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词典的解释简明扼要，却远未能描述大量阅读散见于各类纸（绢）本文献前后的题跋墨迹之余，产生的那种丰富而微妙的感觉。“手书题跋”作为涵盖艺术与文献两大领域的文体，其多样与灵活，体现在内容上，涉及人物、时事、掌故、鉴赏、学术乃至风俗、信仰；体现在文风上，或直抒胸臆，心手相应；或好整以暇，从容不迫；或言简意赅，备体而已；亦时有大块文章，连篇累牍。可谓水无常形，蔚为大观。
此外，本文将习称的“题跋”强调为“手书题跋”，亦别有用意——容易为当代习惯阅读刊印文字的学者忽略的是，“手书题跋”与经过整理的“刊印题跋”并不完全等同。从内容上说，二者的关系好似“稿本”与“印本”，从“手书题跋”到“刊印题跋”，讹误与疏漏往往会得到订补（当然也可能讹误更多，比如清末以来多次刊印、标点的黄丕烈题跋），但书写的“私密性”“自适感”和“时间点”会遭到消减，比如书写时的隐秘心思，涉及当时人事的敏感文字，书写时或“静观”或“对众”的不同笔意，书写时间等信息时常被删、略而去等等。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题跋作者结集刊印的自我审查时，有时也发生在后人整理前人题跋的过程中。
从形式上说，二者的差异更不啻云泥。手书题跋在颜色上以墨色为主，亦间有朱、黄、紫、绿诸色；书体上以楷、行为主，兼有篆、隶、草诸体，辅以朱色印鉴，可谓琳琅满目。不仅在整体观感上给人以美的享受，其昭示的递藏源流，聚散曲折，也使其在无形之中，成为原文献（书画、书籍、碑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字如其人”的传统观念下，赏鉴者还可以根据字迹的大、小、端、欹、秀、拙、凝、放，与历史给书写者们的“盖棺定论”相互参证，从书法角度一窥其人。
在题写位置上，手书题跋其实亦不限于文献前后，函套书衣，天头地角，字里画间，乃至夹签附笺，均可见前人留下的题跋手迹，在无意中亦可以透露给我们许多信息。如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绍兴御府书画式》云：“应搜访到法书，多系青阑道，绢衬背。唐名士多于阑道前后题跋。令庄宗古裁去上下阑道，捡高格者，随法书进呈，取旨捡用。依绍兴格式装褫。”[2]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唐代有题跋于原作四周的风气，只不过后来不再流行[3]。（图1）又如传世名画、法帖中的题跋，多书于卷、册前后余纸，以昭敬重。而有一位自诩“十全老人”的“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则经常不惜笔侵画芯，墨践隔水，动辄题跋（诗）、钤印数十，这些行为，都昭示了乾隆帝的满满自信、强烈的表达欲望和能力，以及最重要的——敬畏感的缺乏——这是我们在“刊印题跋”中无法体会的。（图2）
图2 王羲之书《快雪时晴帖》局部及乾隆跋、印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已做了太上皇的乾隆
题跋说“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
其实这个不到20页的册页已经被他题跋、题诗、附画到无以复加
与手书题跋相比，“刊印题跋”可谓“千篇一律”，不仅内容可能有所遗失，原题跋那些独特的风格、位置信息，也已不见其踪。更重要的，刊印本还可能打破题写场景，将一些实际属于题跋的文字归属于其他分类。比如文献后的题诗、题词，在题写场景下，与其他散文体的跋语是一体的、浑融的，但在收入作者文集时，却只会归入“诗”“词”卷，而不会归入“题跋”卷（对这一问题后文还有阐述）。业界有时将手书题跋称为“题跋真迹”[4]，这个“真”字，突出了手书题跋“保留更多原始痕迹”的特点，可谓一语中的。
明清以来，学者已经有意识地辑录手书题跋，许多墨迹亡佚的题跋，内容赖此而存。当代以来，随着书画、古籍珍品的大半公藏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存世海量手书题跋的价值，更从“文物性”扩展到“学术性”。其作为艺术史、版本目录学、印刷史、书籍史、阅读史、思想史、文化史研究重要的原始文献，受到广泛关注。各类题跋影印、整理著作层出不穷，有的已成体系和品牌。不过，绝大多数出版对象都是古代“刊印题跋”或其标点本，而绝少据“手书题跋原迹”校正、补充，是以讹误、删略得以延续，古今的连接却被打断——即到底哪些题跋原迹尚存，目前存在何处，书号多少，与传世的刊印题跋文字有何异同，题跋之后还有哪些递藏轨迹，往往并不反映在整理、影印本中。从这一角度来看，这种整理自然有很大的意义，但遗憾也是明显的。
好在近年来部分公藏单位和学术界亦有计划地整理、公布馆藏手书题跋，以孚众望。其规模较大者，书画题跋所见有《中国历代书画题跋精粹》[5]、《中国历代书画题跋注释集成》[6]。古籍题跋所见有《“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标点善本题跋集录》[7]、《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附版本考）》[8]、《天津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9]、《国家珍贵古籍题跋丛刊》[10]。碑帖题跋所见有《上海图书馆善本碑帖综录》[11]、《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碑帖综录》[12]、《国家图书馆未刊石刻题跋辑录》[13]等等。（图3）这些著作多将题跋手迹与释文同时刊出，满足了不同受众的需要。此外，《文献》《文津学志》等文献类刊物也长期刊登手书题跋考释论文，和前述题跋整理著作一道，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步。
2010年以来，笔者因工作机缘，参与了国家图书馆善本题跋的整理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各收藏单位题跋的审校。尤其是2020年至2021年，用前后半年时间，将三千余条、六十余万字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古籍题跋集中校阅两过。通过此项工作以及平时所阅多种书画题跋影像，笔者对手书题跋初步形成了一些粗浅的认识。偶言之于师友，多蒙勉励，故不揣浅陋，将部分研习笔记连缀成文，以就教于大雅君子。
本文拟以书籍题跋为中心，辅以书画、碑帖题跋中的用例，从组成要素、认定标准和 “异名”考辨三个方面，讨论手书题跋的几个基本问题。
笔者以为，仅仅依靠词典中的定义去理解手书题跋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根据阅读和整理实践，归纳手书题跋的要素，再一一拆解。归纳和拆解的过程，同时也是深入体察手书题跋丰富内涵的过程。
笔者认为，手书题跋，是由纸（绢）本文献（主要包括书画、书籍、碑帖）的创作（抄录）者或“收藏共同体”（包括而不限于收藏家及其同好、名流、后学等），题写在文献前后的文字。其形式灵活，以“收藏共同体”共同缔造的创作、收藏、赏鉴、校录、研究、流通、复制等“收藏活动”为中心，广泛涉及历史、时事、人情、学（艺）术等多个领域。
图4-2 明朱存理稿本《珊瑚木难·米元晖画卷》篇末朱氏题跋（国图8181）
定义、作者问题之外，本节拟从手书题跋的内容、署名、钤印三个方面，探讨其组成要素。
（一）内容
手书题跋的内容以对收藏活动的记录为中心。所谓“收藏活动”，是广义概念，实际上包括了文献的创作、收藏、赏鉴、校录、研究、流通乃至复制、刊印等一系列彼此相关的活动。在收藏活动持续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可能长达数十、数百乃至上千年），作为创作者、抄录者和“收藏共同体”的题写者，同时也在经历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也在经历世事治乱，生老病死，这些生命体验和人间感慨也自然而然地被他们形诸笔墨，融入题跋之中。这些内容，大大增加了手书题跋内容的鲜活感或厚重感，也成为每一个阅读、欣赏者深入与藏品共情的要径和捷径。
此外，手书题跋作为正式撰写的“序言”（前序、后序、跋语）的“变体”，其形式多数时候较为灵活、随性，平均不过百余字。少数长篇且论述严谨的题跋，多出现在晚清民国，已经和书籍前后刊印的“序跋”趋同，不是“手书题跋”的正体。（图5）
（二）署名
作为文体正式性的象征，手书题跋结尾多署有日期或作者姓名、字号。这也是其区别于文献中批校、评点、摘录等手书文字的重要特征之一。
明清以来，随着手书题跋作为一种传统的确立，其内容、书法愈加讲究，形式上也愈加正式，相当数量的题跋前后开始如其他书法作品一般钤有作者印章。这些钤印与题跋文字同时产生，为题跋而钤，该“题跋”实际上理应包括文字和钤印两部分内容。部分题跋整理著作并未著录题跋钤印，这也是一种遗憾。
这类题跋钤印，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图7-2 “节子题识”印（傅以礼）
图7-3 “应陛手记印”（韩应陛）
图7-4 “砚山题记”印（汪鋆）
图7-5 “茗生题记”印（邵锐）
图7-6 “茗理题记”印（章钰）
图7-7 “欣夫题记”印（王欣夫）
图7-8 “之诚题记”印（邓之诚）
图8-1 蒋溥题跋印
图8-2 汪由敦题跋印
图8-3 裘曰修题跋印
图8-4 观保题跋印
图8-5 董邦达题跋印
除了这些有明确信息的“题跋印”，有一些印鉴印文并不如上述诸印明确，但尺寸较小，多为姓名、字号章，也基本可以确定是专为书写题跋、题诗一类小字时所钤，如前述《滏水文集》书衣另有韩应陛蝇头小字短跋一则，后即钤一极小“渌卿”（韩氏字）印。
第二种情况更为常见，即将一些小印同时当作收藏印和“题跋用印”，既钤于书之卷端，也钤于题跋前后。正因系借用藏书印，有时也不甚讲究，用大印钤于小字题跋之后，与“印一般小于字”的书法惯例不合。
题跋用印的位置，往往参考了书法的章法，跋前之印，往往钤于文首之右上方；跋后之印，一般钤于署名之后（少量钤于姓名之上），整理时亦须将其位置描述清楚。关于题跋用印问题，笔者拟专文探讨，此不赘述。
在实际工作中，要将“题跋印”与“收藏印”区别开来，更要将同一方印章用作收藏印和用于题跋前后的情况区别开来。整理题跋时，仅著录“题跋印”或“题跋用印”，而不著录收藏印。尤其需要避免将钤于题跋附近、与题跋者不相干的他人收藏印著录为题跋用印的情况发生。（图9）
图9 此宋稿本《资治通鉴残稿》（国图17233）后朱德润、郑元祐跋，整理时应仅著录“朱氏泽民”“郑元祐印”“遂昌山樵”三印，其余印均非题跋印。
如前所论，“标准”题跋格式当如下文：
图10 宋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刻本《续幽怪录》卷四末黄丕烈跋（国图6944）
正如前文所阐述的，手书题跋虽然文体较灵活，但仍需要具备一些要素，有一定之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文体”范围得以扩大、演变，出现了一些“模糊地带”。其中部分书写形式本来各有所属，但又逐渐融入了题跋的一些要素，已经难以截然区分，是以在实践中，我们也将其与题跋一起整理。此外，本节也将讨论几种不属于题跋的情况。
（一）可以视作题跋的情况
除了前文所引黄丕烈跋这类典型者之外，校跋、题（观）款、部分题端（签）跋、题诗（词）也是“手书题跋”常见的形式。
1.校跋
书籍中常有收藏者的批校。批校往往针对书中的具体问题，书写在天头、地脚相应位置，一般不属于题跋。但与批校相关者，尚有“校跋”。这类“校跋”即“校勘跋”，是批校书籍者书于各卷首、末叶（有时也在天头、地脚出现），记录校勘情形、进度之题跋，往往有年月而无署名，或有署名而无年月，多数只有寥寥数语。其内容、格式、书写位置都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又符合题跋的基本要素。
近人中傅增湘先生最喜校书，因而此类校跋极多，但多未收入著名的《藏园群书题记》。已故王菡老师曾辑《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15]两册900余页（绝大部分是校跋），可见其数量之巨。
校跋之例如：
图11-2 明万历程荣刻汉魏丛书本《穆天子传》黄丕烈跋（津图Z146）
有些校跋文字过于简略，单独衡量，已与“标准”题跋相去甚远（如前引黄丕烈“饭毕校”三字），但综合考量，其属于一时段校勘行为的一部分，属于一组校跋之一，仍应归入“题跋”之列。如明抄本《古今杂剧》（国图774）各册有明清常道人赵琦美校跋多则，长者如“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二月十九日，校抄于小榖藏本。于即东阿榖峰于相公子也。清常道人记”（第七册《董秀英花月东墻记》卷末），短者如“于小榖本录校”（第十三册《陶母剪发待宾》卷末）甚至“于小谷（今按原字如此）本”（第十四册《宋上皇御断金凤钗》卷末），应以全局观念，一体视作校跋。（图12）
部分校跋叙述人事，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国图藏清嘉庆刻本王念孙《广雅疏证》（国图3021）各卷都有洪亮吉的点读和校跋，详细记录了嘉庆四年己未（1799）四月至八月，他在任教习庶吉士并于《实录》馆供职之余，点读、校勘王念孙赠书的全过程。但是校书未毕，他就因上疏直陈时弊，在八月二十五日辛亥被革职审讯[17]，随即“蒙恩”遣戍伊犁，数月后又戏剧性的被赦还乡。这段经历，不仅是洪亮吉人生的大起伏，也是嘉庆初期牵涉时局、轰动一时的大事。卷十上的末叶，洪亮吉时隔数年后补校全书完毕，再回忆这段历史，也是感慨万千：
综合而言，笔者以为“校跋”仍是题跋的一种，既不必区别著录，更不应略而不录。
2.题款、观款
《汉语大词典》对“题款”的定义是：“在书画、楹联、书信、礼品等上面题写上款或下款。”[18]而“上款”的定义是：“谓在书画等上端题写的受物者的姓名、称谓、事由等字样。”[19]下款则曰：“送人的字画、书籍，给人的信件等上面所写的自己的名字。”[20]
“款”在书写中有“题名”“署名”之意，“题款”原常见于书画之落款，少数只署名、号者称“穷款”；多数题款文字稍多，包含题写缘由、日期和署名，典型者如“某某先生雅属”（上款）、“某年月日某某敬书”（下款）。再多写几句，便成了“长款”，实际上与题跋无异。
在部分书籍题跋的著录中，目前也借用了书画中“题款”的说法。但实际上颇有不同，从各收藏单位所著录的“题款”用例[21]来看，有的是书籍收藏者之题名，往往不过寥寥数字。如：
图14 宋绍兴十七年（1147）婺州州学刻本《古三坟书》卷二末陆德懋“题款”（国图8691）
可以说，“题款”在书目中的著录，已经和其原始意义大为不同。很多题款与题跋无异，不同“题款”彼此间唯一可以找到的共同点，就是“文字较少”，实际上也可以视作一种“短跋”。这一概念何以被借用到古籍编目中？是否在编目前辈的观念中，这类文字和“题跋”是不同的，需要额外有一种叫法？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3.部分题端（签）
在书画引首、书籍前护叶以大字为之题名，称为题端。以签条置于书画包首、书籍书衣，为书画、书籍题名即是题签。一般的题端、题签自然不是题跋，但正如“穷款”不是题跋而“题款”“长款”即属题跋，题端（签）者在题名、署名之余，复又在其后或同签条上以小字记录了题写时间乃至感悟、纪事，往往大字用篆书、端楷，小字用小楷、行书，这样的题端（签），可以算作题跋的一种予以收录。如：
图15 清稿本《净因道人传》卷首孙星衍题端并跋（国图17243）
图16 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兴路儒学刻本《大戴礼记》木制书匣上刻俞樾题名并跋（国图10696）
部分被著录作“题款”者，实际上是题端，如：
4.题诗（词）
唐人文集中即多有题画之诗，存世书画、古籍上，亦时见有前人题诗（词）散见于诸家题跋之中，有时其前后还会附有一段相关的说明文字。如：
对于这类诗词，目前实际上存在两种分类方式。在作者本人或其友朋、后人为作者编定文集时，“诗”“词”和“题跋”一般均各自成卷，这类属于韵文的诗词一般归入“诗”“词”卷中，属于散文的其他跋文则归入“题跋”卷中。而题跋汇编尤其是手书题跋整理类著作，则多将此类诗词与其他散体跋文一同选入。
这两种做法各有其理。但如果站在手书题跋的角度，从书写场景来说，这类诗词虽是韵文，但与散文体题跋并无二致。面对同一文献，一众友朋同时或先后题写，有人题诗，有人题词，有人撰文（即如南宋书棚本《唐女郎鱼玄机诗》后的黄丕烈友朋文字），无疑均应属于题跋。此处还涉及到一个题跋文体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即“手书题跋”是不是只能是散体文？
对于这类诗词的著录，笔者赞同目前业界通行的处理方式，即仍著录为“某某题诗（词）”，这样便于诗词研究者从中搜集材料。而在题跋整理时，则亦将其收入。
（二）不属于题跋的情况
1.批校
批校包括批语（对书中内容的随文评论）、注释（对书中内容的解释）、校勘（对书中文字的本校、他校、理校等）和圈点（对书中内容的圈画和句读），除圈点直接施于原书文字之上，其余一般书写于天头、地脚相应位置。以国图藏明汲古阁刻本《剑南诗稿》（13874）为例，此本有鲍廷博朱墨二笔圈点及批校、题跋：
与批校关系密切的“校跋”，已详前文。难点在辨析何为批校，何为校跋，毕竟二者都是针对一书的原创性文字。一般而言校跋内容相对宏观，批校内容相对微观，校跋后有校勘日期或署名。但个别情况下二者亦不易分辨，只能酌情处理。如前引津图藏明万历程荣刻汉魏丛书本《穆天子传》卷首王渐刻书序天头黄丕烈墨笔云：
有时“批语”与“短跋”间亦不易区分。如国图藏蒙古中统二年（1261）段子成刻明修本《史记》（书号7342）卷首袁克文跋以该本为宋刻，出于蒙古中统本，袁跋天头有张元济书云：
这段话视作批语或题跋，似亦均无不可。
笔者个人的倾向是，凡批校中内容相对较宏观，或有署名、日期者，可以视作题跋（类似校跋）。
2.摘录
摘录与本书有关文字以为参考者，不属题跋。如河南省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沈一贯抄本《新编颜子》（1813）书前有罗振常书：
图19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沈一贯抄本《新编颜子》罗振常摘录（豫图 1813）
但如果在摘录原文后又有所评论，并有署名或日期，可以视作题跋。如国图藏元刻本《周易象义》（3344）书中红格夹叶上，季锡畴先摘录《永乐大典》中本书文字两段，复于其后云：
翻开各收藏单位的古籍书目，某人“跋”（“题跋”）、“题记”“题识”等各种说法并存不悖。细察之下，即可发现各馆对这些词语的使用，似乎各有其讲究，一般而言，有一种将三者有所区分的倾向。典型的例子如上图藏宋嘉定三年（1210）温陵庄夏刻本《东观余论》（754334-37），著录有“丰坊题记、项元汴跋、惠兆壬题识”。
笔者认为，“题跋”“题记”与“题识”三者虽然初始意义有所差别，但在明清以来用于古籍、书画等文献领域时，意思完全等同，彼此可以通用。本节拟结合史料，予以证明。
（一）题跋
以笔者管见，“题跋”一词并不见于宋前文献。其广泛使用，大约起于宋代，如沈括《梦溪笔谈》卷五“《菩萨蛮》墨本”谈及曾见唐昭宗《菩萨蛮》词墨迹“后人题跋多，盈巨轴矣”[24]，出现反而较“题记”“题识”为晚，只不过明清以降，成为文献前后“收藏共同体”手书留痕的指代用语，更为通用，故此处不赘述。
（二）题记
1.古人之用例
“题记”较早的用例，出现在前秦王嘉撰、梁萧绮录《拾遗记》卷四《秦始皇》节，言张仪、苏秦“非圣人之言不读。遇见坟典，行途无所题记，以墨书掌及股里，夜还而写之”[25]。此处“题记”当是“题写”“记录”之意。
唐人使用“题记”，多有在风景名胜之地“题名”（类似观款、题款）之意，类似“到此一游”。如颜真卿《华岳庙题名》云：
当然，面对各类景观，在“题名”之外，另有记叙或抒怀，是非常自然的。于是“题记”有时也就用于“颂”“记”“序”这一类文体结尾自署，有“撰写”“书写”之意，如释履空《浮屠颂》，末署“大唐景龙三年（709）岁次己酉题记”[28]。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末署“元和十三年（818）七月八日题记”[29]。李骘《题惠山寺诗序》，末署“咸通十年（869）二月一日，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中散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兼洪州刺史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骘题记”[30]。
《汉语大词典》中“题记”下的两个含义，第一个便是“就名胜古迹或有纪念性的文物等著文抒怀。亦指所著之文”，此即上文所论。
第二个含义为“文体名”，引清人姚华《论文后编》语云“而一文之后，有所题记（如《仪礼后记》，亦出汉儒。）后人称曰‘书后’，亦或曰‘跋’”，并云“鲁迅《南腔北调集》、《热风》、《坟》等均有《题记》专文” [31]。已经明确“题记”即是“题跋”，而鲁迅先生的诸篇《题记》，读来的感受，也不过就是创作者的白话文题跋而已（每篇都长约千余字）。
今试从史料角度，再对“题记”作为“题跋”的早期用例作一番梳理。
至迟在中唐时代，“题记”已经用于书画作品领域。唐武宗时人朱景玄在其《唐朝名画录》（又名《唐画断》）“神品下七人”中言张藻善绘松石，“所绘图障，人间至多。今宝应寺西院山水松石之壁，亦有题记。精巧之迹，可居神品也”[32]。称王维善画山水、松石，“故庾右丞宅有壁画山水兼题记，亦当时之妙。故山水、松石，并居妙上品”[33]。不过，这里的“题记”到底是指有较多内容的作者“题跋”，还是仅仅指作者“题名”或题款、落款，仍可以有不同理解。
到了宋代，题记仍多书写（刻石）于名胜之地，但有些用例，其篇幅、内容已经和“题跋”无异。北宋沈括《梦溪补笔谈》卷三记载“禁中旧有吴道子画钟馗，其卷首有唐人题记曰”：
其后直至清末民国，在书画、书籍领域，“题记”与“题跋”在使用上并无实质性的分别。
此外，学术界习惯将写本佛经后的一些文字称为“题记”：“有的记录这部佛经是哪些人翻译的；有的记录这些佛经是哪些人抄写的；有些记录为什么要抄写这些佛经等等。”[36]而将后世收藏者题写在写本佛经上的文字称为“题跋”。“题记”例如：
2.今日之著录
当代以来，部分收藏单位在著录中，有一种倾向，即将“较短的题跋”或者“观款”“题款”著录为“题记”，以与“标准题跋”加以区别。惟其依据尚不清楚。
如南图藏宋蔡琪家塾刻本《汉书》（112084）著录“卢文弨、朱文藻、黄丕烈、钱泰吉、胥绳武、丁丙跋”，又同时著录“鲍廷博、周广业、陈焯、钱馥、邵志纯、张燕昌题记”，细审之下，鲍廷博数人之“题记”，实际上都是观款，即：
图20 宋蔡琪家塾刻本《汉书》（南图112084）诸家“题记”（实为观款）
可能是编目成于长时、众手之故，各馆著录中仍时有例外，有时“题记”字数反而接近“长跋”。如国图藏宋刻本《百川学海》（7895）“刘占洪题记”（图21），暨南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何九畴刻本《白沙子全集》（ZS000209）“章炳麟题记”，长度均近200字，是“标准”的题跋长度。
图21 宋刻本《百川学海》（国图7895）“刘占洪题记”（实与“题跋”无异）
有时“题跋”字数反少于“题记”，如贵州省博物馆藏宋写本《放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B.1.208）著录“李恩庆题记”“周寿昌跋”，二者内容均讨论此经笔法、递藏等，并记题写岁月，并无大异，然李恩庆之“题记”长达近二百字，周寿昌之“跋”却不足百字。（图22）
图22-1 宋写本《放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贵博B.1.208）“李恩庆题记”
图22-2 宋写本《放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贵博B.1.208）“周寿昌跋”
（三）题识（zhì）
1.古人之用例
《汉语大辞典》对“题识（zhì）”主要有两类解释。其一云“写上标记”（动词）及“标记”（名词），“识”（zhì）即标记之意。所举例证为《三国志·魏志·华歆传》，言华歆之宾客、旧人向其“赠遗数百金。歆皆无所拒，密各题识，至临去，悉聚诸物，……众乃各留所赠，而服其德”[38]。这里是将友人的姓名及礼金标记下来，临行时按照标记退还。
更早的用例，出现在东汉。《仪礼·乡射礼》有“大夫之矢，则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句，郑玄注云：“言大夫之矢，则矢有题识也。”[39]这里的“题识”，也是某种标记之意。
其二云“犹题跋”及“犹题款”[40]，举南宋及其后例证数则。其实搜检史料，大约在唐代，“题识”已有题跋之意，但用例尚少。中晚唐时人张读所著《宣室志》卷九云：
到了宋代，以“题识”表示“题跋”的用例急剧增加。北宋苏颂《魏公题跋·题枯木赋》云：
关于“题识”出现于书画、书籍前后的时间，在明初宋濂的《题周母李氏墓铭后》中也得到了呼应：“梁太常卿任昉著《文章缘起》一卷，凡八十有五题，未尝有所谓题识者。题识之法，盖始见于唐而极盛于宋，前人旧迹或闇而弗彰，必假能言之士历道其故而申之，有如笺经家之疏云耳。非专事于虚辞也。昧者弗之察，往往建立轩名斋号，大书于首简，辄促人跋其后，露才之士复鼓噪而扶摇之。呜呼，何其俗尚之不美也！”[45]此外，这段话还表明了宋濂个人对题识的认识——“如笺经家之疏”——是对原作、原书的进一步解读。当然，这是与落入颂扬、炫才（“露才之士复鼓噪而扶摇之”）的“俗尚”判然有别的。
2.今日之著录
“题识”在各单位著录中，有时被视作“较短的题跋”。如上图藏稿本《元郭髯手写日记》（811025-28）著录“周尔墉题识”，内容为：“咸丰四年八月朔日，嘉禾周尔墉识，时客汴垣。”（图23）镇江市图书馆藏稿本《檀园字说》（9943）著录“谭献校并题识”，内容为：“同治二年癸亥十月廿有八日，谭献审定。”
有时又与其他题跋长短无异，如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隆庆刻本《皇明泳化类编》（14800）著录“罗振玉题识”200余字，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元刻明修本《纂图互注荀子》（善乙112.3/3382.01）著录“翁同龢题识”100余字。（图24）
此外，国图在区别著录“题跋”和“题识”时，有时会因题者自署而区别著录。如国图藏清抄本《元朝名臣事略》（11016）著录“陈鱣校跋并录黄丕烈题识 邓邦述跋”，三段文字均在100-200字，内容并无差别。著录作“录黄丕烈题识”，可能是因为黄跋末自署“荛翁黄丕烈识”。实际上陈鳣跋在描述黄跋时，已云“荛翁原跋，今并录之”，并未将“题识”与“题跋”别而视之。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国图编目前辈在某些时段倾向于将“过录跋”著录为“题识”，因此书目中“张三跋并录李四题识”的著录方式十分常见。（图25）
图25-2 清抄本《元朝名臣事略》（国图11016）“陈鳣校跋并录黄丕烈题识”
（四）“题记”“题识”与“题跋”完全等同
将“较短题跋”著录为“题记”的做法，依据何在？今尚不能明。但这一做法已实实在在的对今人的观念产生了影响，笔者在与同道交流中，仍有不少人持类似“题记是短跋”的观点。将“较短题跋”著录为“题识”，似尚有一定道理，毕竟在古代某些时候，“题识”与“题款”略同，而题款一般较短。
不过，唐宋以来，“题跋”“题记”“题识”三者在书画、书籍中的含义已经逐渐等同，前文所举史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清代以来的手书题跋中，题写者更时常将三者交替使用，已无论其长短。今举例说明其事。
以世所共知的缪荃孙辑《荛圃藏书题识》和潘祖荫辑《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为例，至少说明在潘、缪二公心中，“题识”等于“题跋”，无关“长短”。
再举傅增湘所著《藏园群书题记》为例，书中自撰《藏园群书题记初集识语》云“右题跋一百六十二首，皆昔年载于天津《国闻周报》者”[46]，又余嘉锡《旧序》云“（江安傅先生）每读一书，辄为题跋一首，叙板本之同异，辨字句之讹谬，烛照数计，既精且博。……凡所为又数百首，目之曰《藏园群书题记》，既镂板行世矣。……因检点近岁所为题跋，得百有六首，汇为续集”[47]，也说明在傅、余二公心中，“题记”等于“题跋”，无关“长短”。
若谓四公不信，请再举数例。
1.关于“题记”，笔者所知刻有“某某题记”印鉴者有数人，其所钤之跋语，有长有短，并无一定之规。
如章钰跋国图藏宋刻宋元明递修本《南齐书》（5236）约200字，跋国图藏清光绪四年（1878）铅印本《三朝北盟会编》（14574）31字（系“校跋”），均钤“茗理题记”印（图26）；跋清同治六年（1867）刻本《词选》（14642）32字（系“校跋”），后钤“式之题记”印。汪鋆跋国图藏稿本《文选楼鉴藏碑目》（17470）近200字，后钤“砚山题记”印。王欣夫跋国图藏明万历程荣刻汉魏丛书本《说苑》（17802）扉页约千字，跋同书卷七47字（系“校跋”），均钤“欣夫题记”印。邵锐跋国图藏清康熙二十七年（1698）顾氏依园刻本《石湖居士诗集》（4695）近200字，后钤“茗生题记”印。郑文焯跋国图藏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江标刻宋元名家词本《和清真词》（2177）34字（系“校跋”），后钤“石芝西堪题记”印。李放跋上图藏元刻本《十七史百将传》（789756-57）44字，后钤“浪翁题记”印。以上各条目前均著录作“某某跋”，而非按照作者印鉴，著录为“某某题记”。又如温州博物馆藏唐乾宁四年（897）写本《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2400）潘伯鹰观款云“壬寅小雪，观于就懦轩。伯鹰记”，著录作“题款”，而跋后作者自钤“伯鹰题记”印。（图27）
图27 唐乾宁四年（897）写本《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温博2400）潘伯鹰“题款”及“伯鹰题记”印
至于作者自署“题记”，亦屡见不鲜。其短者如国图藏清咸丰八年（1858）劳氏丹铅精舍抄本《敬斋古今黈》（8239）劳权跋“咸丰戊午十月常熟黄氏钞本影录并校一过，丹铅精舍题记”，自署为“题记”，实为“校跋”，著录作“校并跋”；上图藏宋刻本《婺本附音重言重意春秋经传集解》（828444-56）雷恺跋“宋本《春秋经传集解》，何君亚乾藏。乙酉冬日，雷恺读过题记。同观者，雷恪、永金、丁海涛、王瘦林”，自署为“题记”，实为“观款”，著录作“题识”。其长者如南开大学藏明万历二十年（1592）游朴刻本《孤树裒谈》（善857.16288）“张重威跋”600余字，自署“仪征张重威读竟题记”；南图藏宋刻本《龙川略志》附《别志》（顾0260）“曹元忠跋”700余字，自署“元忠锡福堂题记”；国图藏元刻本《国朝风雅》附《杂编》（7850）“罗振玉跋”800余字，自署“上虞罗振玉题记”。（图28）
图28-1元刻本《国朝风雅》附《杂编》（国图7850）“罗振玉跋”800余字，自署“上虞罗振玉题记”
图28-2元刻本《国朝风雅》附《杂编》（国图7850）“罗振玉跋”800余字，自署“上虞罗振玉题记”
2.关于“题识”，笔者所知刻有“某某题识”印鉴者有二人，其所钤之跋语，有长有短，并无一定之规。
如傅以礼跋国图藏明抄本《北堂书钞》（3910）500余字，跋国图藏清抄本《三垣笔记》（4820）61字（系“校跋”），跋国图藏稿本《存悔斋诗》（4408）16字（系“观款”），均钤“节子题识”印。傅增湘跋国图藏金刻本《栖霞长春子丘神仙磻溪集》（5241）千余字，首题“金刊《磻溪集》跋”，钤“藏园题识”印。（图29）
图29 金刻本《栖霞长春子丘神仙磻溪集》（国图5241）傅增湘长跋（局部）及“藏园题识”印
至于作者自署之“题识”（“识”），亦时有所见。其短者如国图藏宋绍熙福建刻本《纂图互注礼记》（7273）程恩泽跋“道光庚寅三月二日，古歙程恩泽观于芙川先生斋头，因识”，自署“（题）识”，实为“观款”。国图藏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周易本义》（13345）钱陆灿跋“丙辰年七月二十日，雨色阴晦，理完《周易》一部，时年六五。铁牛居士识”，自署“（题）识”，实为“校跋”，著录作“跋”。又如国图藏南宋初刻本《周易》（3337）中文嘉跋云“万历庚辰三月二日，文嘉阅”，实为“观款”，著录作“跋”，但后文文震孟跋却云“去先叔祖文水翁题识时，已五十二年矣”。其长者如国图藏宋刻元明递修本《古史》（8662）“杨守敬跋”400余字，杨氏自云“潘君明训以无意得之，嘱为题识”；上图藏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刻明修本《图绘宝鉴》（859679-80）“黄丕烈跋”400余字，黄氏自云“海宁陈简庄携此本示余，云是吴君兔床所储，属余题识”，署“黄丕烈识”。（图30）
笔者不惮辞费，列举以上例证，就是为了说明，古人题写在书籍、书画前后的文字，虽然有题跋、题识、题记等多种名称，但实际上，“题识”“题记”都可以视作题跋的“异名”，在使用和著录中不应存在差异，以“某某跋”著录即可。
本文草成后，多蒙陈先行、林世田、刘波、赵爱学、樊长远等师友指正，获益良多，并据以修订，藉此拜谢！
[1]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十二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329页。
[2] （宋）周密著，高心露、高虎子校点：《齐东野语》，齐鲁书社，2007年，66页。
[3] 如书于东晋时期的绢本《曹娥诔辞》卷（辽宁博物馆藏）墨迹左右及上方便有南朝梁满骞、唐怀充、徐僧权押署及唐怀素、韩愈等观款便是这种风气的体现。按：徐邦达先生《传世王羲之书〈曹娥碑〉墨迹考辨》断原作与题跋均为晚唐开成四年以后临写者（上海书画出版社编：《书学论集 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论文选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241-247页），即使如此，其也保留了原作的原始题写状态。
[4] 此类“题跋真迹”，仅就墨迹而言，不包括文字的标点、释读。其出版成果详后文。
[5] 曹建主编：《中国历代书画题跋精粹》，重庆出版社，2016年。
[6] 陈传席主编：《中国历代书画题跋注释集成》，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年。
[7] “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1982年。“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标点善本题跋真迹》，“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1992年。
[8] 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附版本考）》，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
[9] 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上海辞书出版社，2022年。
[10]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珍贵古籍题跋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
[11] 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善本碑帖综录》，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
[12]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碑帖综录》，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年。
[13] 卢芳玉整理：《国家图书馆未刊石刻题跋辑录》，凤凰出版社，2021年。
[14] 此处“国图”指“中国国家图书馆”，“17773”为索书号，下同。另本文中“上海图书馆”省称“上图”，“南京图书馆”省称“南图”，“天津图书馆”省称“津图”。
[15] 傅增湘著，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华书局，2013年。
[16] 此据国图藏明嘉靖十三年（1534）黄省曾刻本《水经注》（书号8096）韩应陛过录冯梦祯跋。
[17] 《清实录》第二八册《仁宗睿皇帝实录》卷四九，中华书局，1986年，637页。
[18]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十二卷上，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329页。
[19]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一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287页。
[20]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一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324页。
[21] 按：本节“题款”“观款”之著录，均据“中华古籍网”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数据库”（http://202.96.31.79/nlcab/public!mlSearch.action）所示。
[22] 此跋系从别本裁下装入此本者。
[23] 今按原书即为“鱼”。
[24] （宋）沈括著，金良年校点：《梦溪笔谈》，齐鲁书社，2007年，32页。
[25] （前秦）王嘉撰，（梁）萧绮录，林嵩点校：《王子年拾遗记》，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73页。
[26] 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三三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3891页。原文为句读，标点为笔者所加，下同。
[27]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7246页。
[28]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5611页。
[29] （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99年，932-933页。
[30] 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七二四，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8306页。
[31]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十二卷上，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329页。
[32] （唐）朱景玄著，吴企明校注：《唐朝名画录校注》，黄山书社，2016年，52页。
[33] 《唐朝名画录校注》，129页。
[34] 《梦溪笔谈》，202-203页。
[35] （宋）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三三，明崇祯八年（1635）顾凝远诗瘦阁刻本，二十四叶。
[36] 方广锠：《佛教典籍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104页。
[37] 以上四例分别见于池田温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72页、94页、99页、106页（括号内说明亦依据该书著录）。此书及相关信息承刘波兄指示。另林世田先生指出此四例中部分题记原跋已佚，现存文字系辗转过录，已非严格意义上的“手书题跋”。因四段文字内容上各有侧重，较有代表性，今暂留存，特此说明，并于林、刘二位师友同致谢忱。
[38]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401页。
[39]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汉魏古注十三经》，中华书局，1998年，57页。
[40]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十二卷上，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332页。
[41] 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第3册《宣室志》，三秦出版社，2012年，2086页。
[42] （宋）苏颂撰，（明）毛晋订：《魏公题跋》，商务印书馆，1936年，1页。
[43] （宋）董逌：《广川书跋》卷六，明崇祯间虞山毛氏汲古阁津逮秘书本，第二叶。
[44] （宋）周密著，高心露、高虎子校点：《齐东野语》，齐鲁书社，2007年，61页。
[45] （明）宋濂：《宋学士全集》第2册《銮坡前集》卷十，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695页。
[46]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正文前第7页。
[47] 《藏园群书题记》，正文前第1页。
刘鹏，198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古代文学博士。现就职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组，任研究馆员。出版有《清代藏书史论稿》《毗陵集校注》（与李桃合著）等。目前主要致力于古籍版本学、清代藏书史研究。
劉鵬丨藏園片玉——傅增湘先生捐書檔案、題字、書前畫像、詩作數種捃拾
劉鵬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國立北平圖書館合組中日戰事史料征輯會史事編年
刘鹏丨刘季平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前期 （1975.10-1978.03）筹备工作——以国家图书馆档案中的刘季平文稿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