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rent Biology》《当代生物学》发表了复旦大学Du Panxin为第一作者的《Genomic dynamics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Valley since the Early Neolithic》《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黄河下游流域的基因组动态》一文，通过对69个古代山东人和325个现代山东人的介绍，系统的介绍了山东地区基因遗传变动。
他们的采集地点和样本信息如下：
69个古人的父系和母系信息如下：
其中煎药庙西晋贵族家族墓M1墓主人父系单倍群类型为O-F8类型
煎药庙西晋墓地位于邳州市新河镇陈滩村煎药庙，于村庄还耕工程取土时发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5 年7 月至2016 年9 月，南京博物院、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三家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其进行了调查、勘探与抢救性考古发掘。
墓地位于一块东西向椭圆形台地之上。根据土台残存现状与当地原住户介绍，该台地原东西长约200、南北宽约100，高出地表约2.5 米。由于还耕工程取土，台地中部被挖开一个大致呈簸箕状的豁口，周围都是已经平整的地面。墓地上为唐宋-明清时期文化堆积，下为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堆积，墓葬打破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层。
煎药庙墓地共发掘墓葬9 座，皆南北向，墓道居北，为带斜坡墓道的前后室墓。保存较好，形制结构完整。由墓道、前室、耳室、单后室或并列后室组成。砖室外用石灰包裹，内壁粉有石灰层。前室皆东西向，平面呈长方形。
由于煎药庙墓地保存完整，未受盗扰，随葬品摆放位置明确，出土了金、银、铜、铁、海螺、贝、玻璃、碳精、石、漆、瓷等质地随葬品300 余件。
根据墓葬前室形制的不同可分为盝顶和券顶两种。
前室盝顶后室券顶墓
该型墓葬共有三座：M1、M6、M8。
并列双后室墓 该型墓葬仅有M1 一座，为斜坡墓道双甬道单耳室前室盝顶并列双券顶后室砖石混合结构墓。墓道可见二次开挖的痕迹，填土中出土陶质幡座、灰陶鼎、灰陶盆等物。墓门2个，皆用石板封堵，西墓门用一石板封堵，东墓门由上下两块石板封堵，其中上部封石为一阴刻龙纹画像石。墓门与前室之间都有甬道，甬道南接前室。甬道与前室之间的两门楣为一反铺的阴刻画像石，刻画面向下，内容为车马出行。前室盝顶，四壁绘有简单的黑色线条立柱和斗拱装饰的影作装饰，斗拱部分可见影作二次覆盖痕迹。前室东侧有一长方形券顶耳室。双长方形券顶墓室居南，两门楣为一块反铺的阴刻画像石，刻画面向下，内容为双龙穿环和神兽画像石。墓葬中的画像石应该为画像石的再利用。两墓室各葬一人，从出土随葬品分析东墓室葬人应为女性、西墓室应为男性。在M1 东北部有青砖砌筑的东西并列小双室结构，位于M1墓葬填土中间。虽与M1 分离，但与M1同处一墓坑之中，其上填土也有差别，下方为M1 填土，功能不明。该墓出土玻璃碗、贝类耳杯、鹦鹉螺铜釦耳杯、象牙杯、金铛、铜剑、铜泥甬、铜盆、铜熏、铁镜、画像石、钱币、陶鼎、陶盆等随葬品80 余件。
李白《襄阳歌》中的“鹦鹉杯”在此再现，东晋王兴之夫妇墓中也有一个。鹦鹉杯之所以稀有，是因其以一种4000公里外印度洋的鹦鹉螺为原材料。而想要拥有这样的一只酒杯，普通百姓是万万不可能的，就算是富人阶层，恐怕也是有钱也买不到……
在M1中还出现了一件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随葬品——金五铢
单后室墓 该型墓葬有：M6、M8。在墓葬墓道与前室之间皆有甬道，且M6 前室有黑色线条勾勒的影作装饰，形制同M1。
M8 长斜坡墓道单甬道单耳室前室盝顶单券顶后室砖室墓。墓道居北，未见二次墓道开挖痕迹，填土中出土蟾蜍形水注等。可能由于墓葬基础的原因，该墓整体向东倾斜，约15 度。挡土墙中部砖面有“下邳国县建忠里谋显伯仲伯孝伯”刻铭。墓门封门分内外两层，皆青砖平铺封堵。墓门与前室之间为券顶甬道。前室盝顶，东侧有一叠涩顶耳室，单后室，后室门偏向东侧。从清理情况及随葬品分析，该墓室葬有两人，亦为女东男西。该墓出土青瓷碗、青瓷罐、青瓷钵、铜钗、铜弩机、铜钱币、铁刀，石黛板、骨簪、酱褐釉烛台、小罐、灰陶碗等各类质地随葬品26 件。
墓主人名讳，“谋显伯仲伯孝伯”三人是谁？“谋显伯”好理解，下邳王司马晃，从他的经历也很符合。司马炎还没有篡魏前，司马晃就被封为西安男。按照封建五爵公候伯子男，伯比男高了两级。篡魏后司马氏家族大分赃，司马晃封了个“谋显伯”，做了“下邳王”，也是情理之中的。但下邳王司马晃的两个儿子司马裒早夭，司马绰有残疾，被赐了个下邳国属地的“良城县王”。连下邳国王的爵位都让司马晃三哥司马辅的第三子司马韡“嗣”去。司马韡以后由其子司马韶继承。到底下邳王墓中的“仲伯孝伯”是司马晃的儿子司马裒、司马绰，还是司马晃的嗣子司马韡、嗣孙司马韶呢，就不得而知了。
前后室皆券顶墓葬
该型墓葬共有6 座：M2、M3、M4、M5、M7、M9。
并列三后室墓 该型墓葬有三座：M2、M5、M7。
M2 斜坡墓道并列三后室砖石混合结构墓。墓道填土未见二次开挖的痕迹。皆长方形青砖平铺封门，东墓门未见打开痕迹。墓道与前室之间的门楣为两块素面青条石，墓道南接前室。前室券顶中西部有再次扩建拼接痕迹。三墓室并列居南，皆长方形券顶，后室门楣为三块素面条石。东、中两后室形制相同，长度、高度相同，且墓室后部长方形铺砖从东到西为一整体，应为一次性封堵，可见，东、中两后室应为一次性修筑。而西后室顶部较高，后部封堵使用契形青砖，且前后西半部为后加，因此西后室应为最后补筑而成。由于东墓室未发现随葬品和棺钉，从清理情况及出土随葬品分析，西后室可能未葬人，中室葬人为男性，西室为女性。该墓出土黛板、盘口壶、铁镜、银簪、铜镜、弩机等随葬品30 余件。
并列双后室墓 该型墓葬三座：M3、M4、M9。
M3 斜坡墓道并列双后室砖室墓，东侧被M2 打破。双墓道，墓道呈八字形，东墓道残有台阶残留。墓葬有二次扩建痕迹。后室为双券顶。从出土随葬品分析，该墓后室葬人应为男西女东。该墓出土鸡首壶、盘口壶、铜熏、铜盆、金镯、金指环、铁镜、银簪、银指环等随葬品30 余件。
邳州新河煎药庙墓地发现了九座大型墓葬，分南北两排呈东南西北向排列，根据其排列方式，确定该墓地为一处家族墓地。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确定其时代为西晋时期。由于该墓地未遭盗扰，保存完整，是考古发掘中一处罕见的家族墓地。
墓地中墓葬墓道的多次开挖、墓室的扩建、加建现象都非常清楚，特别是墓葬中发现的壁画、画像石，对于研究西晋时期墓葬的营建、葬俗都提供了非常明确的证据，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随葬品中鹦鹉螺杯、玻璃碗、金铛、包金铁剑等罕见随葬品，充分反映了墓主人较高的等级身份。鹦鹉螺杯、玻璃碗、海贝类耳杯的发现，反映出了西晋时期的南北、东西文化交流与贸易的信息，与海上丝绸之路格局有很大的关系，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材料与证据。扁壶、辟邪、鸡首壶等大量青瓷器以及陶盘、陶灶、陶仓等陶器的出土，反映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墓地所在地域处于西晋时期下邳国行政区划之内，距西晋下邳城较近，且墓砖上发现了“下邳国县建忠里谋显伯仲伯孝伯”刻铭，说明该墓地与西晋时期的下邳国有很大的关系，可能是西晋下邳国司马晃的家族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