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越挠楚：古代的游击战
游击战，中国古已有之。游者，游走，击者，打击。简单说就是面对强大的敌人，不是正面硬拼决战，而是机动作战，利用空间，避其主力锋芒，攻击其后勤等非作战单位，或歼灭其小股部队，从而阻扰敌方战争机器的运行。《孙子兵法》有云：“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这里的“不若则能避之”，意思就是在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应该避免决战。
古代游击战的一个案例是公元前3世纪末楚汉战争时的“彭越挠楚”。当时，楚霸王项羽英勇无敌，正面作战仅凭三万精锐就打垮了刘邦拼凑的数十万联军，可谓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汉高祖刘邦采取的对策是兵分三路，刘邦自己带兵在河南的成皋、荥阳、宛城一线挡住项羽的主力，派韩信、张耳等带一路兵马先攻取山西、河北的代、赵、燕等国，再攻山东的齐国，对项羽的西楚国进行战略包围。另外派彭越带几万兵马进行游击战。（资治通鉴记载：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
项羽要往西来打刘邦的荥阳，他的粮食就要从江苏、安徽及更后方的长江南岸运送过来。而彭越就在半路拦截这些辎重，还攻占防守力量不足的城池，使项羽没法全力对刘邦作战。等项羽回过头来揍彭越，彭越固然总被打败，却能迅速撤退，使项羽无法将其消灭。而项羽一走，刘邦在正面又能对楚军的其他将领造成巨大压力，将其逐个击败歼灭。等项羽再次回师打刘邦，彭越又卷土重来，如此反复，使项羽顾此失彼。
资治通鉴记载：公元前204年农历五月，“彭越渡睢，与项声、薛公战下邳，破，杀薛公”，逼得项羽“使终公守成皋，而自东击彭越”，结果刘邦立刻“击破终公，复军成皋”。项羽在六月击败彭越后，回师再打刘邦，拔荥阳城，围成皋。彭越却又在汉将军刘贾、卢绾的配合下“烧楚积聚，以破其业，无以给项王军食”“攻徇梁地，下睢阳、外黄等十七城”，闹得项羽的后方人仰马翻。项羽没办法，在九月留大司马曹咎守成皋，自己“引兵东行，击陈留、外黄、睢阳等城，皆下之”。但项羽一走，刘邦立刻用诱敌之计杀死曹咎，大破楚军，复取成皋。此时项羽已经攻取梁地十余城，只得又掉头引兵回来。这时候，反复折腾元气大伤的项羽，已经没法从军事上碾压刘邦了，双方陷入对峙。彭越这边趁项羽不在，把梁地城池逐一攻下。加上韩信已经占领齐地，项羽只能向刘邦求和。刘邦假装答应，随后汇合韩信、彭越追击项羽，将其包围在垓下。喑呜叱咤的楚霸王，就此陷入四面楚歌，最终乌江自刎。
在刘邦攻灭项羽的过程中，刘邦自己坚守正面不被打崩，萧何从关中巴蜀后方源源不断送来兵员钱粮，韩信带兵大迂回，都是重要因素。而彭越带领几万兵马在项羽根据地和前线之间不断穿插游击，打得项羽后方稀烂，也是功不可没。不过，彭越的游击战，主要是大范围机动转移和作战，除了避开项羽，对其他楚军基本都能击破。也没有记载彭越得到楚地民众支持。也就是说，他的游击战主要是军事层面的，不涉及政治层面。
俄国游击队：埋葬拿破仑五十万大军
当战争发生在不同民族国家或政权之间时，处于防守一方的小股部队，可以在敌占区得到本国民众支持，从而更加有效地开展游击战，打击敌军的补给线和小部队。小股游击队在“自己人”的地盘活动，首先可以得到更多情报，其次在补充粮食物资上能得到帮助，其三还能得到民众的支持、掩护与激励。近代以后，民族意识觉醒，这样的战例更为常见。欧洲近代战争中，入侵别国的军队往往遭遇当地游击队的袭击。即使是威震欧陆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也在这上面吃瘪。
1812年，已经粉碎了五次反法同盟的拿破仑率领法国、德意志、意大利、波兰等联军六十万，进攻沙皇俄国。当时俄国军队还不到联军一半，处于绝对劣势，更别说面对举世无敌的军神拿破仑。初期俄军节节败退，法军长驱直入。俄军新任总司令库图佐夫且战且退，甚至把莫斯科都丢给了拿破仑。拿破仑虽然占地千里，自家补给线却也无限拉长，为了运送粮饷弹药到前线，路上损耗巨大。而俄军的哥萨克骑兵及其他民间游击队，对法国的运输队和小股部队不断袭击，严重破坏了法军的后勤。这样，法军战场上连胜，但病死、饿死、累死、冻死的兵马却比战死的还要多得多。9月中旬法军进入莫斯科，军队已损失半数。这时俄国游击队依然在不断攻击法军补给线，使法军在莫斯科难以立足。
拿破仑在莫斯科待了一个月，终于忍不住撤退。库图佐夫率领俄军远远尾随，放出大批哥萨克骑兵和游击队继续破坏法军交通线、补给线，围攻落单和掉队的法军。撤退中的法国官兵陷入了地狱般的恐怖，庞大的法军如同水中冰块一样不断被俄军游击队蚕食。俄军主力则待机出击，攻打已经被游击队大大削弱的法军。到12月拿破仑逃回巴黎后，所部60万大军只剩下区区几万人，伤亡超过90%。能让所向披靡的拿破仑吃这样大的败仗，除了俄罗斯辽阔的领土和严寒的冬季，俄国游击队对法军的不断袭击、阻挠、削弱，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伟大抗日战争中游击战的博弈模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吞我国东三省。此后，日军逐步蚕食我国领土，并在1937年7月7日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在经济、科技、工业、军事等方面均占据优势，正面战场接连溃败。很快，占全国半数以上人口和大部分工业、经济实力的领土沦陷敌手。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日本从容对沦陷区进行血腥统治，那么，当地勇于反抗的同胞将很快被残酷镇压，多数民众沦为亡国奴，部分无耻之徒则可以肆无忌惮投靠敌人，卖国求荣当帮凶。敌人就可以充分榨取沦陷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为庞大的侵略战争机器提供燃料。这样一来，日本军国主义就能以战养战，越战越强，而我国实力则随着领土不断缩小而越来越弱。此消彼长之下，日本吞并、奴役全中国的阴谋或许就得逞了。
要战胜凶恶的日寇，就必须打破他们这种“以战养战”的如意算盘。日寇以一百万左右的兵力，占领了我国近千县市，人口两亿以上的地区，地广兵少，必然导致后方空虚，无法处处设防。这就给我军的游击战提供了空间。
我党提出的方案就是，迎着敌人冲上去，穿过战线，到敌占区去。在那里，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机动灵活地与敌人作战，攻击单个和小股的日军。只要这些抵抗还存在，日军就无法完全放手统治占领区。他的队伍出动，就必须要以一定的规模编队。而这种人数上的限制，就会使得同等兵力下，日军出动的频率和密度大大减低。
这样一来，一方面，日军会在占领区不断遭到打击，损失兵力，日寇对占领区的控制力渐弱，资源掠夺也常被挫败。第二方面，敢于反抗日军的同胞，不再孤立无援遭受屠杀，而是能得到支持，加入咱们自己的队伍；多数民众不再完全绝望地埋头当顺民遭受奴役，而是会看到希望，逐渐向抗日的一面转换；那些汉奸伪人员，也会忌惮遭到惩罚，多数不敢过于嚣张。日军“以战养战”的阴谋就此破产。他们非但不能肆意地从占领区掠夺资源，反而必须时时在这些区域进行战斗，损耗兵力和资源。而我军在打击敌人的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在敌后广大区域建立根据地，组织我们自己的政权，还从敢于反抗的民众中选拔青壮年组建民兵，与正规军配合对敌作战。
依照这样的模式，我军就从日寇爪牙下夺回了部分敌占区资源，削弱敌人，壮大自身，从而将日寇逐渐推向衰亡。
1938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如此阐述：“主要的方针有下列各项：（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敌后游击作战的困难极大。整体而言，根据地是位于日寇包围之中，可谓四面是敌，没有安全的后方。敌后部队的实力也远远弱于日寇，武器装备和弹药更是得不到后方补给，只能依靠敌后的兵工厂和缴获。这些都是严重不利于作战的因素。为了以弱敌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英勇的敌后抗战军民上下同心，结合具体条件，开创了诸多巧妙的战法。
灵活主动进攻战
毛泽东同志六条中第一条就是要“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抗日战争中，整体是敌强我弱，敌攻我守，持久作战。但游击队在敌后，明明各方面更加不利，却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游击队兵力、火力与日寇大部队相比差距悬殊，若是被动防御，几乎没有一战之力。因此只能大胆出击，选择日军的薄弱点进行打击，才能达到削弱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军事思想一贯主张集中兵力打击少数敌人。敌后游击战因为敌人距离近，我方实力弱，在“集中兵力”这一点上也很难集中较大规模部队，因此在选择作战目标时这个“少数敌人”就更为必要。在多数情况下，敌后游击队集中连营级的部队，攻击班排级的日寇。也有三五个甚至单个或三五个日寇进行突袭的例子。因为敌军的兵力少，我军更容易形成优势。打击三五个日寇，我军出动一个排就是十倍优势兵力。一旦攻击得手，更容易将敌人彻底打垮和消灭，缩短战斗时间，减少我军伤亡和弹药消耗，增加缴获。
敌后游击作战，很多时候都是这种小规模突袭，打了就走，一次歼灭几个、十几个敌人。表面上看，似乎没有正面战场千军万马血战过瘾。然而正面战场双方对峙只是一条“线”，而且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这条线上只有有限的时间会爆发战争，每次爆发大战也只是在少数点上进行。相反，敌后游击战，把整个敌占区的“面”都变成了歼敌的战场，并且无时无刻不在作战：日军扫荡时固然在作战，日军龟缩时我们的部队还在寻机歼敌。正所谓聚沙成塔，滴水穿石，这种无休止的放血，对日军这头战争凶兽，等于是持久的凌迟。聂荣臻曾说过，晋察冀根据地几十个县，每个县每天消灭一名日军，看起来不多，几个月下来就能消灭日军一个旅团（几千人）。
随着日军不断被消灭，兵力更加不足，控制力进一步下降，同时我军伴随歼敌不断壮大，战斗经验提高，游击歼敌的发挥空间也就更大。到抗战中后期，侵华日军半数的兵力连同伪军的九成以上，都放在占领区对付敌后军民。据统计，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八年中，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总计毙伤俘日军约50万，伪军100余万。而这些战果是在10万次以上的作战中取得的。也就是平均每次作战歼灭日军四五人，伪军十人左右。正是敌后千千万万英勇的军民，孜孜不倦发动这些零敲碎打的战斗，用无数次看起来很不起眼的战果，遏制了日寇鲸吞蚕食的阴谋，迎来的胜利的曙光。到抗战结束时，我军已从日寇占领区生生挖出了近一百万平方公里、近一亿人口的根据地，锻炼出100余万人的抗日军队和200余万经验丰富的民兵。这些，都是在十万次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与日寇争夺资源而来的战果。
敌进我退和敌进我进
早在红军时代，我军就总结出游击战的十六字秘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主打一个机动灵活，你要打我不跟你打，你不打我缠着你打，诱敌，扰敌，歼敌。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前期，敌后军民也采用这种模式。当时日寇骄横狂妄，“讨伐”我根据地时常常是长驱直入。这时我军就可以“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然后择机而动，集中兵力打击日寇。
例如1939年冬天，日寇混成第二旅团分三路向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讨伐。杨成武率1军分区迎战，就是采取敌进我退，诱敌深入战术，先于11月3日在雁宿崖包围其第一大队，经过激战，歼灭其500余人。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怒而率第2、第4大队等部约1500人前来报复。杨成武先以少数兵力配合民兵游击队节节抵抗，引诱日军进抵黄土岭的狭隘山谷。11月7日，将日军包围。经过数小时激战，我军毙伤敌900余人，阿部规秀中炮阵亡。
1940年七月，冈村宁次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这是一个最狡猾的敌人。冈村宁次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一是充分重视，尽可能调集重兵，加强侦查；二是部队调动有序，大部队与小部队，步兵与骑兵、摩托化部队相互配合，多层进攻，形成所谓“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铁壁合围”，将根据地分割之后，四面包围，把躲避的军民驱赶到一处残杀；三是军事与政治手段结合，步步为营，挖封锁沟，修炮楼，进攻的同时破坏根据地政权，建立伪政权，一口一口蚕食，把敌我争夺的游击区变成“治安区”（即敌军统治稳定区），把我们的根据地变成“游击区”，逐渐削弱抗日军民的实力。
这种情况下，“敌进我退”有时就不灵了。你一退，日寇趁机直插要点，把根据地分割之后四面包围，越退空间越小，越退敌人密度越大，最终被优势敌人逼入死胡同。怎么办？那就来 “敌进我进”。实际上毛泽东1938年的六条纲领，第一条就有“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刘伯承《反对敌人大“扫荡”的战术指示》说： “现在对囚笼的粉碎，一退再退，退到何处?现在就是敌进我进。”面对日军四面八方的包围，我军不是往腹地撤退，而是大胆迎着敌军，趁敌人完全合围之前，从敌军各部间隙之间溜出去，或者选择薄弱敌人冲出去。敌军大部队都在向内合围，我军向外突击，一旦突破，顿时海阔天空。这时，敌军如果要调头来追击我军，他的合围就被打破了，留在圈子里面的军民可以趁机撤退；如果他主力继续合围，那么我突围的部队可以反过来进攻敌人的“治安区”，歼灭他的留守部队，破坏他的辎重后勤，摧毁他的伪政权，发动“治安区”的群众。这种“换家”战术，最终往往迫使日寇收兵回守老巢。
1942年5月，日军为消灭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及129师主力，出动约3万兵力，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面对日军的“铁壁合围” ‘辗转清剿”，八路军各部大胆迎敌突围，转战外线。5月15日，太岳军区机关与129师386旅跳出包围，袭扰临（汾）屯（留）公路交通线。5月下旬，日军多路人马合围八路军总部与北方局驻扎的太行抗日根据地北部地区，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与副参谋长左权指挥分路突围，左权不幸牺牲，但日军围歼八路军总部的阴谋完全破产。跳出重围的八路军主力转至敌后，30日在辽县苏亭镇歼日军140余人，31日奇袭长治机场，毁飞机3架，汽车14辆，油库2座。358旅也攻入多个据点。6月9日，八路军129师直属部队在刘伯承指挥下跳出合围圈。日军企图捕捉八路机关、主力的计划完全落空，后方又处处遭到袭击，只得全面撤退。至此，太行、太岳1942夏季反“扫荡”作战获得胜利。
破袭战
在敌后游击战的各种战法中，“破袭战”无疑是较为关键的一种。所谓破袭战，就是避开日军的重兵集团，攻击日军的交通线（公路、铁路），把铁轨掀翻，把公路挖断。日军占领广阔领土，为了调动兵力、物资，公路、铁路非常重要。铁路公路就是战争巨兽的动脉。破坏了铁路、公路，使敌军调度效率大大降低，也就大大削弱了敌人力量。同时，相对于日军控制的县城、据点，交通线防守较为薄弱。我军对其发动袭击，既可能针对零星分散的护路敌军，形成局部优势，迅速解决战斗，还能吸引敌军奔袭支援，从而创造打援的机会。1941年刘伯承在《反对敌人“扫荡”的战术指示》中写道：“扼住敌人背后补给线活动，破毁其辎重与交通，使敌人大军粮秣弹油无法补给，也无法持续‘扫荡’……‘锅中点水，不如炉内抽薪’。”
我军的破袭战，一般选择远离敌人重兵据点的位置，乃至对无人驻守的路段动手。通常以部分兵力直接攻击护路敌军，还会以其他部队打援或保护。同时，往往发动附近的群众，男女老少趁夜上阵。附近小据点的敌军，害怕我军部队掩护，一般不敢轻易出来。等天亮大部队赶到，公路成了坑洼，铁轨被炸断，枕木被烧毁。有时候还把铁轨扛回去，利用材料制作农具和兵器。这么一来二去，使得日军占领区的物流瘫痪，也能极大鼓舞大后方军民的斗志。
我军最大规模的一次破袭战，就是1940年夏天8月下旬发动的百团大战。当时国内汪精卫叛变，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投降风气日盛；国际上法国向希特勒投降，纳粹德国气焰嚣张。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破袭战。第一阶段主要截断正太铁路，攻占娘子关及若干车站、煤矿，据点，还一度切断了同蒲铁路北段以及忻静、太汾、汾离公路。9月先起的第二阶段战役，我军主要任务是扩大战果，继续打击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军，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打通封锁线，这一阶段，打了不少恶仗。随后日军从最初的慌张中回过神来，调集主力部队展开大扫荡，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反扫荡”，到1941年初结束。百团大战毙伤日伪军三万余人，八路军也有二万余人浴血沙场。尽管代价巨大，却在全球艰难的时间，起到了打击法西斯嚣张气焰，鼓舞中国军民抗战决心的成果。
麻雀战
抗日游击战场上，“麻雀战”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战术。麻雀这种鸟，体型小，动作灵活，飞来飞去让人难以捉摸。我方游击队人数不多、装备不强，但熟悉本地地形，把兵力分成许多小组，四下散开，有效利用山地、树林或村落房舍，灵活机动地对敌实施突然袭击，使得敌人无法抓住我军主力，却又处处挨打，防不胜防。
1937年11月下旬，日寇500多名步兵和百余名骑兵进犯太谷县范村镇。我军129师771团1连面对数倍敌军，以4个班坚守正面阵地，其余大部分兵力则分散到周围五公里。当日军以密集队形向范村进攻时，早已散布在道路两侧的我军开始射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日军遭到来自两翼和后方的袭击，阵脚大乱，伤亡惨重，却不知八路究竟在何处，火炮与机枪也只能盲目扫射。打了一整天，日寇伤亡近百人，只好灰溜溜撤退。129师师长刘伯承风趣地说：“不要小看这个‘麻雀战’，有时一只‘麻雀’也会闹得敌人团团转哩”。“麻雀战”的名头从此叫开了。
1939年夏，日军5万人对太行根据地发动大扫荡，8月初打通了邯（郸）长（治）公路，将太行根据地分为南北两段，各个击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129师师长刘伯承等将帅指挥八路军各部及民兵展开反击作战，日军所到之处，麻雀战风起云涌。据129师特务团团长皮定均回忆，当时八路军组建了连排级的游击支队，下辖几个人的游击小组，对沿路巡逻的日军进行偷袭。日军严密警戒时，八路军也只是隐蔽跟踪。等日军懈怠、休息时，八路军才突然开火，撂倒一两个就跑。日军就算挨了打，也不知道对手在哪儿。有时跟着枪声追过去，背后另一个山头又响起新的枪声。有时全力围追一支八路军小组，后方空虚的据点却被其他游击支队趁机掏了老窝。如此再三，日军疲于奔命，损失惨重。虽然没有发生大的战斗，但特务团每天统计的战果都有一二十人，多的甚至有五六十人。八路军多次歼灭日军，还鼓励了附近的百姓。他们也大着胆子参加进来，加入游击小组，在八路军指点下拿着缴获的武器，开始对日军作战，甚至独立消灭零星落单的日军。这样，日军的“扫荡”以失败告终。
地雷战
“地雷战”是根据地民兵游击队对抗日寇的妙招。当时敌后根据地的武器弹药非常缺乏，尤其子弹，地方上很难自己生产。相对而言，土制地雷却要容易得多。面对日寇不时扫荡，民兵们随地取材，利用废铁、玻璃、石头等制造地雷。这些地雷的威力当然比兵工厂的正规地雷差得远，但胜在成本低廉，制造容易，也具有一定的杀伤力。地雷有诸多用法。比如埋设在大路上。这样，日军前来扫荡时，如果没头没脑撞过来，踩上地雷就会死伤。如果要防备地雷，那么行军速度自然会大大降低，给抗日军民转移的时间。为了防止乡亲们踩雷误伤，平时只挖坑，不埋雷，或者只埋雷，不上弦，又或者在地雷处作上标志。等到远远侦查到敌人来扫荡了，这才埋雷，上弦，去掉标志，叫敌军饱尝铁西瓜的滋味。此外，也有在村口埋设地雷，叫日军集结进攻时遭遇伤亡；还有的在村里的道路、房门、灶台各处埋雷，鬼子一旦进入巷战，就会被炸的人仰马翻。
整体来说，地雷是一种相对威力较低的武器，但发挥人民群众的勇气和智慧，四面八方埋设地雷，也能让日军吃尽苦头。抗战中最有名的地雷战，是山东省海阳县的民兵们发起的，也是电影《地雷战》的原型。最初使用的是八路军兵工厂给的地雷，战果不错，但地雷太少不够用。于是民兵们日夜琢磨，制作了石头雷。制造地雷、布设地雷、发动地雷战的技术，在八路军与民兵之间相互学习传播，很快村村都出现了地雷达人。民兵们既用地雷迟滞日伪军的扫荡，也在炮楼据点附近埋设地雷，让敌人不敢轻易出动。地雷品种由单纯的拉雷、踏雷、绊雷，发展到夹子雷、梅花雷、头发丝雷、真假子母雷、丁字雷、水雷、标语雷、飞行雷等30多种。埋雷方法也由单纯的埋在地下爆炸，发展到飞起来爆炸，挂起来爆炸，藏起来爆炸。日伪军一旦前来，路口、山坡、树林、河套、瓜田、菜园、门阶下、水桶底、箱子里……到处是地雷，形成令敌闻风丧胆的地雷阵。日伪军抓老百姓在前面开路趟雷，自以为万无一失，民兵们则发明出一种引爆线很长的地雷，踩着不炸，拉线才炸。前面的村民走过去地雷不炸，等后面的鬼子踩上了再拉线，把鬼子炸得血肉横飞。
八年抗日战争中，海阳民兵共作战2000余次，毙伤俘敌1500余名，缴获武器600余件，涌现出县以上英雄模范500多名，其中赵守福、于化虎和孙玉敏3人还荣获“全国民兵英雄”的光荣称号。电影《地雷战》中的民兵队长赵虎就是由赵守福、于化虎二人合并而来。从上面数据也可看出，很多时候一次地雷作战可能还没伤一名敌人。然而扰乱了敌军，迟滞了敌军，为乡亲们躲避和八路军迎敌争取时间，也是实打实的功劳。
地道战
地道战是冀中平原的一种游击战术。冀中平原土壤质地适中，既不过于坚硬难以下锄，又不过于松软容易坍塌，适合挖掘又深又长的地道。如果说地雷战是民兵们在正规军地雷的启发下，因地制宜扩展开来，那么地道战几乎完全就是人民群众自发总结经验，逐渐发展形成的一种巧妙战法。
由于冀中很多人家有地窖，用于存储蔬菜等，也可以隐藏一些财物。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时，日伪军不时进入根据地扫荡，有时干部和老乡就会躲进地窖或水井、旱沟中，躲避日军的搜捕。后来，有的人家就专门挖掘小洞，或者把原有的地窖拓宽，用于躲避敌人。还有人在村外野地、山坡挖洞，作为逃出村子时的临时藏身处。但是这种洞一般比较狭小，仅能容身，一旦被敌人发现，唯一出口被堵，则毫无反抗能力，只能任凭敌人抓捕杀害。日军最初几次扑空后，逐渐了解到民众有这种挖洞藏身的法子，于是也针对性加强了搜查挖地，藏身洞很快便无法再保证安全。
因此，抗日军民就把藏身洞继续深挖，延长，并且一个洞设两个以上的出口。敌人从这头挖开，躲藏的人从那头逃走。但这种手段也只能瞒过一时。一旦鬼子发现一洞多口的秘密，下一次就可以针对性同时加强对周围的警戒，就算从其他洞口跑出来也难逃厄运。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抗日军民继续动脑筋，一面继续深挖地道，一面把村里面家家户户的地道都联通起来。这样，原先一洞多口，多口也只有一洞，现在则是把全村地道变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地下网，甚至还挖了出村外的洞口。1941年5月，日军扫荡蠡县曲堤村。提前侦知消息后，曲堤村民兵立刻突击挖掘，把曲堤村和耿庄地道连接起来。待敌军杀来后，村民从地道逃出，民兵则依托村边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后来日军逼近，村民们钻入地道，绕到敌人背后大打“麻雀战”，敌军找不到对手，又被夹击伤亡多人，只好撤退。
1941年秋，冀中军区政委兼冀中区党委书记程子华亲自调查后，认识到地道战的价值，开始在全区广泛推广。1942年3月20日，《冀中行署、冀中军区、冀中武委会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地道斗争是从群众积累的一点一滴的经验中开辟出的一条新的地下斗争的路，由利用或秘密挖掘一个个人的临时性的、单纯的躲避性质的小地洞，发展到一个集体的、秘密的、持久的或能工作的大地洞，更由地洞发展到与地道相联系，地道与基干地道相联系，最后到基干地道的村村相通，是由单纯防卫向积极进攻发展的。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完全性、新的、秘密性的地下交通战。”
地道战如火如荼的开展，日军也用更残酷的手段镇压。如重兵封锁村内外，逐段挖开地道，用军犬搜寻，或者往地道里放毒气、灌水等。不少村落的地道遭到破坏，军民惨遭杀害。血的教训促使地道战继续升级。1942年11月7日，《中共冀南四地委关于改造村形挖抗日洞及开展爆炸运动的指示》中，要求根据地建立村庄堡垒，包括五个条件：一是群众工作，二是肃清敌之暗探及特务分子，三是改造村形，四是普遍挖掘地洞，五是开展爆炸运动。挖洞要找隐蔽地方，如房子暗间、耳屋、柴草屋或在院子的角落、闲院、夹道；洞的入口要伪装掩盖，如用柴或箱、柜、鸡笼、门帘、对联堵住，或用红薯井、白菜窖伪装，使敌人不易察觉。也就是说，军事和政治结合起来，地道战要与情报战、地雷战结合起来。新的地道有干线、支线、卡口、翻口、战斗洞，可以打击敌人，防止毒气和烟熏，防止灌水，还能与地面工事、高房工事结合，形成天空、地面、地下三层立体的防线。到1944年冬季，冀中地区挖下的地道已超过12,500公里，是名副其实的“地下万里长城”。
在这种凝聚了人民智慧的防线面前，日军一次次碰得头破血流，人仰马翻。1945年4月1日，日伪军500余人进攻冉庄，冉庄民兵20余人利用地道进行作战，毙伤日伪军13人,迫其撤退。6月20日，日伪军千余人再犯冉庄，冉庄民兵30余人先在村边进行阻击，再转入地道，以地雷、暗室、高房工事等向日伪军夹击，毙伤其29人。23日，日伪军2000余人再犯冉庄，民兵依然用地雷战与地道战结合，经13小时激战，毙伤日伪军33人，打退进攻，己方仅轻伤1人。地道也可用于进攻，1944年春，八路军在民兵配合下，把一条地道挖到了曲阳县燕赵镇日军炮楼下面，埋下200斤炸药引爆，使得敌军直接升天。神出鬼没的地道战，展现了人民群众发挥智慧带来的奇迹。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敌后根据地军民一心、群策群力、就地取材，创造出诸多特色游击战术。除了前面提到的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还有如草人借弹（日军称为“吸弹巢”）、铁道游击战、水上游击战、伪装潜入战……这些战术彼此穿插，灵活配合，形成一张让日军难以逃脱的“游击战”网。正所谓聚沙成塔，滴水穿石，每次小小的战果加起来，就是大大的成就。全民参战的游击战不仅助力中国抗日取得成功，也成为了战争史上辉煌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