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汉语诗性特征的价值想象
文摘
2024-10-06 16:43
浙江
9月29日推出的《假如不到复旦附中》一文中，提及到复旦附中之前写的几篇文章，《全球化时代汉语诗性特征的价值想象》就是其中一篇。23年前的文章，今天再读，想说我是一个很喜欢汉语的人；还想说，今天的语文教学，实际上比那时离汉语文化更远了；更想说，当一种文化要真正远离时，呼唤其实只是徒增烦恼。今天的人类舞台，“全球化”成了一句最主要的台词。信息、技术、商品、人员，特别是货币资本正在全球范围内频繁地往来，市场的开拓与扩张有力而空前地突破国家、民族、文化、教育的传统疆域。互联网络、卫星电视、好莱坞电影、T型舞台、格莱美音乐、麦当娜与卡通片、奔驰汽车、麦当劳与肯德基……这些异域文化正以所向披靡之势，愈来愈密集地植入本土。人们自古以来栖憩的纯净本土文化空间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概念，对全球化充满怀疑甚至恐惧的人们退守在自己昏暗的室内，不敢打开那扇通风透气的窗子；对全球化充满期待且得风气之先的人们则高声嚷嚷：未来世界，不同肤色的“世界公民”可以平等地共享“地球村”里伟大的经济与文化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我们提出了“全球化时代汉语诗性特征的价值”这一话题。如果中学语文教学能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我们有理由期待教学效果的显著提高。美国语言学家范诺洛萨在他撰写的《汉字作为诗歌的媒体》中指出：“汉字及句子主要是大自然中行动和程序的活跃的速写。它们蕴藉着真正的诗。这些行动是可见的。但汉语如仅仅表达了可见的行动，它不过是狭窄的艺术和贫乏的语言。实则汉语还表达了那不可见的运动。最好的诗不但表现了自然的形象，并且还渗透出崇高的思想，精神的暗涵，和隐在的多种关系。大多数的自然真理是暗藏在视觉不可见的微观程序中……汉文以力度和美涵盖了这一切。”范诺洛萨确实是触摸到了汉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诗性特征。汉语文化的哲学，无论先秦诸子百家的哪一家，都对模糊真理有较强的包容倾向，讲直觉忽知性甚至反知性，表现在语言上就是简约而富有弹性，信息丰富多元，解读空间呈开放状。这就决定了汉语言的朦胧的诗性特征：话中话，潜台词，言外不尽之意。金克木先生曾说：“中国人历来大多讲求不明白，或说含糊，说话常闹边界纠纷，往往把明白讲成不明白……所谓‘妙不可言’。……‘此在’（欧洲），‘刹那生灭’（印度），‘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中国），三句台词仿佛可以相通，但潜台词恐怕大不一样：一个肯定，一个否定，一个不定。”（《中国人最重潜台词》）这“不定”就是朦胧。中国哲学的基调之一是“天人合一”，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融的实物。这样，作为文化地质层的语言就处处构成天人之间的暗喻关系。暗喻作为一种手段，或是借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明白的说得含蓄些，或是借一事物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这种手段变成一种背景光源，就给语言以色彩和活力，促使它们更接近大自然，并且从具象的形体中透出象外之意，弦外之音。这样的语言现象无论是诗文中还是生活中，几乎是随处可见。汉语浓厚的暗喻色彩就使得它获得了诗的禀性。“诗的思维通过暗示来工作，将最大量的意义压进一个句子，使它孕育，充电，自内发光。在汉语里，每个字都聚存着这种能量。”（《汉字作为诗歌的媒体》）意象之于汉语，更是彰显突出的特征。安子介先生从汉字的结构中描绘出“一幅初民的生涯图”，因为“每个汉字都是一篇文，一首诗，一幅画”。（《劈文切字集》）当这样的汉字作为语汇进入语言之后，它们就不仅是固定的象征性符号了，更是投射了言说者特殊心性的意象，语言随之也就变成了意象的密集流动。古汉语语汇因以单音节为主，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语词，其意象特性自不待言。即使是以双音节语汇为主的现代汉语，也因构成语汇的汉字具有鲜明的意象而富有感性魅力。令人遗憾的是，汉语的这种诗性特征在今天的语言中已很难触摸了，即已或正在失落。安子介先生曾痛心地指出，中华民族第五奇迹的民族瑰宝几乎已被遗忘淹没在二十世纪。确实，本具有诗的特质的语言在今天却变得越来越干瘪：词藻贫乏庸俗，句型单调，句子冗长而信息量小，缺乏潜台词，已成为常见的文风；装腔作势，声调刺耳，别出心裁，语无伦次，已是口语追求的时髦。这是为什么？杜常善先生以为，“当前语言粗俗不堪、贫乏无力的现象的产生，与现代语文教育理论有重大关系。……第一，拒绝文言……第二，过于强调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第三，过于强调理解，轻视识记背诵”。（《语言粗俗贫乏与语文教育理论》）这种说法确有其道理，但我们以为这只是表层原因，汉语诗性特征的失落还有其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门户洞开之后，西学东渐，逻格斯中心与技术理性相伴相生，不断消解汉语的诗性因素；特别是随着柏林墙倒塌、东西方冷战终结，西方中心主义更是不断扩张，西方强势文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全面地征服本土，以牺牲道德和艺术为代表的文化功能和人文价值为代价、追求工业技术的无限膨胀和市场经济的超常发展的“工具理性”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本能，汉语的诗性特质在这样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本能中因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而被挤兑一空。近年来文学领域特别是文学理论界的“失语症”是最有力的证明。由此不难看出，汉语诗性特征的失落，其实就是民族文化（或曰中华性）的失落，是民族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的紧逼下的隐退。而在民族文化的逐步失落过程中，语言就失去了它原有特性，一步步沦为人们获得现实生存的工具。于是，本来处于逻格斯中心体系之外的汉语在教学中就完全陷入了逻格斯中心体系之中，成了“工具理性”崇尚者的实用武器。于是，就产生了杜常善先生所说的三种现象。于是，语文教学效果就总是难以令人满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些年的语文界响起了人文性的高声呼唤。呼唤语文教育的人文性，我们以为从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呼唤汉语言的诗性特征。纳入全球化的语境之中，我们呼唤汉语言的诗性特征，就是守护我们民族的族别属性，捍卫自己民族的尊严，因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就是语言。今天的语言学研究表明，以前讲语言是工具，错误地掩盖了语言文字的多层次、语言的潜文本、语言的既呈现又掩盖的实质。语言不是单纯的载体，语言是意识、思维、心灵、情感、人格的形成者，语言并非人的驯服工具，而是人类认知世界与自己的框架，语言包括逻辑而不受逻辑的局限。语言不听从于某个人的意志，语言是一个种族自诞生起自然的积累，其中有无数种族的历史踪迹，它是这个种族历史、文化的地质层。汉语言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地质层。它不是没有感觉的工具，相反中华民族的万种风情尽在其中，所以需要我们用最大的审美敏感去感觉它，爱护它。它的衰危、枯竭，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生命力的衰退；它被粗暴地对待，被扭曲变形，就是对一个民族心灵的直接挫伤。异族的入侵与征服，往往在军事占领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摧毁被征服者的母语。都德的《最后一课》对此有异常痛苦的揭示，正说明民族语言与民族存亡的息息相关。面对哈贝马斯作出的以“世界公民”为基础的、有权力有能力干预全球重大事务的“世界政府”的理论构想，著名诗人于坚发出这样的忧思与呼喊：“现代化，我们时代最强大的意识形态，正在统一世界……这个世界正在日益成为一个没有历史和记忆的世界……世界面临普遍被克隆于某个全球一体化的图式，纳入格林威治时间……汉语是世界最优美、最富于诗性的语言，汉语与世界的关系是抚摸关系，汉语的性质是柔软温和的……在此时代，汉语不仅仅是语言，它本身就是一种箴言。一种关于世界历史方向的箴言……汉语，是汉语诗人唯一的、最根本的‘主义’、‘知识’”。（《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诗人于坚的忧思与呼喊具有典型性，它不仅体现了坚守汉语诗性特征的信念与执着，更体现了一种以汉语的诗性特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姿态。或许听听一些有代表性的西方论者的声音，我们对全球化语境中汉语诗性特征的价值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范诺洛萨说：汉语“在民族的哲学、历史传记、诗歌中的使用，使得它获得一整个用意义组成的光环。……你或会问道汉文如何能从绘画似的书写建立起这样庞大的智性结构？对于一般西方头脑，这种功业似不可能，因为他们认为思想是与逻辑范畴有关，而逻辑是蔑视直接想象的功能的。但是汉语以它的特殊材料穿透可见而达不见的境地……”（《汉字作为诗歌的媒体》）德里达说：汉语“在结构上主要是图像的，或代数的。因此我们可视为证明，说明有一种很有力的文化运动发展在逻格斯中心体系之外。它们的书写并不曾减弱语音使化为自己，而是将它吸收在一个系统之中。”（《论书写学》）大卫·杰弗里·史密斯说：“假如西方的身份是建立在诸如个性独立、个人自由、为意志服务的技术胜利之类的臆断之上的话，中国的智慧所提供的则是宇宙本原的和谐、教育自我和他人懂得该和谐是怎样运作的重要性这样一些宇宙哲学观。中国的儒家、道家和佛家，便是以此为‘育人’之本的。……拙作中很多地方援引了亚洲哲学，因为在笔者的学术旅程中，一直在求助东方思想以理解我自己的文化在众多社会领域陷入的困境。”（《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小威廉姆E·多尔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具有伟大的文化感，因重视自己伟大的精神传统——尤其是儒家与道家，你们对精神或态度具有强烈的内在感觉，这正是充溢课程所必要的。……当我们向这一时代（指后现代，笔者注）前行之时，我们需要将科学的理性与逻辑、故事的想像力与文化，以及精神的感觉与创造结合起来。”（《后现代课程观》）范诺洛萨与德里达是就汉语的诗性特征本身而言，大卫·杰弗里·史密斯与小威廉姆E·多尔则是就具有诗性特征的汉语所表现的诗性文化而言。这说明，诗性的汉语及其所表现的诗性文化，事实上已成了西方学者清理以思辩逻辑、物质结构为中心的语言与文化的痼疾新患的重要参照。要对全球化对语文教学的影响有清醒的认识——语文教学早已陷入了西方“工具理性”之中而不能自醒。令人忧虑的是，现在的中学语文界并未对此作出积极的反应，有相当多的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对全球化非常淡漠，甚至一无所知；还有一些人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不是积极应战，而是消极躲避，甚至天真地想将孩子们同现实隔绝起来。而事实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伐，孩子们语文学习的观念、行为、方式等都在相当的程度上同西方“工具理性”接轨了。他们的观念是“学习是为了高考”，他们的行为是被动式的，他们的方式是实用主义的——对考试有利就学，无利则弃。很显然，“无知”会使语文教学在“工具理性”中越陷越深，“躲避”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永无结果的单相思。那么我们只有一条路：认清全球化对语文教学的影响之后——站在逻格斯中心体系之外重新认识汉语及其特征，反省汉语教学。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其几千年历史的文字，汉语是逻格斯中心体系之外的与西方语言迥然有异的语言，汉语的诗性特征是世界诸种语言中所独有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间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与这种语言文字的独特性息息相关。因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要以独特的民族身份同世界对话，就理当要特别重视对我们母语的独特性的认识、感受与认同。我们只有真正地与母语的独特性融于一体，我们才可能是中华性的，才可能在参与未来的世界建设中不失却自己的民族身份。所以，反省近一百年的汉语教学，重新确立既符合民族发展需要又有利于世界共享的汉语教学的文化体系，应当是目前语文教学改革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当然，在当下还未建立起汉语教学新的文化体系的形式下，语文教学理当要更多地注重汉语文化的教学。语言既然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地质层，那么要学好一门语言，则有关这门语言的文化学习就是非常必要的了。许嘉璐先生说：“语言理解就包含着文化理解，同时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语言理解的层次越高，文化理解也就越高，需要的文化理解也就越高。”（《语言与文化》）周思源先生说：“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转引自许嘉璐《语言与文化》）因此，对一些研究者提出的诸如“‘文化教学’进入语文教学大纲”（张武英《“文化教学”进入语文教学大纲的探索》）“中学语文建立‘汉字单元文化’概念”（黄荣华、方晴《中学语文建立“汉字单元文化”概念的探讨》）的问题，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 （原刊于2001年第11期《现代语文》，2002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心《中学语文教与学》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