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难题：资金汇报和监管NCQG不止是一个量化目标，还包括围绕气候资金的汇报、执行和监管。中国目前尚没有关于气候资金的追踪和披露机制。“有很多现实的障碍，并非中国不愿意去汇报。”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金融项目主任刘爽说：“因为要统计来自不同渠道的资金，中国既没有一个现成的协调和汇报机制，也没有某个政府部门有这样的授权。”实际上，NCQG的汇报、执行与监管对于全球来说都是一大难题。即便在联合国内部，涉及气候和环境的资金就种类繁多。比较知名的有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简称 GEF）、气候投资基金（Climate Investment Funds，简称CIF）、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 简称GCF）等，这些基金的领域既有重合，各自又有不同的融资重点和机制。“过去几年争议比较大的是在联合国系统里，有了不同种类的气候基金和出资机构，这些出资机构之间没有一个协调机制，大家分别在做各自的事情，导致资源没有被最有效地利用起来。”刘爽说。发达国家由于较早参与到气候资金的收集与汇报，相对有经验。以美国为例，气候资金的汇报工作是由隶属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团队来与所有涉及出资的部门协调，主要出资部门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简称USAID）、美国进出口银行（ Export -Impor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简称EXIM）等。除了协调机制以外，数据调取整理和统计所涉及的人工投入也非常庞大。“可以借鉴巴黎协定下的两年期透明度报告机制（biennial transparency reports，简称BTR），由生态环境部牵头来做一个跨政府和金融部门的汇报机制。这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无论是对外援助还是气候资金管理都有益处。”刘爽说。 中国如何弥补国内缺口？近几年极端天气频发，中国自身应对气候变化亦面临巨大资金缺口。中国气候变化第四次国家信息通报显示，按照2021 年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简称NDC目标），2021到2030 年减缓行动的总资金需求规模将达约19.8 万亿元；2021到2060 年减缓行动的总资金需求规模将达约260 万亿元，其中，资金需求最大的是电力、交通运输和建筑部门。关于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资金需求的研究较少，针对更新的NDC目标所需适应资金暂无数据。“一个趋势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资金援助正逐渐减少。比如过去几十年来为中国提供赠款或优惠贷款的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都逐步停止或减少了资金援助。多边开发银行为中国提供的资金支持也会是一个下降的趋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研究专员邵丹青告诉对话地球，中国的公共资金相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来说远远不够，需要利用混合融资机制，用公共资金来撬动更多私营部门的资金去弥补缺口和支持公正转型。“我们把它叫做优惠资金或者是催化资金，就是希望这些资金可以承担更多的风险，或者是接受更低的收益，从而去撬动私营部门的资金，让无论是减缓还是适应的气候项目，它的风险调整后收益能够满足商业资本的需求。”滕飞教授表示如果气候项目的收益率能够达到8%，那么私营部门的资金也将趋之若鹜。邵丹青认为，中国现有的绿色金融标准和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主要纳入的是已经“绿色”的活动，对于高排放活动进行减排、以及提升气候韧性的“转型”活动覆盖不足。因此，需要制定一个聚焦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目标的转型活动目录，以及界定“转型企业”的明确标准。目前，人民银行正牵头制定一个国家层面的转型金融标准，既包括项目层面，也包括主体层面，未来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识别应当获得转型融资支持的项目或者是企业。该标准也包括了煤电行业的低碳转型活动。邵丹青表示，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绿色‘一带一路’等多边倡议与南南合作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另一方面，需要探索通过混合融资等机制撬动国内更多的私营部门资金支持自身的气候目标。“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本身就是对全球气候进程的一个很大贡献。”她说。 本文首发于对话地球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