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探讨孤独与沟通的深刻小说，描绘了普通人在语言中寻找共鸣与理解的复杂过程。从孤独的杨百顺到执着的牛爱国，每个角色都试图用语言填补人生的空白。然而，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和“说不到一块”让人物的孤独愈加深刻。
作为一名律师，我从小说中感受到语言的双重特性：它既是桥梁，也是隔阂。律师的职业离不开语言。语言承载逻辑、情感与信任，是解决法律问题的重要工具。然而，语言的作用不止于表达，更在于倾听与共情。结合小说的哲学思考与职业经验，本文将从倾听、沟通及语言的逻辑与伦理出发，探讨律师语言中的哲学实践。
”
文｜张爱珍 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
本文由作者向新则独家供稿
有一天，客户来所找到我，情绪非常激动：“我知道他出轨了，我要求分更多的财产！”她的声音很大，眼中满是愤怒。她一口气说出了丈夫的不忠和自己遭受的伤害，认为通过财产分割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在我们的初步沟通中，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财产问题上。她提到的情感伤害和背叛，让我意识到她的愤怒可能掩盖了更深层次的担忧。我决定从另一个角度切入，询问她关于孩子的情况：“你担心孩子的未来吗？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她沉默了一会儿，眼里露出一丝不安：“我害怕他会失去父亲的关爱，怕他没有安全感。”
经过进一步的沟通，我意识到她的真正关注点并不在财产上，而是在孩子的抚养权上。她希望确保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和陪伴，尤其是父亲在婚姻解体后的角色。
了解到这一点后，我调整了案件的策略，转而专注于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在后续的调解中，我强调了母亲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性，并展示了父亲在陪伴和抚养责任上的不足。最终，我们达成了一项调解协议，客户获得了孩子的主要抚养权，并确保了父亲的探视权。
初见李明时，他情绪激动，焦虑不已。在初步的沟通中，他只提到工资的问题，始终没有提及解雇的背景。然而，在深入了解案件时，我注意到李明的焦虑和不安，似乎不仅仅是因为工资问题。在我温和的询问下，他终于坦言，自己其实并不清楚解雇的具体原因，且从未收到过正式的解雇通知。通过进一步的了解，我意识到，公司的解雇程序可能存在违法之处。
通过细致的调查，我发现李明在被解雇时，根本没有经历合法的解雇程序，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通知和赔偿。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案件的走向。原本李明只想要追回欠薪，但通过调整策略，我决定将案件焦点转向确认解雇行为是否合法，争取更多的赔偿。
案件进入诉讼后，经过庭审，法院认定公司在解雇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并判决公司除了支付李明拖欠的工资外，还需支付违法解除的赔偿金。最终，李明不仅收回了应得的工资，还获得了一笔额外的赔偿，这让他对法律充满了信心。
律师在初次与周先生沟通时，过于专注于遗嘱条款和法律细节，向周先生详细解释了如何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财产分割，并强调了各自的权益。周先生在初始阶段没有提出异议，该律师便认为案件简单，认为周先生只是希望尽快解决财产分配问题。
然而，案件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后，周先生的情绪逐渐变得焦虑且不安。他多次要求推迟分配进程，甚至几乎放弃继承权。律师开始觉得困惑，认为周先生对财产分割的合法性没有问题，且本应高效处理。
直到一次电话沟通中，律师才隐约察觉到周先生话语中的无奈：“这些钱，我不知道能不能接受。我爸妈一直不在了，剩下的这些只会让我想起家庭的不和，早知道我就不想要了。”
原来，周先生的真实困扰并不在于遗产分配的公平与否，而是在于家庭关系的裂痕。他无法接受与兄弟的争执，也难以面对父亲去世后空缺的家庭角色。律师才意识到自己忽视了客户情感的需要。
但此时，案件已经进入僵局。周先生的不满和情绪没有被有效疏导，导致双方的谈判陷入僵持。尽管法律上无可挑剔，最终案件未能顺利解决。
在一起劳动仲裁中，我的客户是一名被解雇的员工，而对方公司坚持认为辞退合法。调解时，我先用简单的话总结客户的贡献，再结合劳动合同指出解雇程序的漏洞。这种既尊重对方又突出法律问题的沟通方式，让公司负责人改变了强硬立场，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调解。
例如在一起商业合同纠纷中，对方试图模糊合同条款以减轻责任。在庭审中，我通过逐一分析合同条款，结合履约记录和财务数据，建立了清晰的因果关系链。最终，法官采纳了我的观点，对方被判赔偿。
- End -
2024年，你过得怎么样？12月18日（周三）晚上20:00-21:00，大鱼聊天室首次开启观众连麦互动，欢迎扫码报名。
近期直播，欢迎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