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想剥夺别人的自由，要么(1)因为他们想把自己的权力强加在别人身上；要么(2)因为他们想舆论一律，即他们不想与别人的想法不一样，也不想别人与他们自己的想法不一样；要么最后(3)因为他们相信，对于人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就像任何真正的问题一样)，存在一个且惟一一个正确答案：这个答案可以通过理性、直觉、启示、生活方式或“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等方法获得；它的权威性是这些通向最终真理的道路之一所确保的；所有与这个答案相背离的言行都是危及人类得救的错误；这就证明了立法反对甚或毁灭那些不管其性格与目的如何但背离了真理的人的正确性。
穆勒把前两个动机斥为非理性的，因为它们没有提出任何合乎理智的要求，因此也就无法通过理性的讨论予以回答。惟一一个他准备严肃对待的动机是最后一个，也就是说，如果生活的真实目的是可以发现的，那么，反对这些真理的人就是在扩散有害的谬误，因此必须受到压制。对于这种见解，他回答说，人并不是不会犯错误的：被假定为有害的观点最终有能是正确的；那些杀害苏格拉底与基督的人们真诚地相信这两人是邪恶谬误的供应者，这些人本身就像今天能看到的任何人样值得尊敬；马可·奥勒留，“最绅士化、最和蔼可亲的哲学家与统治者”，据称是他那个时代最开明和最高贵的人士之一，却下令把基督教作为道德与社会危险予以迫害，而且任何其他迫害者所使用的论调也全都为他所用。我们不能假定迫害从未扼杀过真理。穆勒说，“认为真理，仅仅是真理，就内在地拥有否定错误的力量，就有战胜地牢与炮烙的力量。这是一种懒汉式的侥幸心理。”迫害在历史上是非常有效的。
仅以宗教观为例：在路德以前宗教改革至少爆发了二十次，并且被镇压。布雷西亚的阿诺德被镇压。多尔奇诺修士被镇压。萨伏那洛拉被镇压。阿尔比派被镇压、韦尔多派被镇压。罗拉派被镇压。胡斯派被镇压。……在西班牙、意大利、佛兰德斯、奥地利帝国，新教被根除；在英格兰，如果玛丽女王活着而伊丽莎白女王死去，情况也可能非常相像......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会怀疑基督教将在罗马帝国灭绝。
对此如果有人反驳说：因为我们过去犯过错误，当我们现在发现邪恶时，若因为害怕再度犯错误而不反击它，这便是纯粹的懦弱；或者，换个说法：即使我们是会犯错误的，但如果我们要生存，我们就必须做出决定和行动，虽然其结果根本无法保证，但我们必须根据我们的眼光去做，永远冒着犯错误的风险；因为生存就是冒险，我们还会有什么选择呢？对于这些说法，穆勒回答说，“假定一种观念是正确的乃因它经受了一切可能的辩驳而没有被驳倒，与假定它是正确的乃因它是不容反驳的，这两种假定是有巨大差别的。”你的确能阻止“坏人”用“错误与危险的观点为害社会，但是必须以这点为前提：给予人们否定你这种指控——指控某种东西是坏的、危险的、颠覆性的或错误的——的权利；否则，你的信念仅仅是建立在教条的基础上，是非理性的，无法根据任何新的事实与观念进行分析或改变，如果不能绝对无错，那么除了在讨论中，真理又何以能出现呢？不存在先验的通向真理的道路；一种新的经验、新的论据从原则上能够改变我们的看法，不管这种看法多么牢固。关闭大门就是使自己有意无视真理，使自己陷于永远无法纠正的错误。
穆勒拥有敏锐而精细的头脑，他的论证是无可反驳的。但是在这里，很明显他的结论只能是来自他从未明确阐述的一些前提。他是个经验主义者；也就是说，他认为除非建立在观察的证据之上，任何真理都无法也不曾理性地确立。新的观察从原则上说总能颠覆建立在老的观察上的结论。他认为这个原则用在物理学定律上是正确的，甚至用在逻辑与数学定律上也是正确的；那么在科学的确定性并不占优势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在伦理、政治、宗教、历史中，在整个人的事务的领域，由于只有概然性支配一切，就更属确定不移了。在这些领域里，除非允许完全的舆论与辩论自由，否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被理性地确立。但是那些不赞成他的观点、相信直觉真理原则上是经验无法修正的人，对于这种论证可能会置之不理。穆勒大概会将他们斥为蒙昧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与非理性主义者。但是如果他们的观点在今天也许比在穆勒的那个世纪更强大，如果我们要想理性地驳斥它，那么，除了纯粹轻蔑地拒斥以外，我们还应该做得更多。而且，没有完全的讨论自由，真理的确无以产生。但是这仅仅是发现真理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虽经全力搜寻，真理也许仍然处在井底，而与此同时坏的事情有可能获胜并对人类产生无穷的危害。
很显然，我们必须允许，例如，倡导种族忿恨的观点自由地表达，因为密尔顿说过“把所有学说都释放出水……在自由、公开的遭遇中，谁说真理会敌不过邪恶?"这是勇敢且乐观的论点，但是今天支持它们的经验证据怎么样呢？为害者与说谎者、恶棍与盲目的狂热者，在自由的社会里，是否已经被及时阻止或最终被拒绝？为了保证自由讨论之花开放需要付出多大代价？无疑需要很高代价；但是代价是无限的吗？如果不是，那么谁能说代价不是太大或已经太大？穆勒说，在一种被视为错误的观点中仍然可能有部分真理；因为不存在绝对真理，只在通向真理的不同道路；压制明显错误的东西有可能同时压制它里面正确的东西，从而使人类遭受损失。这种论点，同样无法说服那些认为绝对真理可以一劳永逸地发现的人，不管这种真理的发现是通过形而上学的、神学的论证，还是通过某种直接的洞见，抑或通过某种生活方式，再要么，就像穆勒的师友们所相信的，通过科学或经验的方法。
他的论证只有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才是可行的，这个假设就是：人的知识从原则上讲是从不会完成的，总是会有错误的；不存在单一的、普遍可见的真理；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文明都可以采取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目的，而不必然彼此和谐；人是可变的，他们所相信的真理，根据新的经验与他们自己的行动(他称作“生活实验”)，也是可变的；因此，亚里士多德学派、许多基督教经院主义者和无神论唯物主义者共有的信念，即存在一种基本可知的人性，在所有时间所有地点所有人中保持不变的本性——变化的现象下面静态的、不变的本质，拥有永久的需要，受制于单一或可以发现的目标或目标模式——这种信念便是错误的；同样错误的是与这种信念相联系的观念，即认为存在惟一一种正确的学说，能够使全人类获救，这种学说包含在自然规律、《圣经》的启示、天才人物的洞见，一般人的天生智慧或功利主义的科学精英为了治理人类而做出的计算之中。
穆勒说：关于人的(也是社会的)科学太混乱、太不确定，以致根本无法恰当地称作科学。对于一个公开的功利主义者，这是够勇敢的了。他认为，在人的科学中没有有效的概括，没有规律，因此没有可以从中适当地推演出来的预测或行动法则。他敬仰他父亲，其整个哲学建立在相反的假设基础上；他尊敬奥古斯特·孔德，资助赫伯特·斯宾塞，这两人都声称已经为一门恰当的社会的科学奠定了基础。但是他自己的半明言的假定却与此相矛盾。穆勒相信人是自发的，他拥有选择的自由，他造就自己的性格；作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某种新的东西不停地产生，而这种新颖性正是人类最典型也最人性的东西。因为穆勒关于人性的整个观念并不是建立在同一模式之重复的观念上，而是建立在他对人类生活的感知——永恒的未完成性、自我改造与创新——之上的，他的言词在今天也是有活力的、与我们自己的问题相关的；而詹姆斯·穆勒、巴克尔、孔德与斯宾塞的著作，则仍然处于十九世纪思想之河的巨大的、半被废弃的船体之内。他没有要求或预言这种理想状态：人类问题最后解决，或在所有关键问题上获得普遍一致。他假定最终性是不可能的，暗示这也是不可取的。他没有证明这点。论证的严密不是他的长才。但正是这种信念，损毁了爱尔维修、边沁、詹姆斯·穆勒建构其学说——他从未正式拒绝这些体系——的基础，给予他的学说以真实性与人道。
他其余的论证更弱。他说除非处于争论之中，否则，真理也很容易堕落为教条或偏见：人们可能不再感到它是个活生生的真理；为保持其活力反驳是必要的。“一旦战场上没有敌手，教师和学者就会在他们的职位上沉睡"，为“既定意见的沉睡’(the deep slumber of a decided opinion)所制服。穆勒对此深信不疑，以致他宣称，如果没有真正的异议者，我们有义务发明自我反驳的论点，以保持我们自身处于一种智识上的适宜状态。这与黑格尔的战争可以防止人类社会停滞的论点非常相似。但是如果关于人类事务的真理从原则上说是可以证明的，就像算术中的真理一样，那么，为了保证我们对这种真理的理解，并不需要发明错误命题来加以反驳。穆勒真正要求的似乎是舆论自身的多样性。他说到“真理所有方面的公平竞赛”。一个相信简单、完全真理的人，就像早期功利主义者那样，是不可能运用这种措辞的；他用一些不当的论证来掩盖这种怀疑主义，甚至于是为了让自己看不到这种怀疑主义。“在人类心灵的不完善状态中，”他说，“舆论的多样性会对真理有益。”，他回道：我们是否“情愿采取迫害者的逻辑，说我们之所以迫害别人是因为我们是正确的，而他们不得迫害我们是因为他们是错误的"?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在他们的时代都使用这种论证；从他们的前提出发，我们当然找不到他们逻辑的错误。
穆勒拒绝的正是这些前提，而且这种拒绝，在我看来，并不是一种推理链的结果，而是内为他相信——尽管据我所知他从未明确承认这点——在现在称作意识形态的领域，也就是价值判断、一般见解与生活态度的领域，根本不存在不能为经验所修正的最终真理。不过在这种观念与价值的框架内，尽管强调“生活实验”与这些实验可能揭示的东西的价值，穆勒还是准备为他自己的信念的真理性下大赌注，也就是他对于构成人类最深刻与永久利益的那些东西的信念。虽然他的推理源自经验而非先验的知识，但这些命题本身却非常类似于在形而上学基础上受到传统自然权利学说的支持者们捍卫的那些命题。穆勒相信自由，即对强制权的严格限制，因为他坚信除非人们保有在某个最小的生活领域里——他认为或希望它成为不可侵犯的——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否则，他们不可能发展、繁荣并成为人格完整的人。这就是穆勒的什么是人、人的基本道德与智识需要是什么的观念，他用有名的格言来表明他的这个结论。根据这些格言，“就个人的行为只涉及自己而非他人的利益而言，个人并不因这些行为而对社会负责”，"“权力能够正当地违背文明社会任何成员的意志而施加于他的惟一目的，是防止他伤害他人。他自己的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道德的，都不是充分的理由。不能因为在别人的眼里这样做可能是明智的(甚至是正确的)，而正当地强迫他去做什么或负担什么"。这是穆勒信仰的自由也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最终基础，因此也是穆勒生前死后其反对者的合适攻击目标——这些攻击既是心理学上的，也是道德(与社会)的。卡莱尔在给其兄亚历山大的信中做出了典型的愤怒反应：“以任何方式控制卑贱的人类或强迫他们接受新方法，就好像犯了罪。…Ach Gott im Himmel(我的天)！”
温和的、较为理性的批评者指出，私人与公共领域的界限是难以划定的；原则上说,一个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对别人形成伤害；没有人是孤岛；社会的与个人的方面在实践上往往难以截然分厅。这些人向穆勒指出：当人们认为别人奉行的崇拜形式不仅仅是“可憎的”，而且是对他们或他们的上帝的犯罪时，他们也许是非理性的和褊狭的，但是他们并不一定是在说谎；还有，当他雄辩地问既然穆斯林真的厌恶吃猪肉，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应该禁止所有人吃猪肉时，根据功利主义的前提，答案并不是自明的。人们有可能争辩说，并不存在先验的理出可以假定，生活在私人生活与个人自由被挤出至几近消失的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不如生活在穆勒式的个人主义秩序中幸福；而事情是否如此，是个经验证实的问题。穆勒一直反对一个现象，即社会的与法律的规则往往只受“社会的好恶”决定，他正确地指出，这往往是非理性的，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的。但是如果对别人的损害是他最关注的(就像他宣称的那样)，那么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对这种或那种信念的抵抗是本能的、直觉的或建立在非理性的基础上的，并不会使之对他们不那么痛苦，就此而言也不会减少对他们的伤害。为什么理性的人比非理性的人更有资格满足他们自己的目的？如果惟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最大多数人很少是理性的)能够证明行动目的之合理性，为什么应该满足的就不会是非理性者的目的?只有最有能耐的社会心理学家才能说清什么东西能使某一特定社会最幸福。如果幸福是惟一准，那么人类的牺牲，或者焚烧师，在这类实践有着强大的公共情感支撑的时代，毫无疑问会增进多数人的幸福。如果不存在其他道德标准，那么，幸福的更高平衡足通过杀害无辜的老妇女(尤知与偏见使这种行径成为可接受的)来达到，还是通过知识与理性的增进来达到(它既结束这种令人厌恶之事又摊毁人们自我安慰的幻想)，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就只能通过保险精算师的计算了。
穆勒对这种考虑不关心，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违反他的感受可信念了。居于穆勒思想与情感核心的，既不是他的功利主义，也不是对启蒙、划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关心(他自己有时也同意国家能够入侵私人领域,以促进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或公正)，而是他的强烈信念：人之为人在于他的选择能力——同等地选择善恶的能力。作为自我改善能力的自然结的易错性，亦即犯错的权利；不信任作为自由的敌人的对称与终极性——这就是穆勒从未放弃过的原则。他对真理的多面性与生活的不可化约的复杂性有着敏锐的意识，这就排除了任何简单答案的可能性，或者排除了对任何具体问题的最后解决这种观念。穆勒非常大胆，也没有顾及他成长于其中的严格的智识清教主义，他力倡理解互不相容的学说，如柯勒律治与边沁的学说，并从中获得启发的必要性；他在其自传与文章中解释了这两位作家，也解释了理解与向他们学习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