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在《稗海》前后印本、俞安期刊本之外，还存在一种真正由冯梦祯作序的刊本，亦即潘玄度刊本，其刊行时间与《稗海》初刊本几乎同时。明万历潘玄度刊本不仅是俞安期刊本的真正源头，也是1984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大唐新语》的“主要对校本”，但后者《点校说明》称之为“明嘉靖潘玄度刻本”[2]，同样判断错误。此外，北京大学图书馆还藏有一种有傅增湘跋语的明抄本，《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称“信为现存最善之本矣”[3]，但此抄本实与潘玄度刊本源出一脉。明代潘玄度刊本、俞安期刊本、清代振鹭堂修补本又分别被文渊阁《四库全书》、文津阁《四库全书》选定为底本或参校本，进而造成了两阁《大唐新语》抄本之间存在着颇多差异，这一情形也尚未见有学者撰文考证。
以上这些错误论点和未尽之处，反映出学界对《大唐新语》一书的版刻源流认知并不清晰。有鉴于此，笔者拟将现存的重要版本逐一考证，厘清《大唐新语》一书的版刻源流以及版本间的内容差异，希望对此书的后续研究有所推进。行文若有不足之处，尚祈各位方家予以批评指正。
明代会稽人商濬尝借同乡名士钮纬“世学楼”所藏抄本，又旁收缙绅遗书，再请当时之名流重加订正，将古今野史稗乘、杂识漫录以成书年代为序，合辑为一丛书，以永其传。商濬所辑丛书初名《稗海大观》，于万历三十年（1602）刊成，此后陆续增收书目，卷次逐渐增多，又改题为《稗海》，卷首序文等也发生了变化。据郑振铎《劫中得书记》记载：“《稗海》之初名《稗海大观》，实无人曾论及者。首册且多出‘序’‘凡例’及编校姓氏等，此种重要之‘文献’，后印本皆已佚去。‘总校’之钮纬（字仲文，浙江会稽人），即明代有名之世学楼主人，藏书极富。《稗海大观》中各书，殆皆出于钮氏之藏。‘分校’为商濬及陈汝元二人，故各书或题濬校、或题汝元校不等。‘同校’为谢伯美及钮承芳，承芳殆亦世学楼之裔也。‘总校’中尚有陶望龄，则为当时之名流，亦会稽人。濬序云：‘余尝流揽百氏，综核群籍……凡若干卷，总而名之曰《稗海大观》。……从汉魏以下，种种名笔，罔不该载，谓之《稗海大观》也固宜。……万历壬寅秋桂月望日会稽商濬书。’……濬序及汝元之‘凡例’均为后印本《稗海》所无。”[4]郑振铎所见《稗海大观》是万历壬寅（1602）白棉纸刊本，也是《稗海》系列的最早刊本。陈汝元《凡例》中称“是集悉获之钞本”，可知《稗海大观》所收诸本之来源皆是旧抄本，而后来陆续增收之书目未必如此，故此《凡例》遂被删去，《稗海大观》亦更名为《稗海》，共六套，所增收之书目则合为《续稗海》，自第七套开始。郑振铎称“濬序及汝元之‘凡例’均为后印本《稗海》所无”，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明代《稗海》早印本有此商濬序而略作修改，后印本则将商濬序替换为另一篇序（署名为“商维濬”），清代振鹭堂较晚印本又重新恢复为早印本序，盖郑氏仅据个人所见而言，并未汇集诸本加以比勘。
郑振铎以所得《稗海大观》“与《稗海》细校，果为初印本之《稗海》；无续编，且中阙数种，然无伤也”[5]，则《稗海大观》仅有前六套，而无第七套之后的《续稗海》部分。《大唐新语》收录于《稗海》第二套，然则商濬初刊时已有此书。而《稗海》一书的板片从明代万历流传至清代康熙之后，其间经历了多次的剜改与补板，这也导致所收的《大唐新语》产生了一系列的同源版本，它们彼此之间又存在着若干重要差异。笔者依据板片的板裂、剜改、补板情况，将此系列大致分为五种印次：
（1）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早期《稗海》本（索书号：501 15278–0013）
全套《稗海》丛书共六套，卷首钤“静业堂”藏书印，依次有陶望龄《稗海序》、商濬《稗海叙》《校阅稗海姓氏》《稗海目录》，无陈汝元《凡例》。商序内容与《稗海大观》本基本一致，惟“总而名之曰《稗海大观》”“谓之《稗海大观》也固宜”二句分别作“总而名之曰《稗海》”“谓之‘海’也固宜”，落款为“会稽商濬书”，墨刷“景哲”“半埜山房”二印，无时间。
此本《大唐新语》共十三卷，四周单边，半叶9行，行20字，单黑鱼尾，鱼尾上方题“大唐新语”，下题卷次、页码。由于《稗海》系列印刷主体为同一副板片，其余印次的版本状况与此相同，下文不再赘述。按《稗海》体例，所收书目皆无独立的章节目录，故此本卷前无目录，亦无作者刘肃的原序及《总论》。各卷卷首、卷末均题有“大唐新语”及卷数，卷一至卷四标题左侧有“唐刘肃明会稽商濬校”一行，卷五至卷十三则为“唐刘肃 明会稽诸葛元声校”。另外，此本误将卷四第八门“政能”的标题附刻于第七门“持法”的“肃宗初克复”条末，属于重大缺漏，而《稗海》系列的版本全都沿袭了这一缺漏，始终未能更正。
在同系列的诸本中，此本版裂情况最为轻微，阙字、讹误情况也最为严重，尚未经全面的增补与剜改。据此推断，此本的刷印时间应与初刊本相距不远，也是笔者所见刷印最早的《稗海》本。此本正文中已有少量剜改的双行小字，说明板片在后续刷印的过程中，已开始改正错讹之处。
（2）日本内阁文库藏《稗海》丛书本（请求番号：370–0044）
全套《稗海》丛书共十套，70种，卷首依次有陶望龄《稗海序》、商维濬《稗海自序》《稗海目录》《续稗海目录》《校阅稗海姓氏》。陶序、商序落款皆无时间，而商序以“不佞生平绝少他嗜，独嗜古一念几于成癖”开头，落款“会稽商维濬景哲父书于继锦堂东之精舍”，墨刷“商维濬印”“景哲父”二印。相较郑振铎所得《稗海大观》，此本无陈汝元《凡例》，商序内容、落款皆不同。丛书目录共收书70种，尚无《枫窗小牍》《龙城录》《墨庄漫录》《齐东野语》4种，而《齐东野语》实际上混杂入《癸辛杂识》的《外集》，尚未分出独立成书。此外，《校阅稗海姓氏》与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早期《稗海》本（以下简称“台早本”）亦有三处差别：总校名单中“商为正”在前、“钮纬”在后，与台早本顺序相反；分校名单中“商维濬”之名，台早本作“商濬”；分校名单中增多“商维濩”一人，其余人名的顺序也有差别。
此本《大唐新语》钤有“浅草文库”“日本政府图书”“昌平坂学问所”“林氏藏书”“江云渭树”诸印，当是林罗山旧藏本，后依次递藏于昌平坂学问所、浅草文库，最后入藏日本内阁文库。此本亦无刘肃的原序及《总论》，与台早本相比，正文文字的剜改更多。譬如此本卷六第1叶“虽欲长为姊煮粥”中的“欲长”“姊”，台早本分别作“欲”“姉”，盖此本将异体字“姉”替换为规范字，又臆增了“长”字。又如卷六第4叶“或希旨告其谋反”的“希”，台早本作“私”，不如挖改后语意更加流畅。
（3）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刘承幹嘉业堂旧藏《说海汇编》本（索书号：501 15340–0010）
全套《说海汇编》共83种，卷首未见序言，目录页题《说海汇编总目》，首叶自下而上钤“合肥亲仁堂郭氏珍藏”“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刘承幹字贞一号翰怡”三印。《大唐新语》为丛书中第10种，但使用的其实是《稗海》的板片刷印，大量板裂处吻合一致。其所收书目与《稗海》（含《续稗海》）超过半数重合，《枫窗小牍》《龙城录》《墨庄漫录》3种已存在，而《齐东野语》仍混杂入《癸辛杂识》的《外集》。惟《说海汇编》丛书中所收原《稗海》书目，卷首“明会稽商濬校”“明会稽商濬半埜堂校刻”等字样皆被挖去。除此之外，《说海汇编》还增加了《稗海》之外的《文心雕龙》《穆天子传》《古今刀剑录》等新书，经笔者比勘，这些书目主要来源于何允中《广汉魏丛书》。盖此套《说海汇编》丛书是将《稗海》《广汉魏丛书》的若干种已刊成之书重组而成，仅补刊一目录而已。
此本《大唐新语》卷首钤有“刘承幹字贞一号翰怡”白文方印、“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朱文方印、“‘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朱文方印，可知原为刘承幹旧藏。此本与台早本、内阁文库本多处版裂相同，但程度较深，譬如卷三第12叶末行“卢怀慎”，内阁文库本“卢”字残缺上半，而此本已经完全残缺。由此可知，此本的刷印时间应在台早本、内阁文库本之后。此本与后二者最突出的差异在于，各卷卷首第二行明代校书人姓名（商濬、诸葛元声）皆被剜去，仅剩“唐刘肃”字样。这说明商濬之板片此时已归入他人之手，后人又取以刷印，配编其他丛书。
与内阁文库相校勘，又有少量文字在此本中被继续剜改，譬如卷二第10叶“蔽太子之元良，据太子之神器”，内阁文库本原作“蔽太子元良，据太子□神器”。另外，此本卷五第9叶“遂遇害”下，内阁文库本曾补入的双行小字“奕，杞之父也”再次脱落。概言之，此本是自明代商濬《稗海》本至清代振鹭堂补修本的中间过渡版本，在板片流转的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4）清康熙振鹭堂补修《稗海》本（善本书号：02952）
此本《大唐新语》属于丛书的散出之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标注为“商濬明万历刻稗海本”，钤“惜阴书屋”“傅增湘读书”两枚朱文方印，内页有据《太平广记》所校的批注。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所记即此本，所标版本年代也与国家图书馆相同[6]。笔者经考证后发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所标注、傅增湘所叙述皆有误，此本实为清康熙振鹭堂补刻《稗海》本，而与此前《稗海》版本差异较大：
首先，此本卷首《大唐世说新语原序》中“志化玄风”之“玄”字、《总论》中“范晔”之“晔”字皆缺末笔以避清圣祖玄烨讳，而序中的“丘”“历”分别在雍正、乾隆年间成为避讳字，但此本并未进行避讳，说明其刊刻时间应在康熙朝。
其次，相比台早本、日本内阁文库本、嘉业堂旧藏本，此本在卷首依次增加了作者刘肃的《大唐世说新语原序》《总论》，以及《大唐世说新语目录》。尽管新增的原序、《目录》标题皆有“大唐世说新语”字样，但正文各卷仍题作“大唐新语”，而无“世说”二字，维持了板片的原貌。傅增湘既将此本误作万历年间的《稗海》本，故于《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称“明万历刊本改题‘唐世说新语’者”云云[7]，而不知其为清康熙振鹭堂的补修版。
另外，此本所新增原序、《总论》、目录，与明代潘玄度刻本、俞安期刻本相同，而目录卷九“从善”后缺“谀佞”一门，正文有，此错误在潘玄度刻本中出现，俞安期刻本则对此进行了修正。由此可知，此本的原序、《总论》、目录是根据潘玄度刻本补入，只是潘本《总论》中“邪行正，弃其人；人正国邪，全弃其国”一句语意不顺，此本遂改为“人邪行正，弃其人；人正国邪，弃其国”。此前《稗海》诸版本虽陆续有剜改修补，但卷三第5叶 “而乃延首□陬宜从摈斥”一句皆有残缺而未能补足，此本乃据潘本替补板片，将此句补全为“而乃延首靦颜，重尘清鉴，九流选叙，须有淄渑，四裔遐陬，宜从摈斥”，共增多17字。
最后，此本正文板片内补缺、剜改痕迹亦较此前诸本更多，譬如卷二第2叶“封曹妙达为王，授安马鉤为开府”，此前诸本皆作“封曹妙达为王、安马鉤为开府”；卷三第8叶“惟流死等色”，此前诸本“惟”皆作“准”；卷四第1叶“但其忠直励行”，此前诸本皆无“但”字。
（5）清振鹭堂晚期修补重刷《稗海》本
全套《稗海》丛书共十函，74种，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有藏。丛书扉页题有“振鹭堂藏板”，卷首有商濬《原序》及《总论》一篇，商濬《原序》与台早本文字相同（板片不同），而《总论》实为《大唐新语》卷前《总论》，却被错误移置到了全套丛书之首。其后有《稗海全书总目》，分列十函书目，与台早本《稗海目录》分列六套书目、内阁文库本《稗海目录》《续稗海目录》分列十套书目不同，说明此丛书总目亦为振鹭堂所新刻板片。《稗海全书总目》在“大唐新语十三卷”后以单行小字注明“补序论”，证明刘肃的《大唐世说新语原序》与《总论》都是由振鹭堂所补入，而非此前诸本所有。
此本《大唐新语》是清康熙振鹭堂补修《稗海》本的修补后印本，故卷三第5叶、卷五第8叶同为补版，大量剜改的双行小字也与后者完全吻合。根据相同位置的版裂程度判断，此本刷印时间要晚于康熙本。清康熙振鹭堂补修本刘肃原序、《总论》的位置皆在《大唐新语》卷首，但此本重刷之时，工匠误将卷首《总论》当作《稗海》丛书的总论，遂移至全套丛书之卷首。清康熙之后的振鹭堂重刷本都沿袭了这一错误，是以当全套丛书被拆分成单独的著作之后，一度补入的《总论》就再次“佚失”了，尽管它仍悄然存在于别的位置。《四库提要》谓《大唐新语》“商维濬刻入《稗海》，并于肃自序中增入‘世说’二字……《稗海》又佚其卷末总论一篇”[8]，既有刘肃《大唐世说新语原序》，却又无《总论》，其原因即在于此，惟此事与商濬毫无关系，是四库馆臣将振鹭堂晚期修补重刷《稗海》本误作明代商濬《稗海》本之故。
按，振鹭堂为清代郎廷极堂号，郎廷极字紫衡，谥号温勤，官至两江总督（署）、漕运总督。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庚集》“《稗海》《续稗海》共四百六十卷”条记载：“近世郎廷极《序》云：……近得其板于襄平蒋氏，从而厘其亥豕，有卷帙不全者，复证之《津逮》本中，补其一二，凡为种七十有四。”[9]按此，则商濬所刊《稗海》板片入清后曾藏于襄平蒋家（蒋国祚），又再转入郎廷极之手，彼时其中所收之书已有残缺卷帙者，郎氏振鹭堂乃参据《津逮秘书》补全。振鹭堂本《稗海》共收书74种，较内阁文库本增加《枫窗小牍》《龙城录》《墨庄漫录》《齐东野语》4种，其中前3种已见于嘉业堂旧藏《说海汇编》本目录，最后1种《齐东野语》原混杂入《癸辛杂识》的《外集》，郎廷极将其独立分出，并参考《津逮秘书》本补入数条内容，是故于《齐东野语》卷三首叶按语云：“商氏原本误以《齐东野语》作《癸辛》外集，都为一卷，无复诠次，且其间颇多遗阙……今一依虞山毛氏本悉为厘正，阙者补之，讹者易之，非特弁阳之功臣，抑亦商氏之益友也。”郎廷极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而笔者所见振鹭堂晚期修补重刷本皆无其序，推测其序仅存于康熙本丛书，后印时皆已删去。
《稗海大观》初刊于万历三十年（1602），其中已收录《大唐新语》，而万历三十一年（1603），潘玄度本《大唐新语》也已刊成，二书几乎同时问世。潘玄度刊本与《稗海》系列本所采用的底本并不相同，所以存在大量异文。此外，潘玄度刻本与俞安期刻本、傅增湘跋明抄本同出一源，而今所见“唐世说新语”一名中“世说”二字的源头也正是来自潘本。概言之，以潘玄度刊本《大唐新语》为中心，形成了独立于《稗海》系列的另外一种主流体系，而二者相互作用，又影响到了《四库全书》本《大唐新语》的形态。
（1）《唐世说新语》，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潘玄度刊本
此本台北“国家图书馆”有藏，卷首钤有“沈见龙印”“在文”“栖田”诸印。卷一末叶有朱笔题“嘉庆元年丙辰（1796）三月廿一日黄昏，以家藏旧抄本校，其本系卢抱经学士、孙颐谷侍御所参校者，多所是正云。元照识”一句，可知严元照曾以家藏卢文弨、孙志祖参校的抄本校正此本，是以此本上仍存有大量严元照的批注，内称“卢改”“孙改”云云。卷末又有跋语称“《大唐世说新语》两册乃吾叔父修能先生少时所校者也”云云，修能即严元照字。
此本十三卷全，半叶8行，行20字，四周单边，白口，线鱼尾，版心题“唐世说”及卷次、页码。卷首有檇李冯梦祯《唐世说新语序》（末尾有“琅琊王安鼎书”一行）、刘肃《唐世说新语序》，目录中卷一“规谏”与正文题“规讽”不符，卷九“从善”后缺“谀佞”一门。各卷题“唐世说新语”及卷次，下有“琅琊王世贞校”字样。全书卷末有《总论》一篇。
此本无封面页，而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中所见潘玄度刻本“卷首标‘玉峰青霞馆重摹宋板’”[10]，然则潘本所用底本或为宋版。据卷首冯梦祯序称“顷得吴刻，是弇州校定。朝列潘公得而嗜之，其孙玄度刻之，以广异闻”云云，叙述底本源流较为清晰。潘玄度祖父获得吴地所刊《大唐世说新语》一书，此书乃是弇州山人王世贞所校之宋本，潘玄度遂将此本重刊，以广其传。王世贞酷嗜宋本，曾鬻一庄以得宋椠《两汉书》，其家藏有宋本《大唐世说新语》并非全然无据。冯梦祯序落款为“万历癸卯长至后五日檇李冯梦祯”，知该序作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夏至后五天，而1984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大唐新语·点校说明》称“明嘉靖潘玄度刻本”云云，讹误殊甚。王世贞于万历十八年（1590）十一月去世，下距潘本的刊成时间仅十三年，而“朝列潘公”身为朝廷官员，似亦不需要假托其名以抬高身价。若此说属实，则“世说”二字乃王世贞所校之宋本所有，是以作者刘肃的原序才题作《唐世说新语序》。杨守敬对此说颇为怀疑，云：“此本刘肃自序首题‘唐世说新语序’，文中亦有‘世说’二字，最为谬妄。冯序又称是弇州校定。窃意开之、元美皆一时之杰，未必至此，当是潘氏子所为。”杨守敬猜测刘肃原序“大唐世说新语”的“世说”二字是潘玄度臆增，而非王世贞（字元美）、冯梦祯（字开之）所为，此论可能性较大。今核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11]、晁公武《郡斋读书志》[12]均载此书，名曰“大唐新语”，《宋史·艺文志》则名曰“唐新语”，皆无“世说”二字，可证宋代尚无“唐世说新语”之名。潘本虽然宣称是“重摹宋板”，但书名应当本无“世说”二字，至于究竟是何人所增，则难下定论。杨守敬认为是潘玄度所增，但目前的证据并不能排除王世贞在校定时增入的可能性。
当前《大唐新语》存世的版本之中，刘肃的原序、《总论》最早即见于潘本，清代振鹭堂修补《稗海》本《大唐新语》乃据以补入。此可证明，即便潘本的底本不像所宣称的一样，是经王世贞校定之宋本，也应当较为古老，才能留存下原序、《总论》等独有的篇目。潘本正文共计26处墨丁，足见留存底本原貌较为用心，并非率意改篡底本者。而潘本同样误将卷四第八门“政能”的标题附刻于第七门“持法”的“肃宗初克复”条末，与《稗海》系列本一致，似乎说明这一错漏由来已久，并非是单个版本的偶然失误。
（2）《唐世说新语》，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俞安期刊本
此本台北“国家图书馆”有藏，卷首钤有“漱六”“翠光晴锁砚池寒”等印，版心上题“唐世说新语”及卷次，下标页码。半叶10行，行20字。卷首依次为冯梦祯《唐世说新语序》，落款为“真实居士檇李冯梦祯”；俞安期识语，落款为“万历己酉孟冬震维居士俞安期识”。万历己酉即万历三十七年（1609），晚于潘玄度刊本六年。此本十三卷全，卷前有刘肃《唐世说新语序》《唐世说新语目录》，全书卷末有《总论》。
《四库提要》所论即俞安期本，故称“明冯梦祯、俞安期等因与李垕《续世说》伪本合刻，遂改题曰《唐世说》”云云，却不知“世说”二字、冯梦祯序皆始见于潘玄度刊本，而此本只是改窜并沿用了冯梦祯序，合刻之事也是俞安期擅自为之。此本冯梦祯序不仅落款删去了年代时间，还将正文中“朝列潘公得而嗜之，其孙玄度刻之，以广异闻”一句删掉，以泯灭其自潘本而来的痕迹。俞安期识语云：“唐李垕著《续世说》，事止于隋，元和中刘肃著《唐世说》，事止大历。……兹余葺垕书于安茂卿蠹食之余，求肃书于赵玄度秘藏之架，合之以行于世。”俞安期自称《唐世说》的底本得自赵琦美（字玄度）脉望馆秘藏，却不言其为潘玄度刻本，又将冯梦祯为潘玄度所撰之序改窜沿用，删除序中与潘氏有关字句，实有掠美之嫌。《四库提要》称李垕《续世说》为“伪本”，又称“明代伪书，往往如是，所谓欲盖而弥彰也”[13]，而宁稼雨《关于李垕〈续世说〉——〈四库提要〉辨误一则》[14]、张固也《〈续世说〉的作者李垕是宋人》[15]均指出《续世说》并非伪书，只是俞安期将南宋人李垕误认作唐人。《四库提要》将“改题曰‘唐世说’”归罪于冯梦祯、俞安期二人，更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潘玄度刻本已题作“唐世说新语”，俞安期刊本既然翻刻潘本，自然沿用此名，而又以《续世说》附会合刊。
俞安期刻本《唐世说新语》在潘本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其中有不少可取之处：首先，俞本目录补充了“谀佞”一门，与正文门类对应。其次，俞本修正了正文卷四第八门“政能”的位置错误，此错误由来已久，至俞本方被发现并更正。再次，潘玄度刻本《总论》中“邪行正，弃其人；人正国邪，全弃其国”，俞本改作“人邪行正，弃其人；人正国邪，全弃其国”，虽补入一“人”字，但前后仍不够对仗，不如振鹭堂《稗海》本同时删除“全”字更佳。最后，潘本的部分墨丁也被补全，譬如卷二第1叶“相国参军卢牟子”、卷三第5叶“臣操履坚正”，“牟”“履”二字原为墨丁，俞本补入。
（3）《大唐新语》，傅增湘跋明抄本残卷
此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残存一至六卷，首行题“大唐新语”四字，后为刘肃原序（无标题），亦无目录，序后径接正文。卷末有傅增湘先生跋语：“取《稗海》对勘一过，凡改订《稗海》夺讹四百一十二字，深惜其所存祇此尔，校竟记之，藏园。”而《藏园群书题记》所载《校大唐新语跋》较此更详，称“日前阅椒微师藏目，适有明钞，因从北京大学书库假出。原书绵纸，蓝格，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存卷一至六，审其纸墨，颇类天一阁所写”[16]云云，阐明了北大所藏抄本的前因后果。盖此抄本原藏李盛铎（字椒微）处，鉴定为“明钞”，傅增湘更猜测其为天一阁抄本。惟傅增湘之论错讹甚多，所称“惟此书经冯梦祯等重刻，题为《唐世说》，《稗海》本又改为《大唐世说新语》，其为缪妄，《四库提要》已深讥之矣”云云，是沿袭了《四库提要》的错误论点，其所见者实为清振鹭堂修补本《稗海》。
笔者将此抄本与振鹭堂重编补刻《稗海》本、潘玄度刻本、俞安期刻本对勘，是本与潘玄度刻本有诸多内容相同，而与《稗海》本有异，列表如下：
如表所示，明抄本残存的六卷与潘玄度刻本有大量相似之处，尤其是二者卷六中皆有三处文字位置颠倒错乱，而《稗海》系列版本却从未出现这一错漏，俞安期刻本也已更正。上述这些证据显示明抄本与潘本应同出一源，但潘本中刘肃原序“题云‘大唐世说新语’”一句，明抄本相应作“题云‘大唐新语’”，可知明抄本并非据潘本誊抄，双方乃具有共同的源头，甚至不排除即是王世贞所校定之吴地刊本。
据吴慰祖《四库采进书目》记载，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时有安徽省呈进《唐世说》（原名《唐人世说》）、江苏省呈进《大唐新语》、浙江鲍士恭进《唐世说新语》、两淮商人马裕进《唐新语》，另有多套《稗海》丛书呈进。[17]这些呈进书目经过四库馆臣筛选、鉴别之后，其中的某些版本就会成为《四库全书》的底本或校本。如前所述，四库馆臣对《大唐新语》一书的版刻源流认识不清，这也导致此书的《四库全书》抄本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所有纂成的《四库全书》之中，文渊阁本《唐新语》是最早成书者，文津阁本《大唐新语》则是最晚成书者，二者不仅卷首题名略有差别，在底本选择、所收篇目、文本校勘方面也存在着重要差异：
《四库提要》称“今合诸本参校，定为书三十篇，《总论》一篇”[18]，今核文渊阁本卷末确有《总论》，而文津阁本则缺少此篇。从“明冯梦祯、俞安期等因与李垕《续世说》伪本合刻”一句判断，四库馆臣曾校对俞安期刊本，然则文渊阁本的《总论》当据俞安期本补入。另外一个确凿的证据是，《总论》中“人邪行正，弃其人，人正国邪，全弃其国”一句，惟文渊阁本与俞安期刊本吻合，而与诸本皆有异。而文津阁本卷末钤有“太上皇帝之宝”印章，成书时间已迟至嘉庆朝，是诸阁之中最晚成书者，显然未曾校对俞安期刊本，才会佚去《总论》一篇。通过比勘文渊阁本、文津阁本的异文，笔者还可以列举大量的证据佐证上述观点，详见下表：
由于异文繁多，笔者仅列举卷一、卷二、卷五中差异较显著者。上表所列异文，文渊阁本皆与俞安期刻本相同（惟俞本卷二“臣请恐有窃议”一句，文渊阁本径删“请”字），文津阁本则与振鹭堂重修《稗海》本相同。如此繁多的差异显然并非巧合，而是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在抄录时采用了不同参校本所致。
除了参校本选择的不同，文渊阁本、文津阁本还不时采用理校的方式来改动底本，这些理校的文字也互有差异。譬如文渊阁本卷一第4-5叶“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固当天性”“失言，伏顾审思”“然事至是”几句，文字与《稗海》系列本、俞安期刊本相同，文津阁本则分别臆改为“臣今日始得为陛下之子”“固关天性”“陛下失言，顾审思”“当思处置”。又如文津阁本卷一第16叶“庾申今为史”、卷二第5叶“颇有无功之费”，与《稗海》系列本、俞安期刊本相同，文渊阁本则臆改为“辛甲今为史”“颇有功力之费”，显然修改之后更加符合句意。文渊阁本、文津阁本也有同时理校而文字不同的案例，譬如文渊阁本卷一第9叶“吾与苏家父子”，文津阁本作“吾与彼父子”，二者与《稗海》系列本“吾与父子”、俞安期刊本“吾与颋父子”皆不同。
根据表格2及上述证据判断，文渊阁本所用底本应为俞安期刊本，校本则为清振鹭堂晚期修补重刷《稗海》本，二本句意不畅处则以理校径改。文渊阁本所附提要称“商维濬刻入《稗海》，并于肃自序中增入‘世说’二字，益伪妄矣。《稗海》又佚其卷末总论一篇”云云，可以判断馆臣所见本有刘肃自序而无《总论》，这正是清振鹭堂晚期修补重刷《稗海》本的特征，此时《总论》一篇被移动至《稗海》丛书的卷首，不再附于《大唐新语》卷末，故文渊阁本只能据俞安期刊本抄写。
至于文津阁本，虽然卷前照抄了文渊阁本的提要，又将其中“商维濬”三字改为“商濬”，但如前所述，它并未校对俞安期刊本。笔者经考证后发现，文津阁本是以潘玄度刊本为底本，又校以清振鹭堂晚期修补重刷《稗海》本，二本句意不畅处亦以理校径改。最关键的证据出现在文津阁本卷六第9叶“宪子承家讬高宗更赠金紫光禄大夫”一句，此句“讬”字后缺少“疾独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称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贞雅操，实继先风，由是召拜晋王友”一段，补全后句意方能连贯。《稗海》系列本、俞安期本此处皆无误，只有同出一源的潘玄度刊本、傅增湘跋明抄本残卷才与文津阁本的错漏完全一致。潘玄度刊本卷六共有三处文字出现了颠倒错乱的现象（详见表一），所缺失的文句被错置于他处，需要调换位置方能正常。文津阁本仅据校本修正其二，而误漏此处未改，才为判断其抄录的底本留下了明确的证据。
为明晰起见，将《大唐新语》主要版本的版刻源流绘图如下（图一）：
《稗海》初刻本、潘玄度刊本约诞生于同一时期，但二者均有较多错漏。《稗海》本《大唐新语》印本众多，经过历代的剜改补板、书目扩充以及板片转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列，而刷印较后的版本文字更加通顺，篇目也越发齐备。潘玄度刊本据王世贞校定之吴地刊本翻刻，与傅增湘跋明抄本同出一源，但潘本在序言、卷首标题中增添了“世说”二字，对明代俞安期刊本、清代振鹭堂重刊《稗海》本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到了《四库全书》本的成书形态。
文渊阁、文津阁《四库全书》均以振鹭堂重修《稗海》本为校本，但却采用了不同的底本。文渊阁本以俞安期刊本为底本，校对认真，理校高明，修正了俞安期刊本、振鹭堂本的若干处错误，而文津阁本则以潘玄度刊本为底本，虽然也有参校振鹭堂本，却对底本的错漏有所疏忽，甚至连卷末总论也未曾补入。文津阁本并未参校俞安期刊本，但因其并未重新撰写提要，而是照抄了文渊阁本的卷前提要，很容易对研究者产生误导，需要特别留意。
[1] （清）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837页。
[2] （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
[3] （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817页。
[4]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1-144页。
[5]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1页。
[6] （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817页。
[7] （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817页。
[8] （清）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837页。
[9] 《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庚集》“《稗海》《续稗海》共四百六十卷”条，清刻本，第55页。
[10] （清）杨守敬，张雷校点《日本访书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11] （宋）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6页。
[12] （宋）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45页。
[13]（清）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889页。
[14]宁稼雨《关于李垕〈续世说〉——〈四库提要〉辨误一则》，《文史知识》1985年第11期，第110-112页。
[15]张固也《〈续世说〉的作者李垕是宋人》，《文献》1998年第1期，第49页。
[16]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20页。
[17]吴慰祖《四库采进书目》，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7、71、88、146、212、264页。
[18]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8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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