快一些把自己藏起来。
终于到家了，在我要急着进门时，她一把拉住我说纸货咱们定八百元的，一切你就交给我办吧。妹子，你放心，肯定是全县最好的。
我机械地点点头，心已经被眼前的一切牵住了。
大门两边已经系满了黑色绸布打结的花，并贴上了白纸黑字的对联，这是我第一次发现家成了这个我不愿看到的黑白世界。要在平日，到年根了，红对联早贴上了，红灯笼也挂上了。可现在成了这般模样的家，让我再次泪水横流。
爹真的没了，没了，再也没有人拄着拐杖听着我的声音走出来迎我了，虽然我每次一进大门叫的都是妈。
我这次很清醒，没有叫妈，摇摇晃晃地跪在爹的灵前，像个木头人似的听着旁边人的吩咐：点香、烧纸、磕头。一切做完，才发现插的香根本没有着，蜡烛也化成一团水了，我手忙脚乱地找香，找蜡烛。从小我就听人说过，老人的灵前灯和香火是不能断的。
母亲在旁边的炕上坐着，周围围满了人，七嘴八舌地说着话。母亲示意我坐到炕上，我脱下鞋子，坐到母亲身边，感到心里踏实了许多，才开口问了一句我一直想问的话：爹走的时候，是不是很痛苦？
母亲嘴刚要张，已被人们的话语打断了。
人们虽然是七嘴八舌地说着，但脸上却堆满了很多的笑容，与白布黑花的灵堂并不吻合。时不时地有邻居的孩子，拿着已经缠上白纸的棍子追着相打，我跳下炕，没收了棍子，静静地放在父亲的灵前，我知道那棍子是父亲起灵时我们要拄的，将来要插到父亲墓上的。
大妈，让我大爹走时坐人生末班车吧，县城里的人都用了，咱们村还没有人用，做得很漂亮，顶上插鹅，四周全是五颜六色的花儿装扮，还能放音乐，就是国家领导人去世时才让放的那种音乐。现在是冬天，保不准我大爹走的时候要下雪，无论如何，是不能坐轿子去的。咱离墓地又远，二三里路呢。要是用人生末班车，那就省心多了，咱们绕着村子整整转一圈，让全村人都看看我大爹走得如何风光。我大爹过去不是当个村干部嘛，老在村委会开会，他去的时候，走新路，最后再看看新建的村委会，他可能还没有去过。还有水塔、学校，都让他再看最后一眼，这一走就是永别呀。
我定睛一看，这是村委会主任，我没出五服的堂哥。
母亲嘴动了半天，却只顾着擦眼泪，半天才说你大爹不爱坐车，咱们还是按老辈的那样，坐轿子。
大妈，你脑子要跟上新时代。我大爹一直不是想到我哥那儿去嘛，到北京，到南京，坐车，他一定高兴，心愿就了了。他是老太爷，为共和国培养了两名将军、一名县长，一名作家。他的声誉全县闻名，他不能跟咱们普通老百姓比，所以走的时候，一定要高规格。因而末班车一定得要，否则村里人会笑话的。你说是不是，县长。说着，又回头望我四哥。
四哥望了望母亲，最后说妈，路滑，又远，要不就定车吧。
母亲望了望我，却答非所问地说：“等你大哥回来了再定吧，他是老大。”
伺候一直不能动的父亲已经半年了，母亲累了，眼睛都睁不开了，四哥让母亲躺下休息一会儿。
母亲躺下一会又坐起来说不要白花钱，你爹节省惯了。
四哥点点头。
四哥和村主任半天没有再说话，其他男男女女看母亲躺下了，就知趣地去了。
县长，我说就定了吧，你哥他们是不会管的，不就一百五十块钱嘛，对你县长来说，小菜一碟。本来我不想说这话，可是我那个小舅子想让你们家做宣传。他说你们家是大户人家，全县都出了名的，只要你家用了，他的生意就好做了。你不知道，新新的车，借钱买的，一直还没有开张呢。你说的庄基地的事，我已经跟村委会研究过了，原则同意给你。
四哥望了望父亲的像，说，不是钱的问题，我怕我爹不习惯坐车走，他晕车。
大兄弟，车开得很慢，就跟国家领导人一样，放着音乐，真的，不会的。我小舅子说了，放一碗水，都不会洒一滴的。
四哥最后站了起来，说好吧。
村主任也跟着站了起来，递给四哥一根烟，四哥摆摆手说不吸。
村主任自己点着，不过，光车是一百五十元，还有上面放花，贴对联，可能还得一百块。
行，只要把父亲送好，我们没意见。好了，咱们去看搭篷吧。听说院子里根本就坐不下，得用两个场那么大。
那当然，这事你放心，有村委会呢。你们家的事一定要搞大，否则人会笑话的。
我跟着四哥走到了窑顶，往日的两家打谷场站满了忙碌的人。看着面熟，但一点儿又想不起叫什么，于是我就下来，回到家里。母亲到厨房里给打墓的人做饭了，父亲一个人孤零零的，我坐到了跟前，重新点了三根香，可是这三根香，可能是次品，半天也没有着。我又换了三根，虽然插上了，可是却断了。
打墓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一个灰头灰面的人闯了进来，一进门就大声喊：“快给一条烟，还有一瓶酒，天太冷了，地都是冻的，挖半天地还是冰凌。”
我连说好好好，可是找了半天，只找到一条“猴王”，递给他。
这烟太便宜了吧，你们家那么多挣钱的，不是有“好猫”嘛，“红塔山”，或者“中华”呀，让大家都尝尝。
我再看了看他一身的泥，抱歉地说我不知道家里是否还有其他的烟，要不等着哥哥们回来。
他想了想，把烟在鼻子上闻了闻，说，那就凑合吧。还有酒呢，你拿瓶酒来。
我又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箱家乡县产的酒，取了一瓶。
对方很不满意地说这酒不好交代的，有没有西凤酒？
我又向四周找了找，他也跟着找了半天，没有发现，只好扬扬手中的烟和酒，说，告诉你县长哥，这样不行的，规格没上去，我们还想着喝五粮液呢。你不知道，我们活做得有多好，墓地里已经铺了地板砖、还做了琉璃瓦的门楼，刻上了狮子、对联，比咱们阳世的还高级。
我说谢谢。我只能说谢谢，我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走出门时，忽然又说其实地板砖太滑，是不是再铺上地毯，你爹腿不好。
我想了想，说，我们商量好后告诉你。
他这才走出了门。
夜终于在吵吵闹闹的人声中来了，两个哥哥从天南海北也都回来了，我们兄妹六人围到母亲身边，一起商量父亲的后事。
大哥说不能办得太奢华，影响不好，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我回家都没有告诉单位，来来往往的人多了，没啥好处。我意见只招待一下亲戚朋友就行了。
二哥说我也同意，父亲一生是反对浪费的。
三哥说我不同意，咱们家是大家，哥哥弟妹们都是国家干部，你们出钱，我出力，要让劳累了一生的父亲走得风风光光。
说着，抽泣了起来。
四哥说我原则上也同意，可是我们毕竟都是有工作的，村里人都看着我们，要让父亲走好，走得风光些。大家有的我们不能少。前几天村里刚走了一个老人，光酒席就摆了一百桌，他们家只有一个儿子在外面工作，我们不能比他们少。
我想说话，姐拉住了我，我明白她是暗示我没有说话的权利。这是农村的风俗，所以我们做女儿的任务只管听，父亲的后事主要是几个哥哥操办。
大哥二哥说可以，我们节省点，也让父亲走得风光些。你说说，还有什么风俗，咱们不要比别人差。还有，妈，你说说，我们听你的。
母亲说我听你们的，你爹没了，你们就是我的主心骨。你们说咋办就咋办，我听你们的，说着，又小声地哭了起来。
三哥跳下炕，把父亲灵前的烛花剪掉，灯亮了许多。香，散发出的气味慢慢地吸到我的鼻子里，不再像起初那样刺鼻。
四哥说，我已经打听过了，要请醮师打醮，也就是做法事，为父亲升天打道；要请乐队为父亲唱戏，他最爱听这个；还有要给这个村里这些不出五服的村人发孝衣、孝布，当然亲戚也不能少；宴席上要上两个能提高档次的菜。比如说虾，鱿鱼之类的。还有烟呀酒呀，也不能太次。至少也是“猴王”，和咱县的酒。
大哥说你预算一下，到底花多少钱。
四哥说至少得有两万元吧。
大哥从口袋里数了半天，说，这是五千元。说着，又看嫂子不在，悄悄地从裤腰里抽出皮带，翻到里面，原来还有一个小拉链，拉开，取出一叠钱，让我数，是三千元。大哥不好意思地说儿子刚结婚，还有一个儿子没有媳妇呢。
二哥说我就一个闺女，我出一万。
我想该轮到我了，我掏出五千。四哥也掏出五千，说，我们节省点，也要父亲走得风风光光，排排场场。
我们都点头默认，父亲一生太苦了，一直在庄稼地里忙到老，即使接到城里，也说不习惯，吵着要回家，说离了土，心里空落落的。
妈说纸货定了没，那天要有纸货的。
我忙说定了。
母亲问定谁的。
我一说，母亲就生气了，你应该跟我商量，你姨家的儿子就开着纸货店，他说了好几次了。你这不是得罪人了?
我不敢再开口。
母亲无语半天后，都有什么。
我简单说了说，妈自言自语地说有马不好，太难照料，你爹半夜还得起来喂。
我说我爹腿不好，只有骑马。
你爹最怕马了，他喜欢牛，咱家过去分的那头老牛你爹就一直爱伺候，说牛是咱家的全部家当。
听说纸货里没有人会做牛。我有些心虚，不知是否真的有。
母亲摆摆手，望了望灵前父亲的像，说，给你买了马，你就经常地骑着回来。说着，又哭开了。
四哥提到了乐队。
乐队让你舅舅家娃请人吧，他原来就是县剧团的。妈说着，抹了眼泪，你爹刚一去世，他就来说了，我已经答应了。
四哥说县委的张书记的女儿也说了，她的乐队也要来。
大哥说他们这么热心？
不是，有好处费，听说提成。
母亲哭了，四哥说要不，让两个乐队都来吧。
母亲说不行，你爹没了，我说了算。
二哥说行了，就按妈说的办。
四哥说好，我硬着头皮回了就是了。
母亲想了想，忽然说要不乐队还请你们书记的女儿，不要误了你的前程。买菜到你表哥那儿去买吧，听说便宜，菜也好。
四哥说妈，真的对不起。
妈说光买菜差不多就好几千吧。
是的，至少要有一头猪，还要有一只羊。
太多了吧，你爹一辈子节省惯了，发现一根柴火也要拾回家的。他不会同意的。
妈，我爹会同意的，村里多少眼睛都盯着我们呢，再说万一东西准备不够，挺下不了台的。
母亲往炕后坐了坐，靠到父亲一直盖的被子上，那样子像极了父亲。我们都望着母亲，母亲可能察觉到了，马上坐起来，说，你们办吧，我不说过多的话了。
我这时忽然想起了地毯的事，就说了出来，母亲说搞那玩意儿干什么，你爹老爱吐痰，吐脏了也没人给他打扫，他本来就肺部感染。要不就更严重了。
我说人家修墓的说地板砖滑，我爹腿不好，可以再放个痰盂。
母亲闭了眼睛，没有再说话。
四哥说那就告诉他们买地毯吧，深红色的父亲一定喜欢，上次他给我说配眼镜，盒里是黑红色的布，他用手摸了半天。
对了，老四，你不说眼镜我都忘了，你爹说留给你。那天，就是你走的那天，他告诉我，把眼镜留给你。母亲说着，从父亲被褥的后面的包袱里，取出了眼镜、小刀、助听器、怀表、还有一只戒指。
大哥拿着眼镜望了半天，低声说，擦得这么亮，跟我送爹的时候一模一样。
你爹从来就舍不得戴，那天看戏的时候我让戴，他都拿到手里了，不知为什么，却又放下了。
小刀是你爹送给你的，母亲说着，递给我。
我想哭，小刀是很结实的那种，大头大身子，握在手里沉甸甸的，绿色的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但是刀刃却干净明亮。我记得每次回家，母亲给我水果的时候，父亲就会从他的衬衣口袋里掏出小刀，递给我。用完以后，用手绢擦得干干净净的，再装回他的衬衣口袋里，每次装完了，还要摸摸。
怀表是送给二哥的，二哥说我怎么不知道我爹还有只怀表。
母亲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有一天你爹忽然拉出来给我说这给老二。
我仔细地握到手里，针已经不动了。
戒指当然不是白金的，可能连黄铜都不是。爹看戏的时候，连花五角钱就能买到的最爱吃的油糕都舍不得买，却花五元钱买了戒指。妈问送谁，爹说给大闺女。
母亲说完了，长长地出了口气，我们望着父亲留给我们的遗物，不，是念想，齐声大哭起来。
父亲奠的那天，纸货拉来了，我都气晕了，八百元，买来的是少了门的柜子、断了腿的沙发，聚宝盆的盖子也没有了，还有汽车，一个轮子已经压瘪了。
我真想狠狠地搧我能言巧语的姐一个巴掌，可是人太多，我越生气越说不出话，小学同学、我的不出五服的姐说风大，路远，没办法，不过，纸货无论多好，明天都是要拉到墓地去烧的。
然后又跪到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起“大爹”来。
这时有人叫我说快给你爹送献饭去，我只好从口袋里掏出七百元，递给我没出五服的姐，离开那短腿少胳膊的纸货，在心里告诉父亲别骂我。
花花绿绿的献饭，看起来挺好看，不知父亲能否吃得习惯，我，哥，姐，堂哥堂姐、还有我的儿子、侄女、外甥，一个个地一盘盘地端在了父亲的灵前。
接着就是过三桥。
我不知道是哪三桥，或者有没有奈何桥，反正是我们兄妹几人无论是将军还是农民，都学着大家的样子，手里举着长长的白布，给父亲搭着一座平坦的大桥。
再接着是敬三祖，我们到太太爷、太爷、爷爷墓前跟着醮师念经放炮。
还有奠酒。
我们在别人的引导下起来跪下、跪下起来，如此反复了多少遍，我记不清了，只知道二哥站不起来了，可是仍然说我们要送好父亲。
奠完酒后又是行礼。
我们兄弟姐妹被人拉着跟醮师在父亲的灵前和积满了冰凌的院子里跪着起来、起来跪下，转了多少遍，记不清了，但有一点，我记得最清楚，二哥太胖，人家说换个人吧，二哥说不用，我是爹的儿子。一直跟我们坚持到最后。
我们一直跪在父亲的灵前，送好父亲，是我们兄妹六人的心愿。
第二天人生末班车来了，我很好奇，想着它跟城里一样，是一个大轿子车。可是听着那声音，我就晕了，是一个破破烂烂的手扶拖拉机，里面积满了尘土。
开车的师傅说没事儿的，一会儿就变好了。说着，就拿起了大扫把扫起来。然后说说好的，你们准备黑绸布，还有花。
四哥连忙说都准备好了，快去拿。
半小时后，花装上去了，对联也贴上去了，看着稍微像样些了。
只是走到半路，哀乐又出了问题，老是哇啦哇啦的。好在，到了人多的时候，勉强发出了颤音。在村长的指挥下，父亲真的在村口、在村委会、在水塔都望了最后一眼，还有生他养他的村子，最后终于走到了他最后的目的地。
父亲要进入墓口了，二哥以他军人的职业指挥着：慢点，你们慢点。
三哥抢先跳了下去，说，给父亲暖墓。
接着父亲被慢慢地放了下去，再进入里面的房子。
地板砖有些还能看到，红色地毯让人视觉好了些，想必父亲不会冷了吧。
然后一锹锹的土一下一下地落了下去。
这时，旁边的纸货一点点地烧了起来。
姐忽然说忘了放父亲的衣服，那些父亲可能都没有穿过的衣服。
有人说你父亲已经穿得很多了。
大哥说里面太冷了，说着坐车回家拿父亲的衣服。
我们开始一点点地用土，我们从小到大一直离不了的黄土一点点地送别着父亲。
太阳升起来了，红红的，我们想这是父亲的笑脸。
回到家时，两打谷场吃饭的人都走了，宴席上，吃了几口就倒了的菜肉，还有没有喝完的酒瓶，扔得到处都是，村里也有人提着袋子拿着馍走了。有人边走边说快拿，不拿白不拿。
望着泔水桶里的肉肉菜菜，母亲说，遭罪呀，你爹知道，不知要骂多少遍。这个我信，父亲在世的时侯，我掉个馍渣，他都要瞪着我，直到我捡起来。
大哥走的时候，悄悄地向二哥借钱，二哥笑着说我的钱刚够买票。母亲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钱，说这是从你爹衬衣口袋里发现的，元角分都有，零零散散的，我数了半天，才数请，共一百五十元。三哥望着钱，说，这还是去年我给爹的零花钱，上面还有爹写的字呢。爹写的是：共一百五十元。
望着钱上父亲歪歪扭扭的字迹，望着照片上严肃的父亲，我发现我和哥哥们眼睛里全是泪，我们不约而同地跪在父亲的像前。
此时已是大年三十，雪已经下起来了。
二哥说听说白雪盖墓很好。
母亲说是的，你爹有福气。
二哥说地松土了，我要给爹墓前栽两棵松树，陪着，爹就不孤单了。
离惊蛰还有两三个月呢！母亲说。
我才发现母亲满头都是白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