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我到巴黎第十五区的第十医院住了几个星期。在接待处，办事员按惯例对我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查。说实话，我站在那儿老老实实回答了二十分钟的问题后，他们才放我进去。如果你在哪个拉丁国家填过表格的话，才会知道那都是些什么问题。虽然我不知道如何把列氏温度转换为华氏温度，但我知道这几天来，我的体温都在三十九度五左右徘徊，在口头审查快结束的时候，我真是有些站立不稳了。在我身后是一小群温顺的病人，手中拎着由各种颜色的方巾系成的小包袱，等待被拷问。
审问过后，就是洗澡──这是新来的病人必须经过的一道程序，就像去监狱和囚犯工厂一样。他们把我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拿走了，我在五英尺深的水里哆嗦了几分钟后，他们给了我一件亚麻睡衣和一件短短的蓝色法兰绒晨衣──没有拖鞋，他们说没我这么大号的──之后就把我晾在外面。那是二月的夜晚，而且我正生着肺炎。病房在二百码远的地方，要走到病房，似乎得穿过医院大院。我前面有个拎着灯笼的人都摔倒了。铺着沙砾的小路结了霜，我的睡衣刚到小腿，寒风像鞭子一样抽在身上。到了病房后，我有一种奇怪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到底在哪里见过这样的场景我一时记不起来，直到半夜我才猛然想起。那是间狭长的病房，屋顶很低，灯光昏暗，满屋子痛苦的呻吟声，屋子里共放着三排床，挨得近得有些吓人。病房中弥漫着一股排泄物的恶臭味道，似乎还夹杂些甜腥味。我躺下时，看到对面的床上坐着一个矮小的病人，他一头浅棕色头发，光着膀子，肩膀浑圆。一名医生和一名学生在为他做一种奇怪的手术。医生先从他黑乎乎的包里拿出十来个像酒杯一样的小玻璃杯，接着学生在每个小杯里点了火柴把空气排净，之后把这些小杯砰砰地按在那男人的背部和前胸，已经成为真空的杯子吸力强劲，病人身上立刻鼓起一个个硕大的黄水泡。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他们在做什么。这个叫做拔火罐，你可从医学课本上读到这种治疗方法，不过之前我一直隐约认为，这种方法只适用于为马治病。
屋外的冷空气可能帮我降下了体温，我平平静静地看着这种野蛮的治疗方法，甚至还觉得挺有趣。可是不一会儿，医生和学生就绕到我的床边，一下子扶我坐直，一言不发就开始把那些罐子往我身上扣，那些罐子根本就没消过毒啊。他们对我微弱的抗议声充耳不闻，好像我是个动物一样。他们对我实施治疗时的粗暴态度令我震惊，因为我以前从未住过公立病房。医生治病时不跟病人说话，或者说，他们就没有拿病人当人看，这种经历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他们在我身上只用了六个杯子，之后他们又把黄水泡划破，把杯子再扣上去，这一次每个杯子中都流了大约一汤匙的黑血。我再次躺下之后，感觉受到了羞辱，同时对他们在我身上做的事感到厌恶和恐惧。我想，这回他们至少会让我安静一会儿了。可是没有，一点也没有。他们又来治我了，这次拿的是芥末味的药膏，这似乎与洗热水澡一样是必经的程序。两个邋遢不堪的护士已经把药膏准备好了，她们把药膏用力地甩在我胸前，我感觉就像穿了紧身衣一般密不透气，几个身穿长裤长衫在病房里转悠的男人聚拢到我床边，他们脸上挂着半是同情的微笑。后来我才知道，看病人抹药膏是病房里最受欢迎的一种消遣。通常这种治疗要持续十五分钟，如果你对此毫不知情，那他们就会觉得更好玩。头五分钟的时候，疼痛非常剧烈，但你会觉得还能够忍受。第二个五分钟的时候，这种念头烟消云散，可是后背系着带子，药膏牢牢粘在身上，根本摆脱不掉。最后的五分钟里我显然是有些麻木了。药膏撤掉后，有人把一个装满了冰的防水枕头塞在我脑袋下面，之后便没人管我了。我睡不着，我清清楚楚记得那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一夜──我是说只有那一夜我躺在床上，但却根本无法入睡，一分钟也没有。
在第十医院的头一个小时，我经历了一系列完全不同却又相互矛盾的治疗，不过这可能会引起误解。一般来说，你根本得不到任何治疗，不管那些治疗方案是对是错，除非你生的病非常有趣，或者非常有科普意义。早上五点，护士就过来了，她们把病人叫醒并且为他们量体温，但却不为病人梳洗。要是你能站起来，你就自己去洗，否则只能依靠其他好心的病友帮助你了。通常是病人自己把夜壶和被戏称作“砂锅”的便盆倒掉。八点钟是吃早餐的时间，大家把早餐叫做“军营大汤”。那是非常稀薄的蔬菜汤，上面漂着少得可怜的面包渣。之后过了很久，身材高大、神情严肃、长着黑胡子的医生来查房了，他身后跟着实习医生，还有一大群学生。不过病房里的病人就有六十个，而且，显然他们还要去其他病房查房。日复一日，他会面无表情地从无数的病床前走过，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时不时还会有人发出哀切的哭号。可另一方面，如果你得的病正是学生们想了解的，你就会受到很多关注。我自己就是一例特殊的支气管哮喘的样本，有时候十多个学生排着队来听诊。真是非常奇怪，奇怪之极──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对于学习专业知识有那么浓厚的兴趣，却如此缺乏将病人当人来看待的意识。讲述这些时我依然有些奇怪的感觉。有时候，一些年轻学生走过来，轮到他操作了，他真的激动得有些颤抖，就像小男孩终于可以用手去触摸一下昂贵的机械似的。之后除了耳朵还是耳朵──年轻小伙的，年轻姑娘的，还有黑人的──紧紧贴在你的背部，然后又是一次次用手指敲背，敲得虽然很认真但也很笨拙。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跟你说句话，或者直视你的脸。作为免费医治的病人，穿着军装一样的睡衣，你首先是一个样本。我并不是很憎恨这种态度，但我永远无法适应。
过了几天，我好多了，能够坐起来观察周围的病人。房间内的床非常窄小，而且紧挨在一起，你一伸手就能碰到旁边病友的手。我觉得，这屋子里除了急性传染病病人外，各种各样的病人都有。我右侧的病人是个红头发的补鞋匠，他的两条腿不一样长。他经常宣布哪个病人快死的消息（有很多次了，我旁边这位病友就能第一个知道），他朝我吹着口哨，两只胳膊在头上摇晃，大声喊着“43号”（或者什么其他号码）。这个人病得并不是很厉害，可是在我视野所及的范围内，大部分床上都上演着肮脏不堪又贫困交加的悲剧，有些简直就是恐怖事件。跟我脚对脚的床上躺着一个干瘦枯黄的男人，一直到死（我没见到他死──他们在他死前把他挪到了另外的床上）他都一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病，我只知道那种病使他的身体变得极度敏感，只要翻下身，有时就是床单碰他一下，他都会疼得大叫。对他来说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撒尿，他得费尽全身气力才行。护士会帮他把夜壶拿过来，然后护士就站在床边开始吹口哨，得站在那儿吹好长时间，就好像马夫对马吹口哨一样。最后他发出一声痛苦不堪的尖叫：“尿了！”他才能尿出来。他旁边是一个栗色头发的人，他胸部凹陷，一直在咳夹着血丝的浓痰。我的左边是个身材较高，虚弱无力的年轻人。他们会定期地把管子插进他的后背，然后就会有许多泡状的液体从他身体的某个地方流出，流量之大令人心惊。与我头部相邻的是个参加了一八七○年战役的老兵，他虽然已经奄奄一息，但依然相貌堂堂，下巴上留着一缕白须。他有整天得到探视的特权，他的床边总有四个上了年纪的妇人，都穿着黑衣裙，像乌鸦一样坐在那里，很显然在秘密商议着见不得人的遗产问题。与我相隔一排的对面床上是个秃顶男人，胡子无力地下垂着，脸和身体却肿得厉害，他的病使得他总是不断地小便，于是他的床边总是放着一个巨大的玻璃容器。有一天，他的妻子和女儿来看望他，一看到她们，那老男人浮肿的脸上放出光彩，露出令人惊异的甜蜜笑容。他女儿是一个二十来岁的漂亮姑娘，她走近床边的时候，我看到那男人的手在被单下缓缓摸索。我觉得我接下来要看到的场景似乎应该是这样：女孩跪在床边，老男人用手轻拍她的头，在临死前给予女孩最后的安慰和祝福。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他只是把夜壶递过来，她迅速从他手中接过夜壶，倒进一旁的容器中。
距离我有十来张床远的地方是57号──我想这是他的编号──他是个肝硬化患者。病房里的每个人都认识他，因为他有时是医学教学的主题。每星期有两个下午，那位高大、严肃的医生会在病房中为他的一大伙学生上课。57号不止一次坐在手推车上，被推到病房中央。医生便把他的睡衣卷起，用手指挤着那块巨大而松弛的红色突出物──我想那就是患病的肝脏──认真地解释说，这就是酒精中毒导致的恶果，这是饮酒国家的常见病。一般来说，他从不对病人讲话，更不会朝他微笑，甚至根本不会点头示意。他讲话极为严肃真诚，他会用双手抓住那具极其衰弱的躯体，让它轻轻地来回转几下，那样子就像女人拿着擀面杖。57号对此从不在意。很显然他常驻医院，而且也经常在课堂上示众，他的肝脏很久以前就被切下来放在瓶子里，在病理博物馆展出了。他对关于他的讲解一点兴趣都没有，眼睛无神而呆滞，就像古旧的瓷器一样被医生来回摆弄。他大概六十岁了，身体萎缩到令人惊异的程度。他的脸像纸一样苍白，萎缩得比洋娃娃的脸还要小。
一天上午，补鞋匠邻居在护士到来之前，就拨弄着我的枕头把我叫醒。“57号！”他挥舞着双手说。病房里已经有了光亮，能够看清附近的东西。我看到57号蜷缩着身体侧躺着，他的头伸出床沿，朝向我这一边。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夜里什么时候死的。护士进来的时候听到了他的死讯，却面无表情地继续干手头的活。又过了大约一两个小时，另外两个护士像军人一样拖着沉重的木屐、肩并肩走了进来，她们用床单把尸体包了起来，可是把尸体运走却是后来的事儿了。这时候天更亮了，我能够好好看看57号。于是我侧身躺下看他。很奇怪的是，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死去的欧洲人。我以前见过死人，但都是亚洲人，而且通常是死于暴力。57号的眼睛还睁着，嘴也大张着，他的小脸因为痛苦而扭曲变形。不过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张脸的苍白程度，真是白得非常吓人。我以前见过苍白的面孔，不过他的脸只比包裹他的床单稍暗一点。我凝视着那张微小而扭曲的脸，突然想到这块令人作呕的垃圾，不久会被手推车推走，然后被“砰”地扔在解剖室的木板上，这就是你在祈祷的时候所希求的“自然”死亡。我想，就是这样，这就是二十、三十，或四十年后等待你的结局。幸运者就是这样死的，这就是我们盼望的寿终正寝。当然我们都愿意活着，事实上人们仅仅因为害怕死亡而活在世上。人们谈论着战争的残酷，可是人们却用怎样的武器残酷地对待这些常见病啊。精确地说，“自然”死亡就是缓慢的、带着恶臭的、痛苦的死亡。不过，在自己的家中死去和在公共机构中死去是不同的。这个又老又穷的可怜虫就像蜡烛一样油枯而熄，死时没有一个人守在床边。他只是一个数字，或者说是学生解剖刀下的一个“物体”。在这种肮脏的地方，在尊严尽失的情况下，在众目睽睽之中死去！在第十医院，病床之间的距离非常近，而且没有任何遮蔽物。想象一下，跟我脚对脚那张床上垂死的干瘪小人，床单碰一下都要尖叫的那位！我敢说，“尿了！”肯定是他死前最后的话。也许奄奄一息的人不会再为这种事烦心，不过至少他们也会感到极不舒服：因为即使是垂死之人，他们的思维多多少少还是正常的，只是在死前一两天内才会糊涂。
在公立医院的病房中，你会看到非常恐怖的场景，这种场景却不会发生在能够死在自己家中的人身上，似乎某些疾病只会侵害低收入的人群。不过事实是，你在英国的任何一所医院，都不会看到我在第十医院看到的一些事情。比如，一群像动物一样奄奄一息的人，无人守候、无人知晓，甚至等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人已经死了──这种事不止一次地发生。在英国你肯定不会看到这种事，你更看不到尸体暴露在其他病人眼前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在英国一所乡村医院中，我们正喝茶时有人死了。尽管病房里只有我们六个人，但护士还是非常麻利熟练地悄然把尸体移走，直到喝完茶我们都没听见什么异常。在英国，我们可能会忽略的优越之处是，我们有幸拥有许许多多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护士。无疑，英国的护士太过木讷，他们也许会用茶叶算命、会佩戴联合王国的徽章、会在壁炉架上摆上女王的照片，但他们至少不会因为懒惰而不给病人梳洗，让病人躺在破床上忍受便秘之苦。第十医院的护士身上颇有些甘普夫人的风格，后来，在西班牙共和国的部队医院中，我又看到过蠢到连体温都不会测量的护士。在英国，你也不会看到像第十医院这种肮脏不堪的情形。后来，我好些了，能够到洗手间自己梳洗了，才发现那里放着一个巨大的箱子，里面装满了食物残渣和从病房里扔出来的又脏又臭的敷料剂，壁板上滋生了大量蟋蟀。后来我要回了我的衣服，觉得自己能走路了，便在没到出院时间，医生也没下出院通知的时候，逃也似的离开了第十医院。这不是我曾经逃离的唯一一所医院，但是这个医院的阴郁氛围、毫不掩饰的肮脏，以及那恶臭的气味，最重要的是，那令人窒息的感受，都让它在我的记忆中占据着突出的位置。我被带到那里是因为它是我所在辖区的区属医院，在那里住过之后，我才了解到它的名声有多么糟糕。一年之后，那个著名的骗子汉诺德太太，在羁押途中病倒了，于是她被送往第十医院。没过几天，她设法避开卫士，搭了出租车跑回了监狱，并解释说还是监狱更舒服一点儿。我毫不怀疑，即使在那个时代，第十医院也不能代表所有的法国医院。但是那些病人几乎都来自工人阶层，他们顺从的态度令人惊讶。其中有些人还觉得那里挺舒适，因为至少有两个走投无路的人装病来到医院，因为他们觉得那是个过冬的好去处。护士默许了他们装病的行为，因为他们能帮护士干些杂活。不过大多数人的态度是：那地方当然污秽恶心，不过你还想怎样？在他们看来，五点钟就被叫醒，然后等上三个小时才能喝上点稀薄的清汤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对于无人相伴而孤单死去，甚至只有靠医生走过时千方百计引起他注意才能得到治疗也不足为怪。根据他们的传统，医院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病得厉害，并且穷得请不起医生，那么你就必须到医院去。一旦到了医院，你就必须忍受残酷而难受的环境，就好像到了部队一样。说到这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一些几乎淡出了英国人记忆的老故事里，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想法，比如说那些关于医生由于太过好奇而想把你的胸膛割开，或者认为在你还没完全“咽气”之前就开始解剖手术非常好玩。还有一些阴森的故事讲的是浴室不远处就是间可怕的小手术室，据说这个小屋中常常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无论从何种角度，我对这些故事都不持赞成态度，它们无疑都是胡编出来的，可是我的确看到两200个学生杀害一个十六岁的男孩，或者说差点杀了他（我出院的时候他好像快死了，不过也许他后来康复了）。他们在他身上做极为有害的试验，而这种试验不可能在付费病人身上尝试。有一些记忆在我脑海中非常鲜活，人们常说在伦敦的一些大医院里，为了上解剖课会把一些病人干掉。我没听到第十医院有人讲这样的故事，不过我想一定会有人觉得这些故事颇为可信。因为在第十医院，一切都没有条理，也许是因为十九世纪的气息还阴魂不散，因此依然伴随着奇怪的趣味。
在过去的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医患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十九世纪后期之前的几乎所有文学中，医院在很大程度上都被视作与监狱相仿的地方，而且还是那种老式的、地牢式的监狱。医院里污秽肮脏，承受着死亡的苦难，是通向坟墓的接待站。如果不是因为穷困交加，没有人会想到去那里接受治疗。尤其是在上世纪前半叶，那时候医学变得前所未有的鲁莽大胆，然而却很少取得成功，在普通人眼里，医学事业就是恐怖可怕的代名词。尤其是外科，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形式独特、骇人听闻的虐待狂的表现，而必须借助人体来进行的解剖学，则甚至与巫术混淆在一起。从十九世纪开始，你会搜集到许多与医生和医院有关的恐怖文学作品。想想可怜的乔治三世，在他年老昏聩的时候，看到外科医生走过来就大喊救命，他认为医生会让他“血尽而终”！想想鲍勃·索亚和本杰明·阿利恩之间的对话，这当然只是拙劣的模仿；想想《大崩溃》和《战争与和平》中对野战医院的描写，再想想麦尔维尔的《白上衣》中对断肢手术所做的骇人描写！甚至连十九世纪英国小说中医生们的名字，如斯拉施尔（Slasher，意为断木机）、卡弗尔（Carver，意为切肉工)、索亚（Sawyer，意为锯木匠）和菲尔格拉夫（Fillgrave，意为填坟），以及给外科医生起的那个众所周知的外号“锯骨人”，虽然听起来滑稽，但却透着野蛮与恐怖。也许丁尼生的诗《儿童医院》是抵制外科传统的最好表达，尽管这首诗写于一八八○年，但它本质上却是前麻醉时代的文献。此外，丁尼生在这首诗中记录的情形很有必要谈一谈。如果你想一想没有麻醉剂的手术会是什么样子，会糟糕可怕到什么样子，你肯定会对实施这些手术之人的动机产生怀疑。因为学生们所急切盼望的血淋淋的恐怖事件，很显然没有什么用处。病人不是被吓死，也通常会因为坏疽而死，这种结果是必然的。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医生的动机依然值得推敲。任何生了重病的人，或者听到过医学院学生谈话的人，都会明白我的意思。不过麻醉剂的运用是一个重要转折，消毒剂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世界上再不会有残酷骇人的手术了，或许你能够从阿克塞尔·蒙特的小说《圣·米歇尔的故事》中看到这种场景：头戴高帽、身穿双排扣礼服的邪恶医生，前胸由于血和脓的溅污变得硬挺，他用同一把刀子切割着一个又一个病人，把那些切下来的僵硬的四肢扔在桌子旁边，都快堆成了小山。此外，国民健康保险也在根除工人阶级的病人是穷人、本不应予以多少关照的想法起到一定作用。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在大医院中给“公费”病人拔牙不使用麻醉剂依然是经常现象。他们不付钱，为什么给他们使用麻醉剂──这就是人们的态度。这种态度如今也有了转变。
不过，任何一种机构或者场所都会伴随着对过去挥之不去的记忆。吉卜林笔下的鬼魂依然会在木板房中出没，人们只要走进囚犯工厂就一定会想起《奥立弗·退斯特》。医院最初就是麻风病人或将死之人苟延残喘的地方，继而就流传着医学院学生靠解剖穷人尸体获得技能的传说。我们可以从医院那阴森昏暗的建筑中隐隐得到这样的感受。这里，我绝不是抱怨我在
英国医院接受的治疗方式，但是我可以肯定，只要有其他办法，人们无论如何都不想到医院去，尤其是那种公费医院，这完全出自本能的自我保护心理。如果你身处“要么服从治疗，要么滚出去”的情形之中，那么不管法律如何规定，毫无疑问你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治疗方案，更不敢保证会不会在你身上实施那些无关紧要又没有胜算的手术实验。所以，能死在自己的床上是多么幸运的事，不过要是能走着走着便死掉，就更好了。不管医院里态度多么友好、效率多么快捷，在每个医院中死亡都是残酷而可怜的琐事，也许它琐屑到不值一提，不过却总会在身后留下痛苦的记忆，那就是在这个没有人情味的地方，由于草率、由于杂乱，每天都有人在陌生的氛围中走向死亡。
或许，这些恐怖吓人的医院依然存在于赤贫阶层之中，即使在我们中间，它也是最近才销声匿迹的。它是还没有坠入我们思想深处的一块黑色斑点。我曾经说过，当我走进第十医院病房的时候，突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映入我脑海的是十九世纪恶臭之气弥漫、痛苦之声不断的医院惨状。对这种惨状，我只是从书本上得知，从没有亲眼目睹。有些情景，或许是拿着肮脏黑包、穿着恐怖黑衣的医生，或者只是令人作呕的味道，奇怪地从我对丁尼生的诗《儿童医院》的记忆中幻化出来，而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想到过那首诗了。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一位患病的老护士恰好为我朗读过这首诗，那护士工作的年代应该就是丁尼生诗中所指涉的时期。她对老式医院中的恐怖与苦难记忆犹新。我们被诗中的描写吓得瑟瑟发抖，之后我觉得我便忘记了，即使看到那首诗的名称我也毫无感觉。但是一看到灯光昏暗、呻吟之声不绝于耳的病房，看到病床拥挤不堪的样子，记忆的轨迹突然闪现，到了第二天夜晚，我突然发现，我能够记起诗中的大致故事及整体氛围，有许多诗句居然一字不差地出现在脑海。
选自：《奥威尔散文》，刘春芳、高新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