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明代大儒王阳明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现当代相关领域研究者特别关注的对象。现有的大量研究成果主要沿着两条路线展开：或以“人”为中心，研究阳明本人及其弟子的生平、言行、影响；或以“事”为中心，对龙场悟道、平定叛乱等与王阳明相关的历史事件作考据述论。是否有超越于这两种思路之外，为阳明研究别开一生面的可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向辉博士的新作《王阳明的书籍世界》（由孔学堂书局出版）对此问题作出了回应。
诚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说，该书最大的特点是，运用书籍史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对与王阳明相关的现存或亡佚的各种书籍的考察，追寻王阳明的思想世界，从而对“阳明学何以成为阳明学”这一经典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答案。该书从书籍中的王阳明形象、王阳明本人的著作、门人弟子编纂的王阳明著作、后世发扬推阐阳明学的著作等多个向度，展现了一幅以书籍为中心的崭新的阳明学画卷。
角度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阳明学研究的视野，让人们注意到一些此前容易被忽视的细节。例如，该书通过梳理《传习录》的编纂刊刻史指出，王阳明门人薛侃等在其生前编集了纯语录三卷本，其后南大吉等在薛侃本的基础上增补五卷阳明论学书信而成第二个版本，再由钱德洪在南大吉本的基础上增补三卷续录而成第三个版本。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内接续编纂《传习录》的举动，充分体现出了阳明学人群体力图扩大阳明学的影响力，与维护师说的纯洁性、权威性的出版意图，显示了阳明学人对于立言著述的重视。与之相对应的是，王阳明的诗文集《居夷集》，虽然也是刻于王阳明生前，并一度翻刻甚多，但后世却流传孤罕。造成这一现象的表面原因，是《居夷集》的大部分内容都被收入《王文成公全书》。但这一解释存在两点不足：一是，为何在《王文成公全书》出现后，《传习录》仍有诸多单刻本，而此书无之？二是，为何《传习录》即便被收进《王文成公全书》，仍然能保持自身结构的稳定，而此书则被打散重编？从这一角度加以思考，可知此书罕传的真正原因是，阳明后学中人或以为《居夷集》所收录的都是王阳明贬谪贵州时期的诗文，且与心性之学关系不大。事实上，此书之所以得以刊刻，也是与部分王阳明门人“文以载道”的观点有关。《传习录》与《居夷集》二书单行刊刻之一热一冷，正从书籍的角度，见证着阳明学的发展走向，即心性的高扬和文学的隐退。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所讨论的典籍虽然主要集中于阳明学，但得出的结论却可以推广到明清时期的全部书籍世界中。例如，正是有赖于《传习录》等著作和各种阳明年谱的不断编纂、重订、传刻、衍生，使得阳明学在明代后期广泛流传。故尽管钱德洪认为践履更加重要，多言恐沦于支离，但仍有鉴于当时“学者之趋不一，师门之教不宣”的情况而新编《传习录》。书籍在晚明思想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即由此可见一斑。而阳明年谱中反映出的刻书赞助制度，与宋仪望刊刻王阳明著作的事迹，也提示学者在研究书籍史过程中，不能仅注意某书的作者、编者、注释者、刻工等人物，并且出资方与管理方在一部书籍的刊刻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书籍最终刊成的面貌产生什么影响，也要纳入考虑，否则结论便难免有所不足。
书籍是思想的载体，而思想是书籍的灵魂，思想史与书籍史具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关联。《王阳明的书籍世界》一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开启了一条将二者相结合的新路径。循此路径而往，对历代著名思想家如二程、朱子等，是否都可从书籍角度开展研究？对书籍史的研究，是否也不能仅限于“书皮学”的范畴，而要关注其背后的思想流变？这些启示，即是该书的最重要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