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用563個漢字拼寫畏吾體蒙古文《蒙古秘史》正文，附加旁譯（每詞旁標注漢義）和每節內容總譯（將全文分成若干段落，每段落後附加該段內容翻譯，學界將此段落稱爲“節”）而形成的《元秘史》，分十二卷282節。明永樂時期編纂《永樂大典》，將十二卷本《元秘史》全文收入卷5179-5193中，將282節分編十五卷，題名亦改爲《元朝秘史》，爲該經典的流傳和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傳世《元朝秘史》版本衆多[1]，在十二卷本和十五卷本的基礎上，分正文、旁譯、總譯俱全的完整本，僅存總譯部分的總譯本，後人注解的批注本等。
國家圖書館藏一部鮮有論及的十五卷《元朝秘史》總譯本，索書號爲XD2118，鄭振鐸舊藏，其上陳遹聲墨筆過錄李文田著《元朝秘史注》（簡稱“李文田注本”）部分内容（以下簡稱“陳遹聲過錄本”），文獻價值頗高。
（一）基本信息
《元朝秘史》十五卷，二冊，藍封面內葉正面題名“元朝秘史十五卷”，背面牌記“道光廿七年秋/靈石楊氏刊本/道州何紹基題”。開本26.9×16.6厘米，版框18.9×13.4厘米，單魚尾。卷端題名“元朝秘史卷一”，每半葉10行，行23字，版心上端刻題名“元朝秘史”，魚尾內是卷次、葉碼，版心下端刻“連筠簃叢書”。第一册爲卷一至七，第二册爲卷八至十五；卷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十五由張穆校，其餘卷則由何秋濤校。卷末刻張穆、錢大昕跋。鈐“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 “長樂鄭氏庋書之印”。據刊刻牌記得知，此本爲《連筠簃叢書》所收張穆抄自《永樂大典》的《元朝秘史》總譯本。
正文末張穆跋中明確指出，張穆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從《永樂大典》抄出《元朝秘史》總譯部分，二十七年（1847）與韓太華藏影抄本進行校對，二十八年（1848）刻入《連筠簃叢書》。因此，該書牌記所指“道光二十七年”，應是叢書始刻時間，而《元朝秘史》的刻入，應是道光二十八年，即晚一年。
錢大昕跋，則出現于多部《元朝秘史》前或後，此本中刊刻于書末，末行題“嘉定錢大昕跋”。
（二）批注者跋
本書從卷首起，天頭及行間滿篇墨筆批注，書末有批注者跋：
（三）陳遹聲過錄本相關人物
由上跋得知，陳遹聲過錄本批注的過錄和補訂者爲陳遹聲，其應李文田囑託完成，並且參考了王彥威過錄本。
1．李文田
李文田（1834-1893），字畬光，又字仲約、若農、芍農，生于廣東南海縣佛山鎮，祖居順德均安上村鄉，故李文田習慣自稱順德人。清咸豐九年（1859）探花，授翰林院編修，放江蘇、浙江、四川鄉試主考，提督江西、順天學政。入值南書房，官至禮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一生勤于治學，其“學術成就，集中表現在元史及對元人著述之整理。”[2]李文田譯注多種元史著作，其中“《元朝秘史注》是李文田的最長篇代表著述，也是他影響最大的作品。”[3]而李文田“研究西北史地的重心大體應是1885年年底他回到北京之後的十年。”[4]
光緒八年（1882），李文田母親徐太夫人辭世，李文田服喪三年，于光緒十一年（1885）服闋，再度入京，以侍讀學士身份再度入值南書房。光緒十七年四月戊申（十五日），光緒帝“以本年鄉試、考試應開列試差人員于保和殿。”[5]考差閱卷派十人：徐桐、麟書、李鴻藻、責恆、祁世長、景蕃、李文田、許庚身、徐樹銘、汪鳴鑾[6]。此後“光緒十七年辛卯八月壬辰朔，即八月初一，命吏部右侍郎李文田提督順天學政。”[7]相比于清朝文鄉试時間爲八月“初九爲第一場，十二日爲第二場，十五日爲第三場，每場都在考前一天點名搜檢入場，第二天交卷出場”[8] ，“武鄉試時間在十月”[9]，于是李文田于十月赴保定，并邀友入幕校閱卷。據《桂林梁先生年譜》：“十月順德李仲約侍郎文田奉命典學畿輔，邀公入幕。隨赴順直各屬校士閱文。”[10]可見；李文田邀陳遹聲入幕外，還有廣西桂林人、光緒十一年（1885）順天鄉試舉人梁濟（1858-1918），這也符合“一學政幕友，不得延請本省之人。如兩省接壤亦必在五百里之外，方准延請。不得更帶本地生原閱卷”[11]的制度。翁同龢光緒十七年十月十七日記載“出城送若農行，未晤；訪陳伯雙，亦未晤。”[12]故李文田出發應于十月十七日或之前，早于陳遹聲過錄本末跋中的“十月十八日”，說明未與陳遹聲等同行。據該跋，此次考試于十一月十九日結束。果然，接下來的幾個月內，無李文田活動記錄，直到次年二月初二日，“爲所編《辛卯直省嚮墨文程》作序”，其後直至六月，才與翁同龢、繆荃孫等友朋往來[13]。的確，梁濟“在李公學幕周歷順直各屬校士閱文，六月回京。”[14]
2．陳遹聲
陳遹聲(1846-1920),字毓疏，又字蓉曙，號駿公，又號畸園老人，浙江諸暨楓橋陳家村人。早年師從著名學者俞樾(曲園)。清光緒十二年（1886）第四次赴京參加會試，榮登進士二甲四十名，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十五年（1889）參加散館考核，以優異成績留任翰林，授編修[15]，直至光緒二十三年出任松江知府。陳遹聲與時人翁同龢、李慈銘等齊名，對古董字畫的鑒賞造詣極深，著有《玉溪生詩類編》《歷代題畫叢錄》《逸民詩選》《畸廬稗說》《畸園老人詩集》及《鑒藏要略》等。《清史稿》有傳。
陳遹聲過錄本末跋所述光緒辛卯（1891）時，陳遹聲尚爲翰林，雖無相關資料記錄其赴保定校試卷事宜，《順天鄉試同年齒錄·光緒辛卯科》考官[16]中也未見載。但作爲翰林，完全能夠充任這一職。其充任辛卯保定府試卷校閱官，顯然與李文田邀其入幕有關，正如上跋文所提“順德李侍郎仲約前輩邀予校保定府試卷”。
然而，相比于李文田，陳遹聲的相關記錄極爲少見，《清實錄·光緒朝實錄》中有關其記載僅5條，與李文田的交集，更不見于正史。現所知，除陳遹聲過錄本外，儘見李文田一次朋友宴會中。光緒十八年（1892）閏六月十八日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順德師招飲天寧寺，黃仲弢、王蓮生、志伯愚、王茀卿、馮夢華、陳蓉曙遹聲、沈子培、子封、劉佛青、費屺懷、葉鞠裳、劉靜階、文芸閣、李木齋仝席。[17]此時已完成保定府武鄉的閱卷事宜，返還了紫禁城。陳遹聲所過錄及補訂的陳遹聲過錄本也已形成，即陳遹聲過錄本是清光緒十七年十月武鄉試後產生的。
3．王彥威
陳遹聲過錄本末跋中述有“王弢夫水部過本”。王弢夫，即王彥威（1842—1904），原名禹堂，字弢夫，藜庵，黃岩縣城（今黃岩區）人。清同治九年（1870）舉人，歷任工部衡司主事，營繕司員外郎，軍機章京，江南道監察禦史，太常少卿。著有《西巡大事記》、《清朝掌故》、《清朝大典》、《樞垣筆記》、《史漢校勘記》、《秋燈課詩屋圖記》、《黎庵叢稿》等。
從各種資料得知，比起陳遹聲，李文田與王彥威的來往則較爲密切。如，《王彥威日記》光緒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記錄“順德李若農座師以甲戌之冬乞養歸里。予時在京，屢往見之。師問此行，外間議論如何予謂師以，少年科第兩典試事，一任學政兩年之間游升學士。”以及李文田相關經歷。[18]又記光緒十五年“八月二十日，今日爲李若農、黃漱蘭師生日。”[19] “光緒十二年（1886）十月十八日李慈銘《越縵堂日記》：黃漱蘭來、弢夫來、吳清卿來、若農師來、徐亞陶來，爽秋來，岑伯豫來，午後設飲逮闇而散。[20]光緒十七年二月十一日《袁昶日記》：陪芍師、淑丈、夢華、莘伯、共集退谷舊園，苗生、班侯亦在座。子培晜季、弢夫及余四主人。[21]光緒十七年八月廿四日《藝風老人日記》：順德師招食魚生，王弢夫、楊蓃裳、龍伯鑾、李寄訓仝坐。……還《醉隱集》于順德師。[22]不但在李慈銘“召飲”中一同參加，還出席王彥威召集的聚會，李文田還邀請王彥威參加本人的招待，可見二人關係并非陌生，王彥威向以師尊稱李文田。關于《元朝秘史》，王彥威早在光緒二年（1876）十二月十二日就曾記錄“《元朝秘史》及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皆張石舟所校。二書自錢竹汀氏始稱之，謂足以訂正《元史》。《秘史》譯于元初，皆用俚俗語，使人易知，其事質實可信。”[23]因而，王彥威過錄李文田《元朝秘史注》[24]，不足爲奇了。
（一）李文田注本
李文田注本是在十五卷《元朝秘史》總譯本爲基礎[25]所做注本，因李文田本人無自序，亦無相關記錄，故其形成經過鮮有談及。目前所見李文田與《元朝秘史》的最早記錄見于文廷式《蒙文<元朝秘史>十二卷抄本題記》：“此書錢辛楣先生藏本，后歸張石州，輾轉歸宗師伯羲祭酒[26]，余與乙酉冬借得，與順德李侍郎各錄寫一部，于是海內始有三部。”[27]李文田此抄本藏于國家圖書館，前有李文田跋曰：“此本今藏盛伯羲司成家，即千里手跋之本也。丙戌夏借抄一部，此後轉抄本數十家焉。”抄錄時間與文廷式題記所云差半年，丙戌夏或爲抄畢年。又該本卷一首葉題跋講述《元朝秘史》來歷，落款爲光緒辛卯七月。另，李文田致翁同龢函中：“《探路記》及《秘史注》閱畢，乞檢交去人攜回爲幸。敬上叔平宮保閣下文田頓首正月晦”[28]《翁同龢日記》中對此事的記錄爲光緒十二年（1886）正月三十日。若文廷式所記正確無誤，則早于乙酉年，即光緒十一年（1885）冬李文田始抄一部十二卷《元朝秘史》，應爲其作批注做準備，光緒十二年正月時所作《元朝秘史注》已基本成型，至光緒辛卯（1891）時對此經典已有深入研究。
國家圖書館與上海圖書館均藏一部李文田著《元朝秘史注》稿本[29]，二本均用綠格紙一每行19字規格抄錄，其全部內容與下述漸西村刻本相差無幾，即此二稿本，或爲刊行前的謄錄本。就形式而言，上圖藏本爲詞條下均以雙行小字注解，包括將國圖藏本（刊行本中）天頭所見部分注解也于詞條下以雙行注，末有錢大昕跋並作雙行小注的同時，還有楊復吉（1747-1820）撰于乾隆丁未年（1787）跋及其所錄萬光泰關於《元朝秘史》跋和《元氏譜》，說明李文田注本初擬收入錢大昕跋和楊復吉等，但因楊復吉跋中未出注，最終捨棄，僅保留了做注的錢大昕跋。國圖藏本則有錢大昕跋外無楊復吉跋，並且詞條後單行做注，與漸西村刻本更接近。國圖藏本無抄錄年代，上圖藏本則有題簽提示“上冊卷一至卷七/光緒己丑十二月/借讀五千卷書/室所注本抄出”，“讀五千卷書室”是李文田齋號，該本底本出自李文田無疑，根據該本字跡以及上鈐印“十二紫芝山館”，此本或由李文田弟子李宗顥所錄[30]。國圖藏本詞條“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補-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的原有注解上貼浮簽並補錄批注，末有提示“右二條已見采于官書，不涉誣妄，故舍彼引此”，上圖藏本則不但按此提示收入浮簽上批注內容，況且將提示中建議的“舍彼”內容也一同抄錄，內容比國圖藏本豐富不少，而最終的漸西村刻本則依舊按國圖藏底本，未採納浮簽內容。由此推測，上圖光緒十五年本應參考了國圖藏本上浮簽內容，並採納，因而國圖藏本應早於光緒十五年。當然，國圖藏本上有多處墨筆補充或修改痕跡，漸西村刻本均以修改爲准刊刻；也有若干浮簽抄錄補充的注解，刊行本中均未採納，有關此類情況以及與上圖藏本間的微妙差異，此文不再細述。
李文田注本終成後，初由袁昶于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刻入其漸西村舍彙刊（簡稱“漸西村刻本”）中，後又見光緒二十九年（1903）金匱浦氏靜寄東軒石印本、光緒二十九年上海文瑞樓石印本。本文依漸西村刻本[31]探討李文田注本。
漸西村刻本正文前引《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八雜史類提要，即“蒙古源流八卷，乾隆九年奉敕譯進，其書本蒙古人所撰，按年臚事，首尾賅備，頗與《永樂大典》所載《元朝秘史》體例相近。”即將《四庫全書》中與《元朝秘史》相關記錄錄于此。其後錄自《揅經室三集》的阮元“元朝秘史提要”，稱“續提要”，接着是錄自《思適齋集》的顧廣圻《元朝秘史跋》。
正文卷端題名下注：“《永樂大典》本凡十五卷，殘元槧本分卷不同。今據‘連筠簃本’爲主，即錢少詹所授從《大典》出者也。陽城張敦仁本從元槧足本影出，作十卷又續二卷。今以錢校本爲主，而記其异同于題目之下。錢本無撰人名氏，張氏影本有之。蓋元代撰訖，殆非一刻。故兩本互异。今并注出之云。”說明，李文田注《元朝秘史》用的底本爲前所說連筠簃“叢書本”。其後爲對《元朝秘史》的蒙古文名“忙豁侖紐察脫察安”的解釋。
正文始于“當初元朝人的祖”，對于《元朝秘史》總譯逐條加以注釋，十分詳盡。結尾則與“叢書本”完全一致，亦是張穆記和錢大昕跋。正文逐條所做注釋，據統計，李文田將《元朝秘史》十五卷總譯本析分爲985個詞條來做注解，第1條是對于書名《元朝秘史》下的二行“忙豁崙紐察/脫察安”的注解，第985條則是對書末張穆跋部分信息的解釋。如此，李文田對《元朝秘史》總譯正文的注解可計983條：卷一2-153條；卷二154-187條，第187條，卷三188-249條，卷四事250-407條，卷五408-475條；卷六476-522條；卷七523-591條；卷八592-668條；卷九669-700條；卷十707-740條，卷十一741-769條；卷十二770-808條；卷十三809-904條；卷十四905-958條，卷十五959-984條。其中，第187、249、407、740、958，共5條，無注解，均值該卷末尾。故李文田注本對978條內容進行詳細注解，其詳細程度前無古人，後無超越者，“一直到今天仍是研究蒙元史的必備書籍。”[32]
（二）陳遹聲過錄本
陳遹聲過錄本中，行間小注多爲人名、地名在《蒙古源流》、《南村輟耕錄》等中記錄，因較散，且均見李文田注本中，故不計其數量，而天頭與卷末明顯呈段落的批注則共計204條。其中，“李仲约侍郎文田曰”、“李侍郎曰”、“李曰”、“又曰”、“文田案”、“李按”、“李侍郎說”等具有明確標記者有101條，無疑爲李文田注的過錄，而李文田姓名首次出現時呼其全稱“李仲約侍郎文田曰”；有6條爲“文廷式案”等引自文廷式文，其餘條目則無特別標注。那麼，陳遹聲過錄李文田注本的同時，是否進行補充？我們利用上圖藏稿本、國圖藏稿本和漸西村刻本，以求答案。
由上所述，形成于光緒十五年或更早的國圖藏稿本及上圖藏本的底本，其內容已與漸西村刻本相差無幾，已經是十分成熟的批注本，其注解，含陳遹聲過錄本上批注（除下述2條不見外），因而說明，所見陳遹聲過錄本中的批注，光緒十五年甚至更早時已經產生，光緒十七年，陳遹聲僅對其進行了過錄，而非補充。當然，上圖本及國圖本與現所見刊行本一樣，上有多處陳遹聲過錄本中不見內容，陳遹聲過錄本中某些批注在國圖藏稿本天頭上以補錄形式出現。由此我們認爲，李文田交給陳遹聲的批注本爲另一本，即李文田手中有各種不同本，將其交由不同人校核。將以上情況用几条案例簡表展示如下：
另，陳遹聲過錄本有五處“補錄”：
一爲卷二第八葉正面天頭第49條批注前示“補錄卷末土兀剌河”，即對該卷第九葉背面首二行上“土兀剌河”的注解；
二爲卷五第四葉正面天頭第100條批注前示“補錄忽巴合牙注”，即對該卷第三葉背面末“忽巴合牙”的注解。
三爲卷十一第二葉背面天頭第146條批注前示“補錄末亦都兀惕節注”，即對該卷末“亦都兀惕”的注解。
四爲卷十一第三葉背面天頭第147條批注前示“又補末頁亦都兀惕注”，此即前第146條批注的補充。
五爲卷十三第二葉正面天頭第165條批注前示“補錄大寧注”，即該卷第三葉正面末“大寧”的注解。
以上補錄，均見於國圖、上圖藏稿本及漸西村刻本中，陳遹聲是否爲借用王彥威過錄本補充，現不知王彥威過錄本下落，無從斷定。
（二）漸西村刻本與陳遹聲過錄本批注
陳遹聲過錄本最初從李文田著《元朝秘史注》過錄，並根據元人文集等諸多資料核實而成。
1．漸西村刻本中所見陳遹聲過錄本批注內容
（1）數量
所述陳遹聲過錄本批注204條，除2條外，其餘均見于漸西村刻本中，即202條批注分布在漸西村刻本209個詞條的注解中；
未收2條是：陳遹聲過錄本批注的第12條“李侍郎曰：秘史中以名爲姓者，其末字皆收入齶音。此必蒙古語，如是非譯者，前後互異也。”第116條“此特上阿壇弟也客扯連，所以別于塔塔兒種人之也客扯連”。
（2）錯別字的纠正
陳遹聲過錄本中明顯有錯別字，如陳遹聲過錄本批注第114條中“科布多西”，漸西村刻本第500詞條的注解中將其糾正爲“科布多而”；陳遹聲過錄本批注第127中“賬本”，漸西村刻本第576詞條注解中糾正爲“張本”。顯然是陳遹聲過錄李文田注時所出現的錯字。
2．漸西村刻本中所見陳遹聲過錄本批注形式
漸西村刻本中所見陳遹聲過錄本批注，除多條完全一致外，還有部分條目卻有所改動。
（1）陳遹聲過錄本中的“李侍郎曰”等提示語在李文田注本中或不見或爲“文田案”
上述陳遹聲過錄本批注中“李侍郎曰”、“李曰”等提示做批注者101條，除第12條不見外，其餘均見於漸西村刻本中，但將提示多改爲“文田案”或不再特意提示。
（2）陳遹聲過錄本批注被分割
陳遹聲過錄本一條完整批注，最終刊行本甚至國圖、上圖稿本中，有的在同一詞條的注解中被分割，有的則被分割爲不同詞條的注解中。
同一詞條中的分割，如，陳遹聲過錄本批注第184條“據《西遊記》，太祖墜馬在十八年癸未。此文言……即《西使記》之撏思幹也。”作爲李文田注本詞條“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從行……就于搠斡兒合惕地面下營”的注解出現，但是，先爲“據《西遊記》，太祖墜馬在十八年癸未”，後插入其他內容，再以抽取形式采入“此文言，狗兒年秋者”等內容，并未完整採納第184條注解。再如，西諦批注第186條“此雪山乃西域雪山，非西夏之山，自漠北至西域隨地皆雪山。”作爲李文田注本第913詞條的注解，先採用“此時所住雪山乃西域雪山，非西夏之山也。”之後插入其他內容，再錄“自漠北至西域隨地皆雪山。”
不同詞條中的分割者共10條，分別是第11條分布于第57、58詞條注解中，第22條分布于第81、82詞條注解中，第42條分布于第154、155詞條注解中，第79條分布于第304、305詞條注解中，第111條分布于第486、488詞條注解中，第140條分布于第679、680詞條注解中，第146條分布于第769、758詞條注解中，第154條分布于第775、778詞條注解中，第176條分布于第864/865詞條注解中，第177條分布于第868、876、878詞條注解中。觀以上條目內容，被分割處均有明顯的“又曰”等提示語，故陳遹聲過錄本批注中雖以連續形式抄錄，但此10條亦可分開爲21條，即陳遹聲過錄本批注條目可增加至215條。
（3）陳遹聲過錄本整條批注語序被調整
陳遹聲過錄本整體批注在漸西村刻本中有的語序被有所調整，如陳遹聲過錄本第13條批注“《輟耕錄》蒙古七十二中姓氏，有合忒乞，蓋即合塔斤，後四卷偷太祖韁繩、八卷從札木合處來降，皆此部族也”，爲李文田注本第62詞條的注解，其形式爲“後文四卷偷太祖韁繩、八卷從札木合處來降，皆此部族也。《輟耕錄》蒙古七十二中姓氏有合忒乞，蓋即合塔斤矣。”
（4）陳遹聲過錄本批注前後順序被調整
陳遹聲過錄本批注在漸西村中刻本中，如上所述陳遹聲過錄本批注所示“補錄”條出現于其後條目之後外，還有第159、195、199條批注，出現于其後條目之後。
（5）陳遹聲過錄本批注出現于漸西村刻本天頭上
陳遹聲過錄本部分批注出現于漸西村刻本天頭上，如陳遹聲過錄本的第48、49條批注，在漸西村刻本中作爲第185詞條的注解出現于第52條後，而且第48條的後半段內容出現于第184-185詞條的天頭上。此出現於天頭上的批注，在國圖藏稿本中也出現於天頭上，並明顯爲另筆補充抄錄。又如，此出現于天頭者有14條。其中，有5條引用文廷式文，文廷式另1條文則出現于第85條批注中，作爲李文田注本的第338詞條的注解來收入。李文田注本中，849詞條的天頭批注，陳遹聲過錄本批注雖未注明文廷式按，但李文田注本收入其時明確爲“文廷式按”。
（6）陳遹聲過錄本批注以雙行小字形式呈現
陳遹聲過錄本部分批注在漸西村刻本中以雙行小字形式出現，如陳遹聲過錄本第146、147條批注作爲李文田注本第769詞條的注解收入，成爲該條完整的注解，同時，第146條末“元史兵志曰，掌于內府尚供衣服者，曰速古兒赤”，在漸西村刻本第758詞條注解中以雙行小字形式出現。
諸如此類，漸西村刻本中所見陳遹聲過錄本批注，部分條目的形式有所調整，同時部分條目的語句等得到修改，在此不一一列舉。
當然，陳遹聲過錄本批注雖爲數量較大，但相比于李文田注本龐大的注解體系，遠不及後者978個詞條的完整解說。李文田注本，除了見有陳遹聲過錄本批注內容外，尚有一部分內容見於另一本，即南京圖書館藏十五卷《元朝秘史》總譯本批注。
南京圖書館藏有一部十五卷《元朝秘史》總譯本（簡稱“南圖本”）抄本，其上爲滿篇朱筆批注約114條（不含行間注釋），包括李文田注本中開篇《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八雜史類《蒙古源流》的提要。據考證，該本以連筠簃叢書收張穆《元朝秘史》總譯本爲底本，而其上批注90條不但見於漸西村刻本中，有的一字不差，有的則稍加修改，而此等批注在上述國圖、上圖藏稿本中均可見，由此得知南圖本至少光緒十五年時已產生，甚至更早。關于南圖本詳細情況，將于另文中專門介紹。
那麼，陳遹聲過錄本與“南圖本”作爲李文田注本內容的一部分而存在，二者間有何關係呢？簡單歸納如下：
1.二本批注分布于前後，內容成綴合銜接狀，共有5條。
（1）“南圖本”第42條前爲陳遹聲過錄本第84條，內容前後銜接成完整段落；
（2）“南圖本”第1條前爲陳遹聲過錄本第33條，內容能够綴接；
（3）“南圖本”第44條後爲陳遹聲過錄本第88條，成完整條目；
（4）“南圖本”第46條後爲陳遹聲過錄本行間注，成完整條目；
（5）“南圖本”第101條後爲陳遹聲過錄本第175條，內容能够綴接。
2.二本批注內容重叠
二本批注重叠者有29條，可分三種情况：
（1）完全重叠者有2條：“南圖本”第18條與陳遹聲過錄本批注第16條完全重叠，李文田注本具體收錄則更接近于前者；“南圖本”第65條與陳遹聲過錄本批注第120條重叠，後者內容更完整，與李文田注本實際收錄相近。
（2）“南圖本”批注含在陳遹聲過錄本批注批注中，此類有27條，鑒于該本批注更加完整，故李文田注本的實際收錄均以陳遹聲過錄本批注爲主。
（3）二本中均有類似條目，但李文田注本均不收，有2條。
陳遹聲過錄本與“南圖本”儘管大多見於漸西村刻本中，但更多引用和校注、解釋，仍爲李文田“以舊抄本，采錄元人文集、野史、輿地等書，并運用他所學到的蒙古語音知識，與書中的一些地名、人名與史料互證”，其做注時間或始于光緒十一年（1885），并多請其友朋批閱，于光緒十五年時已形成較爲成熟本，終由其“好友袁昶的‘漸西村舍’刊成，于光緒丙申年（1896）面世”[33]，此時他本人已與世長辭。我們所見的李文田著《元朝秘史注》，校注細密、解釋詳盡，正如沈惟賢（1866-1940）于光緒丁酉（1897）所做《元秘史注跋》中所言“自昔歲從吾師鄣南兵備得讀順德李先生所爲《秘史注》，如髮受梳，如玉就理，五百年來榛蕪晦盲之徑，乃豁然昭明矣。”[34]“具有開創性意義”[35]。光緒辛卯年武科鄉試後產生的陳遹聲過錄本，不但反映李文田注本形成經過，也爲陳遹聲一生事跡添加一份光彩，彌補其此段經歷的記錄空白，爲李文田年譜提供可信資料。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等研究專項“國家圖書館藏《元朝秘史》整理與研究”（19VJX012）課題成果之一。
[1]詳參烏蘭：《〈元朝秘史〉版本流傳考》，《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61-70頁。
[2]梁基永：《李文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36页。
[3]同上。
[4]李鶩哲：《李文田與“清流”》，上海社會科學院碩士畢業論文，2013年，28頁。
[5]《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中華書局，1987年，55冊930頁。
[7]《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4），55冊968頁。
[8]楚江著《清代舉人額數的統計》，湖南大學碩士畢業論文，2012年，第10頁。
[9]葉曉川：《清代科舉法律文化》，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畢業論文，2006年，63頁。
[10]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四輯·桂林梁先生（濟）遺書》：《桂林梁先生年譜》，台灣文海出版社，1966年，18頁。
[11]故宮博物院編：《欽定禮部則例二種》（第三冊）卷五十四“學政事例”，海南出版社，2000年，344頁。
[12]李鶩哲：《李文田與“清流”》，195頁。
[13]李鶩哲：《李文田與“清流”》，206頁。
[14]《桂林梁先生年譜》，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四輯·桂林梁先生（濟）遺書》，19頁。
[15]李誌良：《陳遹聲傳》，光明日報出版社，2015年。18頁。
[16]《順天鄉試同年齒錄·光緒辛卯科》，清光緒十七年（1891）刻本（琉璃廠聚元文采龍雲齋承辦），國家圖書館藏，索書號53831。
[17]李鶩哲：《李文田與“清流”》，199頁。
[18] 李永明主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稿抄本叢刊》（17），695頁。
[19]李永明主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稿抄本叢刊》（17），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232頁。
[20]李鶩哲：《李文田與“清流”》，170頁。
[21]李鶩哲：《李文田與“清流”》，198頁。
[22]李鶩哲：《李文田與“清流”》，202頁。
[23]李永明主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稿抄本叢刊》（17），218頁。
[24] 《王彥威日記》不全，僅存光緒二、三、五、六、十五年及光緒二十五年之後日記，故不見其過錄《元朝秘史注》的實際記載。
[25]王川、謝國升在其論文《李文田與晚清西北史地學研究》（《史學史研究》2015年第1期）中認爲李文田注所用底本爲顧廣圻校本，其實不然。李文田確有一部根據顧廣圻校十二卷《元朝秘史》而抄的《元朝秘史》，現藏國家圖書館。但，爲《元朝秘史》做注時，僅用于參考，而非以其爲底本。李文田爲什麼不以此本爲基礎而做注，反而用十五卷《元朝秘史》的總譯本爲基礎詳做校注呢？可能考慮總譯本內容簡練，宜做批注所致。
[26]此底本藏于國家圖書館，索書號7394，據其上鈐印等，應非錢大昕及張石州藏本，而從張敦仁次子手中流出，經清沈濤、楊書雲、敬征及其孫盛昱收藏，後入涵芬樓，終歸國家圖書館藏。
[27]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上），中華書局，1993年，706頁。
[28]梁達濤：《廣東歷代書家研究叢書·李文田》，嶺南美術出版社，2017年，54頁。
[29] 國家圖書館藏李文田著《元朝秘史注》，著錄爲稿本，索書號00761；上海圖書館藏李文田著《元朝秘史注》，著錄爲稿本，索書號善796826-27。
[30] 有關上圖本抄錄者的斷定，上海圖書館著名古籍版本專家郭立暄教授提供極其重要的線索和咨詢。
[31] 李文田撰：《元朝秘史注》，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漸西村舍匯刊本。國家圖書館藏，索書號：A02194。
[32]梁基永：《李文田》，37頁。
[33]梁基永：《李文田》，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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