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们看到种类繁多的教学机构，看到杂沓拥挤的学生和教师，可能会相信人类非常关心见识与真理。但是，这不过是假象骗人而已。教师教书，为了赚钱，不是在追求智慧，而是在追求智慧的外表和声誉；学生读书，不是为了取得知识和见解，而是为了能够夸夸其谈，给自己挣面子。每三十年就有一代新人出世，他们原本一无所知，而今则把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人类知识简单而迅速地吞进肚内去，然后想变得比整个过去更聪明。为了这个目的，他就进大学，埋头读书，而且是最新的书，一如他的同代人和同龄人。一切必须是简单而新颖！正如他本人也是新的。于是，他开始放手批判别人了。——这里我一点也不考虑那些为混饭吃而读书的人们。
二
各个时代各种各样的学生和学者，其目的照例仅在于见闻，而不在于见识。他们以通晓一切石头、植物、战役或实验，以及一切典籍为荣。他们从未想到，见闻不过是求得见识的一种工具，其本身很少甚或没有价值可言，而一个哲学头脑的标志却是思想方法。至于那些饱学之士的堂皇学问，我有时竟会自言自语：唉，这人一定想得很少；他才能够读得那么多！甚至听说老普利尼经常阅读，或者让别人给他阅读，在餐桌旁，在旅途中，在浴池里，我便不禁这样发问：这个人的思想是否有重大缺陷，以致必须不断地吸收别人的思想，正如一个痨瘵患者必须喝浓肉汤才能维持生命一样。他的缺乏判断力的轻信，他的讨厌得不可言说的、晦涩难懂的、节省纸张的语录式文体，都不足以使我对他的自我思考有较好的概念。
三
正如读得多、学得多会妨碍自己的思考，写得多、教得多也会使人丧失所知与所解的清晰性，从而丧失其透彻性；因为他没有时间来讲求这些。他必须在他的讲演中用话语来填充他的清楚认识的空缺。大多数书籍之所以变得无聊乏味，就是这个原故，倒不是材料的枯燥所致。因为如谚语所云，一位好厨师甚至能把一只旧鞋底烹调得可口；一位好作家也能把最枯燥的材料写得趣味盎然。
四
对于绝大多数学者来说，他们的学问乃是手段，不是目的。因此，他们永远写不出什么伟大著作来；因为这要求研究学问的人把学问当作目的，而把其他一切，甚至他自己的存在，只当作手段。因为凡不为其本身而研究的一切，只算研究了一半；各种作品要达到真正的卓越性，只有该作品系为其本身而被创造，不是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才行。正是这样，只有那种以取得自己的知识为其学习之直接目的而不暇旁骛的人，才能达成独到而伟大的基本识别力。但是，学者们读书，一般只以能够教课和写作为目的。所以，他们的头脑像一副让食物未经消化就排泄出来的肠胃。正因如此，他们的教课和写作也很少有用。因为总不能用未经消化的排泄物，只能用从自己血液中分泌出来的奶汁去营养别人。
五
假发是这类纯学者的恰当的象征。他们因缺乏自己的头发，才用大量旁人的头发来打扮头部；正如博学在于以大量旁人的思想装潢自己。那些假发当然不能很好、很妥帖地称为头部，也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顶用并适应一切目的，也不是扎根很稳固，也不是用坏了马上能从同一来源换来另外的头发，如同从自己的土壤长出来的一样。所以，连斯特恩也在他的《特里斯特拉姆·项狄》中冒昧地宣称，“自己的一两智慧胜似别人的一吨”。
事实上，再怎么渊博的学问之于天才，恰如植物标本之于不断新生、永远新鲜、永远年轻、永远变化着的植物界一样。没有什么二者的对比会大似评注家的博学与古人的天真烂漫之间的对比了。
六
客串，客串！——出于爱好和喜悦而研究一门学问或艺术的人们，常这样被那些为了利益而从事学问或艺术的人们所贬称；因为后者只欢喜这样挣得的金钱。这种贬称源于这样一种卑劣的信念，即除非为贫困、饥饿或其他某种贪欲所驱使，没有人会严肃认真地从事一项科目。公众也具有同样的看法，由此产生他们对于“专家”的普遍尊敬和对于客串者的不信任。事实上，客串者才把科目当作目的，而专家却只把它当作手段；但是，只有直接对科目感兴趣的人，出于爱好而从事这项科目的人，才会十分认真地对待它。最伟大的成就，永远是这样的人、而不是雇工们所能完成的。
七
须知歌德也是颜色理论中的一位客串。此处不妨多说几句！
为人愚蠢和为人低劣是被允许的。反之，道破愚蠢和低劣，竟是一桩罪行，是对淳风和全部礼貌的令人愤慨的破坏。——好一项明智的预防措施！然而，我必须置之于不顾，以便同德国人打开窗子说亮话。因为，我不得不说，歌德的颜色论的命运尖锐地表明了德国学术界的不诚实，否则就是毫无判断力：也许这两种高贵品质在这里互相捧场吧。伟大的有教养的公众追求舒适生活和消遣，所以凡非小说、戏剧或诗歌的东西全都弃置一旁。如果格外想读点什么以获得教益，他们首先等待那些熟知此处真正可获教益的人们的印鉴文书。而所谓熟知者，在他们眼中，是指的专家。这就是说，他们把靠某事为生者和为某事而生者混为一谈了。狄德罗就在《拉摩之侄》中说过，教授一门学科的人并非精通并认真从事这门学科的人，后者没有时间来教授它。前者仅靠这门学科为生，它对他们乃是“一头给他们供应奶油的好母牛”。——如果一个民族最伟大的心灵把一项科目作为自己毕生的主攻对象，如歌德之于颜色论，而未为世人认可，那么负担科学院费用的政府，有责任委托科学院组织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项科目，如同法国处理许多次要事物一样。否则要那些大模大样、坐着许多傻瓜胡吹乱侃的科学院干什么呢？意义重大的新真理很少会从它们那里产生，所以它们至少应当能够判断重大的成就，而且不得不依据职权来讲话。但是，柏林科学院院士林克先生在他的《自然科学入门》第一卷（1836）中，暂时为我们提供了他的院士判断力的一个试验。他先验地确信，他的大学同事黑格尔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而歌德的颜色论则是一篇拙作，因此在该书第四十七页把两人拉在一起这样说：“黑格尔在涉及牛顿时竭力进行最无节制的攻击，也许是出于对歌德的俯就吧——一件坏事应用一个坏字眼。”这位林克先生就这样厚着脸皮谈到一个可怜的江湖骗子对于全民族最伟大心灵的俯就。作为他的判断力和可笑的傲慢作风的样品，我从该书再援引说明上文的如下几段：“在深思熟虑方面，黑格尔超过了他的所有先驱：可以说，他们的哲学都在他的哲学面前黯然失色了。”（第三十二页）他还在第四十四页用下列一段话结束他对可怜的黑格尔在大学讲台上插科打诨的描述：“这就是学术界空前未见的最高形而上学洞察力之稳固而巍峨的大建筑。像这样的名言：‘对必然的思考就是自由；精神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伦理世界，自由在那里重新变成必然性’，使接近的精神充满了敬畏，而一旦被恰当地认识之后，这些话就为讲它们的人保证了不朽。”因为这位林克先生不仅是柏林科学院的院士，而且还属于德国学者共和国的名流甚至显贵，这些说法尤其因为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未受到斥责，便更可以充作德国判断力和德国正义感的样品。由此更可以了解，我的著作三十多年来被认为不值一顾，是怎么一回事了。
八
德国学者太可怜，谈不上耿直与正派。因此，旋转、纠缠、迁就别人而否认自己的信念，教授并写作自己所不信的东西，匍匐，谄媚，拉帮结派，把大臣、大人物、同僚、大学生、书商、评论家，简言之，所有头面人物都当作真理和见所未见的功勋加以尊重——这就是他们的行为和方法。他们于是通常成为一种瞻前顾后的瘪三。其结果，一般来说在德国文学中，特别是在哲学中，歪风邪气占上风到如此程度，可以期待它再也骗不了任何人，终于不起作用了。
九
此外，在学者共和国也像在其他共和国一样，人们欢喜一个默默走自己的路而不想显得比旁人更聪明的普通人。对于乖僻的头脑，人们则联合起来，把它们当作洪水猛兽来抵挡，而且——唉！——这些人乃是多数啊！
学者共和国的情况总的来说，恰如墨西哥共和国一样，那里每个人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追求自己的体面和势力，全然不管整体，于是整体便日见衰微了。在学者共和国，也是各人这样争取发展个人势力，以便挣得体面：他们同心协力所从事的唯一目的，就是不让一个真正优秀的头颅抬起来，如果它想表现自己的话；因为它对于大伙儿都是危险的。学术的整体将如何得了，自不难概见。
十
在教授和独立学者之间，自古就存在着某种对立，这种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可用狗和狼之间的对立来说明。
教授由于其地位，有很大便利条件，能为当代人所知。反之，独立的学者由于其地位，有很大便利条件，能为后代人所知；因为，要为后代人所知，除了其他许多希罕才赋外，还需要某种闲暇和独立性。
因为人类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现，他们应当注意谁；所以，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地产生作用。
总的说来，教授的厩料最适合于反刍类。反之，从自然之手接受其战利品的人们，以在露天旷野之中为好。
十一
一般说来，人类知识在各个部门中，绝大部分永久只存留在纸上，在书籍中，即在人类的书面记忆里。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在每一特定时期真正活跃在某些人的头脑中。其所以如此，主要由于人生的短促与无常，此外还由于人们疏懒成性和贪图享受。每个如白驹过隙的世代只从人类知识取得它刚好用得着的一切，很快它就死去了。大多数学者都很肤浅。接着来了新的充满希望的一代，它一无所知，必须从头开始学习一切；它再次从中吸取它所能理解的、或在其短促生涯所能需用的一切，然后同样死去了。如果没有文字和印刷，人类知识的状况该是何其糟糕啊。所以，只有图书馆才是人类可靠而又长存的记忆，人类的个别成员都只有一种非常狭隘而又不完全的记忆。所以，大多数学者都不愿他们的知识受到检验，如同商人之于他们的账簿一样。
人类知识向四面八方伸延，都是远无止境的，而一般值得知道的知识，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其千分之一。
由此观之，学问已扩展到那样一种宽度，谁想“有所成就”，就只应攻研完全特殊的一门，而不应兼顾其他。于是，他虽然在其本行中超过凡夫俗子，但在其他部门却仍属凡俗之列。再加上今天常见的对于古代语言（一知半解无济于事）的疏忽（一般古文化修养即由此而衰落），于是我们将看到在自己本行之外鲁钝如牛的学者了。——一般说来，一个别无所知的专门学者好比这样一个工人，他一生别的什么都不做，只给一种规定的工具或机器做规定的螺钉或钩子或把手，在这方面当然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熟练技巧。还可以把专门学者比作一个住在自己屋子里、从没出过门的人。在屋子里，他确切地知道一切，每层楼梯，每块角落，每个阳台，有点像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的夸西摩多一样；但是，一出屋子，他便觉得一切陌生而茫然了。——反之，真正的古文化修养绝对要求博识与总揽，因此高级意义上的学者当然需要某种通才。但是，谁想完全成为一位哲学家，就必须把人类知识最遥远的末梢都聚集到自己的头脑中来，试问它们还能聚集到另外什么地方去呢？——第一流的英才决不会成为专门学者。他们既是英才，正要把生存之整体作为自己的难题，他们每一个对于这个难题都以任何一种方式为人类提供了新的启示。因为，只有以事物之整体与伟大、本质与一般作为自己成果题目的人，而不是毕生孜孜于解答事物彼此间任何一种特殊关系的人，才配享有一个天才的称号。
一二
废除拉丁语作为共同的学者语言，从而在民族文学中引进小市民气，对于欧洲的学术界来说，是一桩真正的不幸。首先，因为只有利用拉丁语，才有过一个共同的学术界，每种问世的书籍都是直接面对这个总体的。但是，真正进行思考并善于判断的头脑，在整个欧洲毕竟为数甚少，如果再用语言限制把他们的论坛瓜分并拆散，那将无限地削弱他们有益的影响。加之，由出版者任意选择、由文学匠人制作的译本，乃是共同学者语言的一种拙劣代用品。因此，康德的哲学在短暂的辉映之后，就一直陷在德国判断力的泥淖中，而费希特、谢林，最后是黑格尔的伪科学的磷火倒在这上面享受它们闪烁的生命。因此，歌德的颜色论得不到公道。因此，我一直未受到注意。因此，明智而富于判断力的英国民族迄今仍为最可耻的迷信和教士监护制所降格。因此，法国声誉赫赫的物理学和动物学缺乏一种充足的相称的形而上学的支持和检验。例子还可以举得更多。此外，这个大缺点还连带着第二个更大的缺点：不再学习古代语文了。现在，在法国甚至在德国，忽视古文已占上风。《罗马法典》已于一八三〇年译成德语，这就是愚昧也就是野蛮进入整个学术基础即拉丁语的不可否认的标志。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即希腊作者，甚至拉丁作者，都被附加德语注释出版，这真是一种秽行，一种无耻。其真实原因（不论大人先生们如何装模作样）乃是，编者们不再懂得用拉丁语写作，而可爱的青年们高兴牵着他们的手走腐朽、愚昧和野蛮的道路。我曾经期望看到，文学报章上的这种做法将论功而受到谴责；但是，我不得不惊讶地发现，这一切竟然有条不紊地逃脱了一切责难。原来，评论家正是这种无知的庇护人，或者还是编者或出版者的神父。这种面面俱到的卑鄙行径在各种德国文学中还十分流行。
我还不得不抨击当前整日无耻地匍匐而来的特殊鄙陋，那就是，在科学书籍中，在地道学术性的、甚至由科学院编印的刊物中，用德语译文成段地援引着希腊作家、甚至（哦可耻！）拉丁作家的章句。呸！见鬼去吧！他们是为鞋匠和裁缝写作吗？——我要是相信这点，便会“删掉”很多东西。那么，请允许我老实说吧，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些下流坯子。——身上多些荣誉，口袋里少些金钱，让不学无术之辈痛感自己的微贱吧，别向他们的钱柜卑躬屈节。——对于希腊作家和拉丁作家而言，德语翻译正是这样一种代用品，恰如菊苣根之于咖啡，此外决不要相信它们的准确无讹。
事情糟到这个地步，那么再见吧，古代文化，高雅的趣味和高尚的鉴赏力！野蛮时代又回来了，尽管有铁路，电线和气球。我们终于因此丧失了我们祖先都享受过的一种长处。那就是，拉丁语不仅为我们开启了罗马古代，还能帮助我们直接认识欧洲所有国家的中世纪和向下数直到上世纪中叶的近代。因此，例如九世纪的斯科图斯·埃里根纳，十二世纪的约翰·封·沙利斯伯利，十三世纪的雷蒙·鲁利，连同其他百来人，都可以用这种语言直接同我对话，这种语言是他们一想到学术问题就自然精通的。因此，他们至今还能十分亲近地向我走来：我直接和他们发生接触，确确实实地结识了他们。如果他们每个人当时用他们那时的本国语言写作，情况又会怎样呢？连一半我也不会懂得，和他们发生真正的心灵接触更是不可能的：我看他们就像看远方天边的幻影，或者甚至得用译者的望远镜。为了预防这一点，培根如他自己所断言，后来曾经把他的“随笔”翻译成拉丁文，题目改成《诚实的训诫》；——不过，霍布斯在这方面帮助过他（参阅《托马斯·霍布斯传》，卡诺洛波利一六八一年，第二十二页）。
这里不妨顺便提到，如果爱国主义想在学术领域逞威风，那它实在是个不可容忍的龌龊家伙。因为还有什么比这种行为更其傲慢无礼的呢，在纯粹而普遍的人性被鼓动起来的地方，在只有真理、光明和美应当起作用的地方，却要把对于自己所属民族的偏爱放在天平上，于是从这方面考虑，便时而强奸真理，时而对其他民族的伟大才智不公道，以便表彰本民族较渺小的才智。但是，这种鄙陋性的例子，可以每天在欧洲所有民族的作家那里碰到；所以，它在伊利雅塔最可爱的《文学寓言》第三十三篇中也受到了嘲笑。
一三
为了改善学者的质量，牺牲他们十分多余的数量，应当从法律上规定：其一、不到二十岁，不能进大学；在上新生名册之前，先必须经过两门古代语文的严格考试。但是，上了名册之后，他还必须免除兵役，从而在那里获得他的第一份“博士生奖”。一个大学生有太多的东西要学，他不能无限制地为与其业务风马牛不相及的武器手艺荒废一年或更多时间；——且不说，他一旦变熟练了，就会损坏每个不学无术者（不论他是谁）对于学者自始至终应有的尊敬；是的，劳帕赫在喜剧《一百年前》中就“古代德骚人”对于一个应试者的阴谋暴行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野蛮。学者阶层天然免除兵役，并不会使军队趋于瓦解；但是，庸医、坏律师和坏法官、不学无术的教师和各种各样的江湖骗子的数目，倒可以因此而大大减少；——更何况每一段士兵生涯都会对未来的学者产生泄气的作用。——其二、应当从法律上规定，大学一年级学生必须专修哲学院的课程，在第二学年以前根本不让听三个高等学院的课程，但是后来神学生必须学两年，法学生学三年，医学生学四年才行。反之，在中学，课程只可限于古代语文、历史、数学和德语，而且越是在初年级，课程越应富于基础性。然而，因为数学天资是一种完全特殊的奇异的天资，和一个头脑的其他才能根本不相应，甚至根本不相通，所以对于数学课程应当把学生完全区别开来；所以谁在其他课程读选拔班，在这里只能读中级班，一点也不伤他的面子，反之亦然。只有这样，每个人才能按照其专门才具学到一点东西。
教授们当然不会支持上述建议，因为在他们看来，学生的数量重于质量；对于下述建议也会一样。授予学位应当毫无代价；与此同时，为教授们的利欲所玷污的博士学位，也才能恢复荣誉。为此，后来的国家考试，对于博士来说，也应当废止。
选自《叔本华随笔集》，绿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