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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3日，在广东省法学会律师学研究会、广州市律师协会共同主办的“培育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主题研讨会上，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进喜就《论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培养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维度》作主题讲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
什么样的律师事务所是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广东作为律师大省，如何培育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不同类型的律所，如何朝着培育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的目标迈进？11月26日，王进喜就这些问题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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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羊城晚报•羊城派
王进喜：培育一批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是推进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战略性要求，再次凸显了律师行业的重要地位，特别是规模律师事务所在涉外法治建设中的战略性地位。这也对法学教育、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以及律师行业提出了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什么样的律师事务所是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如何培育和建设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律师法的修改如何与这一要求相向而行？尽管没有统一的量化标准，我们认为，从规模、营收、人力、产品、治理、技术、文化和责任等角度看，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通常具备以下特征：第一，显著的规模和营收。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通常为跨境开展商业交易的组织性委托人提供服务。与其委托人的业务性质相适应，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通常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大量律师和办公室，能够为委托人提供全方位的法律咨询和解决方案。与其委托人规模相适应，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通常都有显著的营收，这种营收又为其跨境扩张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第二，专业化人力和产品。律师事务所规模化便于形成专业人力。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团队通常由经验丰富的专业律师组成，他们拥有深厚的法律知识和广泛的实践经验，可以为委托人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范围以商法事务为主，提供包括跨境投融资、企业并购、知识产权保护、诉讼与仲裁在内的各种专业化服务，以满足委托人的不同需求。第三，与规模相适应的治理和技术。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有着与其规模和业务相适应的组织结构、治理技术和管理队伍，注重管理效率和决策速度。面对多样性和跨司法辖区、跨时区的委托人，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通常具备较强的创新动机和创新能力，能够不断探索新的法律服务模式和技术手段，以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降低服务成本，提高委托人满意度，降低委托人费力度。第四，积极进行文化建设和履行社会责任。与其律师队伍和委托人的多样性相适应，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注重文化包容性和多样性，并体现在律师职业伦理和具体行动计划中。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通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关注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和行业作出了显著贡献。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在文化建设和社会责任方面的举措，被认为具有商业理由，受到了管理层的支持和委托人——特别是大型组织性委托人——的积极推动。羊城晚报：目前我国律师事务所的总体发展状况是怎样的？王进喜：从全国的情况看，我国律师人数已经突破75万人，有百名律师的律师事务所尚不足600家。百人所在数量上仅占全国律师事务所总量的约1.37%。尽管我国已经有超大规模的律师事务所，但是从数量维度上看，中小型律师事务所仍然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体，约80%的律师在百人以下的律师事务所执业。在50人以下的律师事务所中执业的律师数量占据了全国律师总数的绝大部分。在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上，特别是在中小型律师事务所中，还普遍基于经验、基于创始人风格进行管理；缺乏管理战略意识和管理理论支撑，缺乏管理专门人才。在律师事务所外部管理上，缺乏律师行业管理专门人才，缺乏法学院的相关、有效知识供给。羊城晚报：培育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与我国当前正着力推进的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王进喜：在涉外法治建设中，涉外法律服务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我国当事人涉及外国法律规制的服务中，律师是涉外法律服务的第一梯队。律师的涉外法律服务能力，直接决定着我国能不能实现高质量的对外开放、能不能为海外中国利益提供切实保障、能不能改变不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有国际规则。培育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旨在切实在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服务能力布局、人才培养等方面，扫除一切不利于涉外法治建设的观念、制度和做法，建立能促进律师涉外法律服务的规则体系，由此带来的观念转变、规则完善，将有利于包括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在内的所有律师事务所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羊城晚报：培育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当前有哪些机遇？应当把重点放在哪些方面？王进喜：党中央提出培育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发展迅速，地缘政治格局剧烈变化，由此带来的资本、技术、人员流动带来了大量法律服务需求。因此，培育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是国家之需、时代之需、委托人之需；另一方面，律师行业发展迅猛，律师队伍人数暴增，法律服务市场竞争加剧，也要求律师行业充分发展行业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培育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是律师行业转型升级之需、拓展业务之需、提升服务能力之需。当前培育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迫切需要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负责人、律师事务所管理人员革新观念，促进律师规模化、专业化发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加强律师职业行为规则建设；法学教育和研究领域提供符合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发展需求的法律、管理、技术人才供给和知识供给。具体来说，应当扎实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要在思想上充分认识规模律师事务所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的重要地位。规模律师事务所身处涉外法律服务的前沿。根据现有规定，律师事务所分所不能再设立分所，这就意味着各地如果想要培育与本地有密切联系、为本地涉外法律服务发挥支柱作用的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则应当大力发展最初在本地登记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应当协调、促进和支持规模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清理不利于规模律师事务所发展的制度和政策障碍，为本地规模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创造条件。第二，法学教育和研究要积极回应培育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在知识和技术方面提出的要求。司法行政机关、院校、研究机构应当密切合作，针对培育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这一重大战略需求，适时建立国家律师研究院，就国内外律师行业规制、律师事务所管理知识和发展动态，为党和政府关于律师行业发展的重大决策提供高质量智力支持。第三，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要积极推进《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的修订工作。现行《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是2004年制定的。法律职业伦理合规，是律师事务所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构建体现培育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要求的律师职业行为规则，进一步促进委托人—律师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强化律师事务所依规则进行内部管理，为中国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积极参与涉外法律服务降低内部规制成本，这是培育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的基础性工作。第四，积极推进律师法相关条文的修改。建立具有足够涵盖范围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律师—委托人特免权是委托人拒绝就其与律师的秘密交流作证的权利。建立适应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建设的组织模式选项，允许律师事务所在扩大规模的同时，以各种有限责任方式降低经营风险；允许规模律师事务所以多行业执业模式（混业经营方式），提供与法律服务相关的其他专业服务，为委托人提供一站式服务，降低委托人运营成本，提高委托人黏性。羊城晚报：广东是我国的律师大省，拥有律师人数超过8.4万人，律师事务所超过4700家。培育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广东有哪些优势、侧重点或切入点？王进喜：2023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3.57万亿元、增长4.8%，是全国首个突破13万亿元的省份，总量连续35年居全国首位。广东的经济活力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律师行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律师行业发展反过来又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营商环境，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广东律师行业规模大、素质高、创新意识浓、政治责任感强、家国情怀深，而且地理位置上紧贴委托人需求，并毗邻港澳，在能力和意识上能够与国家重大战略同频。但在规模律师事务所方面，特别是在超大规模律师事务所方面，广东律师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在培育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方面，广东的律师事务所首先应当加大规模律师事务所建设。没有规模，很难有较为全面的专业化，很难为跨境委托人提供综合性法律服务和泛法律服务。与此同时，广东可以充分利用深圳经济特区等的政策和立法优势，修改与律师开展涉外法律服务要求不一致的规则，增加助推律师开展涉外法律服务的规则。例如：完善与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相关的规定、增加律师事务所为委托人提供一站式服务的组织形式选项，等等。羊城晚报：在您看来，规模大的律师事务所、中等规模的律师事务所和规模小的律师事务所，是否都具备培育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这个条件？它们各自应当怎么去培育？王进喜：不同规模的律师事务所面对的或者能够对接的委托人群体有所差别。规模大的律师事务所专业划分细致、全天候服务能力强，能够通过海外存在，为大型公司委托人提供全天候、全球性、综合性法律服务；中小规模律师事务所通过专业化建设、与海外合作伙伴建立长期或者临时业务合作联盟，也能够在一定专业、地域范围内提供国际一流的法律服务，如传统的海商海事法律服务。在培育方面，不同规模的律师事务所要根据服务的委托人群体、业务类型、自身人员数量和能力、成本等设定自己的发展战略、选定自己的发展模式。从中国经济的体量、未来发展看，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规模律师事务所，才能满足法律服务市场的需求。因此，规模律师事务所是国家的一种法治战略资源，没有一定数量的规模律师事务所，国家现行战略很难得到切实有效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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