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为了阅读而产生的，书籍的意义是靠阅读来实现的。要真正了解方志的价值和影响，须从阅读史的角度去考察。山志绝大部分编修于明清时期，全面、详细、系统地记载了全国各地山岳及周边地区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山志的阅读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书籍物质形态，如纸墨、存亡残缺、书板保存；官方图书政策，如禁毁、删改；读者自身思想观念，如理学观念、宗教信仰。文士常以山志为旅行指南和卧游读物，阅读重点是山志中描述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学术批评是学者阅读体验的理论升华，指陈志书价值、义例与文辞之优劣，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文章目录
一、山志阅读的外在影响因素
二、读者的思想倾向与山志阅读的选择
三、行旅与卧游：山志阅读的特点
四、学者对山志的学术批评
五、结 语
近年来，中国阅读史领域涌现出丰富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历史学角度的阅读史研究是将阅读实践置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中，考察阅读与文化、学术、宗教、政治、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不同时代阅读对象、阅读主体、阅读环境、阅读方式等方面的考察，揭示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
明清时期方志编修兴盛、流传广泛，为皇帝贵族、官僚士大夫乃至方外人士广泛阅读和使用，丰富读者的知识世界、形塑读者的价值观念。方志的传播与阅读是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分析明清时期山志阅读的影响因素（包括外部环境和读者自身因素）、阅读目的和选择，以及读者对山志的理解、阐释和评论。通过对山志的阅读史考察，探索明清时期方志的社会文化意义。
阅读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开展的一种实践活动，受到各时期外部环境（政治、经济、学术、科技等）的影响。其中既有促进阅读的条件，也有阻碍因素。可以分为物质、制度两个层面讨论阅读的外在影响因素。书籍首先是作为一个“物品”存在的，其次才是承载知识的载体。书籍的物质形态决定其信息承载能力、传播方式，也影响读者的接受程度。读者大都喜读装帧精美、纸张坚韧、墨色如新、行款疏朗、书体工整的书籍。如明万历“壬寅立秋日，门人欧阳惟玉结社沈生予西园。生予出前志以示，为先大父手书者，行款犁然，墨花藻润。共展阅间，惟玉独爱玩，不忍去手”。文人结社，传阅《献花岩志》，以之为把玩对象和艺术珍品。反之，纸张破损、墨迹漫漶、脱简的书籍，则造成阅读的障碍。万历年间浙江总兵侯继高“于补陀周览之余，问之寺僧，山有志乎？始出熙明所著《传》，则纸敝墨濡，几成蠹简”，因元代盛熙明所纂《补陀落迦山传》难以卒读，故而主持重修山志。浙江乐清知县胡汝宁“每以刻久，字刓不便，观览为恨”，遂主持重刻《雁山志》。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的一个缺点，是书板不易长久保存。“20年以上，书板被视为存世已久，很可能损坏严重，损坏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字画漫漶。”书板保存久、使用多，难免损坏、丢失。书板的损毁给书籍印刷造成困难，从而影响了书籍的传播和阅读。因此书籍“寿命”的延续，依赖于书板不断被重刻或修补。中国古代的书厄，以兵燹最为严重。明清鼎革之际，书籍遭焚毁者甚多。如《鸡足山志》“创于徐弘祖，辑于僧大错。叠罹兵燹，板为火毁，旧本散失无存”，兵燹造成志书的亡佚。清初普陀山佛寺“初内徙时，各以积蓄辎重为事，普授独负志板藏之郡城。故今虽兵燹之余，寺中文献不患无征，皆其力也”。僧普授在兵祸到来时，将寺中山志书板转移到郡城，使《普陀山志》得以存续。晚清战乱频仍，农民起义和列强侵略致使山中寺观及其藏书、书板遭到焚毁。正如光绪十年（1884）广东清远知县罗炜所言：“今板既毁，若不重刊，久必湮没，无所考据。”出版是书籍能够被广泛阅读的前提条件。为便于流传和阅读，山志在清末迎来重刻的高峰。中国古代书籍阅读时常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制约。朝廷借官修经史书籍宣扬正统思想，并辅以禁毁和删改图书的书籍政策，通过控制阅读的方式，钳制思想、维护统治。清乾隆中期，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政策最为酷烈的时期，涉及反清思想的著述及其书板一律遭到禁毁。在这场禁书运动中，方志类史籍遭到严重破坏。乾隆四十年（1775）闰十月十九日，清高宗颁布《椎毁澹归碑石并查缴其墨刻谕》：僧澹归《徧行堂集》，语多悖谬，必应毁弃，其余墨迹墨刻亦不应存。着李侍尧等逐一查明缴进，并将所有澹归碑石，亦即派诚妥大员前往椎碎推仆，不使复留于世间。又闻丹霞山寺系澹归始辟，而无识僧徒竟目为开山之祖，谬种流传，实为未便。但寺宇造成多年，毋庸拆毁，着李侍尧即速详悉查明，将其寺作为十方常住，削去澹归开山名目，官为选择僧人住寺经理，不许澹归支派之人复为接续。澹归禅师，俗名金堡，为南明抗清将领，见复明无望，遂遁迹缁流，于广东韶州丹霞山开山创寺。清高宗在翻阅各省呈缴应毁书籍时，发现澹归《徧行堂集》中流露出反清思想。遂令两广总督李侍尧严加查办，椎碑铲字，毁塔扬灰，将派系僧人悉数逐离丹霞山。李侍尧称：“据省中书贾、寺僧呈出《丹霞志》《徧行堂随见录》与金堡墨刻各种。检阅《丹霞志》内诗文、语录诸多悖逆……至金堡当日蹈袭虚声，恐无识之徒，或有将伊诗文采入志乘，臣等已札司调集磨勘，如有记载之处，提板铲削，以清秽迹。”澹归既为丹霞别传寺开山之祖，《丹霞山志》中不免收录其诗文、语录，因而受到牵连，遭焚书毁板之厄。光绪九年（1883），仁化知县向东森“闻丹霞有志，欲得一观，访之通邑，仅获一部，不无残缺之憾”，可见因清廷禁毁，该志已濒于亡佚。除朝廷禁毁书籍外，地方官在审阅修订志书时，会对原稿文字作符合统治利益的删改。方志在修成后要经地方官鉴定审阅，方可出版。因而志书卷首常列有鉴定者职衔和姓名。官员在读志时，对其中“语涉违碍”的内容十分敏感，并加以删改。在书籍出版和流通环节彰显官方权力话语。释成鹫《鼎湖山志》成稿之后，广东按察使司佥事丁易为之删订。将释成鹫《咸陟堂诗文集》卷二十二收录其所作《鼎湖山志》各门小序，与康熙四十九年（1710）庆云寺刻本对比，可见丁易删改痕迹。卷一总论中，释成鹫稿本云：“此朱家土，非若有也。”庆云寺刻本则改为：“天是佛天，地是佛地，非若有也。”稿本云：“与少川邂逅相得，邀之入山，众闻姓名，相与喜曰：‘昔神人留识，地属朱家，今者地与人符，山有主矣，幸毋他适。’”庆云寺刻本则删之为：“与少川邂逅相得，邀之入山中同住。”均删去“朱家”字句，避悼亡明之嫌。阅读是读者的主观行为，自身的价值观念会影响他们的阅读倾向。人们对阅读的内容是有所选择的，不同知识背景的人的阅读倾向是不同的。读者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影响他们对书籍的阅读。明清时期上至王公大臣，下至一般官僚士人，儒家正统在他们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注重阅读山志中理学名贤与忠孝人物事迹，而宗教信众则重点关注志书中的宗教内容。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是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清高宗读释智朴《盘山志》后，言道：“夫耕问仆织，问婢山经地志，文士之事，彼方外流拘名象而滥碔砆者，何为哉？”认为方志编修乃儒士之事，非方外之人所应与闻。乾隆年间四库馆臣对典籍的评价，强调儒学正统，贬斥异端外教。评《龙唐山志》：“志本为佛刹而作，故多述禅家之语，非地志之正体也。”评《鼓山志》：“缁徒妄自标置，可谓不知分量者矣。”馆臣站在儒家正统的立场上，对以宗教史迹为主要内容的山志表示不满。中国古代的读者群体以官僚士大夫阶层为主，根深蒂固的理学观念，使得士大夫在山志阅读中，普遍注重其中记载的理学名贤和历史人物忠孝节义事迹。光绪九年（1883），致仕归乡的晚清名臣郭嵩焘为《南岳志》作序，其中谈道：“《莲峰志》载朱张祠、嘉会堂，船山经营成之。《莲峰志》之作犹以朱、张二先生也。”在他看来，《莲峰志》是王夫之为表彰南宋理学家朱熹、张栻而作。清末闽浙总督英桂、福建巡抚卞宝第、福建巡盐御史海钟以及福州知府尹西铭及诸邑绅在为《九峰志》作序时，不约而同地提到志中有关南宋理学家黄榦的记载，“宋儒黄文肃墓在焉。前贤踪迹所经，犹足壮名山之色，况为大儒归藏之地，尤将动人扬止之思，则为是志者，诚大有功于名教矣”。黄榦墓地发挥了理学符号的作用，寄托了士人对理学先贤的崇敬。广东仁化县幕僚程运南读《丹霞山志》，“至澹归列传、塔铭二篇，则忠义之心，自油然而生也。其有功名教，讵浅鲜耶？幸勿徒作高僧传观也”。读到澹归和尚传记，表达对其始终忠于南明的敬佩。明清方志通过记述理学家和忠孝节烈人物事迹，发挥理学教化的功用，影响世道人心。中国古代读书人以承载儒家文化的典籍为主要阅读对象，宗教阅读相对边缘，因而也是以往学界关注较少之处。其实读者的宗教信仰与其阅读选择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宗教信众构成一个阅读群体，他们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思想倾向，以获得宗教体验为阅读的主要目的。中国佛教、道教圣地中，名山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山志记载了山岳释道寺观的建置沿革、建筑、戒律、产业、高僧高道行迹并收录宗教类文献。具有宗教信仰的方外人士或居士着重阅读山志所载的高僧高道传记和与释道相关的诗文碑记。明代举人徐文龙读《径山志》，“今此志标指正法，不啻揭日月于中天，令人出迷途而登觉路，不特名山信史已也”。清光绪居士张迈读《天台山方外志》，“蓬窗无事，取祖别传读之，忽觉神风洒然被体，更若法华三昧登时现前，岂荷云慈密相授记乎？”均有感于佛法教化。清末士人庄鼎臣于日记中谈道，“余向读《盘山志》柏乡魏文毅公《盘山大博和尚塔院碑记》，心窃慕之。今得身履其境，亦云幸矣”，表达了对高僧的仰慕之情。对于同一部山志，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会有不同的阅读体验。如同样阅读《虎丘山志》，清代名儒徐乾学关注忠节、理学名贤事迹，“惟遇古今奇伟节烈之事，及一切名贤理学幽翳不传之区，如唐颜曾公、宋尹和靖诸剩迹，不惜钩深摘隐，大书特书。若惟恐忠孝之或绝于人间，而大道一日不彰于天下也”。而江苏长洲知县林鼎复，“寓目翻阅，似听生公说法，不觉花雨之缤纷也”。东晋高僧竺道生曾入苏州虎丘山寺讲经，故而林鼎复在读志过程中感受到佛教文化的浸润。方志通常是由地方行政长官主修，以资政为首要功用。而山志多为宗教人士或地方文化名流所编修，其主旨在保存山岳及周边区域历史、彰显地方名胜、弘扬宗教圣地文化。山志编修主题和目的的特殊性，即资政目的淡化、宗教和消闲的阅读目的凸显，也决定了读者群体的特殊性。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和旅游观念的更新，明清时期士人寄情山水，游历之风盛行。名山自然环境优美，人文景观林立，吸引了大量士大夫与民众前来游览。山志艺文中保存了官僚士人为名山胜迹所题匾额、楹联，所作诗赋、游记，不啻为其名山旅行记录。山志是获取山岳地理知识的重要文献，山志舆图、形胜、古迹、山水、建置、寺观等门，使游人观赏风景名胜时能够按志寻迹。明清名山旅游的兴旺，刺激了山志的编修。例如，明天启四年（1624）道谦上人以《明州阿育王山志》过于烦琐，不便阅读，于是请尔庵居士陆基志删订。“《志略》一帙，乃从全编抽出，使远游贫人行笈易携。”“摘其领要明显者，视全编得四之一，稍正鲁鱼，缮写授梓。”清乾隆年间天台山方广寺住持释化霖以明释传灯所纂《天台山方外志》“门类众多，卷帙繁富，洵洋洋大观也。奈游人选胜，大率走马看花。若问途于此，未免起望洋之叹”，因而芟繁就简，缩为四册，“出入便携，了若指掌，堪备游台岳者登临耳目之助”。当山岳被赋予旅游功能时，山志也便成了旅行者的指南手册。舆图最基本的功能是传递地理知识，作为一种可视化的史料，相较于文字而言，优势在于便于浏览，能够形象直观地传达文字难以充分表述的地情信息。明清山志卷首大多有舆图，详尽细致地绘制一山地理形势，并标注山上庙宇、山峰、景观名称和通行路径，展现山岳地理空间信息，为人们登山朝谒、观览胜迹指示路径，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图1 清康熙刻本《鸡足山志》鸡山指掌图，图中标识山寺位置与通往路径
康熙年间江南徽宁广德道佥事窦遴奇于《黄山志》“披读再四，见其所为图，三十六峰如指诸掌，可按而求也”，“万仞峰峦，一幅图画，斯亦山灵之快事，大雅君子探奇揽秀者之一助也”，将山志舆图用作游山导览图。乾隆间宗室恒仁游盘山，题诗“今朝携得《盘山志》，绝胜山僧引路来”。光绪元年（1875）正月廿五日内阁学士翁同龢游盘山，在日记中摘录《钦定盘山志》中山图、形胜、佛寺、名僧、物产等方面内容，以作游览之资。读书是古代文人追求生活情趣、消闲娱乐的一种方式。山水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心理中有着丰富的审美意蕴。明清时期，记载山岳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山志成为文人陶冶身心的“卧游”之具。士大夫通过阅读山志中记载的山水、名胜、诗文，愉悦情怀、修身养性，并以此作为替代亲身游历的文化审美活动。康熙年间大理寺寺丞严虞惇读《盘山志》，“凡山之一泉石、一草木，披而览之，若在舃履之下。名人逸士、高僧羽流，一殇咏、一笑言，迹而玩之，若在几席之内”。身虽未至，而于山川景色，尽得饱览，如身临其境。广东布政使王朝恩读《禺峡山志》，“古今艺文题咏，又恍然于山水之因人以传”。山水名胜多赖诗文以传，因而山川题咏之作亦受士人青睐。四川按察使王业兴读《峨眉山志》，“披览之下，俨然如列峨眉于几席之间，飘然如置此身于峨眉之上。凡已至峨眉者，可以按籍而求；即未至峨眉者，亦可揣摩而得。安在不可效宗炳之卧游哉？然则此志成，人固不可不登峨眉；亦惟此志成，人又可以不登峨眉矣”。山志记录山岳奇景，使得众多文人墨客心驰神往，推动了山岳文化的传播和名山旅游业的增长；同时，人们又可以精神之游代替身体之游，于几席间领略名山胜景。舆图不仅是地理标识的工具，更是地理空间的文化再现。观赏以山水为主题的文人画作、阅读有关名胜的诗文，是明清士人普遍自觉的休闲选择。以“卧游”的方式对自然山水进行审美品味，从而愉悦情怀，修身养性，获得精神享受。山志版画插图以山岳名胜古迹为主题，展现了山岳俊逸秀美的风景佳迹，有不少符合文人审美旨趣的绘画作品，观赏山岳景观，是明清文士阅读山志的动机之一。乾隆年间天台山方广寺住持释化霖将成书的《天台山方外志要》寄送礼部尚书嵇璜，嵇璜观览卷首画家鲍汀所绘《天台十六景图》，感叹“猿梯鸟道、苍松瀑布，千态万状，收拾寸楮间。昔有人观《黄山图》者，神移目眩，恍置身云海。今览斯图，其亦愈于李白之梦游多矣”，可见山志舆图带给观者的审美体验。图2 清乾隆刻本《天台山方外志要》鲍汀所绘景观图
阅读行为不是阅读客体（书籍）对阅读主体（读者）单方面施加影响，而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包含了读者对文本的回应。学术批评是学者阅读体验的理论升华，指陈志书义例与文辞的优劣，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普遍以志书内容丰富翔实、体例严谨精审、文辞文雅简练相尚，并能够运用比较分析法展开学术批评。学者对山志的学术批评，首重义例，次及文辞。对于记载详明、考订严密、体例佳善的志书不吝溢美之词。清圣祖在御制《清凉山新志》序中称：“兹编详简适中，不芜不支，清凉胜境，可抚卷而得其梗概也。”乾隆年间藏书家汪沆在《小眠斋读书日札》中，评价《天台山方外志》，“搜辑典雅，序事有法，为山志中之最佳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评《峨眉山志》：“其书搜罗极广，纪载极详。”“于山中老僧传说半多附会者，皆一一订正。”在对山志的评价上，不论帝王、官员还是学者，都特别看重志书内容上广搜博采、严核精考，体例上编次有法、繁简适中。方志应该采用怎样的文辞，也为学者所关注。康熙年间安徽文人程庭于云岭寺见到僧苍霞，“出所辑《云岭志》示余，极该而文喜其淡雅绝俗”。浙江定海总兵蓝理序称，《南海普陀山志》“披览志文，彬彬郁郁，大雅不群”。咸丰年间广西士绅张澹烟读谢允复《湘山志》，“见其为辞也，文而深；其述事也，赘而冗。观之者，非费思维，即生厌倦”。《（光绪）顺天府志》批评《上方山志》，“粗具记载，文笔简陋无比”。对于方志语言，学者们多崇尚文雅、精练、朴实，而忌讳简陋、冗繁、深奥。在对山志的学术批评中，清代学者能够运用比较法，通过对志书不同版本的比较，说明各自的特点。如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称，“官本《盘山志》所记最详，而其本难得。旧志为僧所修，不足据也”，即将官修与私纂的《盘山志》相比较。杭世骏跋《鼓山志》云：“睹谢在杭徐兴公原志，前有图，凡十有一叶，稍悉此山面目矣。元贤削去物产一志，而摩崖之刻，什仅存其六七，则两志优劣之相去为何如也？”将僧人和士人所修《鼓山志》作比较。方志具有连续性的特点，是不断被续修、重修或增订的累积性文献。因此，通过比较不同版本来展开学术批评，是十分可取的，能够指明志书的特点及价值。阅读史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文化史，主要考察对象是中下层社会群体，因为知识精英的思想可以从他们的著述中获知。不同时代、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阅读倾向，不同类别的书籍有着各自的受众群体，发挥着特定的意义。方志的阅读史研究是从接受层面研究方志，通过阅读记录，既能够了解志书的价值和实际发挥的影响，也能够了解读者和读者身处的时代，因而是方志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新领域，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明清时期的解题目录、序跋、题记、批校、注释、读书志、藏书记、文集、日记、尺牍、笔记、报刊等类型文献中包含了不少关于方志的阅读记录，集中表现出明清知识分子对于方志的理解、阐释、利用，有助于考察方志的流通情况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