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雪康丨天津图书馆藏周季木未刊石刻稿本五种考论

学术 2024-11-15 08:30 北京

内容摘要：周季木是清末民国间重要的金石学家、收藏家，尤以收藏汉晋石刻原石著名，由于逝世过早，学界对他关注不多。天津图书馆藏有周季木未刊石刻稿本五种，其中，《季穆藏石记》记录1915至1920年间他的石刻等文物购藏，共计57种；《居贞阁所藏汉晋石影释文》写于1929年，主要写录藏石的释文，同时也记录了石刻的尺寸、出土时地、著录情况、来源等信息；《魏石经室杂著》前半为草稿，后半是有关金石、考古的札记；《秦石轩金石文字日记》前半为1927年日记摘录，后半是抄录的金石、考古札记；《百汉晋石斋藏石记》为残册，记录了藏石的释文、购藏时间、来源等信息。对研究周季木藏石最具价值的是《季穆藏石记》《百汉晋石斋藏石记》《居贞阁所藏汉晋石影释文》三种，其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对石刻出土时地和递藏源流的记录，以及对石刻文字的释读传录。《季穆藏石记》还记录了购买石刻的价格，与现存周季木1930年的一份手订价目册存在较大差异，经考证，《季穆藏石记》的记录更加真实可信。

关键词：周季木石刻收藏稿本著作金石学

引言

周进（1893—1937），又名周枏，字季木，或作季穆，以字行。室名有匋盦、秦石轩、吴轩、居贞草堂、魏石经室等。安徽至德（今东至）人，清两江总督周馥之孙、周学海四子、周叔弢之弟。周季木是清末民国著名的金石学家，尤以收藏宏富称名当时。其人集古兴趣广泛，于石刻、碑帖、玺印、封泥、陶片、铜器、钱币等门类皆有涉足，且无一不精，取得了较高成就。其中，汉晋间石刻原石是周季木最重要、最为时人所重的收藏，但由于周氏逝世过早，生前未有相关文字著述公开发表，仅在1929年影印出版了藏石图录《居贞草堂汉晋石影》（以下简称“《石影》”）。此书收录所藏秦汉晋石刻共131方，继承清末杨守敬《寰宇贞石图》，采取“原式缩影石印”的方法刊布藏石，在目录中，又于每方石刻之下标注尺寸、出土时地及著录情况。这是目前所见唯一一部系统刊布周氏藏石的公开出版资料。此外，在周季木同时代师友如罗振玉、柯昌泗等人的著述中，也零星可见涉及其藏石的记录。特别是柯昌泗作为周季木的至交好友，平日交往甚密。周季木的石刻鉴藏活动，柯昌泗也一直参与其中，或提供新出石刻讯息，或讨论石刻真伪，在其所撰《语石异同评》中，对周季木收藏的重要石刻，如汉居巢刘君墓中石羊，汉朝侯小子残碑，晋当利里社残碑，晋石定、石尠墓志等，俱有涉及。但仅从这些片语只言中尚难全面了解周氏藏石的具体情况。

1937年10月周季木去世后，其三兄周叔弢先生自天津到北京为其料理后事，并取回部分手稿加以保存，晚年将这些手稿连同自己的部分藏书一并捐赠给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则为这些藏书建立专藏室，确立了“照原样集中保存”的存藏理念。这批藏书至今仍存放在120多个弢翁旧日存书的书箱中，且未曾对外公布目录。2007年，弢翁哲嗣周景良先生到天津图书馆观看这批藏书并加以记录，结集为《丁亥观书记——回忆我的父亲周叔弢》一书，借此我们方可获知弢翁所捐这批藏书的大致情况。周景良先生提到：“在书箱中，还有几本四叔的手稿，如《秦石轩藏汉晋刻石目录》、《季穆藏石记》、《居贞阁所集汉晋石影释文》、《吴轩古刻善本录》等。”通过书名可以判断，前三种均与周季木藏石有关。

近年因研究周季木收藏石刻之需，本人以此为线索，到天津图书馆寻访到五种周季木稿本，或繁或简，性质各异，有助于全面了解周季木的石刻收藏活动，并可为文字、历史、考古等学科的研究提供新的资料。由于这五种稿本尚未披露，亦无学者利用研究，特撰此文，介绍稿本的内容并论述其价值。

一、

天图藏周季木石刻稿本五种概述

（一）《季穆藏石记》

此稿本共一册，藏于天津图书馆周叔弢先生藏书专藏室。全本用毛笔写于“魏石经室金石”蓝格稿纸上，封面有周季木题签“季木藏石记丁巳（1917）十月题于汉魏晋石之斋囗木居士”，下钤“老四”（白）、“周”（朱）二印（见图1）。正文首页题“季穆藏石记丁巳十月建德周枏季穆父手录”（见图2），知此稿录自1917年秋，为周季木稿本无疑。

图1 《季穆藏石记》封面

图2 《季穆藏石记》正文首页

此稿本在形式上已经具备了著作的雏形，周季木大致按照藏品的购藏时间写录，始于1915年初，止于1920年初，分别记录了文物的购藏时间、出土时地、来源、购买价格、释文等信息，对一些重要的藏品，还撰写了跋语。因此基本可以反映周季木1920年以前的石刻购藏活动。全稿共记录周季木藏品57种，虽然题作“季穆藏石记”，实际涉及的藏品不止于石刻。有7种不属于石刻：宋平原刘氏大吉砖、晋元君砖、隋大悲菩萨砖、汉韩宣姜厌胜瓦瓶、上林半瓦、汉延光四年砖、汉五铢文砖。余下50种石刻中，收入《石影》的有37种。另外13种未收石刻大多因年代不在汉晋之列，或《石影》编定时已归他人所有，分别为隋兖州长史徐纯墓志、隋人写经残石（四方）、隋王善来墓志、魏杨阿真造像、唐尹伏生塔铭、魏白景造像记、北齐□遵造像记、北齐贾希兰造像记、石梭题字、马槽题字、唐经幢残石、陀罗呢经瓦佛龛、汉慎乡二字残石。由此也可看出周氏石刻收藏范围之广，最初并不以汉晋为断。

周季木在稿本中对每件文物的记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凡涉及文物的断代、真伪等，皆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因此时间稍后的记录有时会和最初的记录发生抵牾，如北齐贾希兰造像记，周季木记录此石的购藏时间在“丁巳十一月初旬”，下云“按此石记疑后刻”，是最初购入时所记。后又有题识“今日检视一过，刻字画内皆有土斑，非后增伪刻也。前记误。戊午（1918）春三月廿五日记”，是在次年的追记。又如马槽题字，周季木最初将之作为汉石购藏，记作“汉马槽题字”，后又有跋语云：“此洛阳人伪造之物，皆同文异范，文字精劲可爱，见者多审为汉器真品，未有能知其隐者。予之得此，亦为所眩，伪作至此，可谓妙入毫末。”再如收入《石影》的汉淹滞等字残石，周季木最初将之定名作“晋淹滞等字残石”，后用蓝色水笔将“晋”改作“汉”，其下云：“此刻初定为晋石，既一再审察，仍是汉石。”

（二）《居贞阁所藏汉晋石影释文》

此稿本共一册，藏于天津图书馆周叔弢先生藏书专藏室。全本用毛笔写于“秦石轩”绿格稿纸上，封面有周季木题名“居贞草堂所藏汉晋石影释文己巳（1929）三月天津小住时所录”（见图3），卷端又题“居贞阁所藏汉晋石影释文上秋浦周进季木父辑录”（见图4）。为周季木稿本无疑。

图3 《居贞阁所藏汉晋石影释文》封面

图4 《居贞阁所藏汉晋石影释文》卷端

此稿本在内容和形式上非常成熟，完全符合著作形态，推测周季木应有将之刊印出版的计划，不知由于何种缘故，最终未能实现。根据封面周季木题字，此稿是周氏1929年春在天津小住时所录，与《石影》的刊行在同一时段。全稿抄写工整，分上下两卷，分别录所藏秦汉、魏晋石刻。石刻序次和名称和《石影》基本一致，不同处如《石影》收入的汉玄字残石（总第95方）、汉赵顺二字残石（总第96方）、汉议曹掾三字残石（总第97方）三石，在稿本中是上卷补录的内容；《石影》收入的晋节字残石（总第130方），稿本未见；《石影》收录汉晋石刻，止于宋沙门慧坦为石佛记残石（总第131方），稿本下卷在此石之后尚有张君残碑后半下截、晋南王残石、汉州里残石、晋残碑阴题名四石，应是周季木在印行《石影》之后所得，加以补记。

周季木在此稿中不仅写录了所藏石刻的释文，还对一些石刻内容做了注释，同时也记录了石刻的尺寸、出土时地、著录情况以及购藏时间、来源，并对部分重要石刻撰写跋语考证。同《季穆藏石记》一样，记录也经陆续增补，并非一蹴而就。此稿卷末录有周氏《石影》自序，与正式刊行的《石影》自序对校，差异亦不甚大。

此册内另夹有周季木友人关于周氏藏石的五篇题跋。其中两篇为杨树达所作《汉西乡侯兄张君残碑跋》及《魏曹真残碑跋》，共三纸，写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丛编”专用稿纸上，审字迹非杨氏亲笔，应是誊抄件。据跋末所署时间，两篇皆作于1931年10月14日。杨树达当天日记曰：“撰《汉西乡侯兄张君残碑》及《魏曹真残碑》二跋。余近日因考汉俗，涉猎汉碑，时有新获，治金石之学实始于此。”与此可互为印证。二跋后收入《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此三纸或为杨树达倩人誊抄赠予周季木者。另三篇为柯昌泗对周季木藏秦石权、晋袁君残碑、晋当利里社残碑三石所作记录、跋语，皆可判断为柯昌泗亲笔，前者写于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稿纸上，后二篇写于红格稿纸上。柯昌泗的三篇文稿皆未经刊布，可补阙遗。

（三）《魏石经室杂著》

此稿本共一册，藏于天津图书馆普通书库（索书号：P36793）。该馆著录未著明作者，附注云“此书似周叔弢家之物”。根据笔迹鉴定，可确定为周季木手稿本。此册共用三种稿纸写就，合订成册，封面有周季木题“魏石经室杂著”，天图著录即依此定名。实际上此稿本内容庞杂，前后两部分并无关联。

此稿本内封上有周季木题七绝四首（见图5）：

讵知断瓦残专里，检点居然出瑾瑜。从此逢人欣说与，周书而外有虞书。

古籀无存篆又残，阿谁解当石经看。倘教垂画都磨去，此日窗前识也难。

几为柱础几沉河，零落犹存石一螺。堪笑潘丁空好事，收来大宝竟蹉跎。

郦注隋书细细研，当时石仅两经镌。虽然文与毛诗合，要是尚书益稷篇。

辛酉五月廿五夕自大罗天归灯下书此备忘

图5 《魏石经室杂著》内封

辛酉即1921年，周季木曾于1917年末收得女说残石，《季穆藏石记》最初定名为“汉女说二字残石”，后经仔细校验，发现竟是曹魏三体石经《尚书·益稷篇》残石，欢喜异常，作此七绝四首以为纪念。

此稿本前半用“魏石经室”专用稿纸，书写极为潦草随意，部分用铅笔写就（见图6）。内容驳杂，有数页甚至是习字、算术和书信草稿。其主体内容与周季木所藏石刻有关，猜测为周氏《石影》自序的草稿。将之与1929年刊行的《石影》自序相较，内容多有改动，且缺失大半，尚不具备文章雏形。其中抄录了史志笔记中有关宋代张焘、高绅、赵竦、邵伟、吴长文诸家收藏石刻原石的文献，应是为写作《石影》自序准备材料。

图6 《魏石经室杂著》卷端

稿本后半是周季木关于金石、考古方面的札记，共7则，4则与古印有关，2则与石刻有关，1则与古代服具有关，札记中论及的文物多是近世出土，周季木的记录出于当时闻见，内容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秦石轩金石文字日记》

此稿本共一册，藏于天津图书馆普通书库（索书号：P36789）。稿本封面有“秦石轩金石文字日记”题签，天图依此定名，著录云“不著撰人”。全本用金笔写于方格道林纸上，字迹较工整，少有涂改。秦石轩为周季木室名，验其笔迹，与周季木毛笔书写风格接近，因此将之定为周季木稿本。

此稿本内容分两部分，前半部分节录周季木1927年《秦石轩日记》（见图7）。此日记原稿（见图8）原在周季木堂侄周一良先生处，1987年一良先生将之转赠其外甥孙启治，全文已整理发表。将此册稿本前半部分节录的日记与《秦石轩日记》原稿比对可以发现，节录的部分只是《秦石轩日记》中涉及骨董买卖、鉴古活动的内容，其余诸“琐碎不堪者”一概未录。稿本后半部分抄录周季木金石考古札记，共16则：8则与古印有关，4则与石刻有关，3则与古砖、古匋、瓦量有关，1则与古代服具有关。《魏石经室杂著》中的7则笔记，皆见于此册，只是在内容上存有小异。

图7《秦石轩金石文字日记》卷端

图8《秦石轩日记》正文首页

（五）《百汉晋石斋藏石记》

此稿本共一册，藏于天津图书馆普通书库（索书号：P36649）。该馆著录未著明作者，经本人鉴定，确定为周季木手稿本。全本用毛笔写于“仿宋格子”红格稿纸上，卷端首行题“百汉晋石斋藏石记第□册”，天图著录即依此定名。

周季木在此稿本中记录了自己收藏的汉晋石刻共50方，石刻名目前多标记序号，始自88号海字石（《石影》第92号），可知此稿本并不完整，应尚有别册，可惜今已不知下落。全本字迹工整，少有涂改，大致按照购藏石刻的时间顺序进行录文。录文之后，简单记录购获时间以及来源，对于一些重要石刻，还写有题识、跋语。此本记录的石刻为周季木1921年末至1932年初陆续购得，其中，1929年《石影》刊印前购藏的石刻有47方，除却4方残石（魏贞字石、魏化字石、魏流字石、晋孝烈等字）周季木后来审定为伪刻，弃置不收外，其余43方均收入《石影》。另有晋南王等字残石、汉西乡侯张君残碑后半下截、汉石羊3方石刻是在《石影》刊印后购得。

二、

周季木石刻稿本的文献价值

如上所述，《魏石经室杂著》《秦石轩金石文字日记》两种稿本，内容庞杂，属于杂抄性质，于周季木所藏石刻未有太多着墨。因此对研究周季木石刻收藏最具价值的是《季穆藏石记》《百汉晋石斋藏石记》《居贞阁所藏汉晋石影释文》三种稿本，其写录时间不一，内容各有侧重，可互为补充。其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石刻出土时地及递藏源流的记录

周季木所藏石刻，除了端方旧藏的数方出土时间较早之外，大多数是在清末民国新近出土，且非经科学考古挖掘所得。这一时期，国家政局混乱，文物盗掘频繁发生，有些石刻甚至出土不久就辗转多人之手，其出土时地及流传信息，当时人已不易了解。与周季木同时之人即有感于此。周季木对石刻出土时地及递藏源流的记录，大多出自亲历闻见，因此至关重要，可作为相对原始的一手文献，不但可为今日历史、考古等学科的研究提供新材料，有些记录也可纠正既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举证数例：

1.汉沇州刺史杨叔恭残碑（总第15号）

此石嘉庆间出土，为端方旧藏，其递藏情况，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称：“石在山东钜野昌邑集路旁。嘉庆廿一年（1816）归马邦玉，后归端方，又归周进，今藏故宫博物院。”马子云《石刻见闻录》记录与之相同。又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载“石曾归端方，后又归王绪祖、周进”，收藏者增王绪祖一人。杨震方《碑帖叙录》沿之。

周季木将汉晋石刻原石作为主要收藏对象，主要原因即是在1917年曾先后购得丁树桢、端方两家藏石，而所购端方藏石，又是其中最精华部分，自此迅速奠定了汉晋石刻收藏的基础。柯昌泗1929年为《石影》作序时即称：“陶斋最精之品，如食斋祠园刻石、杨叔恭残碑、议郎残碑、封墓刻石、西乡侯兄残碑、曹真残碑、杨阳神道等，为全书之精华者，已皆为季木所收。”对照《匋斋藏石记》著录，《石影》收录石刻有8方为端方旧藏。1917年所收便有7方：西汉食斋祠园画像（总第3号）、汉阳嘉黄肠石（总第13号）、汉封墓记残石（总第23号）、汉西乡侯兄张君残碑（总第37号）、汉议郎等字残石（总第44号）、魏大将军曹真残碑（总第103号）、晋察孝骑都尉杨阳神道（总第120号），具体购藏时间记于《季穆藏石记》。又《居贞阁所藏汉晋石影释文》曰：“嘉庆廿一年，山东鱼台马邦玉访得于钜野之昌邑，聚藏于家塾，据《水经注》考为建宁四年（171）沇州刺史杨叔恭碑。光绪中叶归浭阳端，丁巳冬为诸城王兰溪收去。粤九年，乙丑（1925）始属于予。”可知端方旧藏此石1917年散出后即为王绪祖（兰溪）收得，1925年方归周季木。周季木的记录，亦使此石刻在清末民国的递藏信息更为明确。

2.汉石经残石（共4方，总第19—22号）

周季木藏汉熹平石经残石共4方，第一方仅存一“人”字字形，不详出自何经。余下3方，皆为《公羊春秋》经文，马衡《汉石经集存》将之辑入。关于其出土时地，周季木《居贞阁所藏汉晋石影释文》称 “右四石同时出洛阳”，又《百汉晋石斋藏石记》载“壬戌（1922）十二月与后魏石经二石同地出土。癸亥（1923）正月又出《论语》一石，归姚氏”。除了记录这4方汉石经残石的出土时地，周季木还提到了1923年正月出土的《论语》残石。姚氏即姚贵昉，罗振玉《石交录》对其生平事迹稍有涉及：“往在鄂渚，姚君为张文襄巡官，国变后访古河朔，售古物以给朝夕。于时在鄂同乡同寮多登膴仕者，贵昉未尝与通请谒，席帽芒鞋，独策蹇往来大河南北，访求古金石刻，亦振奇人也。”知其曾任张之洞巡官，民国间转售古物自给。姚贵昉收藏石刻原石颇丰，周季木所藏有不少得自姚氏。这里提到的姚氏所得《论语》残石即《论语·尧曰篇》残石，郭玉堂对此曾有记述：“出土处在洛阳故城内，位于洛水南朱圪垱、东大郊两村之北地名岗上。民国十一年冬，玉堂初见，未及注意。明年春，今故宫博物院院长鄞县马衡叔平及徐鸿宝森玉，由北京至洛，见此石有《论语·尧曰篇》‘贵劳而’等字，嘱以重价购之，谓此后多多益善。玉堂始知为汉石经也。”按郭氏所述，此《论语·尧曰篇》残石在1923年春为马衡、徐森玉两先生所见，此后不久，马衡即在《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上发表《汉熹平石经〈论语·尧曰篇〉残字跋》一文，考定此《论语》残石为《张侯论》。今由周季木记录方知，该石一度曾归姚贵昉所有。

3.魏张盛墓记（总第105号）

此方石刻对道教史研究颇具价值，志主张盛即汉末天师道教主张鲁之子。其出土时地及流传情况，以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记录最详：“石清末河南洛阳出土，后归潍县高翰生，又归周进，今藏故宫。”刘昭瑞《〈张盛墓记〉考略》根据张彦生的记录提出，“（张盛）死后葬于洛阳，则生前极有可能也生活在洛阳或其周边地区。这一点和后出道教典籍中所记张盛事迹完全不同”，并就此展开讨论。关于此方石刻，周季木《季穆藏石记》有颇为详细的记录：“右石乙卯（1915）春出安阳城外，归平寿高翰老家。丁巳夏以王圣村老友故，遂让于予……‘故’上无字，不可确知为何时物。然察以字迹，考以地名，当是西晋刻也。”又云：“原作此形，下有石柱，归高时已将石柱凿去，惟剩一方石矣。”《居贞阁所藏汉晋石影释文》也有与之相近的记录，可互为补正：“乙卯春出安阳，为潍水高翰生君收得。丁巳春归我。据访得者云，石出土时，下截有余石三四尺，以舁运不便凿去者。石无年月，然隶法淳健，望而知为曹马时物。”可知此石出土时间为1915年，非张彦生所记之清末，出土地点在安阳而非洛阳。

（二）对石刻文字的释读传录

金石传古的核心，在于流布金石上镌刻的文字。而石刻录文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即使原石、原器甚至拓本毁灭无存，其上镌刻的文字也能通过录文为后世所知。正如罗振玉在《金石宜录文》中称：

流传金石之功，自以录文字为第一。金石之寿，有时借楮墨以永之。洪丞相《隶释》所载两汉石墨，亡者大半，然洪书一日不绝，则文字一日尚存。若欧、赵所著之碑，其亡佚者，仅得知其名目而已。予尝谓本朝金石之学，以兰泉先生为集大成。

罗振玉认为乾嘉时期的金石学家王昶（兰泉）是清代金石学集大成的人物，就是因其所撰《金石萃编》，摹录自秦汉迄于辽金共计1500余种金石原文，使之传世。

周季木对石刻录文一事也极为重视，《季穆藏石记》《百汉晋石斋藏石记》《居贞阁所藏汉晋石影释文》三种稿本虽然写作时间不同，但皆包含释文一项。特别是《居贞阁所藏汉晋石影释文》，写录时间在《石影》印行同时，形式成熟，内容完整，对石刻的释文更加精确。与以往传录文字的金石著述相比，周季木在石刻录文方面，也有前人所不具备的优势：前人对石刻进行释文，主要依据拓本，而周季木还收藏有石刻原石，录文时遇到石花漫漶难以通过拓本辨认的文字，即可将拓本和原石对校，作出更加精准的释文。

此外，周季木还十分注重金石传拓，对制作拓本一事十分考究，尤其尊崇晚清金石大家陈介祺的传拓法度。陈介祺撰有《传古别录》，专门总结传拓方法，包含金石如铜器、玺印、碑刻等多个方面，成为当时及后世金石传拓的经典法则，影响甚广，叶昌炽曾将陈介祺总结的传拓方法评为“古今第一”。周季木对陈介祺总结的传拓方法十分信奉，专门选取安徽泾县生产的六吉棉连纸，这种纸张“色白如玉，匀净细腻，绵软有韧性”，最适合传拓。比周季木年辈稍晚的金石书画家巢章甫称：“棉连纸之至佳者曰‘十七刀’，薄如蝉翼，振之无声，而至坚韧。昔年金石大家潍县陈簠斋，吴县吴清卿，潘伯寅诸氏，皆取以精拓所藏鼎彝器物，然皆限于小品之属，迨建德周季木先生收藏汉晋石刻，悉以此纸付周西汀氏佳墨细拓，遂为石刻拓片之冠。”当时传拓名家如马子云、周希丁等，都曾受周季木延请传拓石刻。柯昌泗曾评价：“晚近名家守其法者周季木也。季木所招致宾客为之拓金石者，多黄、潍两县人，得簠斋之真传，是以周氏拓本，一望而知为齐鲁间之法也。”

虽然有些石刻在归周季木之前已历经多人收藏，有多种拓本流传，但石归周季木后的传拓本往往后出转精，加之有原石可供比照，使得周季木在石刻释文方面，与前人相较，多有胜处。举证数例：

1.汉封墓记残石（总第23号）

此石旧称永寿残碑、仓龙庚午等字残碑。原为端方旧藏，《匋斋藏石记》收入，定名作“□郡太守残碑”。《季穆藏石记》称：“光绪□年山东滕县出土，初归高氏，未久即归长白托活洛氏，丁巳冬归予。石漫漶太甚，不可句读。《匋斋藏石记》释出七十一字，今以精拓对校原石，得百三十余字，仍不可得考。”此石镌刻文字细小，极难辨识。对照周季木《居贞阁所藏汉晋石影释文》对此石刻的录文，较《匋斋藏石记》所录多出数十字。另外，此石两侧还镌刻有兽纹画像，此前拓本皆未拓出，石归周季木后方拓出两侧画像。

2.汉辟易等字残碑（总第39号）

《匋斋藏石记》著录一石，定名作“辟昜残石”，实为据此石翻刻。《季穆藏石记》称：“残石光绪中叶陕西长安出土，藏者不知重，得后但拓数纸，故墨本流传至稀，好古者皆未知也。惟《陶斋藏石记》有辟昜残碑，其文与此不同，而隶法大异，陶跋谓洛阳金邨镇出土，书势神似郑固碑，予虽未见其石，据有见者云：‘书法薄弱，确是伪刻。’此石既出，乃知其亦有所本也。”又谓：“此碑阴有题字，人皆不知，乃归予后检出者。岂物之显晦亦有待耶！碑阴题名四行，向所未见，售石者亦不知有此，归予后始检得之。”此石归周季木后，周季木发现碑阴残存“张□、郭多、王昌”数字题名，并在编定《石影》时，将碑阴拓本一并影印传世。

3.汉议郎等字残石（总第44号）

此石原为端方旧藏，《校碑随笔》《匋斋藏石记》皆著录并释文。王壮弘在《增补校碑随笔》中引周季木云：“此石近归予。‘所’字、‘敢’字为尘土所封，石归予后，略为洗剔，较前清晰矣。‘五’下似是‘官掾’二字，方君未释。《匋斋藏石记》‘五’下一字释作‘声’，亦不确。再‘史’上‘令’字，‘酉’下‘卒’字，方亦未释出，盖渠只见拓本录之，未见原石也。”对照周季木《季穆藏石记》《居贞阁所藏汉晋石影释文》对此石刻的录文，不但较《校碑随笔》《匋斋藏石记》所录多出数字，还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释读错误。

三、

《季穆藏石记》所见周季木购石价格

在《季穆藏石记》中，周季木还记录了大多数藏品的购买价格，对于鉴藏史研究而言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因其作为一种相对特殊的文献，特在此节单独列出。

在周季木堂侄周绍良先生收藏的一部家族传承的《石影》中，有周季木在1930年对购石原价、石刻现值价以及拓本售价的记录。北京出版社2019年曾将此册影印出版，封面有周季木题识：“拓本价目，庚午六月重订。购石原价及现值价，现值价以庚午六月为准。”庚午为1930年，此份价目即周季木在《石影》出版的次年写定。周季木将价目分别记录在此册《石影》目录天头、地脚的空白处，分“原价”“现值”“拓本价目”三个序列（见图9）。原价即指购石原价，现值应是指1930年周季木制此价目时对所购石刻的估价，拓本价目即所藏石刻拓本的售价。另在“原价”和“现值”的序列中间，周季木还用阿拉伯数字进行标识，每方石刻所对应的阿拉伯数字，在数值上大多远远高于其所对应的现值。因此推测，这些阿拉伯数字应是周季木在若干年后对这些原石的重新估值，抑或是未来的出售价格，记录时间无从考证。

图9 周绍良藏《石影》目录页

值得注意的是，周季木在1930年手订的这份价目，同其在《季穆藏石记》中记录的购石价格并不吻合。《石影》中所收石刻，《季穆藏石记》记录购石价格的共计20方，制表1比较如下：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季穆藏石记》所记购石价格与周季木1930年手订价目一致的仅汉故吏王叔等题名残石、宋沙门慧坦为石佛记残石两方，其余均有差异。

二者之间，《季穆藏石记》所记购石价格应更加真实可信。上文已经考证，《季穆藏石记》录自1917年秋，止于1920年初，虽然内中周季木对藏品的记录也历经多次增补，但相较于其他手稿，写作时间较早，所记购石价格及购石经过基本可视作是购藏行为发生后的第一手资料。将周季木1930年手订价目与之相较，亦可明显看出一些不确之处。试举两例：

其一，汉西乡侯兄张君残碑，周季木在《季穆藏石记》中记录的购石价格是“作价四百五十元”，同时还记有购买此石的过程：“碑旧藏端午桥家，嗣为河南葛君德三购去，爰以旧拓《天发神谶文》足本易归。作价四百五十元。”可知此方石刻并不是周季木直接购买所得，而是用所藏《天发神谶文》拓本与葛德三进行交换，作价四百五十元现值。马子云《石刻见闻录》述及汉西乡侯兄张君残碑时，曾引周季木《古石抱守录》批注文字：“丁巳初冬，余以明拓足本《天玺纪功碑》向河南某氏易得此石。己未老木记。”二者可互相印证。周季木1930年所记购石价四百八十元，显然与事实有出入。

其二，汉静仁等字残石、汉虔恭等字残石，据《季穆藏石记》记录：“静仁、虔恭二石，闽人姚氏所藏。今以《鲁峻碑》旧拓一册并青帙五十只易得。”闽人姚氏即清末民国金石学家、收藏家姚华，姚华在1917年初给其子的家信中提到了购买此二石之事：“此九日休息中，得五日游厂肆，收得虔恭等字残石一种，静仁等残石一种……足为弗堂金石增目录矣。”周季木1930年将这两方石刻的购石价记作六十元、百元，显系估值，与事实不符。

藏家记录藏品购买价格的传统渊源已久，有些书画、古籍、碑帖的藏家，甚至会直接以题跋、题识的形式，将价格记录在藏品上。对于收藏自成体系且将之作为终身志业的藏家而言，记录藏品购买价格，既能为自己持久的收藏行为保存一份“备忘录”，同时也可为藏品在生前身后的处理与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但需注意的是，藏家对藏品价格的记录，有时并不完全客观。就周季木的两份购石价格记录而论，《季穆藏石记》记录时间距石刻购藏年月不远，如同一份藏品“备忘录”，所记价格更具真实性。转至1930年，《石影》已编辑成书，传世的目的即已初步达成，加之国家时局、个人境况的改变，此时周季木考虑更多的是藏品的归宿问题。因此，1930年的这份记录，更大程度上是为藏石出售估值之用。站在这一立场，审视周季木记录的购石原价，其准确与否便不十分重要。

周季木在《石影》编成之前便有出售所藏石刻的计划。《石影》自序称：“今海宇沸腾，世变日亟，向者出石之地，多沦为盗贼之薮，欲求访碑之乐，不可再得，而予亦闭门自束，意趣都消，既时出所藏易粥，恐此累累者亦不能久为予有，每摩挲兴叹，不禁盛衰之感。呜呼！烟云过眼之物，去留本不足系念，然十年辛苦，聚积维艰，一朝流散，能不惘然！”在1927年，周季木甚至还萌生将其收藏的石羊出售到国外的想法，据其2月23日日记云：

晚，同汪杲如、霍先生看电影，于园中晤沈世荣先生，言及近况，渠近办出口生意，以地毡为大宗，附以景泰蓝、雕漆、玉器等，颇得利。曩予欲以旧得石羊售之外国，苦无人介绍，今沈做出口，所售之物近于古董，遂托其代为介绍，已得其允许，明后日当为羊拍照。

这一时期，周季木经济上曾遭遇数次变故，并不十分富裕，将收藏石刻卖得善价，也可缓解个人经济压力。

1954年，周季木亲属将其花费大半生精力收藏的石刻悉数捐出。故宫博物院在《捐献铭记》中称：“一九五四年，周季木先生将刻石等文物二百九十余件捐献国家，国家文物局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此时距周季木逝世已近二十年，捐赠之事主要是其兄长周叔弢极力促成。周叔弢在1981年为王贵忱收藏的周季木旧藏古泉拓本册《陶盦泉拓》所作题跋中称：“家弟季木好藏石刻，所得多当时出土不见著录之品……解放后，余率诸侄举藏石全部献之故宫博物院，物有所归亦家弟之遗志也。”弢翁此言或许出自亲族美誉，至少对于周季木而言，生前即明确有出售藏石的想法，今日对此宜有客观认识。

四、

余论

周季木虽终生醉心金石之学，但因其首重在于传古，导致生前并未出版和金石学相关的文字著作。除了收藏汉晋石刻原石外，周季木在古印、古陶、封泥、铜器等诸多门类的收藏上，同样建树极高，且会像其藏石一样，勤于记录考订，可惜这些手稿文献今日大都失传。周季木身后，其堂弟周明泰在为《季木藏匋》所作序文中即表达了这一遗憾：

岁在己巳、庚午之交，先兄季木与余及叔迦弟同居旧京，时以经史相课责，有疑则互设难，有得则共印证以为乐，而胶西柯燕舲兄亦参预其间，四人分工治学，于是名之曰“社”。非敢标榜门户，亦犹古人切磋攻错之义云尔。余及叔迦弟皆粗有论述，以付剞劂，而季木兄每日孶孶于所藏古陶文字，欲为释义，虽一字之微，必穷探其本源，而后心始安，积久已成帙，犹不自以为满足，未敢公诸世也。迨时过境迁，余四人皆离群索居，不特社之胜缘难再，即兄之著述亦遥遥无观成之期矣。后数年，兄归道山，而此释文手迹乃不知存于何所。积年心血，付之泡影，致可惜也。

与之相比，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们尚能发现这些体量相对丰富的与周季木藏石相关的手稿文献，值得庆幸。随着对这些稿本的整理研究，学界也可对周季木的石刻收藏活动及其在石刻学方面的成就，有更为清晰的认知。

与周季木石刻收藏相关的手稿文献，除了本文介绍的天津图书馆所藏五种之外，民间尚有遗存。这些文献写录时间不一，内容各有繁简，侧重都不尽相同。周季木对于石刻的定名、断代以及释文，各本所记略有差异，有时甚至会有抵牾之处。而这一差异，恰能反映周季木对于藏石在不同时期的认识过程。因此，在利用这些手稿时，应将之作为一个整体考量，避免孤立对待。落实到对周季木某方石刻的具体研究上，要将周季木手稿中的相关记录汇辑一处，探讨其内容上的同异，以期相互印证。如同俞樾提出的“古人之文，有参互以见义者”，这虽然是一种文本分析的语言学术语，但在利用周季木的手稿文献时，同样可以参考借鉴。

本人在天津图书馆访书期间，曾得到李国庆先生的热情接待。孟宪钧先生、周启晋先生亦慷慨提供讯息、出示收藏。在此一并致谢。本文初稿曾在2022年“第六届汉文写本研究学术论坛暨中国典籍日本写本文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

【作者简介】唐雪康，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石刻文献、版本目录学、近现代学术。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4年第5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转自“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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