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刚开始做医生故事的时候，有个医生曾告诉过我，医生们最怕两种病人：
第一种是年轻的病人，因为岁数小，家人都觉得还有未来；另一种是查不出病因的重症患者，每天花费重金等待结果，越到后面沉没成本越大。
这两种病患一旦治疗失败，病人和家属都无法接受。
我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件事对医生同样也是可怕的打击。医生和患者一样，会经历从满怀希望到绝望的过程。
告诉我这件事的是援非医生谢无界，他曾经认识这样一名医生，面对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连孩子父母都放下了，他却放不下，哭着求他们让他再试试。
他最终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这个孩子。他曾是谢无界最好的朋友。
事情过去6年了，谢无界仍然很想问他：值得吗？
2018年，我还是实习住院医的时候，在医院里听过一个“八卦”：
有个患子宫内膜癌的女人来医院治疗，因为要化疗，主治医生拿她留的号码通知了她丈夫来看护。对方接到电话反应很奇怪，先是怀疑是诈骗，好不容易来了医院，却闹着要出院。
开始我还以为是嫌弃我们小医院医疗条件不好，同事跟我说不是，这男的跟医生说了，“她（病人）一天到晚流血，干不了活，还要花钱治病，不可能给”。
女的不肯走，就差扒着病房门哭，说她想看着孩子再大一些。最后算是留下来了，但每天治疗完了她自己出去餐馆打工，自己挣自己的医疗费，一块一角地给。
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很义愤，丈夫不是东西，医院和主治医生不能多帮一点吗？
同事白了我一眼，说你想得太简单了。
没多久，我再一次听说了这个女人的消息：她的丈夫来打闹收费处，硬是抢走了一半女人刚缴的住院费，女人紧跟着也从医院里消失了。
所有事情最后都落在了主治医生头上，追不回的欠费要用他的工资垫，大闹收费处的事件要由他写报告、挨批评，检讨自己“没有充分与患者家属沟通”。
同事问我，要是你是这个主治医生，早知道这个结果，你治吗？
你愿意牺牲自己，去为说不出话的病人，赌一线生机，赌她的勇气吗？
我不知道。
成为医生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回避这个抉择。有时候我能看见，病人签下《拒绝治疗同意书》时，眼里全是不舍，可我告诉自己，他签字了，医生无法干涉。
我没想到，避无可避的那一天来得这么快。
2018年的冬天，我和我的好友郑支柱先后遇到了两个不想死的病人。
我们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我逃了出来，而我的朋友郑支柱，永远留在了那个冬天。
88岁的肖老爷子转到我病房之前，我就收到了急诊的景春老师的电话。
这是个很奇怪的电话，景春老师专门打给我的私人手机，给我详细讲了一遍这个老人的病史，让我拿纸笔记下来，还再三强调，要尽早跟家属谈病重，讲清楚抢救的风险。
最后他索性把话说白了：“看着点这个病人，我觉得他的家属有点不对劲。”
景春老师是个很好的医生，一般情况下不会说这样的话。急诊刚把病人送来，我立马跑去看情况。
送肖老爷子来的是个六十多岁的大叔，自我介绍是老人的三儿子，让我们叫他老三。人很活络，一进门就喜气洋洋地跟所有人问好。
护士检查老人的情况特别容易生褥疮，嘱咐老三记得去买个麸皮垫子，话还没说完，老三就从包里掏出来一个，熟练地翻起老人瘦弱的身体，垫在了老人身下，做完还冲我们眨眨眼笑。
怎么也看不出这人有什么问题。就是晚上下治疗方案的时候，老三提了个要求，说自己是家里的老小，治疗方案得等他哥哥姐姐来了再做决定。
这种情况倒也不罕见，我一口答应。第二天一早，肖老大就出现在了病房里。
不同于老三的殷勤，肖老大面色阴沉，说话很不客气，一个劲地问父亲什么时候能出院。
我告诉他，老人现在不是出院与否的问题，而是病情危重，需要他决定必要时是否进行有创抢救，比如按断肋骨的心肺复苏了。
肖老大不回答我的问题，反而突兀地弯下身卷起了右腿的裤腿——他的右腿竟然是一条假肢：“谢医生，我这条腿就是为了我爸没的，我会对我爸不好吗？”
他说五年前自己开车带肖老爷子出去玩，发生了车祸，他拼了命保护父亲，自己右腿小腿截肢，而父亲只是骨折。但打那以后，弟弟妹妹就总埋怨他没照顾好父亲，老三更是直接全权接管了父亲的照料。
可能是被伤了心，肖老大反过来开始怀疑弟弟：“说是照顾爸，把人往医院一扔，医药费国家报销，退休金全进了他兜里，房子也让他自己住了。”
“算上这次，我爸今年已经住了18次院了，短则五六天，长则半个月，这五年里，天天都是这样……”
我听了半天才回过味来，肖老大是因为和弟弟的矛盾，不信任医院，担心医院会过度治疗。
我出示了一堆检查结果，证明肖老爷子现在的状况确实危急后，他才终于勉强同意不把老爷子出院，但多的事，比如在治疗方案上签字，他就不愿管了。
没有家属同意，许多治疗都无法进行，我有点急了，去催老三；老三说没关系，他回去催催他姐姐，三个孩子有两个点头也可以。
病房外的这些争执，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肖老爷子。当天晚上，护士告诉我，肖老爷子醒了。
不知道为什么，老爷子一醒来就挣掉了氧气面罩，要睡觉了也不愿意戴。我以为是讳疾忌医，前去开导老爷子，讲了许多大道理，说不吸氧会影响治疗，会延期回家……
老爷子起先一直绷着脸，直到他儿子出去给他倒尿盆了，老爷子突然冲我招了招手。
我困惑地凑过去，就见老爷子缓缓张开了嘴，舌头上放着一块还未完全融化的奶糖。
我一愣，往旁边一瞥，就看见隔壁床的小男孩紧张地看着我，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
肖老爷子冲我顽皮地笑，我也笑了，冲这一老一小点了点头，离开了病房。
让我烦恼的那些争执，在这位老人面前大概都不算什么。他见过的大风大浪太多了，不会有什么能打倒他的。
老人入院第四天，二女儿终于来了。她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我心一沉。
“谢医生，我是我爸的女儿，还是等我爸的两个宝贝儿子做决定吧。”
这个二女儿同样有一腔委屈，明明照顾了老人多年，现在老人糊涂了，开始争遗产了，哥哥弟弟就一脚把她踢出去了。弟弟争着表现，哥哥霸着名头，她什么都落不着。
说到最后，女人像小孩一样哇哇大哭。
我被她哭得头都晕了，谈话结束好一会才想起来，她没有签老人的病重通知书。
这下我彻底糊涂了。三兄弟都觉得自己对老爷子才最好，可为了赌气，都不给治疗方案签字，那不是拿老爷子的安危开玩笑吗？没有家属授权，出情况了医生是救是不救？
我把这事跟同事说，同事说了一句话：“你以为他们是在说故事？他们是在转移责任，都想放弃治疗，都不想说呐。”
最开始，我完全不相信同事说的。三兄弟虽然有怨气，但担心老人不像假的。直到有天夜里，我去开水房泡泡面，听到了老三那有些熟悉的声音。
他正和另一个家属在窗户边抽着烟闲聊，老三问对方：“你家那个拖油瓶挺了多久了？”
另一人笑嘻嘻地说：“快了！估计这一波就被带走了。”
老三也笑，夸张地叹了口气：“我家那个还撑着呢！真不知道活这么大岁数干嘛。”
什么叫“我家那个”，他用这种语气说的，是自己的父亲？
同事说的竟然是真的，他根本不想治疗父亲，只是在表演孝顺。
一股怒火涌上胸口，我在他们背后吼了一声：“整个医院都不能抽烟不知道吗！”
俩人吓了一跳，立马把烟灭了，连连说着对不起，我继续发作：“你们还是人吗？那病床上的都是自己的爹妈吗？我们这么辛辛苦苦地抢救，你们倒好，盼着他们死是吧。”
老三的脸一点点变红，最终抛下一句：“谢医生，你管太多了吧！”冲出了茶水间。
如果说我还曾天真地希望，伪君子只有老三一个人，当护士告诉我，肖老爷子的家属都不让给病人量血压的时候，这种幻想彻底破灭了。
不让量血压，医生连病人的实时情况都无法掌握，出了事根本没法抢救。这就是放弃。
我曾设想过无数次的场景出现了，患者家属放弃治疗，患者还想活。甚至这次的情况更荒诞，患者家属有三个人，他们可以彼此推诿，就是不在《拒绝治疗同意书》上签字，将道德和法律责任转移给医生。
家属没有签放弃，我不能放弃；家属没有签授权，我不能治疗，那要我怎么办？老爷子又该怎么办？
当时的我，能想到的只有向主任求助。主任又是摆架子又是说好话，肖老爷子的孩子终于同意抽了几管血。
主任谈话的全程，我就板着脸跟在一边，不想和他们说一句话，只想尽快确认老爷子的情况。
报告打出来，果然，肖老爷子的血氧饱和度跌到了85%，很可能是肺部感染的表现，我告诉家属，得马上做胸片进一步检查。
家属再次拒绝了，说没关系，吸点氧气就好了。
压抑的怒火终于在这一刻爆发，我在病床边骂了出来：“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你们是不是想他死？”
这成了我为肖老爷子做的最后一次努力。
抓住这句话，三兄弟开始大做文章，说我威胁他们要把病人治死。主任把我大骂一通，踢出了治疗组。
这是三兄弟的“杀鸡儆猴”。我受了处分，就不会再有其他“刺头”医生非要插手老爷子的治疗方案了。一切都会照着他们的计划发展，老爷子很快就不能再“拖累”他们了。
我后悔自己的鲁莽，可又很清楚，不管我做什么，只要是想帮老爷子，早晚会被三兄弟想办法“除掉”。
好像一拳打在棉花上一样无力，我的病人被从手中抢走了，可对面不是死神，是病人自己的至亲。他们站在病人的身前，我甚至都无法听见病人喊一句“我想活”。
肖老爷子那个笑容，牙齿几乎掉光，还轻轻含着一颗奶糖，那样天真的笑容，我一直忘不掉。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只跟我的损友郑支柱说了。他是和我同期进入医院的好兄弟，大人们——领导和我爸妈——都说他比我机灵。
那天下午，机灵的郑支柱抽了我一包烟，憋出来一句：“也许，不是所有的家属都想病人活，也许不是所有的病人都不想死。”
直到最终去世，肖老爷子都住在我分管的病房，没有转去ICU。
渐渐地，我查房时看到他昏迷的时间越来越多。虽然看不到病历，我也听说，老爷子开始出现高烧，抗生素打到了第二代，尿血的症状不但没有缓解，还出现了不全性肠梗阻，不得不进行灌肠。
护士说，老爷子的精神越来越差，半夜时常听见他一个人在哭。
那天夜里我路过肖老爷子的病房，看见病床竟然被摇了起来，老爷子醒了，半倚在床上，花白的头发被梳到了两侧，老三正在他枕边说着什么。
我不想见到老三，打了个招呼就走，却被老三叫住：“谢医生，先等一下，老爷子有话想跟你说。”
我疑惑地转过身，才发现老爷子的目光一直跟着我转。见我停住，他吃力地笑了笑，慢慢张开口。
他声音很小，老三趴到了他脸边，一边安抚着他，一边帮我“翻译”他说的话：
“谢医生，谢谢你一直吊着我的命，但这次，我想死了，再别救我了，让我走吧——”
“翻译”到这一句，老三已经泪流满面，不肯再说，扒在老人的胸口一直哭：“爸你一定会好起来，咱爷俩藏的那瓶酒还没喝呢……”
我几乎是生理性地哽咽了，倒退着走出了病房。
我不理解老三，我不相信老三的泪水，也不相信老爷子说的不想活。他怎么可能不想活，他的语气里全是对这个世界的眷恋。
他只是知道，知道我们都放弃了，他知道他的孩子们和我，都不愿意为他拼命。所以他在最后一刻告诉我们，没关系，他也累了。
他说出所有人都不敢说的这两个字，承担所有人都不愿意做的选择。他原谅我们，他原谅我。
大概两周后，肖老爷子去世。
我路过那间病房时，病床已经空了，三兄妹正在病房里打包着老人的行李，说说笑笑。
到了晚上我值夜班时，他们还在休息区的椅子上聊天。为了不影响到其他病人的休息，我不得不上去赶他们。
三兄弟满口答应，又好像还是舍不得离去，静静地看着彼此。突然，老三说：“其实，我一直觉得爸是我们三人的拖油瓶，但是他一走，我们三人像没了主心骨。”
他说着就哭了，三兄弟哭成一团，只听见老三喃喃地问：“大哥，姐姐，咱们三个还会不会再见面？”
我不知道我要抱着什么样的情感看着这“感人”的一幕。老人去世了，三兄弟原来没有任何矛盾，他们会相互扶持、彼此思念地向前走。一切看起来这样美好。
可我心里好像还是缺了一块，属于“医生”的一块——为什么患者想活，医生却不能救呢？这一切真的对吗？
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你哥们给我打电话了，找我问了一个患儿的治疗。”她的声音充满疲惫，“你注意一下，差不多的时候劝一下他，这次的孩子太严重了。”
我妻子是儿科医生，和郑支柱一样，成绩比他更好。在我的牵线下，郑支柱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有时就会找我妻子请教。但这还是第一次，他请教之后，妻子反过来提醒我的。
我问具体怎么回事？她问我记不记得之前她治了40天的那个孩子？
很难不记得。那个孩子好像是腹腔出血，又是手术又是体外循环，在ICU住了一个多月。那一个多月里，妻子完全不下班、不回家，好像魔怔了一样。孩子身体指征稳定下来那天，妻子在电话里跟我泣不成声，回来大睡了一觉，感觉半条命都交代出去了。
妻子说：“郑支柱最近接了一个病人，比上次的那个娃娃还要重，而且，上次我们是举全科之力在救孩子，这个孩子，只有郑支柱一个人在努力。”
怕我不重视，她再次强调：“这一家子只有妈妈愿意救，家属和科室都不支持。我建议你劝劝他，赶紧放弃。”
家属不愿意救的病人？我心里一紧。
我才发现，郑支柱已经很久没和我一起在食堂吃饭了，一直说忙，忙着“看孩子”。
为了把他叫出来，我颇费了一番心思。
以我对郑支柱的了解，克制他有三招，一是我老婆是他师父，二是援非。
郑支柱很想参加医院的援非项目，之前就跟我提过好几次，说做医生就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要为国争光；但他嘴上牛逼，又怕孤单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去，一直在鼓动我。只要我表现出一点兴趣，他就会屁颠颠跑来卖安利。
我给郑支柱发消息，说我想问问援非的事情。对面似乎纠结了一会，终于答应。
我在食堂等到人都走光了，才看见郑支柱行色匆匆地跑进来。他好像确实瘦了，胡子也没刮，整个人都有点苍白了，像个鬼影似的。
妻子说的不是危言耸听，他这样下去确实不行。
郑支柱浑然不觉我的打量，还没坐下就开始叭叭：“今年的援非咱们医院只有两三个名额，确定的科室是耳鼻喉科、超声科，儿科是暂定……”
我打断他：“你想去援非对吧？”
他愣了一下：“当然。”
我说：“那你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被处分了，是不是就去不了非洲了？”
他很快反应过来：“弟妹给你说了孩子的事？”
我开始计划已久的道德绑架：“你一直要我陪你去非洲，但是如果我报名了，你去不了了，你就把我害了。所以现在，你要不要治这个孩子，为什么要治，都得先和我说。”
郑支柱看着我，半晌，点了点头。
郑支柱最近正在烦恼的这个患儿，是一个还没满月的女婴，出生时早产，严重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重症感染伴多脏器功能障碍。
一身的问题不说，治好了也可能是脑瘫。孩子刚转过来的时候，郑支柱的老师就让他和家属谈话下病危。
不像我所遇到的那三兄弟，这个孩子父亲很干脆，听完他的话，立刻表示要放弃治疗，医生也没有争辩的余地。
这件事本该到此结束，但就在孩子父亲去缴费的时候，一身病号服的孩子妈妈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她对着一行医生护士拼命磕头，求他们救救她女儿。
她说自己41岁了，这是她第一个孩子，可能也是唯一一个孩子，她真的不想失去她的女儿。
郑支柱问我，两个家属有一个愿意救，还是医生勉强吗？
我沉默。孩子妈妈不敢在孩子父亲面前表态，其实就说明了很多，郑支柱这么聪明，怎么可能不知道？
郑支柱看着我的神情，又开始找别的理由：“你知道那个孩子吗，缺氧、感染、内出血，这么多疾病，她硬是挺过了50公里的转院路，挺到了我的暖箱里，她那么坚强，那么想活啊……”说着说着，郑支柱哭了，鼻涕眼泪淌了满脸。
我怎么会不知道病人有多想活，我的病人，甚至在我耳边说，让我放他去死。
我再也说不出劝阻郑支柱的话。
“你放心，我一定救活她，跟你一块去非洲。”抛下这句话，郑支柱起身走了。
NICU的工作不像其它科室，是门诊和手术轮着来，有松有紧；病人一进ICU，就是在抢命，生命体征要24小时监护，随时分析出现的各种异常，危重的病人就像是每十分钟给你出一道难题，解决不了，人命可能就这么没了。
也正因此，NICU一定是团队战斗，一个人可以精神紧绷3小时、5小时，不可能紧绷24小时又24小时，得有人轮班。
可郑支柱想救一个家属不愿意救的孩子，科室不可能支持。他一个人在做五六个人换班才能做的活。
我帮不上忙，只能做做后勤，每天帮他把饭拿上来，等他有时间来吃。中午拿的饭，郑支柱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进门从冰箱里取出盒饭，热都不热就那么吃起来了。
我看了半天，忍不住说：“你是不是失去了味觉？”
郑支柱懵懵地回我：“你怎么知道？我最近老是心慌，还有点拉肚子。”
我说废话，你吃的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能不拉肚子吗？
郑支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转移话题：“我跟你说，我今天打了我们主任一巴掌。”
我眼睛瞪大，他意识到我误会，赶紧说：“比喻！这是个比喻！我是说那个小病人。”
他告诉我，孩子刚送进来的时候，肝肾状况就很不好，出现肝衰、肾衰，主任都说她一周内肯定没命。这也是当时他找我妻子求助的原因。
妻子建议他给孩子做透析，他就在床边看护了整整一个礼拜，今天，就是今天，孩子出生以来第一次有尿了。这意味着孩子肝肾的功能在好转。
我笑着说，所以你赢了你们主任？
郑支柱摇摇头说，还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跑去告诉孩子妈妈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孩子妈妈哭了，当着所有人的面。
郑支柱说，之前他找主任说，孩子妈妈愿意治，主任嘲笑他天真，说孩子妈妈说的话不可信，“她只是过意不去，想找个人诉苦罢了”。
而今天，孩子妈妈的眼泪狠狠打了主任的脸。
她不是不爱这个孩子，只是因为没有希望，她不敢爱。而郑支柱给了她这一线希望。
我呆呆地看着郑支柱，感觉眼睛有些湿润。
我一直埋怨三兄弟坑我，有没有可能，真正应该给他们希望的其实是我？是我没有照顾好肖老爷子？
也许我应该再轴一点，如果我像郑支柱那样，老爷子也许还可以活着出院。
我还记得，我们入职那一年，院里有一个临床技能大赛，比赛空降了一个“王公子”，既是指导老师和评委，同时又要参赛。医院里都在传，这家伙是个关系户，这场比赛就是给他搭的台子，要让他进入管理层。
告诉郑支柱这个消息时，我颇有些幸灾乐祸。我本来就是吊车尾无所谓，真正会受影响的，是郑支柱这个万年第一。
结果丫一脸冷峻的表情，说：“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比赛前那一个礼拜，郑支柱拖着想躺平的我白天黑夜地背知识点，一遍遍地练习操作。他的操作是弱项，就去各个科找老师请教，有人问他，他就说自己想在比赛上拿名次，一点也不避讳。
比赛比了三轮，前两轮郑支柱都比王公子名次高，甚至一度拉着我把王公子踩在了下面。可现实不像热血动画，到了决赛，他的分数最终还是被王公子反超了。
我问郑支柱，需不需要我陪他去讨个说法？郑支柱没事人一样说不用，“这样就够了，我不求结果，只要向大家证明就够了。”
他当时的表情之严肃、之义正词严，让我在边上酸得牙痒痒——又让你小子装到了。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俩半斤八两，虽然他比我成绩好，但我比他情感顺利；他比我受领导器重，但儿科的事情还得求我媳妇；曾经他长得比我帅，入行一年多还不是胖了……
但其实我心里知道，我想当郑支柱的朋友，是因为他比我勇敢、比我坚定。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人能救那个被放弃的女婴，只有他。
我相信他会创造奇迹，但我没有想过，奇迹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半个月内，我叫郑支柱下楼吃饭15次，只成功了两次，后来干脆没收他的饭卡，义务把饭给他送到NICU门口。
每次给郑支柱送饭，我都要给他发个消息计数。我跟他约好，记到30次，到时候参加他的婚礼我就可以不随礼。
第25次给郑支柱送饭的时候，我终于见到了让他心心念念的那个小病人。
那天正好我有一个病人，气管切开住进了ICU，我们医院的NICU在建，暂时也和ICU在一起。所以我去看自己的病人时，也顺便看了一眼郑支柱。
ICU里很暖和，也很吵闹，心电监护此起彼伏嘀嘀作响，郑支柱就坐在病房的正中间。他睡着了，雪亮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他却好像全无知觉。
他的身边，暖箱里躺着一个全身泛黄的孩子。她眼睛闭得紧紧的，左手扎着针输着血浆，未打针的右手却时不时地抬起，想去抓插在嘴里的气管插管。
郑支柱说过，这孩子自从生下来就一直昏迷着，这种孩子逗玩具一样的动作，应该只是她的本能。
我听到孩子略微急促的呼吸声，和郑支柱平缓的呼吸声交错在一起，像一支温柔的小调。
我刚想拍玻璃叫郑支柱吃饭，就被ICU的邓医生制止了，他轻声说：“小谢，你把饭放在桌子上吧，一会我叫他吃，让他多睡一会，他熬得太久了。”
我问邓老师：“不是说孩子最近的病情还算平稳吗？”
邓老师说，之前都还行的，就是昨晚孩子突发肺出血，郑支柱到处求人帮忙求不着，“都让他放弃，我眼瞅着他和他们主任在电话里吵了一架，后来还是他自己给孩子输血浆，调了呼吸机参数，才稳定下来。”
邓老师还说，其实半个月前，郑支柱在NICU的轮转就结束了，他硬是不肯走，同时上着两边的班也要干。
那天主任来问他，他哭着说：“我走了，下个医生绝对会放弃这个孩子，我走了她就完了。”
其他医生的不支持，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吗？我有些不祥的预感。
我问邓老师，之前说孩子家属不想治，现在怎么样了？
邓老师叹了口气说别提了，“昨晚我怕出事，和他一起去谈的话，孩子爸爸上来就说，‘怎么又出事了，这都花了多少钱了？’孩子妈妈更吓人，给她签治疗同意书，她直接撕碎了扔在小郑脸上。”
郑支柱曾经为她的一滴眼泪那样欢欣雀跃，可最后还是这样。
邓老师对我说，再劝劝郑支柱吧，他真是魔怔了，再这样下去，真的会把自己搭进去。
我给郑支柱发任何消息，他都已经没空回了。只有我问他孩子最近怎么样了，他才会迫不及待地跟我讨论病情。
其实我哪懂什么新生儿科，完全是他病急乱投医。
他在那头喋喋不休地说着自己对孩子近况的思考，我打断他：“郑支柱，你现在执业岗位不在新生儿科，还给孩子继续治疗，你这属于非法执医，你知道吗？”
那边静了一下，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随后心电监护的背景音消失了，郑支柱应该是走到了过道里：“你再给我一个星期，如果还是没有好转，我就放弃。”
我好声好气地说：“你搞清楚，不是我给你这个时间，也不是领导或者孩子父母在阻止你，是孩子的病情不允许。”
“你放心！包在我身上。”郑支柱再次抛下了这句话。
劝过郑支柱的第二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被电话声吵醒。一看手机上是郑支柱的名字，我立刻就清醒了。
他不会没事半夜打电话，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孩子不行了。
接起电话，我甚至不敢大声，轻轻地问：“怎么了？”
电话那头只能听见心电监护的声音，我心里发慌，又问了一遍：“怎么了？”
电话那头再沉默了一会，突然传来郑支柱的大喊：“孩子醒了！孩子醒了！”
我又想气又想笑：“你要吓死我？不早点说！”
郑支柱在那头笑嘻嘻的：“就是要把你吓醒了再说。”他又说，“你知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孩子妈妈的时候，她什么反应吗？”
我对这个女的印象不好，但还是捧场地问：“什么反应？”
郑支柱喊了起来：“他们让我给孩子起名！我赢了！”
我跟着他笑，虽然也不知道他赢的是谁，死神？悲观的领导？还是孩子父母的放弃？
总之，他赢了，像孩子一样大笑着，笑得我这个损友都有点酸酸的，阴阳他：“别乐了，你有时间在这庆祝，还不如抓紧时间好好睡一觉，都多久没睡觉了？”
郑支柱哼哼唧唧地说，睡，马上睡，“明天我请你吃一顿，还最近的饭，但我婚礼你还是得随礼啊！”
我懒得理他，挂了电话，但其实心里特别开心，高兴得睡不着觉，起来泡了包方便面，还奢侈地卧了俩鸡蛋。
我早早地就去了医院，打算找郑支柱讹饭，忙完上午的活要下班的时候，主任突然来敲我的门：“小谢，早上交班你先别参加了，你先去趟ICU吧。”
我有点懵：“去看那个气管切开的病人吗？我已经看过了……”
“今天凌晨，郑支柱猝死了。”
我的手里还在敲着病历，脑中一片空白，嘴里不知道说了什么，只听见主任还在说：“院里面已经通知他的家属了，你也可以等他的家属来了再看，我知道你俩是好朋友，但人已经走了。”
后来我回去看那天打的病历才发现，我打了这样一行字：
“不可能，我不相信他死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还欠我一顿饭，他说他救活了孩子，我不相信”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进抢救室的，只记得一进去，我就看见了躺在白布下面的人穿着一条蓝色的手术裤子。那是我借给郑支柱的。
我感觉耳朵中一阵嗡鸣。
我好像是下意识地冲过去，拉了一下那张白布，被同事拦住，很快就松了力气——实际上我也不敢拉开，我用一只手搭在郑支柱的肩头，一只手捂着眼睛，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好像想说什么，我想说：“你看吧，不听我的劝，搞成这个样子——”就像每一次，我们之间小小的比试，他输了一把，我就会在旁边阴阳怪气、争分夺秒地嘲笑他。
因为我知道他很快就会站起来，不服气地赢回去，我们会继续争抢着并肩前行，一直如此。本该如此。
永不止歇的抢救室，不一会，另一个需要抢救的病人就被推到了郑支柱隔壁床。医生们围在他身边忙碌着，不知不觉间将我挤了出去。
我在病房中间呆站了片刻，突然想起，NICU就在隔壁房间。
我踉跄着站起来，擦干眼镜上的泪水，走进NICU，一张一张床去找那个小病人。
我在郑支柱的身边见过她。凭借模糊的印象，我找了一圈，在NICU的暖箱里，看见了那个瘦弱的小女孩。
她的气管插管已经拔了，身上的黄疸也退去许多，眼睛还是闭着，但小嘴在不停地吸吮，头也在轻轻转动着。我总感觉，她想我抱抱她。
我手轻轻抚在暖箱上，感觉泪水又涌上眼眶。
她活下来了，她真的活下来了。
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请节哀。郑支柱是个了不起的医生，硬生生救活了这个孩子。”
我只能哽咽着对他重复：“照顾好她……照顾好她……”
接下来的几天，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医院的吸烟亭，一支接一支地抽。
妻子问我，郑支柱的小病号怎么样了，最近他怎么不问了？
我说郑支柱把病人交了，跟女朋友去度假了。
母亲问我，小郑的饭盒你咋不拿回来，要不咋给你俩带饭？
我说不用给他带饭了，以后他女朋友给他做。
郑支柱的头七之前，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接起来是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是谢医生吗？我是郑支柱的爸爸。”
他说：“柱子的事情太突然了，我们想了解下他的情况，他们主任把你的电话给了我，说你比较清楚。”
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郑支柱的父母，本想拒绝，脑海里却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如果我死了，也许我也希望，替我照顾父母的会是郑支柱。
我答应了郑爸爸，约他们在医院对面的湟源里脊见。
饭店里，风尘仆仆的老夫妻走进来，认出我的第二句话，就带上了哭腔：“我儿子到底是被谁害死的？”
我的鼻子也酸了，一字一句地告诉他们，郑支柱是为了救一个孩子，因公殉职的。
郑支柱父亲问了一句话：“我儿子是个好医生吗？”
我心头一颤：“郑支柱是个真正的医生，是个真正的好医生。”
郑支柱父亲又问：“我儿子中途放弃救这个孩子了吗？”
我说没有，“郑支柱始终没有放弃过，哪怕最后就剩他一个人，也没有放弃过。”
老人与我对视片刻，像在极力忍耐，可最终眼泪还是夺眶而出。他揪着自己的衣襟拼命捶打：“都怪我，要不是我们要盖房子，柱子也不用来你们医院，不来你们医院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都怪我——”
我想说什么，张张口又停住了。我理解他的眼泪，他想要告诉自己，孩子是因公殉职，孩子是英雄，可是这一切的荣光，抵不过丧子的切肤之痛。
就像那天早上站在病房里的我，那一瞬间，闪过我脑海里的念头——
为什么？只是因为想要救一个家属不救的病人，就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用医生的命，去换病人的命？
我很懦弱，所以我的病人死了；可是郑支柱那么勇敢，换来的就是他自己牺牲吗？治病救人，为什么是一场死局？
郑支柱去世后不久，我又接到了另一条死讯，在急诊科教过我的李景春老师自杀身亡。他早就确诊了癌症，不知道是因为发现得太晚还是什么原因，没有选择接受治疗，而是直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两场死亡几乎将我打入谷底，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该怎么办了。
我积压的情绪，最终在一次门诊中爆发。
那天夜班的时候，我收了一个鼻骨骨折的孩子。男孩穿着校服，留着寸头，脸上、衣服上都有些血渍，眼睛也红红的，像是刚哭过。鼻子整个歪到了一边，看起来是个永久性损伤。
我按照流程问男孩鼻子受伤的原因，却被孩子妈妈抢白：“医生，他就是碰伤了，玩的时候不小心撞到柱子上了。”
我直接戳穿了她：“碰的还是打架打的我能看不出来吗？这两种治法不一样，他得住院，先消肿，择期再做鼻骨复位。”
撞伤可以走医保，打架则不能报销，我猜测这才是他们撒谎的原因。
这个家庭肉眼可见的不富裕，孩子父母都穿着有些破旧的老式棉衣，母亲戴着袖套，父亲穿着外卖的马甲，刚进诊室时，手机还在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你有新的外卖任务请注意查收”，还是被孩子妈妈瞪了一眼才关机的。
听到我的戳穿，孩子妈妈急了，拼命摇晃孩子让孩子说点什么证明，孩子带着哭腔说：“是我自己碰的……”
我不想管他们的戏码，指了指角落的摄像头说：“你说服我没有用，在学校受伤就让学校开证明，在外面受伤就找社区负责人开证明。”
解释完病情，我就打发他们去办住院手续了。晚上查房的时候，病房里只有小男孩一个人，正撅着屁股趴在床边写作业。
我敲了敲男孩跟前的桌板，询问他的伤，他说话很紧张，我就又放轻了语气问他吃饭没有。
男孩从书包里拿出了一个碗面，又从裤兜掏出一根火腿肠，说他就吃这个。
我一看就皱了眉头，怎么有这么不负责任的父母？
男孩告诉我，妈妈在郊区卖菜，中途跑出来接他，还要赶着回去收摊；爸爸要继续跑外卖。这盒泡面都是他们专门买的，他已经很满足了。
我不忍心，把孩子带到办公室吃我的盒饭。我妈还不知道郑支柱的事，给我带的是两人份，我总是分给同事，多他一个也没什么。
男孩吃得泪眼汪汪，吃完后非要给我洗碗，我拗不过他，带他去洗手台上，让他随便涮一涮。男孩洗着洗着，眼泪就掉下来：
“叔叔，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别说出去——我的伤是被打的……”
男孩告诉我，他学习不好，经常被班长和学委几个人嘲笑。今天他们说话特别过分，连着他妈妈一块骂，他就还嘴了。
结果放学后，几个男孩就堵着他，把他带到了体育器材室，用篮球、字典砸他的脸，最后把鼻子撞折了。
这不就是校园霸凌吗！稍微一想就知道这个方式有多恶毒，如果不是正好砸到鼻子，篮球、书砸到脸，都是学校里经常发生的小损伤，很难被大人发现。
说话的时候，男孩手中洗碗的动作一直没停，哪怕碗已经被洗得很干净了，仍然低着头。有水珠从他脸颊滑落。
我本想问男孩有没有告诉老师，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这种“差生”肯定都怕老师，我又问男孩有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爸妈？
男孩说没有，“班长和学委的家里都很有钱，我不想找父母的麻烦”。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嘴唇翕动。
我对男孩说，有些事情不是你能解决的，必须告诉父母，看他表情犹疑，我又补充道：“你要是不说实话，这就是在骗保，万一后面调查出来，你会把你爸妈害了的。”
第二天，我收到了男孩的鼻骨CT结果，不但有鼻骨骨折，还有鼻中隔骨折。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男孩父母，也告诉了他们，孩子的伤无法完全治愈，在呼吸、外观上都会终身受影响。
孩子妈妈开始抽泣，父亲连声叹气。
看他们的样子是心疼孩子的，我想了想，将男孩告诉我的霸凌事件全盘托出。
根据我微薄的法律知识，男孩鼻子的损伤应该已经构成了轻伤，足以让实施校园暴力的一方吃点处分。
孩子妈妈哭得更厉害了，但不说话。我等了很久，孩子父亲才说：“我儿子脑子本身就不好，学习差、混得也差，我害怕深究这件事，孩子会在学校被进一步孤立。”
我瞪大了眼不敢置信：“你这是什么道理？你这不是助长凶手的气焰吗？”
孩子父亲左顾右盼，突然咳了两声，支开孩子母亲去看看孩子。孩子母亲关上门离开后，男人凑到我身边，低声说：“其实我儿子给我说了这个事情了，但是我收了他们的钱了，所以不能报警。”
他和对方私了了？我声音大了起来：“你没看见你儿子伤的有多重吗？你知不知道他有多伤心、多委屈？”
孩子父亲情绪也激动起来：“我和他妈妈也想给孩子撑腰，但谁给我们撑腰啊？我们能怎么办？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
“谢医生，不用你多管闲事了，那个证明学校也开不出来，你就写一笔摔伤吧，实在不行，我们不走医保了。”撂下这句话，孩子父亲摔门离开了。
下午开始，我的电话响个不停，各种相关不相关的主任打电话来向我询问男孩的病情。
我知道，他们关心的其实不是男孩的病情，而是受霸凌者的父母的托，来劝我别把这事捅出去。
我不是一个刺头，从来都不是，接到第一个电话的时候我就动摇了。可第二个、第三个电话打进来，我又开始觉得非常委屈。
我想起男孩落在洗手池里的泪水，想起孤军奋战的郑支柱，暖箱里轻轻摇动小手的女婴，想起肖老爷子的笑容。
郑支柱的下场是对我的警告吗？可他做的错了吗？做医生，不就是要听到病人的求助吗？如果不是为了救人，如果不是因为不忍心，我为什么坐在这里？我要凭什么走下去？
在脑子乱嗡嗡的响声中，有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
他没有错，如果代价就是如此，那我接受。
我拿起了话机，打通了医保监督的电话，举报男孩的父母骗保，要求调查。
挂断电话后，我拉黑了所有给我打电话的主任。
世界好像一瞬间安静了。不止是没有电话、没有人说话，我才发现，从郑支柱、景春老师去世开始，我的耳中一直有微微的嗡鸣声，几乎钻进我脑海的非常轻微的声音，到这一刻，倏然安静。
我知道，我没有回头路了。
好像是一夜之间，我的挂号单子被排满了，出现了许多“幽灵病人”，不看病，只投诉，投诉我态度不好、效率差、索贿。病人服务中心要求我回访，我打回去，只会被直接挂断。
有人把电话打到科里，我接起来，只听见对面恶狠狠地骂：“我孩子被你毁了，你满意了吗？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电话的声音很大，我知道所有人都听到了，但挂下电话抬起头，只看见一个个沉默的头顶。
说真的，那时候我甚至有种病态的悲壮的感觉。我想可能这就是帮助病人要付出的代价吧。景春老师和郑支柱，曾经面临的也是这样的境况吗？
投诉堆积如山，领导终于也压不住，要求我检讨一下最近的门诊态度，暂时不要再排门诊了。
我默默地上班下班，继续完成查房、手术等工作，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在下班的路上，突然被一股巨力击中头部，晕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急诊病房里，身边是哭泣的父母。我的头和嗓子都疼得厉害，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我被人打了。
急诊医生告诉我，我被送来时情况很严重，他都怕我醒不过来，把我父母都叫来了。
被霸凌的男孩的父母没有再来找我，但男孩悄悄告诉我，欺负他的几个人背处分了，被留校察看，他们班主任也被换了。
他拼命对我说谢谢，眼中有纯粹的开心，我也想为他开心，却只勉强地扯了一下嘴角。
我的头一阵一阵抽搐般痛着。那种愤怒和悲壮的情绪终于潮水一样退去，只剩下深深的疲惫。
我向医院提交了辞呈。其实辞职以后去干什么，我根本没想过。
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那时候的自己有多傻。男孩是应该帮的，可明明有更好的办法，我却因为郑支柱的死钻了牛角尖，以为只能“一命换一命”。
我带着辞呈找到了书记，对方看着我手里的文件，叹了口气，说：“年轻人，有胆量，但是过刚易折。”
我用一种深深疲惫的语气问他：“李书记，景春老师和郑支柱的事，你也知道，你觉得我们做的这些有意义吗？”
书记看着我，想了很久，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你说有意义吗？”
书记说，“在你辞职以前，我想给你看两份东西。”
他低头翻找了一会，拿出两份文件，放在桌上。一份是申请去援非的请愿书，落款是郑支柱；一份是推荐信入党积极分子的推荐书，落款是李景春。
“小谢，国家有一份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他俩都想去非洲，也都想我去非洲。为什么呢？非洲到底有什么？
书记开始讲解援非任务的内容，我听着听着，却渐渐地听不清楚，泪眼朦胧。
我去了非洲。
我遇到一个患鼻咽癌的老人，在他的病床前，我再一次听到他的孩子们的争执，他们说这个老人是个赌徒、是个刽子手，让我停止治疗。
而我回答，我只是一个医生。
老人在医院里坚持了28天，等到他女儿的消息，心满意足地出院后自杀了。
我见到过一个患上脑炎的孩子，被信奉弱肉强食的家人放弃。被隔离的我本已绝望，男孩的哥哥却问了我一个问题：“弱小的人也值得活下去吗？”
最终男孩的哥哥在我的“遥控”下救活了病人，兄弟俩一起离开了。
有被家属放弃的病人，有想要帮助病人的医生，也有想要帮助弟弟的哥哥，想要见到女儿的父亲，影响结局的人也越来越多，我要考虑的东西越来越多，这场“死局”被搅成了一滩浑水。
见的故事多了，我反而越来越无法判断这些结局是好是坏。
有一天，我站在非洲的香蕉树下躲阴，突然回过神，发现自己听了好几分钟鸟叫的声音。
从郑支柱他们去世那天的嗡鸣，到我赌气举报后的寂静，这一刻，我突然发现，我的世界已经有了很多声音，轻轻的鸟鸣声，风吹动树叶的声音，湖水的涟漪。
春天来了，故事没有结束。
我曾听一个朋友说，“轮回”的想象来自于人们对世界的不解，不理解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所以寄希望于有来生。
从根本来说，这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
就像谢无界，面对好友的死亡，他一度告诉自己，这就是规律，帮助人就是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病人和医生之间必须死一个，没得选，没有更好的方法。
他选择了牺牲自己。如果没有好友和老师留下的信，也许这个被霸凌的男孩，就是谢无界帮助的最后一个人。
但鱼和熊掌真的不能兼得吗？医生和患者，不能一起活下来吗？
后来他去了非洲，他帮了很多人，有时鲁莽，有时谨慎，有时有好报，有时没有。
当做的事情变多，每件事的结果反而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一点点炼成的自己。
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真正的结局，也许需要谢无界用他在非洲遇到的十几万字的故事告诉你。（点这里阅读谢无界的系列《我在非洲当医生》）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卡西尼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本篇1497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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