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rent Biology》《当代生物学》发表了复旦大学Du Panxin为第一作者的《Genomic dynamics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Valley since the Early Neolithic》《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黄河下游流域的基因组动态》一文，通过对69个古代山东人和325个现代山东人的介绍，系统的介绍了山东地区基因遗传变动。![]()
山东已经确定了五个连续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文化：后李文化（公元前6300-5400 年）、北辛文化（公元前5400- 公元前4200 年）、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200-2600 年）、山东龙山文化（公元前2600-2000 年）和岳石文化（公元前1900-1500 年），文章采用了从大汶口文化中期刘林遗址距今（5400-5300年前，相当于公元前3400-3300年前）到明代（公元1368-1644年）的共计69个古人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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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期分析如下：
大汶口时期
大汶口文化共计29个个人（15个男性），根据常染色体分析，实际大汶口文化，在遗传结构上，实际包括了三个不同的人群：
一个是泰山南部人群，包括大汶口、西夏侯、岸堤二村等遗址，6个古人父系中，其对应的Y染色体为O2占比83.3%和Q占比16.7%，其中O2三大支中的O2-F11占比高达75%，F11的来源基本确定就是泰山南部-河南东部人群，泰山以南人群的常染色体100%与河南地区新石器古人相同；第二个是泰山北部人群，包括傅家、五村等遗址，6个古人的父系中，N1b1b占比83.3%和C2南占比16.7%，通过常染色体对比，泰山以北的大汶口人群，其基因主要来自更古老的小荆山、扁扁山、博山的新石器中期的山东狩猎采集-旱作农业古人，其常染色体和父系都是连续的；第三个人群是来自苏北-沿海地区大汶口文化遗址，包括刘林、三里河遗址，其常染色体特点是87.1%黄河中游新石器人群和12.9%的华南沿海新石器古人基因，证明自新石器中期起，就有一部分华南古老人群沿着海边一直北上进入山东地区，其父系特点是66.7%的O2和33.3%的N1b，尤其最早的柳林遗址，其Y为南方北上的O2-CTS5529（不属于O2三大支），足以证明古老的南方对北方人群的父系贡献并不是秦汉以后才有的。山东龙山时期共计13个古人个体（5个男性），包括午台、三里河、呈子，令人惊讶的时，这一时期，全部古人的父系都是N1b，占比为100%，但这一结果不能代表当时的山东全部都是N，因为这两个测出父系的遗址实际都是泰山以北人群的，尤其是烟台的午台人群，常染色体与大汶口时期的傅家遗址保持了一致，这一时期缺少泰山南部龙山人群的父系基因数据，泰山南部龙山人群大概率仍然是以O2-F11为主的。商周之际共计11个古人（6个男性），这一时期山东地区O2占比33.3%、O1b-Page59占比33.3%，这两个类型应该都与黄河中部人群相关，如早期Page59只发现与郑州双槐树遗址，呈子遗址发现商代晚期的Page59，是否与殷商进攻东夷并占据山东有关？除了O2和O1b外，N1a2占比16.7%，这个类型与山东土著N1b不同，实际与和黄河中游和上游关系更为密切，C2南占比16.7%，C2南类型实际是泰山以北古代新石器人群的延续。其中东康留遗址是周代诸侯“薛国”国都郊区，是薛国国人墓葬，父系为O2和C2南各一半。汉代之后共计16个古人（9个男性），汉代之后，父系类型O2a占比55.6%、C2南占比22.2%、O1占比11.1%、Q占比11.1%，上述类型均为华北地区常见父系母系类型，其中较为值得关注的是洗砚池的C2b1a2a2b1-F11551个体，这个个体来自M2大型砖墓，随葬品有“太康七年李次作牢”的漆器，年代显然是西晋，墓主身份比较高，但又不是王侯一级的墓葬，究竟是琅琊王氏还是西晋皇族，就需要更多证据了。![]()
大汶口时期，文章通过对比，分析了山东地区在大汶口时期的人群动荡和分类，大汶口的三个种群为：①泰山北部的人群，包括傅家、五村等遗址，是更为古老的山东早期石器人群（公元前7545-5721 年，如小荆山、扁扁山、博山等）的后代，常染色体上模拟，实际是41.4%的山东早期石器人群和58.6%的来自黄河中游（河南等地汪沟遗址）的混合（父系Y上则是83.3%的N1b，主要来自古山东）。②泰山南部地区，包括大汶口、西夏侯、岸堤二村等遗址，是常染色体100%来自黄河中游新石器人群（父系Y上83.3%是O2和16.7%Q1，无N1b），没有扁扁山等基因贡献。③而苏北-沿海地区，常染色体上，是87.1%黄河中游新石器人群和12.9%华南沿海石器古人（如昙石山）基因的混合，这种华南人口的北上，最早年代达到了惊人的5500-5000年前。龙山时期，在距今4700-4600年前，有很大数量的黄河中部农业人口进入山东地区，这一时期，实际是山东人群有一个巨大的变动期，文章数据显示现代山东人与大汶口时期山东古人对比，现代山东人多了16.7%-24%的外来基因成分，主要是来自华南地区（实际是通过中原人群迁入带入的），龙山动荡期（4600年后）的山东地区人口基本就稳定了。这种影响肯定不是单向的，根据以往的研究表明，在半径600公里范围内，新石器人群是互动迁徙的，但由于缺少河南地区相关遗址的数据，目前无法确定大汶口文化对河南龙山文化的影响，但应该也是存在的。![]()
通过商周时期的研究发现，周代由于不同方国的个体之间，可能存在少量的差异性，比如鲁中的临淄两醇遗址（齐国国都）、鲁西南枣庄地区的东康留遗址（薛国国都），常染色体完全是100%的黄河中游（如河南中原汪沟等）类型，而胶东烟台地区的西三甲遗址（莱国国都），则残存有一定的更早期山东古人成分（扁扁山），当然两者在主体上已经和现代山东完全一致，文章结论之一就是现代山东人的基因库完全稳定，至少源自商周时期（主体部分则是来自4600年前的龙山时代就稳定的）。文章按照距今2K（距今2000年）和1K（距今1000年），通过用qpAdm 建模发现，距今1000年的山东古人，其基因100%来自距今2000年前的山东古人，没有任何外来基因成分的渗入，而现代山东人，其基因则100%来自1000年前的古代山东人，因此现代山东汉人与汉代山东人在基因上几乎找不出任何差异。对于南北朝时期山东地区的民族融合，文章指出：“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 that Jin Dynasty individuals did not display more affinity with NEA related ancestry than Han Dynasty individuals , indicating that historical records may have exaggerated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nomads in Shandong”（译文：研究结果表明，与汉代古人个体相比，晋代的古人个人基因中，并没有发现一点与蒙古高原-黑龙江流域相关的祖先成分，这显示历史上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血统对山东人的影响，可能被人为夸大了）。这和之前很多遗传学文章的观点类似，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不但规模有限，而且基本上限定在统治阶层内部的联姻，与最广大的基层平民基本无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