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69届上海知青的云南追梦故事

我是1969届初中生，当时1969 届学生全部“一片红”。在金训华事迹的感召下，我也要到黑龙江去当知青，遗憾的是，我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所以没有被批准。

父母看我委屈，便鼓励我去江西，因为那是革命老区，是接受再教育的好地方。我又报了名，争取到江西建设兵团去。谁知也不让去，说是江西吃大米，离上海又近，许多“根红苗正”的人都照顾不过来，“黑六类”子女就不要抱幻想了。

连连受挫，我非常伤心，出身不好，这不是我可以选择的，但我的心是热的，血是红的，为什么都不被接受？我想不通。此时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招知青了，虽说是偏远蛮荒之地，要是它能接纳我，我就可以脱胎换骨，重新开始了。于是，我坚定地报了名。

我母亲听到我的决定后被吓哭了，一个年仅16岁的孩子，突然自作主张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简直是要了她的命。所以她极力反对，把户口本藏了起来。但是我已经铁了心，一定要去云南。我在家里翻找，终于在三门柜的顶上找到了户口本，自己去迁出了户口。母亲下班回来知道后，伤心得差点昏过去，只知道紧紧地抱着我痛哭，我茫然地看着母亲，第一次体会到生离死别。

遥远的边疆还是远远超出了我当时的想象。在火车上坐了三天三夜的硬板凳，又坐了五天带拖斗的卡车才到达了西双版纳的勐腊县。我以为，这里就是目的地了，其实，我们的连队还在几十公里之外。我们又坐上了拖拉机，沿着颠簸的土路经过勐捧，继续前行，直到中老边境的勐满乡。老乡却说，这还没到地方，我们的目的地在边境线的深山老林里！

好不容易到了勐满农场的连队，我真是百感交集！我们住的茅草房就像粗糙的鸟窝一样搭建在荒山野林里。太阳光透过缝隙照进来，有“一线天”的感觉；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小河流。我们的床是四根带杈的树枝插在土里的，上面铺上毛竹。

吃的是苞谷饭、盐巴汤，一个月吃不上一次肉。每天上山垦荒，然后挖成梯田，种上橡胶树。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劳动，营养又不够，我时常感到饥饿难忍，体力不支，曾两次在山上晕倒。

那些日子，晨起望星，夜来问月，我总是坐在简陋的床前记日记。前途茫茫，今后的路将如何走？三个月后的一天，我突然吃惊地发现，我床铺下的一只床脚竟然长出了鲜活的树叶！这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觉得生命真的太伟大了，让我看到了希望。我想，既然云南没有嫌弃我，那我就应该像这根细细的树杈一样，扎在红土地里起死回生！我更加坚定了扎根云南的信念，要为云南奉献自己的全部，争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决心已定，便从头开始。每天早晨，我第一个起床，清扫卫生，为大家打好生活用水，做好出工前的准备。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很快熟睡过去，我同样精疲力竭，但还是点燃油灯读书学习，硬是把高中课程全部自学完成。在连队里我的劳动也是最出色的，每年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74年还出席了西双版纳自治州的先代会。

那时，劳动的环境条件是很险恶的，我曾经三次差点丢了性命。第一次是上山砍坝（坎山林），不小心一脚踩空滚下了陡坡，幸好被树藤挡住。另一次是坐拖拉机出工，由于超载，半路上翻了车，有的人被甩出车厢，我被罩在了倒扣的车厢里幸免于难，我旁边的一个女生颈子被车厢边壁压断，当场就死了。第三次是我们放炮炸石头的时候，出现了两枚哑炮，我和一名战友前去排除，走到离一枚哑炮不远的地方时，它突然爆炸了，幸好药量不大，把走在前面的战友炸伤了，我的耳朵震坏了。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生活，干着如此繁重而危险的工作，很多知青都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甚至一度陷入迷茫之中。我没有放弃，始终坚信自己只要刻苦努力，一定会有成功的机会。

1974年，我被推荐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招生老师已经让我做准备了。在急切的等待中，迟迟不见录取通知书到来。后来团部的领导带我到师部去询问，负责人说 ：“有人揭发，花泽飞的家庭成分偏高，入学资格被取消了。”真是晴天霹雳，打得我晕头转向。“家庭成分不好”这顶帽子压得我几乎绝望，我硬撑着咽下泪水离开了师部。

回来后想不通，连日失眠。但细细一想，是身边的群众和组织推荐了自己，说明我的努力还是得到大家认可的，所以我绝不能灰心，我要咬紧牙关继续拼搏。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名额被团部一个姓姚的知青，我的“好朋友”顶替了。组织上还是对我很负责的，在没上成学之后，团里派人到上海进行外调，搞清楚我父亲是个爱国资本家。

于是一切便迎刃而解了。1975 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年代，入党对一个资本家的儿子来说，简直就像是做梦，算得上是一个奇迹。这让我深深意识到，人生最大的财富是遭遇挫折后的机会，只有在磨难中练就坚强意志的人才能获取成功的通行证。

常言道，天道酬勤，君子自强不息。1975年9月，就在我入党不久，终于又迎来了新的机会，我走进了云南大学化学系。

大学一年级时，英语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位美国大学生在毕业时感叹地说：“If I’m a freshman again ！”意思是说 ：“如果我还是一位大学一年级学生，那该多好呵！”老师以此来启迪我们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我百倍千倍地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我所学的英语、日语都取得中级以上证书，专业课都取得了全优的成绩。我同样积极地参加课外活动，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还当选了学生会主席。

1978年9月，我毕业后留校任教，兼任青年教师党支部书记。我努力做好教学辅导和政治辅导员工作，被评为优秀辅导员。1981年 11月，我被选拔为云南大学团委副书记，后来又转副为正当了书记。主持工作期间，云大团委被评为全省先进团组织，受到了表彰。

1982年12月，我作为云南省高校团代表出席了共青团全国十一大，受到了邓小平、胡耀邦、陈云等领导人的接见。回到学校后，我像上足了发条的马达，工作更有了动力，带领同志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使云大团委的工作更加突飞猛进。我在云大共青团十三届委员会上做工作报告时，曾被掌声打断了二十多次。每当回想起这些往事，我总是对母校、老师和学生们充满了感激，是他们的帮助和支持造就了我。

1983年10月，我调任云南团省委学校部部长和省学联秘书长，后又当选为团省委常委、省青联副主席；1984年，我创意组织了云南省“大学生振兴边疆考察团”；1986年组织了“云南省大学生扶贫兴滇、学习社会”社会实践建设营；1990年我策划了“云南省大学生，90文化艺术系列活动”，这些针对青年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受到了国家教委、团中央和全国学联的表彰。

时任省委书记普朝柱看了这些大学生文化艺术活动后，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批示要求昆明市开展全市性的文化艺术系列活动，由此引来了“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在昆明举办。1990年8月，我以云南省学联秘书长的身份出席了全国学联二十一大，受到江泽民、李鹏等领导人的接见。

1991年初，深圳锦绣中华发展有限公司与云南团省委协商后，我被借往深圳，负责筹建锦绣中华云南民族饮食文化艺术中心，并出任该中心总经理。而云南的民族文化展示在深圳引起轰动，我也在旅游经营管理方面得到了实践和锻炼，这次机会为我日后从事旅游业打下了基础。

暂时的是现实，永生的是理想。如果良机不来，就亲手创造吧。我的人生座右铭是：做事先做人，心中有他人，万事在于诚，成功始于勤。

我的办公室里有一幅书法作品：“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放清香。”这正是对我过去40多年风雨人生的概括。“酸甜苦辣都有营养，摸爬滚打皆是人生。”这也是我的人生感悟。

1992年8月，我从深圳返回云南，从团省委转业到了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担任管委会副主任，兼云南民族村第一任总经理、党委书记。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一副千斤重担，同时也是幸运之神送给我的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民族村的前身是“文革”时期填海造田形成的一片荒郊野地，种稻谷光长苗不抽穗，种桑养蚕烂树根，养鸡养鸭养奶牛则患瘟病，每年都要政府补贴上百万元。谁能够想得到，在省市领导开发旅游业的正确决策下，居然化腐朽为神奇，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这片荒地变成了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甚至因此出现了一句流传得很广的顺口溜：“不到民族村，枉来云南游。”

民族村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建造每一个村寨之前，我都要带着人直接深入到一线，走村串寨，遍访群众，听取意见和建议，尽量把该民族最深厚的民族风俗原汁原味地体现到民族村中来。

比如，在建设佤族村的时候，我带着一个组深入到佤族村寨去了解情况，实地考证最能代表佤族文化的司岗里文化和沧源崖画。这个行程非常艰苦，几天几夜的探访，我的鞋子都走破了。我们在佤山、基诺山、布朗山、拉祜山整整待了半个月，充分尊重当地领导和群众的意见，了解他们的民风民俗，跟他们同吃同住同行，吃他们的鸡肉烂饭，喝他们的米酒。

当地群众见我们跟他们一条心，是为了展示他们的民族文化，所以非常高兴，把最能代表他们民俗文化的东西比较完整地搬到民族村来。他们把村里最珍贵的牛头骨赠送给我们，还组织了盛大的原生态歌舞晚会，载歌载舞同享欢乐，当场把最能干、最漂亮的演员推荐给我们，带回民族村长期驻村表演。

就这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云南民族村建成了弘扬云南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窗口，云南民族团结的大家庭，云南民族地区培养旅游骨干的基地，云南各民族青年学习知识提高能力的大学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成绩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我不能自满，要向新的高点冲刺。1996年，我考入云南大学旅游学院在职攻读旅游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

5月，我被选拔为昆明市旅游局局长、党组书记。到任伊始就面临一件大事：我国将举办全球性盛会——中国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为了搞好世博会，我带着市旅游局的干部，借助云大旅游学院师生的力量，花了一年多时间，把昆明旅游业的“家底”摸得一清二楚。

这个“家底”包括以昆明市为中心的两小时车程范围内的旅游接待设施，涉及饭店、餐饮、娱乐、交通、医疗、通信设施、旅游厕所等七个方面，详细的调查资料积累了厚厚几大本。最后，我根据这些调查资料精心策划了一整套严谨有序，翔实周到的世博会接待方案。只要打开电脑，昆明地区537家饭店6万多间各类客房10万多张床位，以及食宿条件、交通区位一目了然。

这套方案给世博会的接待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同时，我们狠下决心，全方位地整顿昆明的旅游市场，成立了中国第一支旅游警察队伍——昆明市旅游监察大队，有效地规范了旅游市场，同时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自强作用。从此以后，昆明的旅游行业有了显著的起色，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为凸显昆明四季如春的气候优势，我们还颇具创意地在1997年到1999年隆冬季节连续三年举办“春城旅游节”（此节从2000年起升格为每年一届的国家级“中国昆明国际文化旅游节”）。

在世界园艺博览会圆满闭幕后，我们旅游局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创意制作了全国第一部旅游城市形象广告片——《昆明天天是春天》。

此片2000年初在CCTV-1新闻联播前播出后，反响十分强烈，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不仅有效地避免了因世博会的闭幕可能带来的游客急剧下降的局面，而且至今还在发生后续宣传效应。

世博会成功举办后，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全国各地的同仁都十分关心世博园的后续发展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希望把世博园建成世界名园。因此，云南省委、省政府要求把世博局整体改制成为世博集团，建设成为云南旅游业的龙头骨干企业。2000年3月组织上决定，让我担任云南世博集团副总经理，兼昆明世博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2年10月，出任云南世博集团公司总经理。

2006年，我又被选送到中央党校第46期地厅班学习，任班级党支部书记，我撰写的《大型国际活动之后场馆设施的后续利用与发展》一文被评为优秀论文，被北京奥组委《奥运经济》刊用。

当时世博园的经营情况的确不容乐观，游客人数从盛况时的平均每天50000人次，迅速下降至3000人次。

我在上任前首先进行了暗访，看到许多情况令人吃惊，世博园大门口票贩子猖獗，成了小商贩的自由市场。园子里庭院深深，景色依然，却人气稀稀，夕阳几何？疏于管理的庞大花园已失去了当日的辉煌。一部耗资巨大、凝结智慧，曾是我们云南各族人民为之骄傲的经典作品，就这样谢幕了吗？一个旅游工作者的责任心让我感到肩上担子非常沉重。严峻的现状迫使我快速作出了全面彻底地整治的决策。

我上任后就打响了“世博保卫战”的第一枪：邀请公安、工商等部门几家联手，成立了一个世博园综合治理办公室，对猖獗的票贩子坚决打击，并严防死守，直至绝迹。同时“对内抓建设重管理，对外抓营销树形象”，甚至把保安队组织起来学习管弦乐器，把绿化队组织起来学习威风锣鼓，把环卫队组织起来学习舞龙耍狮，让他们都成为“两用人才”，平时坚守本职岗位，需要的时候就是具有专业水准的演员，既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又合理利用了人力资源，同时也节省了大笔开销。经过治理，世博园的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2009年，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决定，我又走上了新的岗位，担任云南省文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

以上就是我这个平凡的上海知青，在云南的追梦故事。我要说 ：我是上海人，也是云南人，同时也是沪滇合作的先行者。上海的父母哺育了我，上海的老师启蒙了我，云南的山山水水和乡里乡亲养育了我，各级组织培养了我，身边的同志们帮助和支持了我，给了我奋斗成长的机遇，我的身心已经融入了云南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我要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我的第二故乡。

（本文原载于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丛书《放飞梦想》）

转载自：知青老友会、知青情缘、老知青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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