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近代名人文集丛刊：高语罕卷》全二十册出版

近代名人文集丛刊：高语罕卷（全二十册）

编 著 者：王军 编

ISBN：978-7-5013-8026-8

定价：16000元

装帧开本：精装 16开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强起來的偉大飛躍，正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强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

回望一百多年前，在中國共産黨成立前後，中國共産黨人秉持爲中國人民謀幸福、爲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李大釗、陳獨秀、李達、李漢俊、楊匏安、瞿秋白、蔡和森等用白話文傳播馬克思主義，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開了先河，而中共早期黨員高語罕在其中做出了突出貢獻。

高語罕（一八八七年八月一日—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安徽壽縣正陽關人，中共早期建黨建團建軍的先行者，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健將。他是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傳播的先行者（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説研究會成員），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籌建者，黄埔軍校政治主任教官，國民黨二大宣言的起草者，南昌起義《中央委員宣言》的起草者。高語罕著述頗豐，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他在中國思想文化界有很大影響。

在中共建黨初期，高語罕編譯了宣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思想的《辨證法經典》《理論與實踐——從辨證法唯物論的立場出發》《近代唯物論史》以及作爲馬克思主義來源的《康德的辨證法》《斐希特的辨證法》和黑格爾《歷史哲學綱要》等著作。高語罕在國内較早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九二八年），他翻譯的黑格爾《歷史哲學綱要》（一九三二年）也是國内第一個翻譯版本。高語罕撰寫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白話書信》（一九二一年）、《白話書信二集》（一九二六年）、《理論與實踐——從辨證法唯物論的立場出發》（一九三〇年），它們是我國歷史上最早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的通俗著作。《白話書信》比艾思奇所著《大衆哲學》（一九三六年）早了十五年。高語罕還撰寫了《中國思想界的奥伏赫變》，以及懷念爲革命而犧牲的戰友的《百花亭畔》《九死一生記》，宣傳抗戰的《烽火歸來》《一日一談》《入蜀前後》等著作。此外，他還撰寫了引導青年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把個人前途和社會問題、國家命運聯繋起來，爲中國未來撒播革命火種的《青年書信》《讀者顧問集》《國文作法》《紅樓夢寶藏六講》等著作，留下了大量珍貴的史料。

早在一九一六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青年雜志》）之初，高語罕即在上面發表了《青年之敵》《青年與國家之前途》《青島茹痛記》等文章。高語罕同陳獨秀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相識，後來在安慶獨立、“二次革命”、日本留學時多次共事。一九二〇年八月，中國共産黨上海發起組成立，“他（引者注：指陳獨秀）自己則擔任在南京、安慶、蕪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發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他的老友著名學者高語罕那時正在安徽教書，是最先響應的人”。一九二〇年十月，李大釗、張申府發起成立北京共産主義小組。高語罕與李大釗在日本留學時即相識，經李大釗介紹，加入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説研究會。張申府回憶：“後來北京又發展了高語罕、劉仁静、鄧中夏、羅章龍等，他們都是北大的學生。”毛澤東向斯諾回憶建黨初期的情况：“在德國也組織了中國共産黨，衹是時間稍後一些，黨員有高語罕、朱德（現任紅軍總司令）和張申府（現任清華大學教授）。”高語罕回憶組織德國共産黨的情况時説：“他（引者注：指史叔隱）和孫炳文、朱德、章伯鈞等之加入共産黨及國民黨，皆經我一手包辦。

高語罕由於致力於宣傳馬克思主義，曾被國民黨當局污蔑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老妖精”。高語罕的著述内容廣泛，涉及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文學、文化思想史等各個方面，許多論點經歷了時間的考驗，爲時代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對我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努力創造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具有重要的啓迪意義。高語罕著作宜抓緊收集、編輯，否則散佚的可能性增大。這也是一項搶救文獻的工作，非常緊迫，時不我待。有鑒於此，我們在儘可能將高語罕的作品收集完全的基礎上，推出《近代名人文集叢刊：高語罕卷》，輯録高語罕著作三十二種，按其著作發表的時間順序編輯出版，供中國共産黨黨史研究者、現代中國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研究者使用。

一、高語罕的生卒年

高語罕的生卒年月一直是個謎。至今所見的一般資料，大都認爲高語罕生於一八八八年，卒於一九四八年。二〇一一年以來，拙著《高語罕傳》《高語罕年譜》《〈九死一生記〉評注》等出版，厘清了高語罕的生卒年。《民主與統一》一九四七年第三十三期《悼高語罕先生》載：“據二十四日南京電，高語罕患胃癌不治，於二十三日晨在此間逝世，享年六十一。”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志》載：“高語罕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卒於南京。”近年發現許多直接證據，均可證實高語罕卒於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比如南京《新民報晚刊》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刊登《高語罕今入殮》，明確指出“今晨零時半溘然長逝”；四月二十四日刊登《高語罕先生的死》；五月一日刊登《悼高語罕先生》。據此，高語罕卒年應是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由高語罕享年六十一歲（虚歲）前推，他應生於一八八七年。高語罕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二日爲程浩《節制生育問題》寫的序文，自言“行年今年三十有八”，按照當時慣用的虚歲計，可推知高語罕的生年爲一八八七年。高語罕的第一本小説集《犧牲者》，以自己爲原型的“壽兒”屬豬，一八八七年正是農曆丁亥豬年。根據高語罕妹妹高玉英生前的回憶，高語罕出生於陰曆七月初，當時打雷下雨，再根據高語罕著述及其他佐證資料，可確定高語罕出生於一八八七年八月一日。

二、高語罕的曾用名

高語罕乳名高超，學名高世素，在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後赴日本留學時改名高語罕，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遭到國民黨通緝後，使用化名戈魯陽、程始仁、王靈皋、王瑞霖、張其柯、王若水、王靈均等，直到一九三七年國共合作後纔恢復使用高語罕本名。高語罕的著作一經出版，即引起讀者特别是青年朋友的歡迎，也遭到國民黨當局的查禁。僅其在亞東圖書館出版的遭禁圖書就包括：《白話書信》（“宣傳共産主義”“言論反動、普羅意識”）、《百花亭畔》（“言論反動、普羅意識”）、《青年女子書信》（“觸犯審查標准”）、《作文與人生》（“立論偏激，强調階級對立”）、《犧牲者》（“思想偏激，强調階級對立”）、《讀者顧問集》（“鼓吹階級鬥争”）等。這是高語罕頻繁使用化名的主要原因。由於這些著作長期湮没在歷史的長河中，高語罕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衆化的巨大貢獻也就不爲人所知。下面略舉數例，探討高語罕使用化名的可能用意。

亞東圖書館一九二八年出版高語罕的小説《犧牲者》，使用的署名是“戈魯陽”。《淮南子》一書裏有“魯陽揮戈”的典故，高語罕的故鄉壽縣，即淮南王劉向撰寫《淮南子》的地方，高語罕用這個化名也許是表示紀念家鄉之意。一九三九年《犧牲者》六版時恢復使用高語罕本名，此時已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高語罕不再遭到當局通緝。

亞東圖書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戴博林著、高語罕譯的《康德的辨證法》，一九三〇年出版的高語罕編譯的《辨證法經典》，均署名“程始仁”。一九三七年《辨證法經典》第三版出版，署名恢復“高語罕”。高語罕以“程始仁”爲名發表的作品還有他翻譯的斐希特《知識學基礎》，一九三六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程始仁”這個化名可能是“城市人”之意。高語罕二十五歲之前始終在安徽壽縣、鳳陽、安慶等地活動，之後去日本學習兩年，歸國後又在上海、蕪湖活動多年；後又去德國學習三年，再次歸國後在上海大學四個月，又到廣州三個月；回到上海不到一年又去武漢，再待了不到五個月又因南昌起義到處奔波，終於定居上海，可謂是“城市人”了。

一九三〇年，高語罕翻譯普列漢諾夫的《近代唯物論史》，以“王若水”爲名由上海泰東書局出版。一九三二年，陳獨秀入獄後，和高語罕有許多通信，高語罕化名“王靈均”。一九三三年，高語罕以“王靈均”爲名，出版《讀者顧問集》，集結了他在上海申報館主持“讀者顧問欄”期間與讀者往來的書信，由上海申報館出版。一九三六年，高語罕以“王瑞霖”的化名對馬相伯進行訪談，後由上海新城書局結集出版《一日一談》。以上“王若水”“王靈均”“王瑞霖”三個化名皆以王爲姓，顯然是用了其夫人王麗立的姓氏。淮南深受楚文化影響，楚文化的代表即是屈原的《離騷》。高語罕在被迫離開黄埔軍校時曾作詩一首：“《離騷》讀罷聽悲笳，入夜江聲走萬蛇。曾住此間三月暮，而今一水是天涯。”這首詩在大革命時期曾廣爲流傳。屈原名平，字靈均。所以高語罕可能是以王麗立之“王”加上屈靈均之“靈均”化名“王靈均”。高語罕還有一個化名“王靈皋”，他以此名出版了《國文評選》《作文與人生》《中國思想界的奥伏赫變》以及“中國内亂外禍歷史叢書”中的《崇禎長編》《甲申傳信録》《虎口餘生記》，此外還以此名翻譯了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綱要》。“皋”的本義是“水邊”，可能高語罕在因環境惡化不斷搬遷的過程中，有一度是住在水邊，或即黄浦江邊。

高語罕還有一個經常使用的化名是“張其柯”，最早見於亞東圖書館一九三〇年出版的《理論與實踐——從辨證法唯物論的立場出發》。一九三二年現代書局出版《青年書信》、一九三四年亞東圖書館出版《青年女子書信》均使用“張其柯”這個化名。《詩經·豳風·伐柯》裏有“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意思是按一定方法，就能砍伐到做斧柄的木料。大革命失敗後，許多人陷於幻滅、悲哀和失望，有許多青年不太瞭解唯物史觀。高語罕决定寫一本解釋唯物史觀的通俗的小册子，闡發革命、階級鬥争、唯物史觀等問題，强調“唯物史觀當然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肯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大指導作用，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起源、唯物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哲學的最高問題，以及唯物史觀的一些重大問題如經濟基礎决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和社會意識等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等。同時，在《青年書信》中，他向一般青年學生介紹研究文學、進行文學創作的方法，致力於啓發青年的思想。這個化名的使用，意在爲青年指明學習唯物史觀和作文方法的路徑。

必須説明的是，高語罕的曾用名遠不止這些，他的化名在《白話書信》《白話書信二集》《理論與實踐——從辨證法唯物論的立場出發》等著作裏比比皆是。正如他在《白話書信》第一版序言中所説：“實在和人往來和論事、論學的書信，不過十之一；其餘皆是‘亡是公’‘烏有先生’。”此外，高語罕以“佚名”爲名出版了《死後》（上海某書局一九二八年版）。高語罕還有《幾行血淚》的書稿未出版，在日寇侵入租界時由亞東圖書館自行銷毁。

三、高語罕的著作

《近代名人文集叢刊：高語罕卷》共輯録高語罕著作三十二種。下面分别進行介紹。

（一）《白話書信》。一九二一年一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總共發行三十九版。《叢刊》所收爲一九二一年四月再版本，由高語罕的學生錢杏邨（阿英）做了精心校對。《白話書信》是高語罕的第一部著作，第一版收一百封書信，第四版收一百零六封書信，分爲自序、緒論、家庭書信、社交書信、工商書信、論學書信六個部分。這本書是高語罕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思想觀點的集中體現，“每篇皆含有社會極切要、亟待解决的問題”。該書采用書信體的形式宣傳新思想、新文化，其家庭書信涉及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社交書信論社會的不平和政局的黑暗，工商書信講勞工痛苦和資本剥削，論學書信則以通俗的文字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創了馬克思主義通俗化、大衆化的先河。這本書宣傳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産黨宣言》，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如階級鬥争、剩餘價值、唯物史觀、無産階級專政均做了通俗淺顯的介紹，并且充分肯定和贊揚了俄國十月革命和以列寧爲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及其蘇維埃政權。“科學底社會主義，到德國學者馬克思纔發明。他是主張：人類底歷史就是‘階級鬥争’（class war）的歷史；人類歷史的變動，思意底變遷，都是受經濟變動，物質變動的影響。因此便組成他的‘唯物史觀’底哲學（the theory of materialism）；談到社會主義，莫不以馬克思爲老祖宗。” 這部書與陳獨秀《獨秀文存》、胡適《嘗試集》一起，成爲亞東圖書館當時最暢銷的三部書。一九一六年秋，高語罕赴蕪湖安徽省立五中任教，業餘時同劉希平等舉辦工讀學校、商業夜校，免費給工人和青年店員授課，這本書就是當時的教材。高語罕在這個時期的學生，如蔣光慈、錢杏邨（阿英）、李克農、李宗鄴、曹淵、孫一中等，都從中受益，後來爲革命做出了貢獻。一九二二年二月，亞東圖書館的圖書廣告介紹這本書“不但教授一般書信的知識，并且啓發青年文學的興趣，引導他們順應時代的思潮。已有許多學校采用爲課本”。這本書屢遭國民黨當局查禁，却一版再版，至一九三二年八月，共出了二十七版，每版五千部，約十四萬部。此外，北京、廣州、漢口均有翻印，總計二十餘萬部。這本書影響了無數青年志士，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二）《白話書信二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出版，自印本，署名高語罕編。《叢刊》所收爲一九二七年再版本。一九二五年八月，高語罕從德國回國，在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工作，并在上海大學任教。一九二六年一月他參加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與汪精衞、邵力子共同起草二大宣言，并當選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隨後出任黄埔軍校政治主任教官、入伍生部黨代表。三月二十日，親歷“中山艦事件”，與惲代英、鄧演達、張治中一起被蔣介石指斥爲“黄埔四凶”。隨後，高語罕在演講中提出“打倒南方的段祺瑞”，因影射蔣介石而被驅逐。高語罕在離開黄埔軍校時曾作詩一首：“卸却戎裝又儒裝，平生書劍幾行藏。踉蹌浮海非高隱，祠罷中山祠馬昂。”馬昂即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簡稱。高語罕離開廣州回到上海，這部書就是在上海時期完成的，共包括家庭書信、社交書信、論學書信三編八十一封。其中，第二編是社交書信，包括德國無産階級與五卅運動的内容；第三編是論學書信，包括教育與政治、黨代表的制度等内容，主要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最新的時事政治情况。此時，高語罕的思想已經起了極大的變化，這本書相比《白話書信》更加系統化、民衆化。該書保存了許多重要文獻。比如，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蔣介石散發《校長宴會全體黨代表訓話對中山艦案有關係的經過之事實》的小册子，同日，高語罕在上海發表《一封公開信——致蔣介石先生》，該信即收入本書：“我老子娘生下我來，就是這付骨頭！性子戇直，心直口快。但是我却有一個好處：曉得一個人，尤其是一個革命黨人，若是自己不能受人批評，不能公開的承認自己的過失，甚至還去文過飾非，那便是自絶他的政治生命。”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九日，高語罕在上海爲初版本作序。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他擔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特别宣傳委員會委員時，於發動起義後的第五天夜裏十二點爲再版本作序：“這本書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高潮中的産物，一方面代表革命高潮中的蓬勃的興奮，然而另一方面，也就象徵這一高潮中之退落的必然和它的錯誤的行程。”“它包含有當時極重要的歷史文件，可惜因其他問題，當時第一版五千部兩月而盡之後，就絶版了。”據查，此書目前僅存兩本，其中江西省圖書館藏一九二七年三月再版本，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藏一九二七年五月第三版，封面有“第八師師黨部購置”字樣，爲葉劍英藏書、國家三級文物。

（三）《廣州紀游》。一九二二年二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叢刊》所收爲一九二二年初版本。《廣州紀游》是根據一九二一年十月至十一月高語罕去廣州參加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七次會議時的日記編纂而成。該書記述了參會情况及廣州的文化、文物古迹和教育狀况，書後還附有廣東省工會及市政法案三篇。高語罕强調，工人要受到相當的教育，“我們工人對於資本家的武器：第一是怠業，第二是罷工，最後一步是社會革命。以我看來：我們中國的工人，目前所急切的是要求待遇改善。而重要的要求，還是使工人自身和子弟都要獲得均等的受相當教育的權利！”一九二二年二月，亞東圖書館的圖書廣告介紹，“研究教育新制者不可不讀，關心廣州市政者不可不讀。以客觀的眼光觀察其市政，教育，社會之狀况，而用日記的體裁寫出，俾留心國事者之參考”。

（四）《國文作法》。一九二二年八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叢刊》所收爲一九二七年二月第七版。《國文作法》至一九三三年九月出了第十三版。這本書將文章分爲叙述文、描寫文、解説文、論辯文，這與當代的“五分法”不管是實質性内容還是名稱用語都已較爲靠近。高語罕强調要避免偏見，要有民衆的立場，用客觀的眼光、平衡的心理、唯物史觀的主義、謙虚誠懇的態度來寫作，“我們事事站在民衆的場所，説出話來，作出文來，當然光明正大”。這部書所建立的寫作學初步體系，以及確立的寫作原則、寫作要領、寫作方法等，至今仍有啓迪和借鑒意義，在寫作實踐和寫作學研究中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一九二二年二月，中國共産黨以中華女界聯合會的名義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創辦平民女校，分高級班和低級班。高級班中，陳獨秀教社會學，高語罕教語文，邵力子教古文，陳望道教作文，沈雁冰（茅盾）、沈澤民等教英文，李達教馬克思主義理論。上海平民女校開辦了八個多月，招收了三十多名學員，包括丁玲（後爲著名作家）、王劍虹（後爲瞿秋白夫人）、錢希均（後爲毛澤民夫人）、王一知（後爲張太雷夫人）等。除校長李達外，高語罕是唯一住校的老師。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共二大即在高語罕寓所的對面召開。高語罕自編教材，所選内容都是適應新思潮又適用於平民的，後來他把這些教材整理爲《國文作法》。“此書强半爲吾在上海平民女校之講演，其餘則今夏浪游西湖時續成之作也。夫爲文本無成法；文成而法立。今兹所言，其亦不免‘代大匠斫’之譏乎？然青年男女或由是而於文字組織與研究，得知所從入焉，是亦作者半年勞作之成功矣。若曰，此則方圓之規矩，五音之六律也，爲文之道，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則吾豈敢？”高語罕認爲：“有天才的作家常常叙一兩件瑣屑的事情，便可以代表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生活和情感；或代表一個人的品格，性情，事業，學問……”“譬如曹雪芹做紅樓，寫林黛玉，她的一書，一畫，一榻，一几，一山，一石，一言，一笑，一舉，一動，皆足以表現林黛玉的精神。施耐庵做水滸，寫武松打虎和李逵打虎，各有各的個性和精神，舉凡一拳，一脚，一跳，一躍，虎的騰挪呼嘯，和他們挣扎撕拼的情形，都有特殊的表現，不容人家張冠李戴。”同時，高語罕還教育學員要用辯證的觀點去看待人物和事物。“譬如我們現在看康有爲，不過是個老頑固。其實廿年前，前清政府看他，也就同現在政府看革命黨和過激黨一樣，然而現在的政治革命的思想的進步若果尋流溯源，康有爲不能説没有功勞。”“立場就是立脚點。”“站在奉天方面説話，固然不對，站在直隸方面説話也不對，就是站在孫中山方面説話也未見其可。因爲直勝不能有利於人民，奉勝更不能有利於人民，就是孫中山會師武漢，也不見得真正就能有利於人民，我們對於他們的行動，簡直要拿平等的眼光去看，自己要站在民衆的地位。”“這雖是前幾十年馬克斯和恩格爾他們的理想，然而那時已確信必有見諸施行的一日，還是可以算得確切的事實。”

（五）《現代的公民》（又名《公民常識》）。一九二七年五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叢刊》所收爲一九二七年初版本。這本書的内容包括家族、學校、社會、國家、國家的機能、社會問題、帝國主義、中國經濟政治狀况、中國的國民革命、國際情勢及結論等部分。高語罕認爲，“中國國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呼籲中國現代的公民成爲革命的民衆。“用《論語》《孟子》《三字經》《百家姓》去教兒童，和用胡適譯的短篇小説，《三國演義》《水滸》《儒林外史》等等去教學生，結果必大相逕庭。若用《獨秀文存》《共産主義的ABC》《列寧主義概論》《白話書信》與《白話書信二集》做教材，結果更不可以道里計。前者是方法上的不同，後者是内容上的不同。”這本書鮮明地表現了高語罕的政治主張、革命精神和愛國情懷，“這本書是我在國民革命軍進攻蘇杭的血戰中，在北方農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走狗的血戰中，在上海市民，工人，學生反抗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孫傳芳、張宗昌、李寶章的血戰中，在中國國民黨多數中央委員反對一二領袖與日本帝國主義妥協違犯中山遺教的危機的争鬥中做的。”“青年們！革命的青年們！我們是現在或將來社會生活的虎虎的動力，我們是那掀天撞地的大海潮，我們是那具有無限的將來的蒼蒼凉凉的朝日，我們是那飛翔天空，歌唱春曲以愉樂人類的百靈鳥！但是，我們對於那任何黑暗勢力，却是那在山的虎豹，冰霜棱棱的寶刀！”“是血！是淚！是憤怒！是全民族反抗壓迫的殺聲！——鏦鏦錚錚，金鐵皆鳴！海上東風吹萬弩，滚滚江濤帶血腥！中國現代的公民！——全國革命的民衆！敬獻此書以當鼙鼓！”這本書出版的同時，高語罕旋即赴武漢出任漢口《民國日報》總主筆，後由沈雁冰（茅盾）接任。高語罕連續發表了《反對與打倒》等抨擊蔣介石的十四篇社論，被譽爲武漢反蔣的“三尊大炮”之一。

（六）《犧牲者》。一九二八年四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署名“戈魯陽”。《叢刊》所收爲一九二八年十月再版本。至一九三一年九月，這本書出至第四版。它是高語罕的第一本小説集，由幾篇短篇小説組成，大致是叙述高語罕兒童時代的生活，包括家庭教育及少年時代的苦悶、婚姻問題、求學問題等生活片段。高語罕一生的行爲和品格，也可以在這部小説集裏找到根據。一九二七年南昌起義後，高語罕遭到國民黨政府通緝，隨軍撤往廣東，後在澳門楊匏安家暫避。年底同楊匏安、羅綺園一同返回上海，暫住楊匏安親戚家，靠老友汪孟鄒以稿費接濟。後來又同女友王麗立租住上海亭子間，撰述度日，在此期間寫了這本書。一九三九年第六版時，署名從“戈魯陽”改爲“高語罕”。

（七）《現代情書》。本書共有三集，第一集一九二九年三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至一九四〇年九月出至第八版，《叢刊》所收爲一九四〇年第八版；第二集一九二九年三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至一九四一年三月出至第八版，《叢刊》所收爲一九四一年第八版；第三集一九二九年八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至一九三二年十月出至第五版，《叢刊》所收爲一九三二年第五版。前兩集署名高語罕著，第三集署名張其柯編。一九二九年九月五日，高語罕爲第一集再版作序時進行了説明：“本書所表現的事實，直到現在，還是數見不鮮。我們每天都可以在社會上看見青年男女所演的愛情的悲劇，最近觀於陸（根榮）、黄（慧如）戀愛的失敗而益信。這一事實伏着極深遠，極複雜的社會的原因，癡男怨女，縱身情海，死而無悔，固較薄幸者流好得多。然而徒爲社會黑暗勢力犧牲而不思有以轉移之，遂相率爲消極之自殺，則非作者所敢知矣。本書雖名曰情書，然絶不含有導人入於恍惚迷離的愛情的因子，讀者或可於字裏行間證予言之非欺也。”在這三集情書裏面，有些就是高語罕同王麗立的通信：“我平常見你雖然好像孤冷，好像冰雪一般的孤冷，但是這冰雪般的冷裏面，却包藏着春天的温暖，萬物的生意和地底的無盡藏的火焰在那暗中燃燒着！所以我去年冬季送你那副對聯道：敢將色相污神女？願借梅花護寶刀！”“現在我衹祝你的病好，我的境遇改進。把我們以前的種種都讓你的病魔，我的舊命運帶了去；以後種種，我要靠着你，你要信賴我創造一個新的生命，兩個合流在一條的幸福之淵的生命！你要盡量地開放那傲霜雪，參天地的梅花，我要把這寶刀的光焰，藴蓄在你的花房中！”

（八）《康德的辨證法》。又名《康德的辨證法——辨證法史的研究》，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二九年初版本，戴博林著，署程始仁譯。高語罕强調：“我們要研究哲學，無論唯心論也罷，唯物論也罷，康德的作品總是應該細細地研究的文獻中最重要的一種。我們自然不是以爲康德哲學是唯物論的新時期的轉捩，然而我們要研究唯物論，必先研究唯物論的辨證法；要研究唯物論的辨證法，就得研究海格爾的唯心論的辨證法；要研究海格爾的唯心論的辨證法，就不得不探討康德哲學中所含的此種辨證法的種子。”“康德哲學是一種調和的學説，而不是一種鬥争的哲學。”“研究他的辨證法，再進而研究他的全部哲學，便可得着它的唯物論方面的精神而不致墮入一般所謂康德哲學的唯心論的窠臼。”

（九）《斐希特的辨證法》（又名《斐希特的辨證法——辨證法史的研究》）。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二九年初版本，戴博林著，署程始仁譯。高語罕認爲，斐希特（引者注：現譯作“費希特”）是康德和黑格爾之間的橋梁：“我既譯了戴博林（ADeborin）的《康德的辨證法》，接着又把戴氏的《斐希特的辨證法》（Die Dialektik bei Fichte,  Marx-Engels-Archiv IIBand）譯出。因爲戴氏的‘辨證法史的研究’（Studieren Zur Geschichte der Dialektik）必然是從康德到斐希特，謝靈格（Schelling），到海格爾。我打算等戴氏的這種研究次第發表，我就把它次第譯出，做我們研究唯心論的辨證法的指針，并做我們研究唯物論的辨證法的接引。”

（十）《近代唯物論史》（又名《唯物論史》）。一九三〇年四月由泰東圖書局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三〇年初版本，喬治·普賴漢諾夫（按：即普列漢諾夫）著，署王若水譯。這本書是由德譯本并參照日譯本重譯出來的。

（十一）《辨證法經典》。一九三〇年四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三九年第三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原著，河上肇節編。初版本署程始仁編譯，第三版署高語罕編譯。這本書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經典著作的編譯集。該書由日本學者節編，收集了馬克思的《關於傅渥耶巴赫的論綱》《經濟學的形而上學》、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部分章節（一九三八年纔有中譯本）、恩格斯的《馬克思的〈經濟學批評〉》，以及列寧的《關於辨證法的問題》等論著或論著節選等十篇。高語罕針對當時有人把辯證法當作安樂椅上和人談天的消閑品，以及那些自暴自棄和“明知故昧”的人，特意把河上肇所輯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於辯證法的名言翻譯出來，又從德文版把列寧的《什麽是物質？什麽是經驗？》譯出。高語罕認爲，辯證法到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纔完全奠定了它的革命的歷史的唯物論的基礎，這三個人關於辯證法的言論精辟獨到，是思想界不朽的典型。因此，把此書命名爲《辨證法經典》。高語罕認爲：“我們生活日用，時時刻刻都生息在辨證法的現象中而不自知。”“辨證法的現象在這個大宇長宙之中，雖説是俯拾即是，然而能以完全理解得的，實在是寥寥可以指數。”“然而真理之在天壤，總是一點一滴的發見的，後人的偉大的發見總是前人的一點一滴的辛勤的積累的結果，則我們從今做起，爲現在的我們與來者盡此一點一滴之勞，我們也就奮勉起來，不覺得有什麽慚愧了。”這本書一九三五年十月再版，署名程始仁編譯。一九三九年五月三版，署名高語罕編譯。

（十二）《理論與實踐——從辨證法唯物論的立場出發》。一九三〇年八月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三〇年初版本，署張其柯著。一九二九年六月，汪孟鄒告訴高語罕，大革命失敗後許多人陷於幻滅、悲哀和失望，出版界活潑現象不再，衹有商務印書館的書還暢銷，建議高語罕寫一本解釋唯物史觀的通俗的小册子。高語罕也認爲：“一九二七年以後，一班青年因國事日非，往往灰心短氣，走投無路，對於過去的歷史的教訓，不知下一番檢討工夫，結果，流於消極的煩悶；黠者則恣意縱欲，任情享樂，則又以唯物論爲護符。”高語罕認爲：“若研究革命的理論，而不注意此等實際與理論打成一片的杰作，終是讀死書的廢物。”“現在的真理總是前人的一點一滴的辛苦鑽研的果子，我雖渺小，然而自居於一點一滴之列，也就不容我多讓了。”他潜心研究并聯繋中國社會實際，用通俗語言闡發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别是唯物史觀，於是有了這本書。這本書以書信體裁講述唯物論的基本原理，分任無爲與朱復生的討論、李繼皋與白龍韜的討論、余漢皋與張其柯的討論三部分。其實，這幾個人都是高語罕的化名。第一部分主要闡發革命、階級鬥争、唯物史觀等問題；第二部分主要闡發哲學的産生及其作用，强調“唯物史觀當然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第三部分主要針對當時中國的實際狀况，肯定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大指導作用，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起源、唯物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哲學的最高問題，以及唯物史觀的一些重大問題如經濟基礎决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和社會意識等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等。高語罕認爲，馬克思之所以能創立唯物史觀，最主要的“是他自己的偉大的天才，偉大的堅忍不拔的力量，好學深思、老而彌篤的求知努力，終身爲勞動群衆的犧牲的精神”。這本書到一九四〇年三月出了第四版，署名高語罕。

（十三）《國文評選》。本書共有三集，第一集一九三一年八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叢刊》所收爲一九三一年版；第二、三集一九三二年一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叢刊》所收爲一九三二年版。署名王靈皋評選。這本書每篇文章後面都有高語罕的精彩點評，比如在第二集的《還鄉》（選自《西綫無戰事》）中，高語罕認爲：“他（引者注：指作者雷馬克）親身參加了大戰，又對於大戰的真實現象及根本原因，都有極深刻的觀察，所以能描寫得可泣可歌，如情如理；他又以極熱烈的世界同胞和平民的觀點來描寫，故又能寫得如怨如訴，動魄驚心。”再比如在第二集的《拷艷》（選自《西厢記》）中，高語罕認爲：“元代的戲曲是當時的一種革命文學，而《西厢記》一書更爲此革命文學中的鳳毛麟角。這不獨是因爲它在表現的形式上是對於唐宋以來的文學的一種解放，并且因爲它的思想具有一種‘反抗精神’。這種反抗精神所表現的，就社會的關係言之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反抗舊時代的婚姻制度……另一方面是表現一種階級反抗的精神。”“司馬遷作《史記》，極力描寫項王，尊爲‘本紀’，拼命叙述游俠，對於朱家、郭解之流，贊不絶口，直説出‘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的話，以表示其對於當時社會的不滿；《西厢記》一書，也具此種精神，不過寫得格外有力。它的全部精華就在《拷艷》一篇，而《拷艷》一篇的精華，尤在紅娘對夫人説出她的‘知情的犯由’的口供那一段落（第三段落）。”

（十四）《青年書信》。一九三二年七月由現代書局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三三年再版本，高語罕著。這本書是高語罕一九二八年避居澳門期間，教幾個青年學生的范文，其中大部分是他自己寫的信。該書以青年學生探討政治、學習、戀愛、婚姻、家庭、擇業等問題的口吻向廣大青年傳輸民主、自由、革命的新思想，宣揚男女平等，提倡白話文。高語罕批判了胡適的改良主義，講到了量變和質變的辯證法，即“量的增加達乎一定的程度，就突然改觀”，也就是量變達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質變。他在書中向青年推介了普列漢諾夫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及其四種譯本，考茨基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説》及其三種譯本，布哈林的《唯物史觀》及其四種譯本等，幫助青年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提出“反對帝國主義、打倒反動統治、消滅私有制、實現工業化等，須得大多數民衆的鬥争”。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即本書出版發行不到一個月，高語罕接到現代書局來函，説這本書“未一月已售出一千五百部，其餘一半，開學後當更容易銷售，囑我將第一版中的錯誤改正，趕緊寄滬以便再版”。這本書初版印了三千册，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日再版時，又印了兩千册。

（十五）《歷史哲學綱要》。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由神州國光社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三二年版本，黑格爾著，署王靈皋譯。這本書是黑格爾著作在國内的第一個譯本，是黑格爾歷史哲學的緒論。早在一九二七年底，高語罕就開始研究黑格爾哲學。他認爲：“黑格爾説過，凡是合理的都是實在的；凡是實在的也都是合理的。這兩句名言，差不多籠罩了整個世界史的發展，意思深遠，耐人尋味。大革命失敗後的人，回過頭來，伏案讀書，讀一句是一句，自覺比從前有味多了。”“恩格斯極佩服黑格爾，他説，世人所瞭解的黑格爾的哲學，衹是它的外圍和框架；黑格爾哲學的真正寶藏就是他的辨證法，這是他的革命的方面。至於他的哲學體系便不能不受當時德國政治的影響，最後衹得以上帝爲他的避難所。”“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黑格爾學得了辨證法，從費爾巴哈承襲了唯物論的遺産而加以奥伏赫變，加以變革，而形成自己的辨證法。就是説，把黑格爾的唯心論的辨證論扭轉頭來，變成唯物論的辨證法；把費爾巴哈的機械的唯物論發展而爲歷史的唯物論。”一九三二年夏天，高語罕開始譯述，經過六個月完畢，并作了一篇長序叙述黑格爾與馬克思學説的异同，兼答胡適對於辯證法的批評。這本書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又由言行出版社出版，神州國光社經售。一九四一年，高語罕居重慶時，曾寫信給商務印書館負責人王雲五，建議翻譯黑格爾的哲學著作。因爲當時德國三個古典哲學大家的主要著作，高語罕已經翻譯其中的兩家，即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與費希特的《知識學》，而黑格爾的哲學著作衹翻譯了《歷史哲學綱要》，最近代表作《哲學百科全書》未曾譯出，意欲與商務印書館訂約翻譯此書，後來没有接到回復。

（十六）《文章及其作法》。一九三三年二月由光華書局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三三年版本，高語罕編。這本書選了曹雪芹、胡適、李一塵、托爾斯泰、高爾基、柴霍夫（按：即契訶夫）、莫泊桑、克魯泡特金等人的十七篇作品作爲範文：“上面各篇處處都透露出一種光明之路，就是辨證法的批評精神。這就是我寫的《文章及其作法》的大旨；是非好壞，衹好付之讀者及當代教育家的公論了。”高語罕在每篇文章後都進行了段落分析，講述結構，説明文章大意，以幫助讀者掌握基本的寫作方法。這本書有兩個主要的特點：“（一）我不是指給一般青年學生一個研究文學，練習文學的方法，因爲文學的文字是少數人的田的〔地〕，文學家也衹有少數有天才的人的成就。一般青年所需要的，是日常生活所不可須臾離的叙事達情的應用文字，所以我的注意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傾注在這上面的。（二）若果衹教青年學得一種應用文的技術，那未免太把文章的一般的作用——并且是極大的作用，太忽視了。我所以又特别而普遍地致力於啓發青年的思想這一點。”

（十七）《語體文作法》。一九三三年三月由黄華社出版部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三三年初版，高語罕著。此書是從《國文作法》引申而出的，包括語言文字的起源與進化、語體文與文言文、文字寫作之必備的條件、文字的要素、文字的質力、文字的内容等七篇。

（十八）《現代名人書信》。一九三三年四月由光華書局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三三年初版，高語罕編。本書收録《高語罕致浩川》《浩川致高語罕》兩文。關於本書，高語罕指出：“五四運動是中國資本主義在思想方面，在政治方面的第一次抬頭的社會運動，而《新青年》雜志就是這一運動之思想和行動的唯一的領導，它的旗幟雖然是單純的白話文的解放運動（或許胡適先生是如此），然而它的另一領袖確已代表中國的急進的資産階級的意識，提出擁護德先生（德模克拉西）與賽先生（科學）的兩個中心口號。這兩個口號正確地傳出資産階級性革命的主要要求。所以《新青年》的通信，是我們瞭解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的急進的資産階級思想之極重要的文獻。”“《新青年》雖然提倡了白話文字的改革運動，其實它衹做了它的第一步的工作，建立白話文字的基礎，真正以白話談文學，用白話寫文學的，那要首推‘創造社’的一班人，郭，郁，王，成諸人，他們當時都是急進的青年，他們歡迎五四運動賦予他們的使命，鼓動着太陽般的熱情，從事於文學運動，他們之中的一部分走到國民革命的營壘，又走到社會主義的營壘。假使我們要研究中國新興文學萌芽與其形成以及中國幾個成功的文學家的生活時，‘創造社’的通信，是極重要的史料。”“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民主革命與民族革命一時地高漲，結果，中國資産階級因此取得政權，而中國工人階級亦在這過程中，盡了他的歷史使命并且形成了他的階級，雖然吃了苦頭，却亦得了教訓。在思想上，‘新青年’因而就分裂爲兩派：胡適一派代表自由資産階級承認現狀，就現狀要求改良，於是有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張，這一派可以説是實驗主義的結晶，也就是新興的資本主義的政權之應時的思想方法；另一派則以陳獨秀爲領導，他們不停留在形式的德模克拉西的要求，勇敢地走向更高的德模克拉西的階段，就是放棄了實驗主義的調和的工具，而以唯物論的辯證法爲思想鬥争的武器。”

（十九）《百花亭畔》。一九三三年五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三三年版。高語罕於一九二二年八月赴德國留學，一九二五年八月回國。此書於一九二四年年底在德國完成。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高語罕介紹朱德、孫炳文、章伯鈞、史叔隱等先後加入共産黨和國民黨。在哥廷根居住時，高語罕和朱德的住所相距很近，每周一起參加黨小組會，周末聚餐。高語罕後移居柏林，開始撰寫革命回憶録，發願“把我二十年前所親見親聞及親身參與的革命中的軼事，叙述出來，名曰《如此這般録》”。《如此這般録》共分三集：《百花亭畔》《病中》和《青年軍始末記》。《百花亭畔》主要叙述了自己第一次聽見“革命”兩字、第一次留下“滅洋”“反抗帝國主義”印象、反抗宗教精神種子的萌芽，以及進鳳陽經世學堂、安慶陸軍測繪學堂讀書等情景，尤其是以徐錫麟刺殺恩銘的革命事實爲主要材料。《病中》計劃寫他任職安徽督練公所測繪科，結識韓衍等的情景，以熊成基炮兵營起義事實爲主要材料。《青年軍始末記》計劃寫他輔佐韓衍創辦安徽《通俗報》、組建青年軍并任秘書長等的情景，以辛亥革命後的安徽獨立運動爲主要資料，而叙述則以青年軍之産生、發展和消滅爲綫索。“這三部小册子所叙述的三件革命的史實，也就是我個人在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上所經過的思想上，行動上的變化。”後兩種書因故没有完成。在《百花亭畔》中，高語罕留下了大量親見親聞的珍貴史料。“這個時代的我們都是在革命的氛圍氣與革命的戰場中生長出來的，我們所親見親聞同親自參加的革命演劇，實有許多可泣可歌的偉大的悲劇；也有許多可笑，可惡，可恨，并且笑得你肚子痛，惡得你心裏作嘔，恨得你‘眼中流血，心内成灰’的悲劇與滑稽劇！這劇中的脚色，有許多成了英雄，有許多作了烈士，也有許多成了偉人。”“我不是什麽偉人，我也不是什麽思想家，更不是什麽革命文學家。我衹是在這二十年的革命的大潮中滚來滚去的一點一滴，而且是極平凡的一點一滴。但是唯其一點一滴，惟其是極平凡的一點一滴，他所親見親聞與親自參加的事實，或許於一切極平凡的，普遍的社會更較爲親切。”高語罕在德國時還爲學生蔣光慈的詩集《新夢》作序：“《新夢》作者光赤（引者注：即蔣光慈），是我數年前一個共學的朋友。那時，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後來，他留學蘇俄共和國，受了赤光的洗禮，竟變成紅旗下一個熱勃勃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徒”。阿英評價《新夢》是“中國最先的一部革命的詩集”，“簡直可以説是中國革命文學的開山祖”。

（二十）《青年女子書信》。一九三四年三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叢刊》所收爲一九三九年第七版，高語罕著。這本書分家庭通信、學校通信、社會通信三編。高語罕在序言中指出：“書中所言，十九皆係著者親見親聞的事實，今日重讀全稿，仿佛是在讀他人的書，更仿佛是親身經歷現今社會許多慘酷和悲痛的事實，故不知不覺起了無限的同情，因而也就不知不覺流下淚來。”

（二十一）《讀者顧問集》（又名《申報讀者顧問集》）。本書共有兩集，第一集申報館一九三三年九月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三三年版；第二集申報館一九三四年五月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三四年版。署王靈均編。高語罕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底起，在上海《申報》主持“讀者顧問”欄目，接受讀者的各種問題咨詢并進行答復。“本欄通信的讀者之社會階層極其複雜，其中有：教職員，尤其是小學教師，工人，鄉村中的知識分子，大中學校的學生及其畢業生，軍人，宗教的信徒，青年店員與其所謂世家子弟，名門閨秀，因此，遂把一幅千頭萬緒，紛紜錯綜的社會關係的交織圖，呈現在我的眼底。”高語罕説明自己立言的態度：“愚性倔强而鈍拙，向不肯做模棱語，當對讀者作答之際，爲種種客觀條件所限，自‘不能盡我所欲言’，然絶不曾言‘我所不願言’。”高語罕後來把編讀往來的書信結集出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當時的農村、自殺、失業、讀書等問題，引導讀者把個人問題和社會問題聯繋起來，把個人前途與國家命運聯繋起來，爲中國未來撒播革命的火種。

（二十二）《一日一談》（又名《九七老人的一日一談》）。一九三六年二月由新城書局出版。《叢刊》所收爲一九三六年版，馬相伯口述，署王瑞霖筆記。一九三五年十月，天津《益世報》（中國天主教的機關報）特開專欄“九七老人的一日一談”，請馬相伯每日發表一篇談話，特邀高語罕爲執筆記者。高語罕當時化名“王瑞霖”，采訪馬相伯對時局的看法，長達三個多月的時間，逐日連載，宣傳抗戰思想。“某所記老人所談，容有未盡，然而大旨如是，絶無差池，記者執筆時絶不敢參加個人成見增損删潤於其間，亦不敢以我見而有所去取，蓋左史之職也。”蔣介石當時正在親自出馬提倡“新生活運動”，鼓吹“禮教”。本書最後三篇文章便是尖鋭地批評所謂“禮教”問題：“他們提倡禮教自有他們的用意，因爲他們心目中總横着一個不可告人的糊塗主意。以爲提倡禮教便可使中國人民俯首帖耳，聽他們擺布，這末一來，他們便可穩坐江山，子孫萬世，實則大錯特錯！”“所以我説果真實行禮教，則第一個受裁判的絶不是我們人民，乃是‘監守自盗’‘知法犯法’的若而人！”這導致蔣介石當面告誡馬相伯的學生于右任：“你的先生鬧得實在太凶了！”《益世報》“一日一談”因此被迫停刊，然而馬相伯隨即又受南寧《民國日報》邀請繼續發表“一日一談”。

（二十三）《中國思想界的奥伏赫變》。一九三六年六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三六年版，署王靈皋著。高語罕認爲：“我們當前的責任是在一方面努力研究唯物論的辯證法的理論，并且是要用眼前新鮮活潑的事實做參考去研究它；一方面努力介紹這種學説給中國一般青年。但是要深切地瞭解馬克思的唯物論的辯證法，若果不精研海格爾的唯心論的辯證法，目的是達不到的。”在出版《辨證法經典》以後，高語罕即從事黑格爾的唯心論的辯證法的著作的介紹。他指出，奥伏赫變，一方面的意思是“保存”“保有”，同時又有“使之停止”“使之終息”的意思。現在和將來的思想鬥争必定要逐漸開展，思想界的奥伏赫變，也就無時或息。這本書論述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和唯物論的思想在中國思想界的興起，對張君勱等的玄學思想和胡適等的形式邏輯的科學思想進行了批評，充分肯定了陳獨秀的思想演變：“陳氏（引者注：陳獨秀）在民國十年以前，他自然是一個最澈底的自由主義者，即最急進的資産階級的民主主義者。”“他的民國十年以前的自由思想，是民國以前的中國資産階級的革命運動的産品；而他的民國十年以後的社會主義與共産主義的思想與行動，乃是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交流之産品，所以他不但不停留在資産階級的民主主義的思想階段，并且不停留在‘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階段而進到更高的不斷革命的思想階段’。”“總而言之，陳氏的思想是辨證法地前進的，是由急進的資産階級的自由主義過渡到無産階級的社會革命的思想，猶之乎馬克思、昂格思由少年海格爾派，進而爲唯物論者，由萊因新聞時代的急進的民主主義，過渡到‘共産黨宣言’時代的共産主義一樣。”

（二十四）《作文與人生》。一九三六年九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四〇年第六版，高語罕著。本書包括語言文字的起源與進化、語體文與文言文、文字寫作之必要的條件、文字的要素、文字的戒律、文字的質力、文字的内容七篇，還着重論述了文字寫作的必要條件和諸多方法，今天看來，其中不少内容仍然很有新意。“本書是舊作，但它的内容却依然是活潑潑的，因爲它不但注意到死板板的作文的公式，并且注意到作文與實際的社會生活的聯繋。它不但是一般青年的作文的指導，并且是他們的日常生活的指導，故名之曰《作文與人生》！”

（二十五）《知識學基礎》。本書分上下兩册，一九三六年九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三六年版，斐希特著，署程始仁譯。費希特的《知識學》是費氏哲學的三部曲之一，是他的哲學代表作。在費希特的哲學體系裏，這本書的地位和作用，約略相當於《邏輯學》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裏的地位和作用。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樣，這本書表明德國古典哲學乃是法國革命在德國的反映。康德作爲法國革命前的哲學家，爲法國革命開了先聲，而黑格爾則反映了法國革命後的社會政治狀况，衹有費希特正逢法國革命高潮，他的哲學浸透了革命所宣揚的主要精神，即自由。費希特曾説過，他自己的哲學體系自始至終是對自由的分析。但是，由於種種歷史的原因，費希特衹是作爲德國的民族英雄爲我國所熟知，他的哲學思想却没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更不用説對費希特哲學思想的深入研究了。高語罕對費希特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先後譯出作爲康德和黑格爾辯證法橋梁的《斐希特的辨證法》和《知識學基礎》，不能不説是慧眼獨具。正確評價費希特哲學在德國古典哲學中的歷史地位，是一項嚴肅而迫切的任務。

（二十六）《烽火歸來》。一九三九年三月由美商華盛頓印刷出版公司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三九年版，高語罕著。這本書是研究全面抗戰時期中國社會的珍貴資料。一九三六年因爲時局關係，高語罕在上海難以立足，遂前往香港。全面抗戰爆發後，高語罕决計回到内地投身抗戰：“我今年五十多歲的人了！但我的革命的源泉還没有完全枯竭，少年時代的一段波浪的歷史的回憶還没有完全忘却！我的許多老朋友大半都爲革命而犧牲了，有一些現在還關在牢監裏。慚愧得很！十年以來，偷生海隅，實在對不起我那些或死或囚的老友們！衹有一點政治的人格與良心，還没有出賣。”高語罕回到南京後，相繼拜訪了各方面的朋友。他談到，北伐時中國民衆熱烈地參加反軍閥的内戰，而這次抗戰衹是單純的軍隊和日本動員了全國的軍隊作戰，没有民衆的參加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對於國民黨當局邀請他出來工作，高語罕拒絶了：“我很知道我自己。我在教育界或所謂文化界，就是以平民的資格做社會的活動，還可以相當有點作用。”“所以我打香港動身的時候便拿定主意，願以平民的資格，用某一點一滴的力量在社會方面，參加抗戰的活動。在堅决抗戰的條件之下，絶對擁護現當局的領導。自然，我的政治信仰，并没有改變，而數年以來，并没有參加任何政治活動，此後一切言動，都集中於抗戰。”

（二十七）《中學作文法》。一九四五年九月由陪都書店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四五年版，高語罕著。“這本小書是從我的《國文作法》（亞東版）、《語體文作法》（現代版）和《作文與人生》（亞東版）脱胎出來的。入蜀以後，一些書業朋友要我把它們拿出來出版，於是我就從三十年起着手改編，中因病和它事耽擱，到今年總纔算脱稿。我希望它能幫助青年找到一點作文的軌範、讀書的方法和運思的門徑。至能否達到這種目的，衹好讓青年讀者自己去嘗試和批評了！”對照《國文作法》《語體文作法》和《作文與人生》，可以發現：第一篇兩章完全相同；第二篇第一章“語體文與文言文的生命”改作“語體文與文言文的現狀”；第三篇拆分爲兩篇，多出第一章“四字訣”、第三章“多讀新聞雜志及現代刊物”、第四章“多讀名人書牘”。新增下篇裏將“外國文字的常識”改作“外國語文的修養”；新增一篇“文字的基本形式”；“文字的要素”篇全同；“文字的戒律”篇將戒古典去掉；“文字的質力”和“文字的内容”篇没有變動。

（二十八）《紅樓夢寶藏六講》（又名《紅樓夢寶藏》）。一九四六年七月由陪都書店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四六年版，高語罕著。這是高語罕在應邀做的六次講座基礎上整理而成的書，包括《開山白》和《一面鏡子》《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附）》《王熙鳳》《幾個奇女子》《兩個老太婆——賈母與劉老老》《〈紅樓夢〉的寶藏》六講。高語罕認爲，對當時的社會來講，《紅樓夢》就是一面鏡子，這樣纔能明白這面鏡子出現的意義。“除了少數居高位的人而外，要想見到貧民的生活現象并不難，所難的是怎樣能遇到這種現象便把它抓住，不讓它打你面前空空滑過，這需要另一種工具，就是社會科學，歷史科學，哲學，心理學，生理學或其它藝術等等的造詣。所以每一個寫實主義大師都是社會科學家，歷史科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生理學家和藝術家。某一種社會現象在常人看來，一文不值，然在寫實主義的文學大家看來，却是極可寶貴的材料或題材；而在一般凡庸作家所看見的，認爲必需描寫的材料，在天才的寫實主義作家看來，却極不重要。因爲偉大的寫實主義作家，除了他自有生來，禀賦的天才外，還富有熱烈的同情心與上述各種科學的精深的修養，遂從其中養成一種極明快，極深刻，極鋭利的眼光，極深遠的幻想力（einbildungskraft），和極偉大的描寫技術，纔能從森羅萬象，紛紜錯雜之中，看出現象的重要成分，加以合理的處理，把它組織起來，這纔能成爲寫實主義的作品。”

（二十九）《三朝野記》。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由神州國光社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四七年第三版，署王靈皋輯録，中國歷史研究社編輯。這是“中國内亂外禍歷史叢書”中的一種。當中國内亂頻仍、外患紛至的時候，高語罕和久居上海的程演生、李季、王獨清，商定搜集宋元明以來關於内亂外患之歷史資料，加以有系統的編纂、選擇與校勘。當時高語罕因爲被通緝，不便出面，遂由程演生等三人發起。原來計劃預備編纂三十六册，隨後高語罕因時局關係避居香港，編纂工作亦即中斷，僅出十餘册。本書輯録五種史料：《三朝野記》《國變難臣鈔》《過江七事》《孤忠後録》《行在陽秋》。以上五種書，高語罕詳爲校勘。

（三十）《甲申傳信録》。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由神州國光社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四七年第三版，署王靈皋輯録，中國歷史研究社編輯。這是“中國内亂外禍歷史叢書”中的一種，輯録兩種史料：《甲申傳信録》《弘光實録鈔》。

（三十一）《崇禎長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四六年初版，署王靈皋輯録，中國歷史研究社編輯。這是“中國内亂外禍歷史叢書”中的一種。本書所輯的各種史料共十一種：《全吴紀略》《東陽兵變》《崇禎長編》《北使紀略》《青磷屑》《浙東紀略》《庚寅始安事略》《也是録》《求野録》《永曆紀年》《明亡述略》。高語罕在《明亡述略》中總結了明朝滅亡的教訓：“明朝之亡是經過兩種鬥争：第一時期是國内的社會鬥争——偉大的農民戰争結束了它的一統江山，第二時期外來的民族的侵略戰争結束了南明各個小朝廷的偏安之局（這不是説，當國内戰争時没有民族戰争，而當民族戰争時没有國内戰争：兩者不是截然兩起的，恰恰相反，它是參伍錯踪，互爲因果的）。”高語罕總結道：“人民大衆的心理向背是决定民族戰争的勝負與國家政權歸屬的唯一因素。明清兩代的統治者以拉攏這一因素爲己助，而取得政權，後來也就以欺騙這一因素，失去他的擁護而毁滅，這便是我們所説的‘歷史法則’。”

（三十二）《虎口餘生記》。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叢刊》所選爲一九四六年初版，署王靈皋輯録，中國歷史研究社編輯。這是“中國内亂外禍歷史叢書”中的一種，輯録十二種史料：《守隕紀略》《虎口餘生記》《汴園濕襟録》《客滇述》《平吴事略》《思文大紀》《仿指南録》《安龍紀事》《攻渝紀事》《定蜀紀》《平蜀紀事》《平回紀略》。

四、高語罕其他著述

除了《叢刊》所收著作，高語罕比較重要的著述還有以下數種：

一是《青年軍講義疏箋》。高語罕的好友韓衍遇刺身亡後，高語罕冒死爲他收屍掩埋，隨後潜往日本留學。上世紀八十年代發現了韓衍的墓碑，贊揚他“雖黄金在案，白刃當胸，卒不以利害，而奮其志氣”。韓衍在青年軍的講義被整理印成單行本，名爲《青年軍講義》，又名《韓衍子》。高語罕做過一番詳細的疏證，登在《中華新報》上。高語罕還整理了韓衍的《韓蓍伯先生遺著》，一九三五年五月爲之作序：“當時軍中有一韓，北虜聞之心膽寒。筆尖鬼哭走風雷，眼底光芒澈肺肝。蒼髯如戟老戰士，天摇地動當前立。眼到口到手亦到，詩奇文奇行益奇！漫説冤親有平等，哪知敵我不兩立！果真遇狙同安嶺，血花飛濺滿江城！嗚呼！先生之言已實踐：願以其身爲蓐薦！爲校遺編配心史，詩卷長留天地間！”“尤貴乎把他的天才的作品與革命的實踐打成一片，蓍伯先生正是這樣一個革命的詩人！不但他的詩文足以俯視當世，睥睨前人，而他的實踐的革命精神與組織的能力，更足以典型百世。”

二是《入蜀前後》。《民主與統一》（旬刊）一九四六年第一至十三期連載。該刊在創刊號上介紹高語罕：“本文作者，在五四洪流中，是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在北伐前夜，是革命家；到離開政治舞臺退往書齋後，是二十年如一日，埋頭著譯的學者。他對大衆的關切，和貧賤不能移的人格，堪足爲青年模範。”第三十三期《悼高語罕先生》：“據二十四日南京電，高語罕患胃癌不治，於二十三日晨在此間逝世，享年六十一。語罕先生是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的戰士，一直握筆在手，教育人民，爲着光明的未來奮鬥。他的著作近二十種，并且十年來在滬渝蓉等地的報紙雜志中常發表論文，表示他對時局的意見，如他在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七日所説：‘吾人敢正告國人曰，團結談判希望不大，内戰似難避免。即勉强妥協，其爲時也亦必至暫。斯言雖苦，却將成爲歷史真理。’（見成都《新民報》）即爲後來的事變完全證實。語罕先生和他的朋友陳獨秀先生一樣，都由於爲真理而奮鬥，過的是極困苦的生活。他今天雖然逝世，他的精神繼續活着。凡爲人民利益及真理奮鬥的青年，都應以高先生的人格爲榜樣，中國纔能達到自由與復興。”

三是《九死一生記》。《新民報》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至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在第四版“雄辯”專欄連載一百一十四期，這是研究高語罕一生非常珍貴的資料：“從一九二七年起到抗戰勝利十九年間，因政治的關係而數次瀕於死亡，每次又因些微原因而得救。曾在茶餘酒後，把這些遭遇告訴張慧劍（引者注：《新民報》編輯）作爲談資，張慧劍屢屢鼓勵我把它寫出來給大家看。”“寫這些故事的動機很簡單，可以説，衹是由文人的積習而已。不打算歌頌誰；也不打算攻擊誰，泯却恩怨，衹道事實。工拙在所弗計也。”二〇一八年十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高語罕著、王軍校注的《〈九死一生記〉評注》。

四是《死後》。作於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也是一部短篇小説集。署名佚名，上海某書店出版。高語罕自澳門回到上海後，編入了由蔣光慈任組長，阿英、李克農等爲成員的春野支部，間或指導太陽社的文藝工作。這本書創作時間在《犧牲者》（一九二八年）之後，《理論與實踐——從辨證法唯物論的立場出發》（一九三〇年）之前。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在西泠印社中外名人手迹專場拍賣會上，高語罕的日記《死灰餘録》兩册出現。第一册起止時間是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二十一日，第二册起止時間是十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十日，詳細記載高語罕一九二八年九月至十一月期間的生活和所見所聞，討論包括蔣介石、吴佩孚、胡適、阿英、蔣光慈、程硯秋、李權時以及托洛茨基學説等。日記中亦多高語罕與其夫人王麗立（引者注：日記中爲王靈均）感情和日常生活記載，并回憶其一九一六年在安徽蕪湖省立五中教書情景等。從時間和内容上推測，這兩册日記的内容可能就是小説《死後》素材的一部分。

此外，高語罕起草的重要文獻還包括：南昌起義《中央委員宣言》《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個人對於八一事件之經歷及意見，對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見》以及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參與起草國民黨二大宣言等。

回望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百年發展史，它扎根於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沃土，最終長成參天大樹。高語罕的著作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奉獻了一片緑蔭。“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面向未來，我們要堅定文化自信，賡續中華文脉，從高語罕著作中汲取養分，奮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强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

                                                 王軍

二〇二四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