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大名鼎鼎的文坛巨匠，陶庵是谁？可能很少有人知道。
陶庵的常用名是陶亢德，上世纪30年代，也是文坛名人，也写过小说，杂文，但其成就却在于办杂志，出版。
这么说吧，当今如雷贯耳的一些作家，鲁迅兄弟，邹韬奋，林语堂，老舍，郭沫若等都与他有书信往来，再说深点儿，他办的杂志，刊登过这些作家的作品，他给这些作家都发过稿费呢，也就是说，按现在的观点，陶庵办的是平台，那些著名的作家只是平台的写手。
这还不算，陶庵办的一个著名的杂志《宇宙风》，是与林语堂合办的，他和林语堂各出资百分之五十。
那么再说说他和鲁迅兄弟的关系，按他的说法，他与鲁迅兄弟不仅是绍兴同乡，三代之上还有亲戚关系。
陶庵与鲁迅周作人都有来往，但和这兄弟俩谁的关系更好一些呢？还得引用陶庵自己的话。
陶庵晚年，他女儿问他周作人鲁迅，你更喜欢哪一个？他毫不犹豫地说，“周作人”。笔者读回忆录不算少，以回想录命名的回忆录，我见过的，一本是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另一本就是陶亢德的《陶庵回想录》。
影响周作人后半生的有两件大事，都发生在北京他的住处八道湾，一件是与鲁迅失合，甚至可以说大打出手，鲁迅被迫搬出八道湾；另一件是青年毛润之到访八道湾。
这两件事，周作人在自己的回想录里几乎没有提，或者他只用了当事人才能明白的曲笔提到过。当今其他人的分析文章多不靠谱。
陶庵曾当面听过周作人对这两件事情说法，不过周作人，陶庵都是语言大师，对这两件事，他俩说的相当有趣。
先说第一件兄弟失和的事情，在《陶庵回想录》里至少有三处提到这件事儿，其中两处都写的是关键的两个字陶庵没有听清楚，只有第一次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陶庵说他听的清楚。
这时间是1949年初，周作人从南京的监狱里放出来了，或者说监狱没人管了，他自己走出来了。他住在友人家中，一日陶庵去看周作人，在座的有位金先生问周作人，当年你们兄弟为啥相骂？
陶庵是这样叙述的，他说，“周听了面色似乎一变，回答了一句，声音低沉，我虽然听清楚，但怕记忆不实，只好从略了”
可陶庵第二次回忆此事时，除了描述周作人面色严峻，声音低沉而坚定，他把周作人回答的句子的几个字模糊地引述了，所谓模糊就是引述的字数是清楚的，但有两个字他用XX代替了，他说周作人说，这是拿鲁迅XX了。这次陶庵解释说这两个字他没有听清楚，不能胡说。
陶庵的几次回忆，到关键处都欲说还休，是他有为尊者讳的原则，是他表达的技巧。其实兄弟失和，不过是与弟媳有关罢了，本不值得深究。
这第二件关于八道湾的大事，就是青年毛泽东到访八道湾的事，这在时间上大概应该是1918或1919年的事，在《西行漫记》里，毛主席提到1918年，1919年两次来北京，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提到他是1919年举家迁移北京的，但他自己1917年就到北京了，站住脚之后，才在1919年4月请假回绍兴举家北上的。
这事在陶庵回想录里也提到过不止一次，周作人关于这件事儿的答复，表现出他的表达能力，那是滴水不露。陶庵的几次追忆，大同小异，我就引述一下，我觉得最有趣的那一次问答吧。
这次提问的是陶庵自己，显然他的回忆更准确些。下面是他的回忆：
“有一次我问他见过毛主席没有，他点点头，问他毛主席给他什么印象，他说是没有印象的印象。他说当时来访的人，多少各有特点，譬如有的多说多话像你，有的不声不响像他，有的架着腿摇晃，有的在书架上乱抽书。毛主席可一些没有特殊的动作说话给你他怎样怎样一个印象。”
关于八道湾这两件事的对话，都发生在1949年在周作人南京友人家中，那时，周作人决心北上回京，关于主席到访八道湾的事情，他说的滴水不漏。或者你可以理解为他描述的青年毛润之与寻常人不同。
1949年8月中旬，周作人平安到达北京，他回忆说“承党的照顾让我搞那两样翻译工作”，又提到1950年1月，当时的出版署署长叶圣陶在其秘书陪同下到访周宅。这个表达也是曲笔，没有高层的许可，怎么有可能有高官访问他这个“文化汉奸”呢，没有他自己先向高层报到，怎么会有来自高层的工作安排呢。
周作人得到翻译工作之后，他首先想到了陶庵，让陶庵到北京协助他翻译《昆虫记》，说俩人翻译的事儿，已经得到开明书局的认可。可是当陶庵到了北京见到周作人之后，周作人告诉他开明书局反悔了，只要周作人一人翻译。陶庵问你咋回复的，周作人说他已经拒绝了开明书局。
这让陶庵非常佩服周作人的为人，他说周作人在他自己也比较困窘的时候，“居然会不计得失，断绝一条财路，倒令人佩服他的一功。”按陶庵自己的想法，其实周作人不妨先答应下来的。
顺便提一下，青年毛润之在北京时，曾住过两个地方，都在东城，一个是豆腐池杨昌济的家，一个是三眼井胡同一个小院小屋。他要去西城八道湾的话，大概是步行去的，那时他们八个人挤一个大炕，估计没有钱坐黄包车。那他一定是经过景山东街，过北海大桥，经过西安门，到西四向北，到护国寺向西，才能走到八道湾。这条伟人走过的路，我小时候常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