啓蒙之思：任何成功都无法弥补人權的失敗

文摘 2024-11-02 15:10 海南

文：舒生；

任何成功都无法弥补人权的失败

——《阅读重申启蒙》之思

启蒙思想家普遍拒绝传统的信仰。他们对形形色色的传统势力始终抱持一种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对于激进政治运动，更会冷眼批判，作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会像那些无知的狂热信徒一样，轻易被革命的“乌托邦”所魅惑。

但这并不意味着启蒙思想家都是相对论者或虚无主义者，恰恰相反，他们中大多数都是虔诚的信徒。他们的信仰，尽管也受到时代制约，但他们信仰的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宗教，不如说是对人的自我完善的信仰——对人的进步的信仰。

启蒙思想家总是犀利地批判各种传统，但这本身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好战分子，而是因为他们特别深刻地意识到进步于人的独特意义。

启蒙思想家明白，人过去不论如何罪孽深重，都值得奔向一个美好的未来；不论我们过去遭遇怎样非人的桎梏，亦或当下如何笼罩着黑暗，我们总是可以运用我们的理智和热情有所改善。这种进步的理念，适用于全人类，而不是某个国家、地区、种族或某类特别的天才的专属。启蒙思想家信仰进化论，但不是那种野蛮的进步论，他们反对那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反对不人道的优胜劣汰、适者存之之道。

启蒙思想家捍卫的乃是人道的进步主义，它致力于拓展弱者的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此，他们不惜与种种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做持久斗争。令人欣慰的是，这些斗争极大推动了人道进步观的流行普及，并最终推动了人权的发展。人权必然属于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利益的集中体现，这是启蒙进步观理论与实践的必然逻辑。唯物主义者哲学家霍尔巴赫首先道出了这种普遍性：

“野蛮人和文明人，白人、红人、黑人；印第安人和欧洲人，中国人和法国人，黑人和拉普兰人都有同样的天性。他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在共同天性基础上的微小差别，这是由天气、政府、教育、观念以及各种影响他们的原因造成的。”

如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权已经变成全球化的了，这不是因为它服务于那些有权者的利益，而主要是因为它拓展了那些无权者的利益。人权已经通过地方化而变得全球化，将自身扎根于不受西方影响的文化和世界观的土壤中，以便维持普通人针对不公正的状况和压制性的社会实践的斗争。”

启蒙思想家从始至终都捍卫人权，它强调人权的不可让渡性，认为主体性是人之为人的前提。启蒙思想家并不否认传统的价值，它反对的是传统对当下的专制，强者对弱者的压榨和剥削，以及整个不人道的制度。美国的启蒙先驱潘恩说：“从坟墓中进行统治的虚荣和自以为是乃一切暴政中最可笑最傲慢的一种。人对人没有所有权，一代人对下一代人也没有所有权。”这是对人权价值最有力的呐喊。

由于启蒙思想家对人权的高扬，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何会将人权与市场结盟。伏尔泰对英国股票市场的著名描述，形象揭示了这种结盟的必然性：

“试看伦敦的皇家股票交易所，这是一个比许多法庭更神圣的地方。各族代表会聚于此，谋求人类的利益。这里有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交易者，他们都聚在一起，彷佛都信奉同一种宗教，在他们眼中惟有破产者才称得上是异教徒。在这里，长老会信徒信任着再洗礼教徒，传教士则唯教友派会员的意见是从。这个和平自由的聚会解散后，一些人回到犹太教会堂，另一些人则会去举起酒杯。这个人走了，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到一个大浴缸里接受洗礼；那个人则在喃喃的希伯来语祷文中让人给儿子施行割礼。另一些人则回到自己的教堂，在那里戴着帽子，等待天堂的启示。大家都心满意足。”

传统的宗教和政治都扎根于特殊性，它们害怕并阻碍着普遍性的前进。而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却是全人类都需要的。一旦我们在经济中相互拥抱，就会发现政治和宗教上的许多争吵，是多么的可笑。纵然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无法消弭，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和睦相处。纵然纷争无法避免，但剥削、压制以及任何残酷的做法却是可以避免的。经济的普遍性，可以消解宗教或政治带来的特权。

当然，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启蒙思想家是势利之徒，往往正相反，他们大多鄙视物质的享乐。他们之所以拥抱市场，是因为其中蕴含的多元的自由选择。没有这种自由选择，就不会有人权。换言之，市场经济是人权的基础。但人权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而是整个现代文明的核心概念。

任何一种现代文明，不管它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如何强势，只要没有匹配上相应的人权，人权没有得到相应的保障，那么这种文明就不过是“腹中空空”。任何成功都无法弥补人权的失败。而在人权得到捍卫的地方，在人权高扬过一切的地方，也就是文明战胜野蛮的地方。启蒙思想家所谓的进步，主要便是指人权的进步。正是对人权的进步的信仰，激发了启蒙思想家及其精神后裔的斗志。今日对生态的重视，对动物的保护，本质上都是人权的延伸和扩充。

在《进步的未来》一文中，启蒙运动的杰出鼓手孔多塞写道：

“阳光照耀中的所有人都是自由的，他除了自己的理性，不知道任何别的主人：暴君和奴隶，教士和他们愚蠢或者虚伪的器具，都仅仅存在于历史作品和舞台上；我们想到他们时，仅仅感到怜悯他们的受害者和被他们欺骗的人；我们通过思考他们的肆意妄为，令自己保持警惕；我们学会通过理性的力量认识和摧毁暴政和迷信的萌芽，如果说这些东西竟然胆敢在我们当中重新露头的话。”

对我们来说，这个“未来”似乎并没有如期到来，但这并非是启蒙的失败，相反，它说明17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的部分使命已经完成，使得我们沐浴其中已不再那么激动人心。就此而言，我们许多人倒确实是启蒙思想家的不肖子孙，因为他们竟然对这些勇敢先驱的伟大贡献无动于衷。但这也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事，洛克、伏尔泰、康德、歌德这些伟大的启蒙先驱，从未要求我们对他们感恩戴德，他们所期望的，不过是我们都能秉着人道和理性的原则认识自己、完善自己、成为自己。

真正可悲的是，如果我们一边享受着启蒙带来的美好，却视启蒙运动为一项已完成的事业，并且嘲笑那些启蒙的努力，那就真是对启蒙精神的彻底背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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