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嵩京医案》之卞嵩京学术思想（连载三）

卞嵩京先生，1961年参加上海市第一届中医学徒结业鉴定考试，名列第一，与46年前刘先生考取川蜀中医解元交相辉映，而不以之自满，更事深造，治学以古医汤液学派为正宗，推崇唐宋以前之本草，致力于研究《神农本草经》《汤液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探索古为今用，同时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

独尊伊尹，三纲六经

刘民叔先生于《鲁楼残简·肿胀九例十三方》曰：“原夫任圣伊尹撰用神农所创作之《本草经》以为《汤液》。”此说源于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云：“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按皇甫谧师事仲景，为汤液家嫡传，后改宗岐黄，致力针灸。据皇甫谧《序》可知，伊尹之经，仲景论且为之传，是以知仲景之前，尚有《伊尹汤液经》。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刘民叔先生与杨绍伊先生毕一生心血，历时七年，于传本《伤寒论》，逐条逐方，正本寻源，校勘考订，成书八卷，定名《伊尹汤液经》。卞师立本于刘师思想，并参校《脉经》《金匮玉函经》《千金翼方》《伤寒论》《金匮要略》等注本，以《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之药性诠释方证，旁征博引，以经解经，逐条训释《伊尹汤液经》，集三代人心血之大成而为《汤液经解》一书，系《伊尹汤液经》问世后第一个全注本。

自宋代林亿校正《伤寒论》一书刊行于世，对六经本质之探讨不绝于耳，自宋代韩祗和著《伤寒微旨论》以经络解释伤寒六经以来已九百余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恽铁樵《伤寒论研究·伤寒论六经》开篇即言：“《伤寒论》第一重要之处为六经，而第一难解之处亦为六经。”近有文献记载，从古至今，对六经的研究已有40余种不同说法。对于六经的阐述，大抵分为证候群学说、脏腑器官说、六经气化说、经络对应说、机能抗病说、八纲对应说等。

六经者，三阴三阳也，其说最古，始于伏羲。伏羲创制八卦，曰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立太极图，以太极生两仪，一阴一阳也；两仪生四象，即太阳、少阳、太阴、少阴也；黄帝配以两阳合明而生阳明，两阴交尽而生厥阴，至是则六经备焉。

古之医者，分岐黄与农尹两派。岐黄学者沿用六经之名，分手足六经为十二经脉，原为针灸家设。汤液家沿用六经之名，将百病划归六大证候群。是则两者，其源则一，其流则二也。后世不解此义，强以《内经》六经以释伤寒六经，每多牵强附会，不知伤寒六经，原自独立为纲也。《素问·热论》之六经病证狭隘，《伤寒论》六经之范围宽广；且《热论》云“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与《伤寒论》三阴病不可下实属不同。故陈修园曰：“《伤寒论》六经，与《内经》热病论六经，宜分别读。王叔和引热病论文为序例，冠于《伤寒论》之首，而论中之旨，反因以晦。”陆渊雷言六经“乃汤液家言，其六经沿《热论》之名，不袭六经之实”。章太炎曰《内经》一书，“其精者一字千金，其谬者粪土之不若。”读《内经》当择其精者读之，而非字字皆为准则。

卞师本刘民叔先生之说，认为《伤寒论》之六经为六大证候群，汤液家辨证首重立法，立法而后辨证，故先立“中风、伤寒、温病”三纲，后定“汗、吐、下、利、温中、养阴”六法，再以表里分配而出六经，而六法又周旋于六经周围。简约之，即一表二里。一表在太阳，主汗法。二里，实则阳明，主下法；虚则少阴，主温法。此为汤液辨证之要旨，亦为药治学家之正宗。

卞师承刘民叔先生观点，认为《伤寒论》之六经提纲，并非仲景自撰条文。以厥阴病提纲一条，载《脉经》第八卷消渴篇，其“厥阴之为病”上有“师曰”二字，可知必为仲景弟子执经问难记录，绝无夫子撰著时，自作问答而称师曰者也。又如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条，《脉经》无之，阳明之为病胃中寒条，见《千金翼方·阳明病状第八》，可知为后世所增。余如太阳之为病诸条，皆属仲景遗论，实非《汤液经》文，故此六条，不能作为六经提纲，伤寒六经当另有提纲。卞师认为：“太阳病以脉浮为提纲，阳明病以腹满为提纲，少阳病以胸胁苦满为提纲，太阴病以吐利腹痛为提纲，少阴病以下利为提纲，厥阴病无提纲可提。”此发前人所未发，诚引人深省也。卞师曰：“按《伤寒论》六经辨证者为经方家，汤液家法不讲脏腑经络，不讲阴阳五行，此等超脏腑学说实为中医朴素唯物辩证最高理论境界。”卞师读经，字字着眼，必求字句通顺理解后乃求医理，所本者，经学之考据训诂也。如《伤寒论》97条“其痛必下，邪高痛下”二句，历代注家，随文敷义者多，即如喻昌，亦以“痛”字作“疼痛”之“痛”解。如作“邪在高，痛在下”，则高在何处？胸胁以上耶？下在何部？胁腹以下耶？且前段并未言及痛证，则此“痛”字，又自何引来？刘师祖力主此条当作“过分痛快地用下药”，卞师因而引之曰，痛者，甚极之辞，如痛哭、痛心、痛苦、痛快等，如是，痛下可作“过下”“极下”解。邪高，高者盛也，以邪盛在表，非在下在里，当与小柴胡汤。今邪盛在表，误下太过，表邪误下，故使其呕。其痛必下，此“痛”字亦尽力之意，如作“过”或“误”字解，则可读作“脏腑表里相连，其误其过，必在错用极下，表邪误下，故使其呕”，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

再如《伤寒论》387条，今之教材均作此断句：“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且训“消息”作“斟酌”解，即如方有执《伤寒论条辨》亦如此。然卞师认为，消息者，停息之谓也。《易·丰》有“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据此，则“消息”二字连用，本义为一消一长，互为更替。今吐利止而身体痛不休，此里和而表未解，温里药当停，不可续服，急当救表，和解其外宜桂枝汤。是故断句当为：“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由此可见卞师解经每于细微处下功夫。

卞师常言，读书亦当横读，即一隅三反、触类旁通，《伤寒论》之条文，当顺着读、横着读、串着读，要拆得开，也要合得拢。如《伤寒论》76条：“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复颠倒，心中懊，栀子豉汤主之。”卞师将此条诸症与栀子厚朴汤、瓜蒂散、承气汤、芩连阿胶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等汤方相互参看，以方测证，解伊尹用药原意。就“虚烦”而言，与“心中烦，不得卧”之黄连阿胶汤有阿胶、鸡子黄相比，栀子豉汤无补益药，其为无形邪热所致，此虚烦与承气汤“腑热里实”之有形实邪相比，则相对“虚”；就“病位”而言，355条瓜蒂散证“邪结在胸中，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与栀子豉汤证病位均在膈膜以上，故用香豉，而79条“伤寒下后，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栀子厚朴汤主之”，见“腹满”知病位于膈膜以下，故去香豉，加厚朴、枳实，为承气汤法，由此可知病位不同，用药则异。卞师再以药测证，对比栀子干姜汤、栀子厚朴汤、栀子生姜豉汤、桂枝汤加厚朴杏子等汤方，明确栀子主证为“烦”，因凡栀子豉汤加减法，其香豉可去，而栀子必不可少。

再如脉法，历朝注家，皆以“脉浮紧，发热汗不出”为桂枝汤禁忌，而今之教材，更以脉浮紧与脉浮数定作伤寒与温病之区别，以无汗脉浮紧与有汗脉浮缓为太阳伤寒与太阳中风之不同。卞师认为，桂枝汤为太阳伤寒表虚发汗解肌之方，故当汗出；而麻黄汤为太阳阳明中风表实发汗解表之方，故当不汗出。今若以脉浮紧、浮数以分中风、伤寒、温病，则必走入歧路。脉浮紧，非必定是中风表证麻黄汤所独有，即如《伤寒论》221条阳明温病表证栀子豉汤证亦脉浮紧。是则中风、伤寒、温病表证脉同浮紧，而证候各异，故其治迥别，此重在辨证，而不重在脉也。然更有“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桂枝汤）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之戒，此则虽脉浮紧，不可与桂枝汤，以其但发热不恶寒病属风温故也。而57条桂枝汤证“脉浮数者，可更发汗”，52条“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则桂枝汤证、麻黄汤证脉并浮数。又如小柴胡汤证脉浮细，及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再如白虎汤证脉浮滑，不必如后世所说之白虎汤证必脉洪大，论有25条“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如是则桂枝汤证亦有脉洪大。卞师将以上诸条并列串读，举一反三，以方测证，复以症状反推。故卞师曰：“通编《伤寒论》重在辨证，而伤寒杂病辨证，不拘泥于一脉，亦不死扣一证，字字句句，皆宜灵活看。”

卞师尝曰：“古之‘太阳病，脉浮、恶寒、头痛’，而今之‘太阳病，脉浮、恶寒、头痛’，后之将来‘太阳病，脉浮、恶寒、头痛’当仍不变。是《伤寒论》一书有其永久性，而非仅具时代性，万病辨证莫出其右。”卞先生之学，为刘师学术之继承，为刘师思想之发展。故欲学汤液家法，必以此为基础，如是始免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