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研究》2025年第1期语音预告(上)
文摘
财经
2025-01-03 16:00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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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绿色转型效应(李慧、佟孟华、张国建、赵江山)
制度型开放的市场整合效应(考秀梅、谢申祥)
市场统一如何促进企业吸纳就业?(齐鹰飞、管鑫)
省际结对帮扶与乡村振兴:事实、效应与机制(徐明)
人工智能应用如何赋能企业供应链嵌入?(张誉夫、谢建国)
供应链优势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双边溢出效应研究(魏娟、史亚雅、叶文平、顾超成)
数字化采购、供应商合作与企业市场绩效(许江波、武瑛、梁鹏、侯德帅)
出口退税对内销的削减效应(包群、谢幼木、但佳丽)
进口贴息政策的创新效应研究(刘小逸、冯玲、贾东升、袁帆)
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投融资期限匹配(覃家琦、张令昊、马振邦)
银行金融科技能延长企业信贷期限吗?(牛华、连梦瑶、朱莉)
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绿色转型效应(李慧、佟孟华、张国建、赵江山)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的战略部署,这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建设为资源型城市发展数字经济、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索数字经济与示范区政策的协同效应,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促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章基于2007-2021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数字经济赋能示范区城市绿色转型的异质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示范区政策的协同推进显著提升了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绿色技术效率的提升是主要驱动因素。从作用机制来看,数产融合通过缓解资本错配和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两条路径,推动了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赋能示范区城市绿色转型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非线性特征,其影响效果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而呈现差异化表现。
文章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数产融合视角考察了数字经济赋能示范区城市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深化了对数字经济与示范区政策协同效应的理论认知,弥补了现有文献在数产融合双重视角研究方面的不足。第二,揭示了数产融合通过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和绿色技术创新两个渠道影响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为示范区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数产融合发展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第三,在考虑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基础上,系统检验了数字经济赋能示范区城市绿色转型的异质性效应和非线性特征,为政府优化数产融合发展策略、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和经验证据。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而秉持开放理念、坚持开放视野推进市场一体化建设,是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长期以来,国内市场分割严重制约了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成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要障碍。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明确界定地方政府行为边界,有效约束了地方政府设置行政壁垒、干预资本流动和企业进入的行政能力,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破除市场分割、推进市场一体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文章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为政策背景,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深入考察了制度型开放政策对市场整合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显著促进了地区间市场整合。从作用机制来看,该制度通过遏制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优化区域资源配置,促进地区专业化分工,从而推动市场整合进程。异质性分析表明,双边政策协同开放较单边制度开放具有更加显著的市场整合效应;同时,制度型开放有效弱化了地理距离对市场整合的阻碍作用,在空间距离较短、双边信任关系良好以及知识创新结构互补的地区,其市场整合效应更加显著。区域分析显示,负面清单制度有效促进了东部地区内部、中部地区内部以及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市场整合,但对西部地区内部以及中部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市场整合作用有限。
文章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拓展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政策效应评估的研究维度,为负面清单制度的政策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第二,揭示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促进市场整合的双重机制。该制度通过“遏制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和“促进地区专业化分工”两条核心路径实现市场整合,这不仅彰显了其在平衡政府与市场关系、促进良性互动方面的制度优势,更为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市场一体化建设提供了基于政府治理和产业布局视角的政策启示。第三,为制度型开放政策效应的有效发挥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文章从省际空间距离、信任环境和知识结构等非正式制度视角,探讨了制度型开放下市场整合效应的实现条件,深化了对正式制度与市场软环境建设协同重要性的理论认知。
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就业形势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活力的激发,而市场统一作为释放市场活力的关键机制,其作用机制和效果亟待深入研究。
文章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战略目标,针对现有研究微观视角缺失的问题,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扩容为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了市场统一对就业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市场统一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异质性分析显示,市场统一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的就业促进效应更加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市场统一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进入壁垒等途径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促进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新企业进入,最终增加劳动力需求;同时,市场统一还增强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提高了企业对劳动力的吸引力。拓展分析表明,市场统一不仅显著提高了青年就业概率,还有效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
文章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弥补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下微观层面研究的不足,为理解市场统一与就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第二,在研究内容上,不仅考察了市场统一对企业雇佣规模的影响,还深入探讨了其对青年就业、工资水平以及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为市场统一研究提供了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新证据。第三,在实践应用上,研究结论为推广长三角一体化经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这标志着“三农”工作重心已全面转向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其发展短板仍集中体现在欠发达地区。在此背景下,如何依托特色农业促进欠发达地区第一产业发展,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
文章基于2004-2019年县级面板数据,运用连续型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了省际结对帮扶政策对边疆民族地区农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结对帮扶政策显著促进了受援县市的农业发展,为当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其次,从作用机制来看,结对帮扶通过三个维度促进农业发展。在基础生产条件方面,改善了农业生产硬件设施,提升了农业机械化水平;在涉农产业规模化方面,提高了特色农牧产品产量,有效发挥了农业规模效应;在农产品销售信息化方面,完善了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推动了电子商务发展,显著增强了农产品的市场可达性。最后,地区初始经济条件和产业比较优势是影响帮扶效果的关键因素,初始条件较好且特色农牧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县市,其农业扶贫成效更为显著。
文章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丰富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与脱贫攻坚成效评估的研究成果,为相关领域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第二,立足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从欠发达地区产业振兴和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视角,拓展了对口帮扶研究的理论维度。第三,研究结论为脱贫地区探索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了新思路,对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应用如何赋能企业供应链嵌入?(张誉夫、谢建国)
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发展正面临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新形势,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堵链”“断链”风险持续加剧,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培育新质生产力,对赋能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文章基于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与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工业机器人数据,从共享商业关联的网络结构视角构建企业供应链嵌入指标,系统考察了人工智能应用对制造业企业供应链嵌入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应用显著促进了企业供应链网络嵌入。从作用机制来看,人工智能通过降低供应链嵌入成本和提升专业化分工水平两条路径,有效推动了企业融入供应链网络。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不确定性风险的影响下,人工智能的供应链嵌入效应呈现显著差异:从企业特征看,对资源优势较弱、非初创期以及不确定性感知较强的企业作用更加明显;从行业特征看,在竞争程度较高、处于行业链条下游的企业中效果更加突出;从供应链特征看,对地理距离较远、供应链依赖度较高的企业影响更加显著。
文章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共享商业关联的网络结构视角构建供应链嵌入指标,为量化分析企业供应链关系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支持。第二,深入揭示了人工智能应用通过成本控制和专业化分工两种机制影响企业供应链嵌入的作用路径,丰富了人工智能经济效应的理论研究。第三,系统考察了不确定性风险下人工智能供应链嵌入效应的异质性特征,为理解人工智能在复杂环境下的差异化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供应链优势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双边溢出效应研究(魏娟、史亚雅、叶文平、顾超成)
以供应链核心企业为“链主”、上下游企业协同参与的“链式”数字化转型,是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然而,当前企业间数字化转型进程存在显著差异,数字化能力与水平的不均衡严重制约了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效率。在此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核心企业在供应链中的主导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能力提升,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文章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供应链核心企业对主要供应商和客户数字化转型的双边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首先,核心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数字化水平,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促进供应商的数字技术创新和客户的数字资产投资。其次,地理邻近性、共同审计师关系以及高铁开通等情境因素显著增强了溢出效应。当核心企业与主要供应商的地理距离较近、聘用共同审计师,或核心企业所在地开通高铁时,对供应商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类似地,客户所在地高铁开通也强化了核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客户的影响。最后,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的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核心企业的库存管理效率,但对主要供应商或客户经营效率的影响相对有限。
文章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产业链供应链“链主”企业资源优势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将“链主”企业影响的研究拓展至数字化转型领域,丰富了供应链协同理论的内涵。第二,基于生态系统结构观视角,文章系统考察了核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合作伙伴的双边影响机制,为理解企业“链式”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第三,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完善企业数字化转型联合推进机制,以及大型企业引领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和实践指导。
数字化采购、供应商合作与企业市场绩效(许江波、武瑛、梁鹏、侯德帅)
为深入贯彻落实“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数字化赋能作用至关重要。当前,数字技术与供应链管理的深度融合已显现显著成效,其中数字化营销对企业市场绩效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广泛验证。然而,数字化采购对市场绩效的影响机制仍存在理论争议。更重要的是,数字化转型的本质特征在于推动企业从内部管理协同向供应链多主体协同演进。在此背景下,探究数字化采购如何通过强化供应链主体间协同效应来影响企业市场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章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化采购、供应商合作与企业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采购显著提升了企业市场绩效。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化采购通过战略协同、供需协调和融资支持三个维度,深化了与供应商的合作关系,进而促进市场绩效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采购对市场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以及供应链运营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拓展研究发现,数字化采购不仅从“量”的维度提升了市场绩效,还从“效率”维度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从“质”的维度提高了产品质量。
文章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供给与需求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中,为市场绩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补充。第二,提出了企业数字化采购的度量方法,并从市场层面拓展了其经济后果的研究维度,丰富了数字化转型领域的理论体系。第三,从战略协同、供需协调和融资支持三个维度,系统刻画了供应商合作的中介作用,深入揭示了数字化采购影响市场绩效的内在机理,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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